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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观及其他：走向生态主义

刘兴诗的创作从20世纪60年代理想主义的科普故事，到新时期重科学但难免有政治偏见的考古学科幻，再到后新时期从旧有文化价值观和科幻小说形式的双重束缚中解绑，探索多元化的科幻创作方法，走了一条不断变化发展的道路。显然，在这个发展历程中，创作重心、幻想方式、艺术形式、创作主张的悄然变化，折射出刘兴诗科幻价值观的变化。其中，科学观的嬗变更加值得关注。

所谓科学观，就是人对科学的总体看法，包括科学是什么，它与人类、与社会、与自然的关系等方面的认识。吴岩说：“它可以是个人价值观朝向科学的一部分，也可以是一段时期整个社会对待科学的共识。科学观是一个哲学范畴，其作用却渗透在日常生活和文学作品之中。当科学观发生质的变化时，整个社会都将受到严重影响。作为以科学和科学家活动为相关内容的科幻文学作品，其中的科学观一方面可以被看成社会发展的晴雨表，由此观察社会的变化；另一方面，通过作品中科学观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关系，也可以研判这类作品本身在社会上受读者接受的程度和未来发展。”[8]

从晚清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科学被文化先驱者视为启迪民智、振兴民族与国家的法宝，他们把科幻小说作为社会变革的一项重要的文化实验导入中国，使之一开始就承担了过于沉重的社会责任。在刘兴诗开始创作的20世纪60年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初见成效，但物质生产和人民生活水平还很低，由于历史的局限性，科学被功利地视为促进生产、加快速度实现理想的工具。

1978年，科学的春天到来，伴随改革开放政策，这种乐观主义的科技观再次成为时代主旋律。作为中国培养起来的知识分子，刘兴诗和那个时代大多数科幻作家一样，思想上是高度认同主旋律的，所以他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创作的科幻小说和同时代大多数科幻小说一样，蕴含着实用主义的科技观、科学万能的科学崇拜和人定胜天的乐观主义情绪。

在刘兴诗笔下，科技的力量是令人赞叹的。

在《北方的云》中，科技进步到随心所欲管理天气的程度，北京天气管理局可以根据需要统一安排天气。为了给浑善达克沙漠中央的农业试验站送雨水，他们调动热核蒸发器，蒸发官厅、密云、十三陵水库和渤海湾的海水，一路制造低气压，引导湿润气流到达沙漠中心实施降雨。结果很轻松很写意：“就这样，我们像是坐着直达快车一样，把从渤海湾带来的几百吨雨水，完全浇在试验站田园的土地上。”[7]9但想象这样的场景：“9架热核蒸发器悬在半空发射出无比强大的威力，连同当顶的红日，就像是古代传说里的10个太阳一样把大海烘得直冒热气。没有多久，一片一眼望不到边的云雾就在海面上形成了。”[7] 8为了让试验站那些干坏的庄稼饮个饱，就要耗费如此巨大的能量，效益与消耗不成比例，是不是有点得不偿失呢？更不用说人工影响局部天气，破坏大海及其他水域的生态环境可能对全球生态产生的影响。

在《北方的云》中，大海只是一个予取予求的客体，没有生命，没有别的价值——除了为人服务。这正是基于人类中心主义的实用主义科技观，人在自然面前极端任性，以征服自然为荣，随意改变自然、割裂自然，任意索取、肆意毁坏，将对自然的资本化、客体化视为正当合理，缺乏全局观和长远发展观。

《北方的云》比较极端地表达了刘兴诗这个时期的科技观，其实在《蓝色列车》中也可见端倪。小说中人对自然随意操控，不仅开通海底铁路，还排空海水，在海底牧场饲养奶牛，让它们改变习性吃海草。参观者最后感叹说：“海底，这新的陆地，将会给人类带来多么丰富的礼物！”[9]大自然的一切，包括它所孕育的生命全都是为人所用的，可以按照人的需要被任意改造。

每一时代的科技发展形成这一时代的科技观念，这种科技观念又引导科技的进一步发展并影响到社会意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历史上那种违背自然规律导致反噬的惨痛教训何其多也，这与那个时代科技观的偏颇不无关系。

在刘兴诗1981年出版的《喂，大海：一个水手讲的故事》和1985—1986年发表的《20世纪的来信》中，这种科技万能主义、科技决定论没有发生改变。小说中的水手阿波一路航行，一路用科技点子改造世界。他用珊瑚虫造珊瑚岛，用炸药炸开火山口造火焰岛，用浮岛和荧光板将小黄花鱼群一网打尽。小说开头就说：“别嘲笑阿波啦！一个水手要是没有勇气和幻想，还能做出什么事情来呢？”[10]可是如果没有生态思想的节制，如此放纵地改造自然、掠夺自然，最终会导致什么结果呢？

于是，在《20世纪的来信》中，傲娇的孩子提出了近似无理取闹的任性要求：“21世纪的科学家，您好！海水这样咸，真讨厌！您能把大海变成淡水吗？”[7]59而令人惊讶的是，未来的科学家还真就愿意满足这一荒唐的要求。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科学作为促进发展的工具受到推崇，这个时代的科技观依然是强势地攫取自然、征服自然。这种价值观过分强调人类控制、管理自然环境的权力和能力，强调自然资源的无限性，强调无限制的工业增长。在此价值观的支配下，必然导致对环境资源的过度开发和破坏，从而产生越来越严重的环境问题，直到严重到不得不正视、不得不改变的时候——由于生态平衡日益恶化，环境科学在20世纪90年代备受关注。

生态文学虽然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便问世，但是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才真正兴起。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是中国生态文学的第一个发展阶段，作品主要形式是散文随笔和报告文学。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是第二个发展阶段，生态文学从纪实文学、散文随笔扩展到小说、诗歌、戏剧影视等多种艺术形式，作家队伍也逐渐扩大。就科幻而言，90年代后中国科幻小说才逐步走上了关注科技负效应的生态批判之路，新生代作家的科幻创作开始关注生态危机、生态灾难。

在生态文化的背景下看刘兴诗的创作，其价值观的嬗变就凸显出来了。事实上，对于钟爱童话并创作过动物小说《与狼相处的日子》（2011）的刘兴诗而言，生命伦理、大地伦理、超越人道主义的博爱情怀等生态道德并不是陌生的东西。

1980年他的科学幻想美术片《我的朋友小海豚》就描写了阿波与动物之间超越物种的爱和友情。这部戴铁郎执导的影片获1982年意大利第12届吉福尼国际儿童电影节的最佳荣誉奖——共和国总统银质奖章。在《喂，大海：一个水手讲的故事》中，阿波阻止人们伤害被困在浮岛上的老虎。刘兴诗在《爱的天地：我的动物小说观》中表达了他对屠杀野生动物的愤怒，“人，不能自命为这个星球的唯一的居民，无情虐待和绝灭野生动物”[11]。他呼唤作家把爱、信任、同情带进动物小说中。

《辛伯达太空浪游记》是刘兴诗生态价值观的集中表达，标志着刘兴诗生态科技观的建立，意味着这位固执的老作家的思想视野比同时代大多数作家都先行一步。

因为其中长尾人的一章曾以“新‘诺亚方舟’”为名在1981年发表，或许刘兴诗生态意识觉醒的时间还应提前。在《辛伯达太空浪游记》中，刘兴诗以轻松幽默、妙趣横生的讽刺笔调，讲述辛伯达太空航行，游历七个星球所见的奇闻逸事。其中有嗜猎成性、几乎灭绝所有动物的长尾人；有为了体现身份的“臀木”而砍光树木，用水泥涂抹地面的臀木人；有打着“自由宪法”的旗号公然做黑心买卖、污染环境的毒云人；有以生育为荣，人口膨胀得无处下脚，动辄就被挤出星球的卡里卡里人；有为了一朵花一根草打了300年战争，最后只剩一对男女的单眼人……这些外星人貌似愚蠢可笑的行为，其实是地球上的我们一直在做的事——灭绝野生动物，破坏森林，任意污染环境，浪费资源，无计划繁殖人口，不停地发动愚蠢的战争，因为懒惰而成为自己制造的机器人的奴隶等。刘兴诗用夸张的漫画手法、嬉笑怒骂的讽刺笔调，为人类描绘了一幅幅生态危机的寓言式图景。

在刘兴诗的儿童科幻《天空的逃亡者》（1990）里，绿皮肤的外星人因为污染暂避月球，想移民地球，可地球上也同样是污染和战争，只能继续流浪。在《绿斑》（1998）中，刘兴诗写“我”驾驶飞碟坠毁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跌入时间陷阱，目击了因为在沙漠里种庄稼而导致汉代古城被风沙吞没的情景。

生态意识使刘兴诗的写作扩展了科幻视野，从种族、国家扩展为地球、宇宙。这也体现在童话（包括科学童话）中价值观的变化。以《琥珀珠》（1979）为代表的大公无私、牺牲小我的集体主义道德观隐退，变成了《谢谢您，施耐尔太太》（1997）里守护自然、分享生命的生态价值观的倡导。刘兴诗科幻和童话的生态反思，以更高的尊重、关切和分享，显示了生态科技观和生态美学的艺术魅力。

纵观刘兴诗的创作历程，考察刘兴诗科幻中科技观的变化，这位科幻老前辈的探索精神令人深深折服。他背负传统、背负社会责任，却依然以坚持不懈的努力跨越科幻发展的三个时代。从科普故事到重科学的考古学科幻，再到轻松幽默的讽刺科幻，甚至纯娱乐性的幻想；从家国自守之民族性，到关注地球独木舟之宏大视野；始终坚持贴近现实，但又另辟蹊径，渐得自由。他不仅为中国科幻贡献了独具风格的作品，尤其在儿童科幻方面成果卓著，而且以生态批判的前瞻性视角，引领中国科幻走向生态科技观的嬗变。他的创作，体现了当代中国科幻发展各阶段的特点，也体现了科幻价值观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