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导读：

男主人公少年时因为失手放走了宋委员儿子李小兵的鸽子，遭受了长期的凌辱，造成了严重的心灵创伤。多年后，每当入睡，这种创伤便变作噩梦如期而至，他无意中的拼命反抗，将深爱的女友楚楚折磨得遍体鳞伤。心生愧疚的他选择放弃女友，楚楚最后远嫁挪威。阴差阳错的是，当年欺侮过他的李小兵已中风半身不遂，因胆囊炎发作被送到了他的手术刀下……

1

回到昆明的时候，天空正下着雨，机窗外一片暗淡。中午时分，细雨密织，均匀而有序地滴落在机场的水泥跑道上。远方的天地间，混沌，视野尽头缺乏必要的过渡，建筑物轮廓模糊，铁灰色，这幕布上的水渍，沉重的阴影正在被溶解。导航车闪着警灯，在雨幕中无声穿行，像一只小小的甲虫。此时，果儿也许正在乌蒙山里穿行，它的身后，是从北方席卷而来的寒流。在去泸州之前，我们都注意过气象预报，但没有人意识到，那一年的第一场寒流会来得如此迅速。当飞机越过西凉山的上空，机身下，高海拔的山头已经被积雪覆盖，现在，我只有祈祷果儿能够在回途中，加入候鸟的行列，藏身于巨大的雁阵，隐忍、低调，以躲过沿途鹞鹰和猎隼的捕杀。

2000年12月25日上午，我和昆明十多个养信鸽的朋友，在四川泸州放飞了一批信鸽，为了纪念护国运动85周年。12月的泸州，灰蒙蒙的天幕下，江水无声流淌，城市形销骨立，让人感觉有些冷凉和忧伤。长江边的河滩上，大小不一的鹅卵石铺陈到水边，光滑、圆润，偶尔有黑色的昆虫飞来，藏身于相互混淆的石头中间。其实那个时候，我就隐约有不好的预感，可又心怀侥幸。抬起头来，我看到河堤上，悬垂的布标系在两根竹竿之间，上面张贴的大字有的清晰，有的因布标扭曲而变形。

鸽笼整齐地摆在地上，金属的、木条的、竹编的。信鸽被掬在各人手中，等待放飞的号令。这一天的果儿有些奇怪，当我把它从鸽笼里拿出来时，它就一直挣扎。蹬腿，扭动着翅膀，不安分，头前伸后缩，幅度很大，直到我把它颠倒过来，让它的头迎向我，果儿才安静下来。

鸽子的脸上没有皮肤，只有羽毛、角质覆盖的鼻瘤、坚硬的喙和镶嵌于头部左右两侧的眼睛，看不出它的表情。来泸州之前，果儿鼻子上的硬壳脱落，露出肉红色的鼻瘤。它的双耳外毛纵起，如同一丛茂盛的植物，将它的耳洞遮掩得严严实实。我发现，当果儿转过来面向我之后，它后脑上的羽毛突然耸起来，看上去像是戴了一个前低后高的无檐帽，这让我有些意外。

竞翔之前，果儿安静地窝在我的手中，我能感受到它的体温，以及它小心脏微弱的跳动，仿佛柔和的鼓点。这体温和鼓点通过果儿腹部的羽毛传递过来，纤细，真切。主持人是一个穿着黑色毛呢大衣的胖子，头戴一顶黑毡帽，围着一条灰色的围巾，看上去像一只肥硕的狗熊，正念着手中的稿子，流利的四川话随着江风传来，带着浓烈的辣椒和花椒味。我们一排人手捧信鸽站在江边，神情肃穆，感觉像是正在聆听队长号令的行刑队。当主持人吆喝一声，发出放鸽命令，几十只鸽子突然“噗噗噗”飞了起来，羽翅拍打空气的声音格外杂乱。我手中的果儿没有一点起飞的迹象，仍然淡定地卧在我的双掌间，歪了歪头，望着我。事后，我曾回忆起果儿当时的表现，也许它当时就意识到，此次的放飞，于我们，便是永别。

2

为了迎接果儿的归来，放飞的那天上午，当果儿的身影在灰蒙蒙的天空消失以后，我立即打车直奔泸州蓝田机场，买了最近的一个航班赶回昆明。鸽舍必须得认真清扫，还得撒上除臭剂，让果儿的闺房变得清新宜人。我在鸽笼里圆形青花瓷盅里换了干净的矿泉水，在长条形的松木食槽里，放上果儿最喜欢的高粱和红米。数百公里的飞行，果儿到家的时候一定是精疲力竭，需要补充能量。做这一切的时候，昆明的天空令人揪心地下着雨。我很后悔，早知道气候会变得如此恶劣，我就不会带果儿到泸州去放飞。我错了。

整个下午，我一直心神不宁，除了打扫鸽舍外，我无法专注做任何事情，隔不了几分钟，我就会跑到阳台，看果儿是否会出现在它的鸽舍里。有几次，我甚至出现了幻听，我听到了熟悉的鸽哨声由远及近传来，天空中美妙的滑音，带给人一种渗透进骨头里的欣喜，可当我奔到阳台，果儿的鸽舍仍旧空空荡荡。黑夜降临的时候，我看着窗外茫茫天宇，意识到，果儿再也不会回来了。

果儿的失飞让我失魂落魄。当天夜里，我又一次梦到了那些昆虫。它们长着绿豆一样大的身体，八根细长的脚，与身子不成比例。我看见它们从远处爬行过来，感觉是在用几根发丝支撑着舞蹈，等它们爬进我的大脑，开始吞噬我的脑髓时，密集的昆虫，收敛的螯紧贴在圆形的脸部，这让它们在进食时，仿佛是得手的窃贼，躲在阴暗处，小心谨慎，面带笑意地清点手里的钞票。不幸的是，我还能在睡梦中，清晰地看见那些昆虫的表情。

欧阳医生对我说过，从来没有人能做两个完全相同的梦。他是位心理医生，我找他看过失眠症。在一次催眠之后，我把几十年来如影随形的噩梦告诉了他，但欧阳医生认为是我的幻觉，或者梦魇。催眠之后我说些什么，我完全没有了印象。但欧阳医生说，当年，李小兵的欺凌，给我留下的阴影太重了。作为治疗的手段之一，欧阳医生通过催眠，试图改变我的记忆，他让我相信自己在年轻时，曾经无数次地痛打过李小兵。

我觉得，如果我重复的梦魇与李小兵有关，那么睡梦中钻进我大脑吞噬脑髓的，不应该是那种绿豆大的昆虫，而应该是蜈蚣。

李小兵脸上有条伤疤，从右边嘴角延伸到下颌，据说是在一次打斗时，被人用菜刀劈留下的。蹩脚的外科医生，医术过于粗糙，在缝合伤口时心不在焉，拆线后留下了明显的针脚，这让李小兵脸上的疤痕，看上去像是一条正上爬进他嘴里的蜈蚣。

幸亏梦见的不是蜈蚣。红头蜈蚣，身背绿黑色的铠甲，冰冷，阴暗，像一个秘密行动的执行者。想想上百条这种阴魂一样的昆虫扭动着身体，在我的大脑里吞食我的脑髓，哪怕只是设想一下，也令我不寒而栗。

3

果儿是只昆明瘤鼻鸽，楚楚送的。我曾经对她讲述过，童年时，有一只鸽子飞到我身边，帮我解除了劫难。她也许是希望送给我的这只鸽子，会再次给我带来奇迹。楚楚后来嫁到了挪威。我们在一起时，当她听说李小兵对我的欺凌之后，便像个小母亲一样，把我的头揽过去，善良的姑娘，用食指，轻轻抚摸我额头上那些看不见的伤痕，又用温润的嘴唇，贴在假想的伤痕上面。

我从来没有想到会与楚楚分手。那一天，我把租住的房子换了锁，请了工休假，到外地旅游。我给楚楚留了一封信，告诉她我喜欢上了别人。男人都是喜新厌旧的，移情别恋很正常。为了让楚楚死心，我后来甚至不惜糟蹋自己的名声，公开带着医院一位对我有好感的护士，出入各种场合，像热恋中的情侣一样。

最终还是得直接面对。两个月后的一天，楚楚约我到“火车南站”餐厅晚餐，她希望我们的感情有个正式了结。残存的法式建筑，过去是滇越铁路公司驻昆办事处，黄色的墙体、弧形的门头和窗楣、巨大的阳台以及上面依次撑开的遮阳伞。我和楚楚坐在二楼的窗户边。落座后我才吃惊地发现，这个位子是我第一次约她到这儿来吃饭时的位子，木质的桌子厚实沉稳，上面铺着蓝底白花的扎染，相对而放的两只凳子是铁铸的，上面放有铁灰色的坐垫和靠垫。我猜测楚楚特意早来，餐厅里除了服务员外，还没有前来就餐的客人，她可以随心所欲选择座位。

清冽的阳光从天空漏下，楚楚的身子藏在墙体遮挡的阴影里。她的两只眼睛泛红，圆圆的，兔子般的眼睛，无辜、温顺而又茫然。她告诉我，她已经厌倦了这座城市。说这话的时候，楚楚把头转过去望着窗外。夏天，窗外院子里的植物疯长，有白桫椤、云南苏铁、香子含笑，还一棵叶片巨大的芭蕉树。

最后的晚餐，我与楚楚吃得无比沉闷。那天，楚楚提了个要求，她想与我再住一个晚上。从餐馆出来，天已经黑了，我搂着楚楚的肩膀，能够感觉到皮肤下滑动的骨头。我能明显地感到，楚楚瘦了。

当天晚上的性爱疯狂又绝望。贪婪的小母兽，敲骨吸髓，让人欲罢不能，像是想用这种方式，把我的灵魂收入她的腹中。事后，她像一只乖巧的兔子，缩在我的怀里，可是我怎么也不敢入睡，我担心在梦中，我会再度把她当成李小兵，痛殴一顿。我就这样假寐到天明。

一大早我去医院上班，中午的时候我抽空回来，楚楚已经走掉了。她也许在我刚离开就起了床，除了床单和被褥，她把我所有的脏衣裤都洗了，屋子也收拾得干干净净。最让我意外的，是她像变魔术一样，在我的餐桌上放了一只鸽笼，里面有一只雏鸽。楚楚，楚楚，我叫了两声，没有回应。我在餐桌旁的凳子上坐了一会，来到了卧室，把身体埋在被褥下面，试图想触摸到楚楚留下的一丝体温。棉质的被褥，有一股若隐若现的熟悉气味，稀薄得像幻觉，想着楚楚温润的身体，此后可能会被其他的男人拥抱，我就忍不住抽泣起来。

我把楚楚送我的鸽子取名叫果儿，这是我对楚楚的昵称。果儿是纯粹的中国种，有点子鸽的血统，还有上海远程鸽的基因，杂交品种，在讲究血统和出身的信鸽圈里，并不被认可。但我没有料到，成鸽以后的果儿，毛色洁白，脖颈修长，羽翅光滑，抚摸上去有丝绸的柔滑质地，是鸽子中少见的美少女。曾经，她用了一天一夜从南京飞回昆明。

直到今天，与楚楚在一起的那几年，依旧是我一生中最快乐和满足的日子。是天性，或是幼儿师范教师的职业，让楚楚的性格温顺、柔软、懂事，作为一个备受欺凌的人，我也许在一个柔弱的姑娘面前，才敢暴露出我残忍的一面。这让我特别看不起自己。

4

与楚楚分手后不久，我分到了单位的房改房，位置在市中心的家属区，院子很小，却有一棵高大的银杏树。入夜以后，如果我不拉上窗帘，就能够看见周边楼房晚睡的灯光，朦胧地照在那棵大树的叶片上。扇形的叶片，光滑、经络均匀散开，看上去有如密集悬垂于树枝上的蝴蝶，一动不动，假死一般沉睡。果儿飞失的那天夜里，我毫无睡意，只能眼睁睁看着叶片上的光一点点褪去，直至那棵银杏树完全陷于夜晚的黑暗中。上帝终于关掉了最后一盏灯，屋子外面史前一般的静谧，只听见一个失眠者或轻或重的鼻息，像河流中大小不一的鹅卵石，被时间的水流覆盖。

噩梦、与楚楚分手、果儿飞失，这些事情让我原本就薄得透明的睡眠千疮百孔。许多夜晚，我只有借助红酒的劲儿，才能稍微入睡一会。作为一名医生，我知道自己不能再吃安眠药了。从十来岁起，我就患上严重的失眠症，这一生我吃过的安眠药，集中起来吃的话，可以让我死几十次。还是红酒好。酒意上头，我会短暂忘却一切。

但是，即使是喝了红酒，我也会在午夜后醒来，此后就再难入睡。每当夜幕降临，我就忧心忡忡。我仿佛是一个即将被夜晚施刑的罪人，我既渴望睡眠，又害怕睡眠。上床之前睡意沉重，可一躺平，大脑立即处于混沌中的清醒。我由此变得焦躁，会把两个枕头撤掉一个，再撤掉一个，让头平躺在床上。片刻之后，我又会从床的这一头搬到那一头。失眠让人苦不堪言，有时，为了惩罚自己，我甚至抱着被子，在客厅里走过来走过去。

是命定，还是巧合？果儿失飞的那一天，当我从泸州回到昆明，楚楚恰巧跟着她新婚的丈夫去了挪威，我们在昆明巫家坝机场擦肩而过，她得从这里先飞到北京，再从北京飞到奥斯陆。我后来查过航班，地图西北角的那个国家人口太少，从北京抵达奥斯陆的航班都得转机，这样楚楚在空中的飞行时间接近二十个小时，比果儿从泸州飞回昆明的时间还要长。

从此远了。率先竣工的昆明南二环高架桥凌空蹈虚，在城市的空中浮游。每一次，当我乘坐汽车穿过南二环赶往巫家坝机场时，我都会想起楚楚来。曾经肌肤相亲的人，从这座城市离开以后，她在地球的那一端如何生活，她的夜晚和白天，她的欢乐及无助，我都再也触摸不到了。

5

顶、抱、担、提、挎、缠，身随拳动，当我的拳头落在李小兵身上时，我能感觉身体里的力量释放之后获得的满足。移动的沙袋已经瘫软，但我并不准备住手，顶肘左右翻，抱肘顺步赶，我的每一招都充满复仇的杀机。李小兵跪倒在地，小声地哭了起来，我没有想到一个欺凌我的人，会哭出声音，这让我有些发蒙。

……耳畔传来女子嘤嘤的哭泣声，怎么会是楚楚？我努力睁开眼睛，头顶瓦斯灯黄色的光晕慢慢洇开，梦里的打斗紧张而又兴奋，我精疲力竭，仿佛有谁刚把我的骨头，一根根从身体里抽走。我挣扎着转过身去，抱住了发抖的楚楚。“怎么啦？楚楚！”

清晨，当我从洗漱间里的镜子中看到楚楚的时候，我的心猛地一沉。镜子中，她正眯缝着眼，查看眼眶下面青紫的伤痕。平常素面朝天的她，这会儿像一个老到而有耐心的裱糊匠，正在用一把小毛刷，小心地把粉均匀地涂抹在患处。她看上去很投入、专注，脸上一点也看不出受到暴力袭击后的忧伤。幼儿师范学校的老师，用一支粉笔，完成了只有化妆师才能抵达的魔术效果。她没有意识到，我在她身后借着一面墙的掩护，偷偷地观察她的脸。

其实，这不是我第一次在梦里实施暴力。我想起了在朱城生活的时候，那时我只有十来岁，有一天晚上，我突然在睡梦中听到妹妹的哭声，声音响亮，像一些突然被惊起翻飞的蝙蝠，刺耳、杂乱。醒来之后，听到妹妹向我母亲控诉，说我一脚脚踢她，直到把她踢到了床下。我向母亲解释说，我踢的是李小兵，愤怒的母亲突然从床上捡起谷秸绑扎成的扫帚，劈头盖脸地打在我身上。我痛得从床上跳了起来，母亲的手扬在空中，没有忍心再打下来，她看到了我睡的床上，有一摊尿渍。

母亲把妹妹安顿睡在她的床上，回过身来，把我的被子、床单和垫絮抱出了卧室。我只有横躺在床头度过长夜，身下是坚硬的床板，我把脸贴在上面，闻到了木头的朽味。第二天起床，我发现床单和被子晾在后院里的铁丝上，而堂屋里的地炉上面，罩着一个竹制的鸡笼，我的垫絮正放在上面烘烤。

为了防止我再尿床，母亲后来在我的垫单下面放上了一块油布，黄色的油布，纤维粗壮，用桐油处理过，防渗漏，在四十年前的长途货车上常常能见到。从那天起的很长一段时间，我重新像婴儿一样，变得需要母亲照顾。夜晚昏暗的电灯下，她用父亲破旧的裤子、妹妹不能再穿的婴儿服、我因长高之后淘汰的衣裤缝制尿片。家里时常停电，她就坐在煤油灯下缝制，安静的脸上，眉头轻皱，偶有微风灌进屋内，灯影就会在她脸上轻微晃动。

很快，母亲就发现，我会在睡梦中小声啼哭。她想尽了办法，不见效果，只好求救于道师。道师给了母亲许多符章，是一些红色、黄色和绿色的彩纸，上面用木刻印上了几句话：天黄黄，地黄黄，我家有位夜哭郎，行人念过一百遍，一觉睡到大天亮。

夜里，在我与妹妹睡着之后，母亲会偷偷出门，带着从纸盒厂拿来的糨糊，把那些符章，连夜贴在朱城一些不易被人撕掉的角落。每一座城市，清晨的行人，除了行迹匆匆的旅客，就是早起上学的孩子。南来北往的旅客见多识广，不会有人对突然出现的彩色张贴感兴趣。但孩子就不同了，他们会对出现在电杆、土墙和树干上的彩纸感到好奇，不少孩子会凑上去，照着上面的文字读上一遍，这才悻悻地离开。

道师的法术并不灵验。母亲说，我每次尿床，其实都有迹象。我会在梦中小声哭泣、哀告，有时还会发出凄厉的惨叫，有时又是愤怒的呐喊。“你怎么啦？”她忧心忡忡问我，“睡觉的时候怎么老是喊打喊杀？”

6

我与妹妹跟随母亲到朱城生活是1974年。那一年，我们家遭遇变故，父亲被下放到席草田监视劳动，母亲被开除工作，她只好带着一双儿女，来到离席草田几十公里远的朱城。此前，这座高原小城与我们家没有一丝关系，纯粹就是它离席草田农场近，方便母亲抽空去看望在那儿劳动的父亲。

房子是提前租好的。空旷的院子荒芜、诡异，但便宜。数十年历史的老房子，散发着一股陈腐的气息，不知道之前是什么人居住在里面，但我从住进那个院子的第一天起，就觉得鬼气森森。母亲是在租住进去以后，才在街坊的窃窃私语里，得知租下的是一座凶宅。

朱城是一座有着数百年历史的古城，瓦屋、木制墙壁，石板镶嵌的街道泛着青光。有一段时间，每到夜里，母亲就会听到有人在舂米，木制的捣杵砸在石臼里，发出沉闷的回响。问题是，当你侧耳倾听，却难以判断声音来自何方。街坊里的人都说，那声音就来自我们住的院子，仿佛到了夜里，就有一些看不见的人，在此开始热闹的生活，能听见开门关门的声音，而那舂米的捣杵声，则延续了半年，因此每到天黑，母亲都会把通向后院的门锁上。

母亲刚到朱城时，四处寻找学校，问需不需要代课老师。短短的几个月，她换了几个学校，没挣到钱，唯一的好处是让我进了学校读书。那时我就知道，交完院子的租金以后，母亲身上的钱已经所剩无几。坐吃山空不行，当她听说街道办的纸盒厂，原来的保管员脑溢血死掉了，就用家里仅有的几元钱，买了两封绿豆糕，带着我去找居委会的宋委员求情。月薪十八块的岗位，辛苦、耗时，当地没有什么人愿意去做。

前进街的大人物，住在几十米开外的王家大院。老地主的旧居，方形的院子，几幢房子围成南方常见的“一颗印”建筑，宋委员家住在靠北那幢房子的三楼，得沿着木制的楼梯往上爬，每上一级台阶，楼板就会发出叽嘎叽嘎的呻吟。到了顶楼，还得穿过一个十多米长的过道。过道的防护栏上，有一个用松木制作的鸽笼，十多只鸽子，在里面咕噜咕噜叫唤着。

此前，我曾经坐在屋后的天井里，看这群鸽子从天空盘旋而过。一只、两只、三只……我数了几遍才数清，一共十五只鸽子。

母亲要与宋委员谈事情，便把我留在了屋外的过道里。当时，宋委员的儿子李小兵在过道上伺候他的鸽子，他大我四五岁，穿着一件草绿色的军衣，同样草绿色的军帽，里面用一圈纸板做成帽箍，戴在头上轮廓分明，感觉相当地帅。见我站在他的身边，李小兵从鸽笼里拿出的鸽子递了一只给我。灰色的鸽子，眼皮紧箍着眼球，圆圆的瞳孔里，是发黄的眼砂。在此之前，我只看见有鸽子在屋顶盘旋而过，但我从来没有触摸过鸽子。因此，当李小兵把鸽子递给我的时候，我不知道该用多大的力，才能捧住手中的大鸟。但我几乎在第一次触摸到鸽子的时候，就喜欢上了它，我能够感觉到鸽子的体温，它柔滑的羽翅和温和的表情。但让我措手不及的是，看上去温顺的鸽子，竟会突然挣扎，从我的手中挣脱，拍打着翅膀，飞到了对面的屋顶上。

我不知道如何是好，回过头来望着李小兵，而他只是冷冷地说：“你把我的鸽子放飞了！”

“你要还一只给我！”他对我说。

“你养的鸽子，飞了，应该还会飞回来！”我怯怯地说。

“你放飞的那只是老子新买的，还不认识家呢，你这一放就飞丢了！”李小兵恶狠狠地说，“你以后每天放学要先到我这儿来，让我弹五十下脑门，直到你还上我的鸽子！”

就这样，我每天下午放学后，都会来到李小兵家外面的走廊，站在他的鸽笼旁边等他。李小兵会让我稍息、立正，命令我像树桩一样站得笔直。每一次，当李小兵绷紧手指，用力把食指弹在我额头上时，他都不允许我眨眼睛。

“不要给老子眨眼睛听到没有？”李小兵的样子很凶，“只要眨眼，刚才弹的脑门都不算！”

所以，我只能眼睁睁看着他的食指一次次弹过来。有时候，他会延缓时间，改变节奏，食指在我的眉心间打着转，往往是在我的眼皮发酸，快支撑不住的时候，他才突然弹过来，让人防不胜防。

我就这样牢牢记住了李小兵的脸。至今，我都能记得李小兵的嘴唇厚而鲁莽，口里是一撮快要爆炸的锯齿，错进错出。他的脸上，有一条粉红色的疤痕，从右边嘴角一直延伸到下巴上，看上去，就像是有一条活着的蜈蚣爬进李小兵张开的嘴里，却被他用锯齿死死地咬住。

7

每天清晨，我都会早早去上学。朱城地处高原，即使是夏天，早晨也会让人感到薄薄的凉意。天还没完全亮，间隔过远的路灯，彼此的光晕难以交集。我之所以早起，并不是要赶去学校，而是要赶在早晨大街清扫之前，看看地上有没有被人丢弃的牙膏皮。铅做的外壳，里面的牙膏用完以后，可以作为废品回收。大的中华牙膏皮，拿到废品收购站，一个可以卖二分钱，而个头小的白玉牙膏，只能卖到一分。王家大院后面，有一条细长的檐沟，钻进去，里面散发出一股呛人的霉味。住在一楼的人家，几乎从来不打开窗户，而二楼和三楼的人家，则把这条檐沟当成了随心所欲的垃圾场。我曾在里面捡到一只牙膏皮，外面覆盖着泥土，当我用木棍把泥土刮干净，发现是中华牌牙膏。上海牙膏厂生产的牙膏，几十年前风行一时，铅皮上面镀了层黄色的漆。走完三十多米长的檐沟，再也没有其他收获，檐沟上密布着蜘蛛网，灰黑色的蜘蛛不知道躲在什么地方。傍晚时分，天光开始暗淡下来，能听见街上有人呼喊自己家孩子回去吃饭的声音。

当然，每天早上去上学的时候，我也会留意路上有没有被人丢弃的桃核和杏核。如果发现了，路边就找一块石头，把坚硬的壳砸碎，取出里面的桃仁和杏仁，小心藏进书包里。我听说了，砸出来的桃仁杏仁，晒干以后，收购站也收，只是不知道多少钱一斤。至于纸烟盒，虽然收购站不收，但当时的少年大多喜欢收集，并且可以私下作为货币流通，最值钱的是中华和云烟，五分钱一张，但几乎见不到，其稀少程度，相当于今天80版的猴票。许多年以后，每当有人与我聊起香烟品牌，他们会奇怪，我从不吸烟，却知道“劲松”“团结”“翡翠”“芙蓉”“大前门”这些老牌香烟，这让那些资深烟客感到非常困惑。

朱城的城中心，有一个鸽子市场，当地人叫草市。历史悠久的老城，总是会隐藏着一批玩家。草市上有信鸽卖，也有肉鸽卖。肉鸽五毛钱一只，信鸽的价格太贵了，贵得根本无法想象。可即便是五毛钱一只的肉鸽，我捡了两个月的牙膏皮和桃仁杏仁，也没能买得起。

不过，承蒙宋委员的恩准，我母亲如愿以偿，去纸盒厂当了保管。七岁的妹妹跟着她，整天坐在堆满报纸和旧书的仓库里，无所事事地在里面翻看连环画。

通常，母亲回家比较晚，她得等所有工人走了以后，锁好纸盒厂的大门，才能回家。每天傍晚，从李小兵家出来，我都会坐在门槛上，眺望着街头，等待着她和妹妹。那些年，天好像黑得早一些，六点半的时候，街口渐渐模糊的电线杆上，高音喇叭会传来国际歌的乐曲。那是许多人的时钟，只要听到这首曲子响起，就意味着黄昏、归家、暮色降临。

我后来发现，李小兵喜欢在天黑前放鸽子。有一天，当我抬头清点那些从天空中飞过的鸽子时，我吃惊地发现，鸽群仍然有十五只。这个发现让我既激动又气愤，我跑到了李小兵家，告诉他我的发现，李小兵却对着我破口大骂：

“那是老子重新花钱买来的！你敢诬蔑老子！”李小兵对我说。

话刚说完，一记耳光搧在我的左脸上，清脆的响声还没完全消失，第二记耳光随即而至，我的右脸也肿了起来，感觉像是浸泡在滚烫的水里，这时李小兵飞起一腿踢在我的肚子上，我的身体瞬间被抽空，内脏扭结在一起，我吸不进半口气，弯着腰，就像是肚子里钻进了一只锋利的刀子，我听见自己脚步踉跄的声音，也听到了自己摔倒在楼道里发出的闷响。

但是，更让人羞耻的是，李小兵走过来，提着我的两只裤脚，把裤子从我身上褪下来，挽成一团，丢到下面的天井里。我光着屁股，跌跌撞撞从楼上下来，到天井里拾起裤子，边跑，边穿。害怕，羞耻，只想早一分钟逃离王家大院。身后的楼上，李小兵扔了一句话砸下来：从明天起，每天弹一百个脑门！

（短篇节选）

选自《大家》2018年第4期

《长江文艺·好小说》2018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