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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兴诗，1931年5月8日生于武汉，除了作为地质学、史前考古学、果树古生态环境学等领域的专家、学者成果丰硕，还创作了大量的童话、科幻小说、科学诗、传奇小说、剧本、知识小品等，堪称著作等身。从1961年发表第一篇科幻小说《地下水电站》开始，他与科幻结下了不解之缘，其科幻创作跨越半个多世纪，是名副其实的“中国第一次科幻小说高潮的老兵”“第二次科幻小说高潮的领军人物”之一、“第三次科幻小说高潮的支持者”。[1]300

与20世纪90年代以后第三次科幻小说高潮中出现的王晋康、刘慈欣、何夕、韩松以及更年轻的一代科幻作家的创作相比，刘兴诗的科幻小说带着鲜明的时代印记（所谓“科普式的科幻小说”）。同时，他也是一位与时俱进、勇于突破自我、尝试新路的老顽童式的探索者。

一路行来，他早已走出了20世纪60年代早期科幻创作的科普化倾向，突破了代表作《美洲来的哥伦布》（1979）所代表的重科学流派的考证癖，冲进了荒诞象征[《辛伯达太空浪游记》（1989）]、讽刺幽默[《王先生传奇》（1998）、《胖子老袁和机器人方方的故事》（2001）]，乃至灵异玄幻[《“三六九”狂想曲》（2000）、《童恩正归来》（2006）]的游乐园。

因此，检视刘兴诗各个阶段的科幻小说，佐以他那些引发争议的创作主张，应当可以整理出刘兴诗科幻的发展轨迹及其科幻价值观的嬗变，其中科技观的嬗变更值得关注。如果将他的创作还原在所处的时代背景上，对照中国科幻发展历程中的各阶段特点分析，或许可以管窥当代中国科幻价值观的嬗变。

这种考量的思路基于以下假设：作家离不开他所处的时代，单个作家的创作与同一时代文化价值观（意识形态）、强势话语和创作潮流密切相关。当然，这并非否定创作个体的特殊性和独创性，作家的禀赋、性格、家庭、学养、阅历、处境等个人因素的独特性，造成个与类之间若即若离的关系，作家的话语形态与宏观现实通过多种话语的嫁接、取舍、对立、协商等具体方式进行互动，并不是简单的决定、同构或对立关系。

但是，就本文论述对象刘兴诗而言，这种关系更多地表现为个与类的相互呼应，但在一些方面，他的创作又是领先于时代的。他的科幻小说以特有的固执而笨拙的话语形态，悄然完成了文化价值观方面的转变，在科技观方面，他的转变显然远远早于同时代的其他作家。因此，以刘兴诗为典型，从他的创作看当代中国科幻价值观的嬗变是一条切实可行的思路。

创作历程：跨时代的探索

刘兴诗的科幻创作历程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创作早期，即20世纪60年代前半期，是其初涉科幻的试水期。

1961年刘兴诗发表了科幻处女作，此后基本每年一篇，为中国科幻第一次高潮贡献了五个短篇：《地下水电站》（1961）、《北方的云》（1962）、《乡村医生》《蓝色列车》（1963）、《游牧城》（1964）。

在“向科学进军”（1956）的口号下，科幻借势发展，出现了一个小小的高潮。当时科幻被管理部门归口在“少儿”和“科普”领域，科幻作家少得可怜，为了发展科幻，编辑不得不亲自操刀（如郑文光、饶忠华），于是刘兴诗就被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几位编辑“抓壮丁”抓进科幻圈子，一干几十年，从“雇佣兵”变成了“胡子兵”。

这个时期，刘兴诗的科幻充分体现了十七年科幻小说的中国特色，都属于技术型科幻小说模式，以技术发明为核心，科技幻想大都集中于直接满足生存需要的工业、农业、畜牧业等生产领域和衣食住行等民生领域。

小说中的地下瀑布水电站、天气管理、医用机器人和远程辅助医疗网、海底铁道、活动房屋等技术幻想都植根于工农业生产与现实生活，是很有可能在近未来实现的科学幻想。这些小说篇幅短小、情节单一，人物简单，如同单纯的技术发明展示或技术设想的可行性报告。作为刘兴诗早期之作，其艺术表现难免稚拙。刘兴诗自谦说：“其实，这并不是真正的小说。只不过先想出一个科学设想，再披上一件故事外衣罢了。颇有一丁点儿专治‘科学知识贫乏病’的糖衣药片的意味。这就是那个时候的科幻小说的特点，严格定位在‘儿童加科普’的位置上，我也不例外。”[2]

但是，这些有关未来社会的现代性想象是颇具代表性的，和同一时期鲁克、肖建亨、郑文光、迟叔昌、郭以实等人的科幻小说一样，富有时代气息和本土特色，“具体到文本中主要表现为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社会主义的政治气息、爱国主义的情绪、对科技力量的无限赞美”[3]92。这固然是旧有文化价值观教育的结果，也是中国现代化建设初期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对社会、对世界、对未来的真实感受。

第二个阶段是创作中期，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这是刘兴诗科幻创作的井喷期，他最重要的作品都是在这个阶段创作的。

新时期伊始，刘兴诗就以《陨落的生命微尘》（1978）、《海眼》（1979）、《美洲来的哥伦布》（1979）、《扶桑木下的脚印》（1980）、《死城的传说》（1980）、《喂，大海：一个水手讲的故事》（1981）、《雪尘》（1981）、《逝波》（1982）等佳作，成为中国科幻第二次高潮名副其实的领军人物之一。当时发表的作品有一些其实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构思完成的，比如《海眼》《死城的传说》《逝波》等。

1983年第二次科幻高潮悲怆落幕之后，刘兴诗坚守科幻阵地，只是将重心向儿童读者倾斜，发表了《美梦公司的礼物》（1984）、《绿茵场上的挑战者》（1984）、《20世纪的来信》（1985—1986）、《失踪的航线》（1985）、《绿门》（1986）等作品。

这个阶段的作品依然是贴近生活的，近距离展望未来的，但已经不再是科普故事的简单格局，在科幻小说艺术性的探索方面取得长足进展。

《陨落的生命微尘》写两代科学家跨越两个42年寻找陨石里的外星植物，构思新颖，立意高远。即便是《海眼》《死城的传说》《喂，大海：一个水手讲的故事》《20世纪的来信》之类延续技术型科幻的作品，除了详细描述技术发明的过程和原理外，也增强了人物形象塑造、环境描写和情节的丰富性、趣味性。更重要的是，以《美洲来的哥伦布》为代表，刘兴诗发现了自己独特的科幻创作领域：考古。这个新发现使他所拥有的地质、考古、古生态环境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在科幻小说中大放异彩，织就了刘兴诗科幻小说最具科学质感的华美篇章。因此，《美洲来的哥伦布》被饶忠华誉为“中国科幻小说重科学流派的代表作”[1]304。

在刘兴诗的考古学科幻小说中，《美洲来的哥伦布》《扶桑木下的脚印》《失踪的航线》都是航海题材。《美洲来的哥伦布》以主人公亲历亲为的航海实验，验证了古代印第安人到过欧洲、古代中国人到过美洲的考古假说。这种判决性实验对相互对立的两个假说或理论的“真”“假”，只能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起到相对的、暂时的、局部的判决作用。但是，刘兴诗围绕科学假说（可能性）描述普通水手和学者秉持科学的怀疑精神，孤身犯险验证假说的科学研究过程，恰恰体现了科学哲学的丰富内涵，正是科幻小说区别于其他文体的本质特征之一。

此外，《雪尘》和写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柳江人的神话》（1997年改名为《柳江人之谜》发表）以史前考古学的古人类化石研究为题材，后者附以参考文献目录，是刘兴诗所谓“论文式科幻小说”的新探索。而在90年代，刘兴诗为纪念童恩正而写的《雾中山传奇》和《童恩正归来》也是考古题材，不过已经远非《美洲来的哥伦布》那种严谨的重科学写法了。

这一时期，刘兴诗的科幻小说依然有着比较明显的旧有文化价值观浸染的痕迹，如民族主义、科学至上的乐观想象等，他甚至不惜在考古研究中插入你死我活的种族斗争。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新时期开端，经受多年传统教育的刘兴诗有点反应迟缓，思想感情与思维方式还保持着相当大的惯性；另一方面是改革开放加快了中国现代化进程，造成中西文化剧烈冲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一代知识分子，对发达的西方世界这个“他者”产生一种以“怨羡”为情感基调的现代性体验，加上“冷战”思维的影响，使作家很容易在科幻小说中把西方国家树为假想敌。

在同时期众多科幻小说中，西方“他者”的形象基本都是负面的，道德沦丧、人性异化、社会全方位堕落。《现代性与中国科幻文学》引用了宋宜昌、冯传德、肖建亨等人的作品论证这一观点，并以《美洲来的哥伦布》为例：“如果说上述科幻小说是从一个层面、一个角度来表达对西方现代性社会的否定态度的话，那么刘兴诗的《美洲来的哥伦布》则是对西方近现代文明史的彻底颠覆。”[3]166

的确，小说把种族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作为对立面的引入是生硬的。后来刘兴诗反省过自己在新旧交替时期的作品，检讨说：“我的作品还有许多别的缺点。一个教训是，头脑一时发热，在《扶桑木下的脚印》里乱贴政治标签。另一个教训是，为了追求故事情节，在《雪尘》里损害了科学性。第三个教训是，《海眼》里没有消除当时‘文化大革命’风气的影响。第四个教训是，许多作品没有独特的构思，显得有些老套子。我公开这些教训，是为了抛弃它，以求更新的突破。”[4]311

伴随创作，刘兴诗也表达了他自己独特的科幻小说理念。在《海眼》的后记里，他说：“科学幻想小说从来就有两种形式，一种瞩目于遥远的未来，它向读者展示了未来的广阔图景，预想科学的发展方向……另一种则是科学研究的直接继续，它是科学工作者在艰苦的实践过程中所产生的某种具体的然而还不够成熟的科学设想。”[5]这就是所谓“远距离”和“近距离”的科幻小说，他说：“我愿意多用一点精力，写这种朴素无华的‘近距离’的科幻小说。我的工作很繁忙，不可能抽出更多的业余时间写作，那种富于浪漫色彩、充满瑰丽的幻想的‘远距离’题材，只好心向往之了。”[4]310显然，他的《海眼》《死城的传说》《逝波》《美洲来的哥伦布》《失踪的航线》《沙湖梦》等都应归入“科学研究的直接继续”之列。

刘兴诗这一“夫子自道”的科幻主张经常遭到质疑，但引用者往往断章取义，未能全面了解他的观点：一方面，刘兴诗并不认为所有科幻都必须是科学研究的直接继续；另一方面，理论与创作实践是张力关系，二者未必一致。而且，刘兴诗也在创作中不断修正自己的理论，使他的科幻小说价值观发生嬗变。在晚期创作中，他显然已经突破了强调现实性和功利性的科幻主张。

第三个阶段是创作晚期，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21世纪初。刘兴诗老当益壮，进入科幻创作的多元探索期。

他说：“我也认识到自己的许多不足，试图有所变革：加强幻想性和故事性，更好地塑造人物形象，摸索新的创作手法。”[4]310同时依然非常强调科幻的现实性：“在我看来，幻想，只能从现实起飞；幻想，必须为现实生活服务。创作手法可以创新求索，这条基本原则却永远也不能变更。”[4]311

刘兴诗的探索沿着几个方向展开：

一是继续自己擅长的考古学科幻小说。为了加强科学性，他在文末附以参考文献，称之为“论文式科幻小说”。极端的例子是《柳江人之谜》（1997），不仅列出参考文献，还列出三个结尾供读者分析选择。另外，鉴于文献加文物的传统考古研究方法的局限性，他用自由自在跨时空旅行的科幻思维表达学术见解，写了《悲歌》（1996）、《雾中山传奇》（1991）和《童恩正归来》（2006）。

前者以浪漫抒情的笔调，塑造了一位穿越英雄——“大唐故将军”邰方聚。他是乘坐“时间之舟”进入唐朝进行西域考古的科学家，因营救被干渴折磨的唐代骑兵而撞破时间壁，落入另一边的时间甬道，后来成为领兵大将，为国捐躯。后二者都是缅怀老友童恩正的，前者让曹仲安（即童恩正）乘坐外星人留下的“仙艖”遨游时空，深入考察神秘的南方丝路。访古归来，他不仅揭示了亚洲南方丝路之谜，还结束了古典考古学时代，开创了人类直接进入历史考古的新篇章。后者假想童恩正从幽冥中归来，与“我”一起完成跨时空、穿阴阳世界的考察任务，澄清若干“三星堆疑谜”，抒发对古蜀文明的学术性见解。这篇和《柳江人之谜》一样，也附有参考文献以证其科学性，但是，鬼魂介入的志怪笔法又打破了科学幻想的正当性。

二是寓庄于谐的讽刺科幻小说，如《辛伯达太空浪游记》（1989，其中一章以“新‘诺亚方舟’”为名发表在1981年12月26日《科学周报》增刊《科幻小说》上）、《王先生传奇》（1998）、《“三六九”狂想曲》（2000）、《中国足球狂想曲》（2000）、《台北24小时》（2006）等。这些小说是刘兴诗抵抗科幻小说娱乐化倾向的一种努力。他说：“我不反对别人像现在这样写，但是必须告诉作者和读者，科幻小说决不应该只有这个模式。在这种娱乐式的作品大量流行的同时，是否也应该写一些更加紧密联系现实生活，可以引起广大读者心灵共鸣的东西？”[6]

于是，在长篇小说《辛伯达太空浪游记》中，他戏仿《天方夜谭》中航海家辛伯达的故事，以类似的情节架构和文字风格，讲述辛伯达七次航天的见闻，讨论野生动物绝灭、森林破坏、资源浪费、环境污染、战争、人口膨胀、机器人和人的关系等全球性的大问题。“着笔天上，意在人间。”[4]311

其荒诞离奇又寓意深刻的艺术形式令人想起乔纳森·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威尔斯的《时间机器》《第一次登上月球的人》等经典，蕴含在象征性社会寓言中的生态批判视角更是体现了这位科幻老前辈思想的前瞻性。

在其他短篇小说中，他写“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的王先生令人啼笑皆非的凡人小事，写民众关心的房改、中国足球、祖国统一等现实题材。这些小说被刘兴诗归入重社会学流派，重在社会批判，胜在幽默讽刺，但科技含量低，有些甚至已经逸出科幻边界，比如二锅头居然是时间隧道的通行证（《中国足球狂想曲》），瞽目老僧传授缩身及还原的仙药技术（《“三六九”狂想曲》）。

三是面向小学中高年级的儿童科幻，比如《神秘的外套》（1989）、“天空系列”（《天空的迷途者》《天空的逃亡者》《天空的访问者》，都收录在1998年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天空的逃亡者》一书中）、《时间储蓄卡》（1998）、《修改历史的孩子》（1999）、《天空联欢节》（1999）、《巴巴哇星来的巴巴娃》（2009）、《巨人恰恰传奇》（2009）、《胖子老袁和机器人方方的故事》（2000）、《钻进海盗船的孩子》（2010）（2017年10月由科学普及出版社改名为《误闯海盗船》重新推出）等。这些作品其实都是纯童话式的幻想，只是影影绰绰有一丁点科幻的影子。

在儿童式海阔天空的幻想中，外星人、时间旅行、机器人都染上了童话色彩，不需要遵从科学理性、客观规律的合理性，依从的是儿童天性固有的游戏性、趣味性和幻想性。但是，在嘻嘻哈哈的娱乐性幻想中，刘兴诗也加入了爱国主义教育（《修改历史的孩子》）、人性批判（《胖子老袁和机器人方方的故事》）和生态思考（“天空系列”）。

此外，刘兴诗扩展《敞开喜马拉雅山的大门：20世纪的来信（第二封信）》（《少年科学》1985年第12期）的科学幻想，写成了《喜马拉雅狂想曲》（2011），设想未来的技术条件可以打通喜马拉雅山墙，引导印度洋暖湿气团长驱直入，彻底改变中国西部环境持续恶化的困境。

这个时期，刘兴诗的探索不再追求严密的科学逻辑（所谓“重科学”），甚至可以说偏离了科幻小说的正途。他依然坚持科幻创作植根于现实生活，“不同意单纯以古怪离奇，对表现形式的追求为‘深刻’的想法。任何有意义的离奇的幻想，都是现实生活的折射反映。只有触及广大人群心扉的题材，才会被人群认同，才是最有意义的。娱乐性的作品固然也需要，总不应该成为主流”[7]223。但他挣脱了旧有文化价值观的束缚，大大解放了幻想力和童心，以独特的探索丰富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科幻的第三次高潮。

参考文献：

[1]董仁威，等.科普创作通论[M].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

[2]刘兴诗.我的科幻小说观[C]//刘兴诗佳作选[M].郑州：海燕出版社，1998：1-2.

[3]张治，胡俊，冯臻.现代性与中国科幻文学[M].福州：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2006.

[4]刘兴诗.刘兴诗自传——走向大地[C]//中国少儿科普作家传略.太原：希望出版社，1988：310-311.

[5]刘兴诗.海眼[M].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1979：157.

[6]董仁威.科普创作通览（下）[M].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2015：478-479.

[7]刘兴诗.美洲来的哥伦布[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