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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以来中国科幻小说的现状及前景

来源:《当代文坛》 | 任冬梅  2018年07月17日08:46

随着刘慈欣的《三体1》和郝景芳的《北京折叠》接连斩获“雨果奖”,中国科幻小说终于跃入大众视野,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不仅主流文学界、批评界将目光投向中国科幻小说,连影视圈、互联网、产业界也对科幻报以热切期待。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科幻小说的确有了长足的发展,并且随着《三体》三部曲的出现达到顶峰,有论者将这一时段称为中国科幻的“第四次高潮”。中国科幻的这一次勃兴是多方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但由于创作人数的不足,原创力量较为薄弱,中国科幻小说目前既面临机遇也充满挑战。

一 中国文学想象力的边界

中国科幻诞生于晚清时期,至今已经走过一百多年的历史。从“科技强国”到“少儿科普”再到社会“成人化”的探索,科幻文学始终肩负着一些外在力量赋予的使命,被寄予厚望,但却从来没有进入过主流文学的视野。而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中国社会发展及文学结构的改变,科幻小说终于开始进入文学舞台的中心,其影响力也外溢出科幻迷的“小圈子”,在更广大的范围内传播。

新世纪的中国不再是一个贫弱的社会,普通人也告别了物质匮乏的日子,经济的高速发展及科技的日新月异让我们身边出现了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3D打印、人工智能、大数据、可穿戴设备、虚拟现实、量子通讯、基因编辑……让所谓的“高科技”出现在了我们身边,尤其中国享誉世界的“新四大发明”:共享单车、高铁、网购和移动支付,更是和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中国在某些方面甚至已经站在了全球科技发展的前沿。在这样的情况下,看科幻小说终于不再被认为是脱离现实的幼稚行为,反而成为了某种程度上的“先锋”与“时尚”。对未来的思考,对于人文、伦理与科学问题的关注已经成为了社会的热点话题,这为科幻小说提供了新的发展平台。与此同时,随着互联网的兴起,中国文学的结构也由传统“现代性”的“主流”和“支流”的分野转化为传统的“纯文学”、类型文学、网络文学的三足鼎立。这种变化为作为独特类型的科幻文学带来了新的可能性。互联网及移动互联网的崛起,不仅使科幻小说的传播更为便捷高效,读者群更为广泛,新一代读者全新的生活形态和思维方式更契合了科幻小说所蕴含的科技及全球性议题,《三体》得到互联网大佬们的极力推崇并通过网络迅速扩大影响,并非全凭偶然。

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社会的高速发展,使其形成和西方发达国家既相似又有极大差异的全新结构。卡尔·弗里德曼曾直言科幻小说就是对其所处时代的社会记载,二者之间有着“最强劲的联系”:“科幻小说的主题和社会理论的主题通常是并行不悖的……科幻小说的内容经常受到现代社会理论观点的影响……科幻小说的叙事结构所遵循的原则使得科幻小说比其他风格的小说更接近符合社会历史变迁和发展的革命的辩证法……将来历史学家是会对我们这个时代里想象的文学和现代社会理论之间最紧密的联系做出一番探究的。”当中国进入一个科技全面发达的时代,科幻小说对于中国现实的想象性重构就具有了传统主流文学所缺乏的可能性。

它也在类型文学中展现了科技力量多面性的现实能量,这种能量是和当下的社会情势紧密相连的。也正是在此意义上,中国科幻摆脱了自己在二十世纪的命运,成为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拓展想象力边界的最重要的文类之一。

二 在科幻与现实之间

“中国科幻的民族化”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科幻作家和研究者们争论和探索的议题,到底中国科幻的“中国性”在哪儿?或者说“中国科幻”到底是不是一种特殊的科幻,和平常不加限定语所说的“科幻”是否不一样?对于这个问题,不同人有不同的答案,刘慈欣就一直强调希望外国读者看自己的小说时就把它当做一本科幻小说来看,而不是“中国”的科幻小说。

虽然刘慈欣在写作的时候从来没有考虑过要突出“中国特色”,他认为科幻就是源自西方的一种世界性的文类,但刘慈欣的科幻小说里其实包含了浓厚的“中国性”。正如飞氘所说:“不是只有清宫、点穴、红高粱、降龙十八掌才算中国特色,神州飞船、玉兔、科学发展观,也都是中国特色……‘中国’本来也不是一个僵硬不变的地域、族群、语言或者文化,她是一代代中国人在杂居、共处的过程中不断昂扬向上的追求和结果。”所谓“科幻”,反映的是现代资本主义所开启的工业化、城市化与全球化进程,对于人类情感、价值、生活方式及文化传统的冲击;而所谓“中国性”,则是中国在这一进程中与其他外来文化对话、互动,以及自我革新的产物。正是这一过程,造成了“中国科幻”的复杂、多元与变动不居,而这也或许正是其不同于“西方科幻”的价值所在。进入新世纪以后,出现了一批反映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所面临复杂现实的科幻小说。

刘慈欣的《三体》三部曲以“十年浩劫”开篇,这也是导致三体人入侵地球的直接因素。用中国独有的历史为背景来构造不一样的现实,阐述由于人性缺失所引出的“末日危机”,并设想中国在未来面对全球性危局时的反应和作用,正是刘慈欣以超凡的科幻想象来关照现实的体现。

刘慈欣的《中国太阳》描写了水娃这个普通人物一步步走出乡村到达城市,最终为中国太阳工程飞出太阳系献出生命的故事。其中,以水娃为代表的农民工,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时代之路,眼界不断开阔,世界观和人生观也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刘慈欣在《乡村教师》里则展现了某些地区农村教育的薄弱和经济及思想观念的落后。在城镇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需要面对并解决城乡差异的问题。刘慈欣用沉重的现实和宏大的理想化情节做对比,揭示出基础教育的重要性。

王晋康的《蚁生》也将故事置于“十年浩劫”的历史背景之下,利用蚂蚁社会的和谐发展模式试图打造一个一模一样的人类社会。通过给知青们注射“蚁素”,使其抹去了自私自利的本性,而且是彻底的、不需要再进行教育和制约的,构建了一个理想中的利他主义的乌托邦,最终完成了对乌托邦社会的消解与对人性的终极挖掘。王晋康在《水星播种》中则创造了一种全新的硅锡钠生命,这种类似变形虫的纳米生命把机器和生命两个概念合而为一。人类把这种新型生命放养于水星,任其自我进化,新生命最后却杀死了他们的人类守护者。最终的结局仍然有“十年浩劫”的隐喻在其中。刘慈欣和王晋康的小说更多是从宏大角度,在历史与未来的纵横交织中,对现实加以警示。

与刘慈欣和王晋康相比,韩松的科幻小说则更具有“现代性”,他以晦涩、扭曲、隐藏的方式揭露了中国社会在迈向现代化过程中所遭遇的种种问题,以及科技给某些人带来的异化。从《地铁》《高铁》到《轨道》,讲述的都是中国人被困在某个封闭的交通工具中所发生的故事。《地铁》设想的怪诞未来中,国家面临着神秘的灾难。人们恐慌不已地争着买M国人的宇航飞船票,以此逃避天灾。而迫在眉睫的大灾难到底是什么却无人知晓,甚至有人怀疑灾难可能就是M国人制造的。没有买到飞船票的人只能逃到地铁里,之后他们在永远黑暗的地下隧道里生活。不知多少年后终于从隧道里爬出一些人,而他们惊奇地发现地上世界已经被相貌与自己迥然不同的“异族”所占领。另一群人被驱离地球,只得在小行星带苟延残喘地过着艰苦的生活。《高铁》则设想了一个人们生活在永不停止的高铁车厢里的未来。各种突发变化使车上的人感到恐慌,但对即将发生的灾难却一无所知。乘客们对高铁本身的性质和来源也说法各异。韩松的小说让人们对快速发展的科技时刻保持警惕,他以脱轨的列车隐喻现代文明,不断加速、不断膨胀却没有方向的列车,正如在现代化进程中狂奔的人类,一不小心就会失去方向。而其新作“医院三部曲”则将目光聚焦于医疗改革与医患矛盾这一热点话题。

《医院》描写了一系列现代人与医院之间的复杂关系,乃至扩大到整个宇宙被视为一个大医院,每个个体都离不开药。第二部《驱魔》将医院管理、医患冲突以及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引入医学,用带有寓言性质的方式进行推衍,用独特视角深入思考了未来人工智能时代,在“大数据”控制下,生命可能出现的颠覆性变化。韩松想在“医院三部曲”中表达和探讨的是,未来城市会不会变成一座大医院?医院会不会消灭家庭?医生和病人是否将一体化?疾病会被消灭还是会有新的不可控疾病产生?这里面既有科技问题更有社会问题。韩松一直坚持把他看到的中国故事融进写作之中,并且赋予科幻更多的思想内涵。虽然韩松的小说看似不那么“科幻“,却反而最符合达科·苏恩文对于科幻的定义:“从根本上看,科幻小说是一种发达的矛盾修饰法,一种现实性的非现实性,要表现人性化的非人类之异类,是根植于这个世界的‘另外的世界’,如此等等。”正如学者宋明炜评论韩松的小说时所说:“诡异的超现实情景看似不可理喻,却反而传达出写实文学中不可见的真相”。

如果说刘慈欣、王晋康、韩松是各自以独特的方式迂回关照当下现实的话,那么郝景芳和陈楸帆的小说,则是更加直接地展现被科技所裹挟的社会和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并在此基础上对未来做出预测和思考。郝景芳的《北京折叠》设计了被人为区隔成三个不同物理空间的城市居住着三种阶层。故事的核心在于探讨三种不同阶层的人群到底面对多么不同的生活,以及这样深入到“思考权利”层面的分化会带来怎样的影响,被折叠的城市未来会走向何方。

郝景芳用“某种不同于现实的形式探索现实的某种可能”,用科学技术为温床,观察人性和社会在高度假设的特定情况下的发展演绎,可说是“科幻现实主义”的代表作。而提出并倡导“科幻现实主义”的陈楸帆,则创作了长篇近未来科幻小说《荒潮》,小说里对下陇村垃圾人的描写,令人触目惊心,科技的发展使阶层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挡在人与人之间的除了财富、教育程度、优越感之外,还附加了科技带来的身体官能的跃升。虽然《荒潮》有着强烈的“赛博朋克”风格,其叙事风格也偏西化,但小说对于科技、资源、环境、资本、宗族、阶层的探讨却都深深根植于中国现实。“所有的未知之地都既是经验又是想象”,陈楸帆用科幻的视角提出了最尖锐的时代问题,完美实践了“科幻,是人类最大的现实主义”这一论断。此外,宝树的《人人都爱查尔斯》对“感官直播”的描写,让人想起当下异常繁荣的网络直播产业;夏笳的《2044春节记事》以及《中国百科全书》系列,勾勒出未来科技发达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聚焦于智慧生命个体间的沟通与交流,一个个轻灵多姿的小故事组成了一幅关于未来的生活图景。

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跃升,科幻作家们的想象空间不断扩大,他们大都具有扎实的技术背景,对前沿科技有着比普通人更加敏锐的把握,这些都为他们的作品建构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和前提条件。在时空设定上,他们表现出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的高度理论自觉,而在科学幻想的背后,则是他们对现实生活的感悟和对周围世界的思考。正是这些在想象与现实之间游走穿梭、以别样方式展现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遭遇的种种情景的小说,构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科幻小说”。

三 当科幻遭遇历史

如果说前述科幻小说的“中国性”是通过与当下现实的曲折对照显现出来的话,那么中国历史科幻小说则让人一眼就能看出浓浓的“中国风”。这类小说取材于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以科幻的角度对其进行重新演绎,的确是最具有“中国风格的科幻小说”。历史科幻小说在1990年代零星出现,进入21世纪后才开始蔚为大观并演化出不同的类型。按照宝树的分类,除了时间旅行题材外,历史科幻大体而言有三种主要类型,一是“秘史”,即以科幻元素来对历史做新的诠释,揭示其中隐秘;其次是或然历史,或可称“别史”;第三类则是历史经验的全然错乱和碎片,姑且命名为“错史”。

宝树的《三国献面记》、张冉的《晋阳三尺雪》和绫绫的《再见黄鹤楼》都属于时间旅行题材的科幻小说。能被归为历史科幻的时间旅行题材小说显然不同于早已泛滥的“穿越小说”。在“穿越小说”中时间旅行只是一个让故事展开的道具,至于究竟如何“穿越”,几乎不会给出详细论证、也毫无科学依据。但在历史科幻小说的时间旅行中,“写作者们始终关注着重返未来的需求、因果性的悖论和改变历史的各种后果,也就是说,关注着历史、现实和未来之间的张力”。

钱莉芳则是“秘史”类科幻小说的代表作家。钱莉芳本人是中学历史教师,因此她对于历史细节有较强的把控能力,创作出《天意》和《天命》两部具有宏大的想象力的长篇历史科幻小说。《天意》取材于秦汉历史,涉及的历史事件和刘邦、张良、韩信等人物刻画基本遵从于真实历史。而外星人、时间机器、“穿越”等科幻手段则是推动情节发展的必要元素。外星人龙義造访地球时,其乘具星槎降落在渤海中被腐蚀毁坏。它想借助天体间引力使时空变形,回到当初降落的时间。因此,龙義向人类传播文明,推进人类社会向前发展,并物色地球上能够帮助自己的才能之士,以九鼎、照心镜之类神物辅佐他们成就霸业,以助其完成移山填海的大工程。秦始皇、张良、韩信、刘邦都曾先后被龙義利用。韩信是最受龙義器重的一位,也是唯一发现真相的人。为了保护人类文明的存续,避免施行工程带来文明毁灭,他明知不能完胜,还是孤注一掷攻击神殿,坦然接受龙義的报复,孤独死去,安排季姜去未来的时代揭露龙義的阴谋。韩信这一悲剧的英雄形象,不再是历史上拥有极高军事才能、多谋善战的军事家形象,而是拯救世界的孤胆英雄,具有强烈的悲剧色彩。作者对韩信这一东方英雄的重写是对东方古典精神的号召和高扬。而《天命》则以玄鸟为线索,将汉武帝、苏武、卫律、李陵编织在一个爱恨情仇的曲折故事中,解读商朝的历史。“世界会不停地分出歧路,你我本应该有无限可能的未来,但不幸的是,我们一手毁了那无数可能的未来……因为人类自己的罪恶,我们自己给自己制造了一个生生世世永远无法逃脱的回环。”借助科幻的想象力,钱莉芳把古代与未来链接在一起,用科幻一步步揭开谜底。《天命》的逻辑推理呈现相对完整的自洽性,在解谜篇中,小说不仅对商朝被湮没的历史给予合乎情理的解释,而且解答了诸多与这一大谜题相关的小谜题,其答案出乎意料又自成体系,令人耳目一新。充分体现了作者超凡的想象力、扎实的推理能力和广博的历史知识。钱莉芳还有一篇中篇历史科幻小说《飞升》,讲的是汉武帝神秘消失的故事,相较于《天意》和《天命》,这篇的科幻设定更弱一些,有些玄幻色彩。

此外,关于偃师造人等上古传说的科幻演绎也应归为“秘史”类。进入新世纪后具有代表性的小说有拉拉的《春日泽·云梦山·仲昆》和长铗的《昆仑》《溥天之下》。拉拉的小说以第一人称的形式生动地改写历史,以人物对话把古代场景和事件结合起来,行文清新灵动,结局感人至深,是一篇让人过目难忘的历史科幻小说。长铗的《昆仑》则极为严肃地讨论了文明及其嬗变的问题,从神所建立的秩序到人的秩序的迈进,不仅仅是一个技术取代法术的过程,更包含着科学精神对神的权威的颠覆。小说最后,由于神的退场,巍峨的昆仑化为一池湖水,一个新的秩序也随之来临。掩卷而思,偃师的话犹言在耳,“人不思考,他就比一株蚰蜒草还可怜。”在此,智慧与启蒙、技术崇拜与现代性追求的痕迹清晰可辨。长铗的《溥天之下》则是从科幻的角度对上古典籍《山海经》进行了一种重新诠释。

或然史的代表作有刘慈欣的《西洋》、胡行的《飞呀飞》、梁清散的《新新日报馆:机械崛起》、机器女佣的《广化寺》、奥帝的《机匠》、今何在的《中国式青春》等。或然史的魅力在于设想历史在某个关键节点上,出现了和现今历史不同的转变,由此所形成的蝴蝶效应会将历史带向完全不同的发展方向。或然史小说常常会涉及科学技术的重构和社会制度的巨变,因此想象出一个平行世界的另一种历史,需要比符合历史事实的历史科幻小说有更强大的想象力和逻辑推理能力。

刘慈欣的《西洋》就想象郑和下西洋越过好望角,击败了欧洲军队,令欧洲成为落后的第三世界,而中国反而殖民了美洲,成为了殖民者。胡行的《飞呀飞》、梁清散的《新新日报馆:机械崛起》、机器女佣的《广化寺》和奥帝的《机匠》,都属于中国式的“蒸汽朋克”小说,他们都将故事时间放在晚清时期。《飞呀飞》描写1900年在武汉举办的航空飞行器大赛中,中国人先于莱特兄弟让飞机升上天空。《新新日报馆:机械崛起》讲的是戊戌变法失败后,晚清社会孕育着神奇的科技萌芽,梁启和谭四两个主人公在那个风起云涌时代的神奇遭遇。《广化寺》和《机匠》讲的都是大清北洋舰队引入差分机系统,逆转了甲午之战的结果。《广化寺》的主角是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视角离真正的差分机武装舰队还有点远。但作者仍然以独特的叙事方式,将这个本该波澜壮阔的时代以举重若轻的写意方式呈现在读者面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作者的文风清新淡雅,字里行间引经据典亦流畅自然,其在文化、历史领域的积淀可见一斑。《机匠》则直接把视角瞄准了差分机的中国机匠小林。虽然整体行文稍显粗糙,但甲午海战的场面描写令人热血澎湃,值得推荐。今何在的《中国式青春》则以超人掉落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为主线展开。或然史的魅力在于为读者描绘出历史的另外一种可能,这种可能不是胡思乱想而是逻辑自洽,这种历史的出现不是对已知历史的简单否定,而是通过不同历史间的相互对照,丰富读者观察的维度,从而引发严肃的思考。

“错史”的代表作家则是韩松和飞氘。韩松的《春到梁山》似乎讲述的是梁山泊英雄好汉们的故事,但摩托艇、加工厂又分明是现代的产物。韩松在这篇小说中创造了一个多重的梁山,现代与古代诡异的结合、叙事中的不可捉摸,是他一如既往的风格。梁山早已不是梁山,而是囚笼。还有他的《一九三八年上海记忆》,1938年的时空与现实相交织,这里的中国人依旧被困在时空的囚笼之中,而拯救却遥遥无期。不论是在怎样的时空背景或历史与现实共生的错乱时代,韩松小说里中国人的国族记忆都根深蒂固,反而因为跨越时代而愈加彰显。

“天,好像一汪清潭,平整如镜,泛着白玉似的微光,映出一个模糊的影子。夫子的心怦怦跳动,踮起脚,探头过去,那影子就清晰起来,却并不是夫子的脸,而是慢慢幻化出一个清亮柔美的圆。仔细看,竟是一黑一白的两条鱼,头尾缠绕,悠悠地转着圈”。

飞氘的《一览众山小》写孔子求道,登上擎天之柱的泰山之旅,山山水水、层层云霄,星斗在脚下闪烁,孔子梦见未来,看到天外的世界,那是几千年以后了,将来的人也在求道,但仍然不可得。最终飞氘在小说中将文明的终极秘密展示为一幅阴阳互生的太极图:“天,好像一汪清潭,平整如镜,泛着白玉似的微光,映出一个模糊的影子。夫子的心怦怦跳动,踮起脚,探头过去,那影子就清晰起来,却并不是夫子的脸,而是慢慢幻化出一个清亮柔美的圆。仔细看,竟是一黑一白的两条鱼,头尾缠绕,悠悠地转着圈”。

而在《苍天在上》中,飞氘这样概括宇宙历史:“总之,从一切复杂向单一过渡。表面上看,这是一种退化,实际上却符合宇宙的精神发展趋势,因此退化就是一种进化。”在这个意义上,未来成为过去的回放。不管是《一览众山小》还是《苍天在上》,所展示出的都是对历史与未来的辩证否定式的反复折叠,未来时常宛如历史的复现,而历史同样可能受制于来自未来的干涉。还有他的《荣光年代》《大道朝天》等,皆化用典故和虚构故事,以鲁迅《故事新编》的手法,探讨了道与器的关系、虚与实的本质,蕴含深刻的哲思。而《蝴蝶效应》在形式上则更为创新,飞氘把一系列中国古代神话和历史故事,嵌入西方科幻电影的场景之中,色彩斑斓,诡异恐怖。这种刻意的改写与拼贴,不仅造成文本上的一种阅读冲突与新奇感,背后还蕴含着对某种崇高精神的呼唤与追求,正如飞氘本人在其作品集《中国科幻大片》一书的后记中写道:“调用一个族群对古老过去的自我讲述,也隐含着某种企图:想要挖掘和探索一种可贵的精神,也就是《故事新编》里面的那些人,大写的人的精神。”

这些具有中国气象及其美学风格的中国历史科幻小说,是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科幻发展的另一个支脉,虽然不如主流科幻小说那样深度介入现实,但它们在纵深的历史长河中寻找资源,表达对历史和未来以及对文明的思考,赋予本土传统题材以新的阐释意义,为中国科幻小说的“本土化”及“多样性”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只是这类小说还不算特别成熟,尤其长篇作品更是寥寥无几,有待进一步开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