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登录

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74岁李谷一用歌声陪伴几代人,更见证新中国音乐发展 《乡恋》,流行歌坛一颗信号弹

来源: 北京日报 | 韩轩  2018年07月17日08:45

1983年2月,李谷一在人民大会堂演唱歌曲《乡恋》。供图/视觉中国

“你的声音,你的歌声,永远印在我的心中……”

一首《乡恋》,被称为内地流行音乐开启的标志。1979年,李谷一为电视风光片《三峡传说》配唱主题歌《乡恋》,1980年,这首歌入选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每周一歌》,迅速风靡大江南北。然而,这首歌同时也把李谷一拉入了改革开放后文艺界争论的旋涡。

几十年来,她作为著名民族声乐艺术家、戏曲表演艺术家,亲历了院团改革的实践、不同音乐风格的兴起,并通过自己的创新和探索,让中国流行音乐拥有自己的理论。74岁的她不仅用歌声陪伴了几代人成长,更见证了新中国音乐的发展。

风靡

李谷一“气声”遭批

在《乡恋》中,李谷一首次运用了气声技巧。“原来《乡恋》有过第一个版本,调很高,专业性很强,不太容易普及。”于是词曲作家重新创作成《乡恋》现在的版本,通俗易懂,音域不是很宽,最后也没有进入高声部。而在演唱时,李谷一不像从前唱歌时,把声音百分百发挥出来,而是呈现出柔和的感觉。歌曲推出后马上受到全国听众的欢迎,只要李谷一登台,不唱这首歌观众都不让她走。

然而,这首歌也把李谷一带进了舆论的旋涡,批评之声随之而来。一开始只是争论,后来就变成了批判,批判的焦点就在于她的唱法。虽说当时已经改革开放,但音乐创作仍然受只有“高、快、响、硬”的风格影响,《乡恋》被批判为“靡靡之音”“大毒草”,李谷一也被扣上了“黄色歌女”的帽子。

“不可能的,《乡恋》怎么会是靡靡之音、反党反人民的歌曲?”听闻这些批判,李谷一的第一感觉是莫名其妙,她这样唱,明明是为了老百姓更好地传唱。可她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一边是群众的喜爱,一边是来自一些权威的批判,与此同时,她还要参加中央乐团(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前身)的各种演出,甚至有过50多天唱72场的记录。

那段日子,身体劳累加上精神压力,曾让李谷一夜夜失眠,一度声带出血唱不出声来。偏偏这时,中央乐团小分队要去天津第二毛纺织厂演出,厂里工人强烈要求她去。乐团领导跟对方解释,“李谷一声带出血不能去”,对方还是坚持,领导只好跟李谷一商量,“你去亮个相,不唱行不行?”

“哪可能去了不唱?”李谷一心里清楚,“这又不是看电影明星,我是歌唱家,群众就是要听你唱歌,而且就是想听《乡恋》。”最终,李谷一冒着声带毁坏的危险还是去唱了。想来有些后怕,对一个歌唱家来说,声带出血时应该禁止说话,更别说唱歌,还要休养半个月。倘若声带恢复不好,歌唱生涯可能就到了尽头。

数十年后的今天,李谷一说,当时她全凭一股湘妹子的倔强劲儿撑着。“群众那么喜欢听我唱,一些权威们越批判我,我越不服气。”老百姓越支持她,她就越想表现好。她觉得自己就像个“矛盾的中心体”,被两股潮流紧紧夹在中间。

解禁

歌坛逐渐思想开放

煎熬持续了3年,直到1983年,李谷一在中央电视台第一届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上公开演唱,《乡恋》才被正了名。

“1983年前,《乡恋》虽然被批判,但也不是不让唱,只是不会写在演出歌单里。”中央电视台在筹办第一届春晚时,李谷一受邀演唱6首歌曲,临场外加两首对唱歌曲,再加上后来的《乡恋》,一共9首。不过最初,《乡恋》并没有被列在其中。

《乡恋》在春晚的出现,出乎很多人意料。当时,春晚设置了四部电话热线,向观众开放点歌。没想到大量观众电话打进来,都说要听李谷一唱《乡恋》。时任春晚导演黄一鹤不敢私自做决定,递了几轮条子给坐镇现场的广播电视部部长吴冷西。据黄一鹤回忆,吴冷西也没有当即拍板,而是考虑了许久,最终决定顺应观众要求。“这首歌正被批判,如果让我唱了,他这个广播电视部部长可能要掉乌纱帽的。”李谷一很理解他的顾虑。

当然,这些都是李谷一后来才听说的,当一个个电话打爆后台的时候,她还在舞台上唱歌。而当担任主持人的姜昆报播由李谷一演唱《乡恋》时,坐在台下圆桌边的她吃了一惊。“这么大胆吗?”李谷一心里嘀咕着走上台,熟悉而轻盈的旋律却脱口而出:“你的声音,你的歌声……”“其实我当时唱得满头大汗,那是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个很老的剧场,非常小,非常热。”不过,伴随电视传播,李谷一心里明显感受到一点,“《乡恋》解禁了!”

自此,《乡恋》演唱变得名正言顺。“这不仅仅是音乐上的事,还是思想上的事。”李谷一说,《乡恋》就像改革开放初期文艺界的一颗信号弹。它的解禁,昭示着文艺创作可以丰富多彩,“各种形式的歌曲和演唱方法都应该有。”

思想观念上的进步,推动了艺术上的发展。此后,气声技巧的运用被广泛接受,而作曲家张丕基在《乡恋》中使用的流行元素,如电子琴、电吉他的配器,探戈节奏以及带有流行风格的鼓点也迅速风靡,引领了上世纪80年代初的音乐潮流。在题材上,《乡恋》也为流行歌曲和演唱的发展助推了一步。“《乡恋》里还没有提到爱情,只是表达乡情,但也与上世纪70年代的风格不一样。”李谷一回忆,等到1985年以后,爱情歌曲逐渐被大众接受,流行音乐的表现内容越来越丰富。

开拓

创建首个轻音乐团

早在《乡恋》还没被解禁的1982年,李谷一就已经在筹划另外一件事:创建中国第一个轻音乐团。对这个名字,现在的90后、00后恐怕不太了解,但付笛声、任静、鞠敬伟、黄卓等一大批影响中国流行音乐发展的歌唱家,都来自这个乐团。而李谷一,就是其首任团长。

“改革开放提出了关于文化体制改革的想法和建议,经济上有了个体户,在文化领域,大家就想可不可以成立一个团体,搞一个艺术品种的创新。”当时的李谷一身在中央乐团,但她想老百姓不光要听交响乐,还应该听到更多不一样形式的音乐作品。当时正是电子乐和数字音乐发展的年代,此前李谷一代表国家出访美国时,曾了解这种音乐形式,就想把它带回来,“从演唱形式上,轻音乐团有西洋唱法,也有流行唱法,还有民族和民间的唱法。我们的乐队是混合乐队,除了交响乐队的一部分乐器外,还有电子鼓、民族乐器等多种乐器。”

用现在的话说,中国轻音乐团的成立是改革开放初期文艺院团的一次艺术品种的“创业”,也是首次由艺术家个人创建的艺术团体。

乐团采用“官办民助”模式,“经费相当有限,全靠演出赚钱。”刚成立时,李谷一全国各地拉赞助,由于她是团长,每一场演出合同都是由她去谈判。有时候就为了省100元钱的搬运费,她和对方谈合同谈到夜里两三点,第二天还要正常参加演出。当时乐团没有办公地点,一开会所有人都聚到李谷一家里,14平方米的客厅挤满了人,“孩子放学回来也没地方做作业,老伴儿下班回家也没地儿待,回来先到院子里抽烟,等我们开完会,他才能进屋。”

就是这样一支白手起家的乐团,汇集了李谷一、刘秉义、闵鸿昌等老一辈歌唱家,也培养出付笛声、任静、鞠敬伟、黄卓、王建国等一批青年演员。现在的著名指挥家邵恩,当时还是中央音乐学院的学生,在他的执棒下,乐团的混合乐队演绎了大量作品,让全国各地观众了解了中国轻音乐团乐队的演奏水平。“中国轻音乐团的创建,为中国音乐的发展添了块砖、垫了块瓦。”李谷一说。

十年后(1996年),中国轻音乐团与中央歌舞团合并成为中国歌舞团,后来又与东方歌舞团组建中国东方歌舞团,隶属于今天的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改革开放40年了,院团改革是一个大课题。”如今李谷一还会时不时地想这个问题,“院团改革不是合一合、拆一拆,文艺院团体制的改革要怎么走向市场,怎么样培养人才,写出更多的好作品,始终值得我们去思考和研究。”

探索

力挺崔健演唱摇滚

随着时代发展,中国音乐风格越来越多样化,李谷一从未停下对艺术的探索,还凭借她艺术家的敏锐度,帮助并发掘了大量后起之秀。其中最具传奇色彩的,当属她对崔健的支持。

在崔健登台吼出《一无所有》之前,李谷一就认识他了。那时中国轻音乐团借用煤矿管理学院的礼堂排练,应邀为煤矿管理学院义务演出一场。当时乐团里的年轻人喜欢摇滚,就把崔健请来助阵。“崔健很严谨也很卖力,很有音乐天赋,给乐队一个主音,他当场就能即兴创作,演奏一首曲子出来,很厉害,了不起!”这是李谷一对他的第一印象。

可是,崔健当时的唱法不被台下一部分观众接受,有一位领导给李谷一递来一个条子,上面有150个干部的签名,写着:“他再唱下去我们就退场。”李谷一看了看条子,硬是没让崔健下台,只是缩短了崔健的演唱时间。等到崔健的三首歌曲唱完,李谷一走上台,对台下的观众说:“我们轻音乐团有这个任务,我们就是要创新,扶持新的艺术形式,谢谢大家支持我们的探索和创新。”

当时,摇滚乐已在中国萌芽,可李谷一自己听摇滚乐并不算多,但她打心眼儿里支持这种形式,“摇滚乐过去中国没有,崔健洋为中用,加入了自己的想法和创意,那就要支持!”

其实,李谷一对有实力的新人一向给予支持。中央电视台举办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她是唯一一位参加了15届的评委,唱得好的就给高分,蔡国庆、刘和刚等都对李谷一满怀感激之情。而在今天,她对“超女”等选秀节目中走出来的实力选手也很认可,“不同的艺术形式都要给机会,现在还经常有人用摇滚或爵士唱《绒花》《我和我的祖国》。你要能‘摇’得起来你就唱呗,当然演唱技艺要过关,如果技术上不过关,那就是半瓶子醋,留不下来。”

用技术探索新的艺术形式,这是李谷一评判后辈的标准,也是这么多年来她对自己的要求。上世纪90年代初,她又提出了“戏歌”这一概念,把戏曲元素和民歌元素融入歌唱中,唱出了《前门情思大碗茶》《故乡是北京》《刘海砍樵》《浏阳河》《知音》等作品。

李谷一不断坚持探索和创新,这几年还与台湾音乐人小虫、作曲家刘岳等合作推出不少新歌,如《梦里边城》《龙文》《那溪那山》《山水》《你不来船不开》《大好河山耀中华》《唠叨歌》等歌曲。今年,她还与新生代歌手霍尊推出《一念花开》。据统计,李谷一演唱过的歌曲有800来首。

“这几十年里,我和我的同行们一直在坚持探索、创新,争取在每一个时期都有不同的作品拿出来。”她的艺术生涯不仅涵盖了改革开放的40年,在她看来,现在的她依然在艺术创作的路上前行,“几十年我都是这么走来的,现在,我还在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