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登录

中国作家协会主办

《星火》2018年第4期|彭荆风:七十年前的文学青年

来源:《星火》2018年第4期 | 彭荆风  2018年07月11日08:56

彭荆风,1929年11月出生,1946年开始文学创作,195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委员。70余年来出版文学作品32部。影响较大的作品有短篇小说《驿路梨花》(选入中学课本),中篇小说《蛮帅部落的后代》获全国第二届(1954——1979)少年儿童文学三等奖,短篇小说《今夜月色好》获中国作协第八届(1985——1986)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短篇小说《红指甲》1988年获首届金盾奖,长篇纪实文学《解放大西南》2010年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2011年获“第四届徐迟报告文学奖”,散文《桑荫街》2012年获第五届冰心散文奖,2016年获得中国·南亚东南亚第七届湄公河文学奖。

我办“牧野文学社”

几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书店里看到了一本由著名编辑家范泉先生主编、1993年由上海书店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辞典》,翻着翻着在书的587页看到了这一辞条:

牧野文学社 1947年由彭荆风、李耕等组建于江西上饶,在上饶《民锋日报》编文艺旬刊《牧野》10余期。

这使我很意外也很激动,没想到我们在青少年时代从事文学活动的过往,也被列入了文学史册;我的思绪也迅速回到了五六十年前那个寒冷的冬天,那贫困荒凉的山城……

抗日战争胜利后,由于父亲长期失业,家庭经济困难,我初中二年级没有读完就四处流浪寻找工作,先是考入九江《型报》当练习生,名为“练习生”实际干的是学徒兼做校对。干了一年后,报社经济困难裁员,我在南京、上海辗转跋涉了一圈,也没有找到工作,只好在1947年春回到父母当时居住的江西铅山县,闲住了几个月,才在父亲的朋友帮助下,进了上饶的《民锋日报》当校对。

上饶邻近浙江、福建,一条被称为“东南长廊”的浙赣铁路从中穿越而过,还有一条水深流急的信江与鄱阳湖连接,一向是赣东北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中心;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队的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曾设在这里,几次成为日本侵略军争夺的重地。这里原来有一张由著名作家和报人曹聚仁、宦乡主编的《前线日报》,抗战胜利前夕,1945年3月又由当地官商集股办起了一张日出对开四版的《民锋日报》。

经过8年抗战又处于国共内战,人民贫困,百业凋敝,这时的上饶已不复昔年的繁华。订阅报纸的人不多,每日印数不过七八千份,来刊登商业广告的也少,报社经费拮据就尽量减员,编辑部只有三个编辑两个校对。我每天晚上要校对一版半近16000字的新闻稿和半版广告,从半夜12点忙到早晨7点。那真是沉重的劳动。好在那时候我才17岁半,精力充沛,又愿干这个工作,不以为苦,因为有整个白天由我支配,除了睡觉还可以自己安排看书、写作。

报社是在小校场边上的一家破庙内(有人说是城隍庙旧址),庭院深邃,有着几分阴森。我和一位姓戴的编辑同住在一间堆满杂物的大房子里。戴是个思想进步的中年报人,晚饭后,我们常常出了上饶城,越过信江上的浮桥,沿着江边缓缓散步。他常常牢骚满腹地责骂国民党政府的政策,也不同意我只看小说,劝我多看一些社会书籍开拓思路;他没有急于向我介绍马列主义书籍而是先引导我看储安平主编的《观察》,徐铸成主编的《文汇报》,香港的《南华日报》……那上边不仅有许多名作家的作品,还有不少批评国民党当局的文章。使我对当时社会停滞不前的现象,能从政治制度上去思考。

我们只相处了几个月,他就突然给报社留下一封辞职信神秘地走了。

临行时,只有我悄悄送他上船。他叮嘱我:我对你说的那些话,你不要对别人说,那会给你惹来麻烦……

这使我颇疑惑,他是什么人?共产党吗?我想了好久也说不准,因为我还不知道共产党人是怎么一回事呢!

报社里还有位编辑主任汪肖吟,除主编当地新闻版外还兼编副刊《春雷》。他是本地人,也许是家室之累太重,平日显得谨言慎行,对我却很好,常把他在沪杭的朋友寄给他的进步书刊借给我。我就是从他那里读到了袁水拍《马凡陀山歌》等书的。这些书报虽然富有战斗性也很启发人,但文笔粗疏,使我入迷的还是沈从文先生的著作,有一点钱我就去寻觅他的书,《春灯集》《黑凤集》《如蕤集》《长河》《八骏图》……都逐渐找到了。我还喜欢鲁迅先生的《朝花夕拾》《故事新编》,学着写一些抒情散文,还写了一些历史小说,如写楚霸王的《乌江泪》、写吴三桂引清兵入关的《山海关之夜》、写范雎的《赠绨袍》……这些小说、散文,汪肖吟先生都给我发表在他的副刊上,对我当然是很大的鼓励。白天我就尽量少睡觉少出去逛,用心地读书写作。

这年初冬的一个傍晚,我在报社附近的体育场上徘徊,迎着那寒冷的北风,很是苦恼,因为眼看就要落雪了,我的棉衣还没有着落。那年月物价飞涨,我从秋天就开始积攒钱准备买布买棉花,刚攒够,布价又涨了,只好等下个月发工资再凑在一起去买,进布店一问又涨价了……

那个戴老花镜的老店员见我去得多了,也同情地为我叹息。

这棉衣钱从哪里凑齐?我实在不忍心问家里要,家里更困难呢!

这冬天,这世道太可怕了。

我正茫然地在广场上转着时,突然在我面前出现了一个有些熟悉而又模糊的面孔,一头黑黑的卷发,略为凹下去的眼窝,凉风中身上也是件单薄的衣衫。我们都停下步子,相互打量着。

“你是罗……?”

“你是彭……?”

原来他是我当年在赣州保粹小学读书时的同学罗飞。这时他正在上饶的一个粮食仓库里当临时雇员,也爱好文学,已经以巴岸、李耕的笔名写了不少短诗。

他乡遇故知,我们也就天天往来,谈文学,谈世事,评论我们看到的文学刊物,谈得兴起,我突然提议:我们办个刊物怎么样?

两个人冬衣都没有着落,却奢谈办刊物,钱从哪里来?

那期间常有些机关单位在《民锋日报》上辟专版,出些“人事问题研究”“经济问题研究”,我想,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出个文艺专版?高耸的文坛我们还上不去,为什么不自己砌一个小小的文坛以求发展?

报社的总编辑胡某是个只管吃喝嫖赌的文痞,编辑部的事顾不上管,我和汪肖吟一说,他居然答应了。我们没花一分钱就在报纸上每月弄得了三个整版。于是由李耕任社长,我任总编辑,办起了“牧野文学社”,也没有个明确的办社宗旨,只从发表文学作品出发。名为“社”,除了我和李耕外,一个工作人员也没有。这可是在人事上最精简的机构了。

第一期当然是我的小说,李耕的诗;李耕还把朱自清先生给他的一张明信片上的几句话拿来发表,以光“门楣”。

汪肖吟也把正在香港的俞百巍的诗和散文拿给我们发表(俞百巍是赣东北广丰县人,他父亲俞应麓曾任国民革命军上将、孙中山大元帅府高参、江西代理督军;他却在香港由他的老师、名作家司马文森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8年以地下党南昌工委书记身份回到南昌从事地下工作。)

上饶有所高级中学在河对面的信江书院,还有所上饶师范学校在城外的沙溪;学生中有一些人爱好文学,我去联系了几次,也常给我们投稿。

开始几期,我们只刊登一些与政治无关的抒情作品,没引起上饶的国民党党部和宪兵队的注意,更没有人来追查这个没有经过登记的非法社团。后来俞百巍与石岚(当时从中原地区潜入上饶的一个共产党员)的诗刊得多了,特别是李耕引来了他们粮库一个名叫朱兆瑞的工人,并刊载了他的诗,就逐渐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了。

我第一次见到朱兆瑞是个下雪天。他皮肤黝黑,两只乍然看来有些暗淡的眼睛里隐隐藏着一种怀疑与挑衅的神色。他身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短棉袄,被风雪冻得发红的两颊和鼻子,更显出他的清贫。

李耕把朱兆瑞的诗拿给我看,还说:“朱先生也愿意加入我们牧野文学社。”

不需要填表,也不必缴纳会费,也没有会员证,我们相互点点头,握了握手,就表示他是我们的成员了。

他话很少,似乎时时在听别人说,分析,思考。

李耕悄悄告诉我,他曾经是协和医学院的学生。但他从来不谈医学,也不说他怎么流浪到了这陌生的小山城。我也懒得问,我们在一起只谈文学。他虽然穷,却爱买书,我是从他那里读到老舍的四卷本长篇《四世同堂》。

一天,朱兆瑞给我送来了一首署名“朱门怨”,题为《训练训练》的民谣体短诗。是对国民党抓壮丁打内战的嘲讽,用语辛辣锋利而且是赤裸裸地指向国民党当局。我那时只不过十七八岁,血气方刚,没考虑发表出来的后果,就一字没改刊了出来。

这可闯了大祸,国民党县党部和宪兵队都来查问。他们当然不会为难报社领导,因为这是专员公署的机关报,却怀疑报社里边有共产党潜入。偏偏那个姓胡的总编辑在头一天晚上又赌博输了钱,一肚子气全往我身上发泄,拍着桌子哼着鼻子逼问我,这诗是哪个写的?还把李耕用“白烟”的笔名写的《赶墟》,石岚写的《冬天,冬天》一并拿出来查问,念一句说一声:“反动!反动!”然后又厉声质问我,为什么要刊登这类诗?诗作者是谁……

我只好撒谎,是福建寄来的,不知作者真实姓名。因为我们不发稿费,也不要那些人的详细地址。

他当然不相信,如果换了别人,早送进宪兵队去拷打了,但碍于我父亲和上饶专员王正公的交情,也不好过分收拾我,只是以“年幼无知”为由,对我从轻发落。“牧野文学社”属于非法结社,应予查封。我这个小校对不请示不报告却自封“主编”是不守法纪(加上我又和出纳员吵了一架),被开除出报社。

李耕只好借口押运粮食躲往鹰潭。

朱兆瑞也因为在同事中常发表不满国民党当局的言论,被盯上,也赶紧向人借了点钱作路费逃回瑞金老家去。

很多年后,我才听说,他回到瑞金后,在中学教书,常在课堂上宣扬马列主义和这场人民解放战争必胜,被人告密。驻扎在瑞金的广东军阀余汉谋的部队把他逮捕以后严刑拷打,要他供出组织和同党。他受尽刑罚,却始终未牵连一个同志一个朋友,也没有说过一句“忏悔”的话。1949年瑞金解放前夕,余汉谋部队在仓皇逃遁前,把他拉到城外河滩上枪杀了。他那临死不屈的气势,使行刑的刽子手也心颤手抖,连射了9枪才把他打死。他究竟是不是共产党员,他死前没有对人说过,也就成了个谜。38年后——1984年4月,我在江西作家协会主办的文学刊物《星火》上发表了一篇散文《黎明前的歌者》,就是悼念朱兆瑞。江西人民广播电台也特意播放了这篇文章。

“牧野文学社”被查封,使当时上饶附近的许多文学青年很惋惜。沙溪师范学校的一些学生,还派人专程坐了火车进城来接我去他们学校告别。十几个穷学生凑了点钱买了几斤肉,煮了一大瓦钵,在学校后边的山头上又吃又唱地玩了大半天。他们虽然只比我小一两岁,有的可能还比我年岁大,却尊称我为“先生”,以长者相待,使我很不安,又使我欣慰。直到月亮升起来了,我才被他们簇拥着走向火车站。那晚上的月色真好,如水一般洒在山林上,我们临别时都掉了眼泪。

1949年5月,南昌解放,我参加了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四分校。我们这个中队有一批从赣东北过来的青年学生。当天集合时,一个年轻军人跑过来紧紧握住我的手,我一看是沙溪师范的李祖靖,我很高兴也很激动,能相逢于那个时候,真不容易。以后我们一起跨越赣、粤、桂、黔、滇五省进军大西南,几十年来常在昆明见面。

对于“牧野文学社”被查封一事,肖吟先生在1988年为《上饶文史资料》写了一篇文章,是这样记载的:

当时还是校对的彭荆风,也和正在粮库当办事员的李耕一起,借版办了个《牧野文学》。彭荆风当时主编《牧野》,一篇篇泼辣明快的文章,像一颗颗炮弹,不断向敌人轰击。辛辣地控诉了国民党反动派挑起了内战,民不聊生的苦痛,引起了“党务督导处”的注意。当时敷衍过去了。不料最后一期《牧野》,发表朱兆瑞烈士以“朱门怨”笔名写的讽刺诗《训练》,诗中猛烈抨击了国民党政府抓壮丁打内战的罪行。这一下闯了大祸,“党务督导处”和警备司令部联合起来,新老账一起算……最后从轻发落,撤消彭荆风的校对职务,解聘出社。

这对我来说真是不幸中的大幸。如果没有我父亲的关系(在他们眼中,我还是“世家子弟”),我纵然不像朱兆瑞那样惨死,那残酷的拷打,却是难以逃脱的。

被赶出了报社,我又失业了,去哪里呢?

还是汪肖吟先生帮忙,他给我写了一封介绍信,叫我去南昌找他们的老乡洪道镛先生。洪先生私人办了张四开小报《南昌晚报》,可能需要人。

报社的总经理石文山,是个颇讲义气的江湖好汉,三教九流的人都让他三分。他曾劝我写个认错书,也许可以留下。我却遵循古训“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当着他和副社长余某(当时的上饶县参议会议长,一个极阴险反动的小政客)傲然地说:“我不写!”

余某愤怒地说:“好!那就开除。”当场写下了开除我的命令。

石文山为我年幼不谙世事叹息,但又颇欣赏我这股少年傲气,临行时赠我二十万元作路费,以示“政治归政治,朋友属朋友”。

我这才有了路费,买了一张硬卧火车票去南昌。

火车“哐当哐当”载着我沿浙赣铁路西行。我又陷入了茫然中,不知这次是否就业有望。特别是父亲也在南昌待业,父子两人都处于失业中,那日子怎么过?

这已是春末的四月,江南花季正繁茂,车窗外的田野时而浓绿时而嫣红,我却无心去观赏。

我办“牧野文学社”

南昌位于赣江下游。那条从赣南山区流淌出来的大江,从南至北有着近800公里的流程,沿途不断汇聚着大小溪河,流到南昌附近时,江面已是很宽阔。

唐代大诗人王勃在《滕王阁诗序》里,一开头就是这样描述的:“南昌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轸,地接衡庐,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把这江边古城的人文史地写得气势雄伟令人向往。

我对这座城市是熟悉的,抗日战争前,我们家就住在江边一条名叫“荷包巷”的小巷里。江上白茫茫的朝雾,夜间金红灿烂的渔火,春天大江涨水时,黄色浊流涌上江岸淹掉我们门前小路的情景,都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中。滕王阁、百花洲,以古代江西文人欧阳修、曾巩、王阳明命名的永叔路、子固路、阳明路,我也是常常去的。

如今我又回来了,只是有些茫然,不知道《南昌晚报》的洪道镛先生是否会接纳我。

到达南昌的第二天早上,我就按照汪肖吟先生信上所写的地址去谒见洪道镛先生。

在上饶时,我就从汪肖吟平日的闲谈中知道了洪道镛先生是名门世家,祖父洪嘉羽是前清翰林,他抗日战争前毕业于南京中央政治学院(后改名中央政治大学)新闻系,与著名作家曹聚仁是好朋友,《民锋日报》创办时,就是曹聚仁推荐他为总编辑,离开上烧后,他去南昌担任了《民国日报》总编辑。他虽然长时间在国民党的新闻界工作,地位还不低,却很厌恶报老板们那种官僚作风,在一次“记者节”的报业人士集会上,激昂地发言声讨那些官僚,从而脱离了《民国日报》,自己筹资办了《南昌晚报》。这也是江西有史以来的第一家晚报。

洪道镛是国民党员,却敢从国民党省党部的机关报中反叛出来,还没有受到党纪制裁,这是局外人难以理解的,也可见1947年前后,国民党内部矛盾之深,统治力量的减弱。

《南昌晚报》与上饶《民锋日报》有交换,我常常能看到,每天四开一张,办得还活跃。

他会怎样接待我?我颇紧张。

在一条小巷里,有座竹篱笆围着的小小的西式平房。我敲开了门,开门的是他夫人,一位矮胖的、神色和蔼的中年妇人。听说我是从上饶来,她更显得亲切,忙把洪道镛叫了出来。

他那时候大约是四十岁,正是壮年,脸色文静苍白,明显存有过去长期在报社坐夜班的痕迹。

我向他恭敬地行礼,把肖吟先生的介绍信递给他。那信当然是夸奖我虽然年轻却很有才气,又能吃苦耐劳……

他究竟是正牌的新闻系出身,又长期和被称为“自由职业者”的报界人士来往,作风也就很平易,看了信后,又问了我的家庭出身、年龄、经历。我都一一作答。

他也知道我父亲彭禹(复苏)先生,很客气地说了句:“哦!是复苏先生公子。怎么这么早就出来了?”

我只好告诉他,家贫,兄弟姐妹多,读不起书……

他沉吟了片刻,说了句:“你还年轻呀!”

我知道他是嫌我学历不高,又过于稚嫩。那年我才十八岁,按王勃在《滕王阁诗序》里所说,正属于“童子何知”,那时候的南昌新闻界还没有一个十八九岁的记者、编辑呢!

我只得说:“我已在好几家报社工作过了。”

他和蔼地解释:“我们报纸刚创办,经费紧张,不敢多用人,都是一个人顶几个人用;我们要一个既搞采访又兼编副刊,还得干校对的人……”

他停下话,望着我,潜台词是,你行么?愿意吃这个苦么?

在南昌求职待业的知识分子不少,他这里却有个位置空着,也许就是工作太繁重,没有人敢来应聘吧!

我求职心切,心想,校对是我的老行当,副刊我办过“牧野文学社”,外勤采访我在《民锋日报》时也代理过几天。就忙着点头说:“我可以干。”

“是吗?”他安详地打量着我这穿着布料棉大衣,一副稚气,完全像个中学生的人。

我知道他是怀疑我的工作能力,忙把我带来的那本贴了我在报刊上发表的小说、散文的大本子送过去,说:“这是我写的文章。”

他略为翻了翻,见有那样多篇,才说:“让我看看。请你过几天再来一趟好吗?”

我只能点点头。

他很客气地送我到门外。

时近中午,狭窄的小巷里空无一人。没有被立即接纳,我的心情空落落的,不过没有退回我的贴报本,可能还会有点希望。

走出小巷是东湖边上的百花洲,街边有家小书店。我进去看了看,有本沈从文先生的《湘行散记》。我暂时忘了忧愁,站在那里用心地看了起来……

大约是三天后,我又去了洪宅。

来开门的还是洪道镛先生的夫人,她不等我坐下就说:“你怎么今天才来?他昨天就在等你了。”

我很高兴,有希望了。

她给我倒了一杯茶,让我等候洪道镛先生。

过了一会,他回来了,略为寒暄了一下,就客气地说:“彭先生,我们决定聘用你为记者、编辑,兼作校对。”

“谢谢,洪先生。”

“我们报纸小,薪给微薄,暂时每月给你两担米,报社供给你一日三餐。怎么样?”

当时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民营企业都是用米多少斤来雇用人员,两担米约有两百市斤,月底发薪时,再用当天米价折合法币来付给。

每天管饭还有两百市斤米,这当然很好。我也就气定神闲,彬彬有礼地说:“承蒙见爱,十分感激。”

“明天若有空,就请来上班。”

“好!”

没想到这么快就把工作说定了,而且是一身兼三职的“无冕之王”,这可是我从上饶乘火车来南昌时没想到的。

我抱着我那本贴着小说、散文的本子走了,这“敲门砖”还顶管用呢!

《南昌晚报》的地址设在纪念宋代江西籍大哲学家陆九渊(1139——1193)的象山路北(陆九渊曾在江西贵溪西南的象山结茅庐讲学)。这里本来是片繁华地段,日军攻占南昌时,原有的房屋都毁于炮火,如今仅有些简陋的、连油漆都没有的木结构房屋;报社租了间临街的木屋,楼上住人,楼下作编辑部、发行部和饭堂;过往的行人都可以看见编辑、记者们在吃饭用的竹制桌子上急匆匆地写稿。

这可是我见过的最简陋、窄小的报社了。

报社只有两个编辑一个记者,洪道镛先生亲自管理报社的一切事务,哪方面人手不够,他就亲自上阵。他不愧为新闻系毕业的,能编能采能写能画版样,很令人佩服。

我被分配跑社会新闻(这工作原来是由一个姓卢的大学生来临时打工,他恰好这几天回学校去了),还兼编一版名为《夜景》的副刊。每天工作的次序是,上午出去采访,中午十二时左右回来写新闻稿,排出小样、大样、清样再逐一由自己校对,争取在下午四至五时前出报;需要完成的社会新闻的字数约两千字左右,这要快速地、几乎是笔不加点地写,写完一页稿纸送往印刷厂排一页。这边写边排版真是够紧张累人了,也就迫使我在采访新闻的同时,就得构思这条新闻怎样写,回到报社后能迅速提笔成文……

写完了新闻稿,我就利用等待拼版、印刷的这一两个小时来编辑副刊。

洪道镛先生也知道这样很为难我这还处于稚嫩状态的小青年,他耐心地帮助我。我写完一页他就看一页,为我斟酌词句,并把采访得来的新闻排列次序,哪条该详细写,哪条可简略,哪条是重大的头二条新闻,哪些是该避免的事……

这身兼三职的工作很苦,好在我正年轻精力充沛,又急于学本事,一天干十几个小时也不觉得累。

社会新闻多是南昌市各个警察分局提供线索。南昌那时候有三家晚报,十几家日报,所获得新闻线索也就大同小异,这很不利于晚报突出自己的特色。洪道镛先生也不断提醒我,既不要放过一般的新闻,还要找到独家新闻。

到哪里去找?我很苦恼了一阵子。但看了老舍先生的长篇小说《骆驼祥子》,他对底层人民生活的关注,给了我很大启发:我跑社会新闻几乎天天要和这些城市的贫苦人民接触,我也可以从他们那里去发掘更深层次的事件嘛!

那时候,京、沪的一些大报有“特写”这一专栏,《南昌晚报》在这以前限于力量没有开辟过,我就在采访完新闻后,去走访一些唱京戏的艺人、卸任的大小官员、算命卜卦的先生、洗澡堂的擦背师傅、人力车车夫、公共汽车驾驶员、自来水公司和电灯公司小职员……从他们那里了解他们的身世和对社会的看法,以及环绕着他们发生的新闻与旧闻。

这些各行各业的人都饱经沧桑,对世事各有特殊经历和见解,谈起来真实,也就颇能感动人。他们和我成了朋友后,不仅和我谈过往,还能常常为我提供一些当时难为人所知的特殊新闻。如邮电局有个电话接线员偷听到省主席胡家凤在南京的朋友打来的电话,告诉他将被免职,要他早作准备。我就用“本报南京专电”写了条消息作为头条发出。这是别的报纸没有的独家新闻,从而大为轰动。再如那时候南昌的路灯由于电力不足,年久失修,不仅昏暗,而且十有九瞎,街巷的路面又多是坑凹,雨后满是积水,行人很是不便,我于是写了篇特写《烂了的眼睛》,予以描述抨击,很为读者称道。还被南京的《每日晚报》所转载,列入他们的“每日特写”中。

时隔近四十年后的1987年,有位朋友从南昌寄来一张当年的《南昌晚报》,上边有篇短文《“吃奶记者”彭荆风》,文章这样写道:

看过《边寨烽火》这部电影故事片的人,对该片作者彭荆风可能有所印象。

彭荆风是我省萍乡人,1948年下半年(按:应为上半年)彭荆风由上饶《民锋日报》到旧《南昌晚报》跑社会新闻,那时他仅20岁(按:应为18岁),是南昌市最年轻的新闻记者,有人叫他“吃奶记者”。

旧《南昌晚报》是一家私人办的小报,没有订户,其发行量全靠零售,报纸的发行量决定报社的命运。在旧社会当一个记者,随时有被解雇的危险,彭荆风不是大学生,连个高中毕业文凭都没有。他能捧起这个饭碗,全靠一支笔在旧社会新闻工作圈子里闯出一条道路。彭荆风在旧《南昌晚报》当记者,生活俭朴,不喝酒,不吸烟,不赶时兴。当时月薪大米二百斤,他拿到薪俸,除生活开支外,余下的钱就是买书。旧《南昌晚报》的社址,设在一个盐商的木结构二楼上,彭荆风睡在编辑室旁边一条走廊的角落里,晚上看书,因为电灯常无电,他一气之下,写了篇特写《烂了的眼睛》。这一篇特写一见报,当天报纸就被抢购一空,广大读者都说这篇文章击中了当时反动政权的要害,国民党政府是腐烂的躯体,像电灯一样昏昏暗暗,彭荆风预感到国民党的即将垮台。这是“吃奶记者”的政治远见。

…………

这篇文章的作者是程祖贻,江西广丰人,1947年我们在上饶办“牧野文学社”时,他用“老里”的笔名写过诗与散文。1948年他从广丰来南昌求职,我曾介绍他也来《南昌晚报》任记者,但他不堪其苦,只干了一个月就弃职而去,从此不知他的下落。1987年收到这篇文章,我去信《南昌晚报》询问,也是所知不详,还是没有联系上。但他还记得我这些四十余年前的旧事,也是故人情重了。

现在想起来,那段时间我在《南昌晚报》跑社会新闻,对我观察那苦难的旧社会,了解各阶层人的心态,以及迫于报纸新闻的时间性,不得不有较快的写作速度都锻炼很大。

我在跑社会新闻的同时还兼编占报纸半版,约三千字篇幅的《夜景》。那是一个刊登杂文、散文、诗歌、短小说,文学色彩较重的副刊,园地虽然小,但天天有,总容量比十天一版的《牧野》还要多。不过这都要可读性强,不然会影响晚报的销路。

我每天都以“夜不收”的笔名在《夜景》的刊头边写上几行断想,用花边框住,也是效法鲁迅先生的“花边文学”。

副刊除了《南昌晚报》原有的作者外,我把《牧野文学》的文友也约来写稿,文学质量也较前提高了。

这时候,俞百巍已由中共南方局派遣,从香港潜入南昌担任中共南昌工作委员会书记,从事地下活动;他西装革履以阔公子身份住在原江西省长彭程万私宅,得以避开特务的注意,也不断化名给《夜景》写些诗。

洪道镛先生见我肯干又能干,索性把另一版娱乐性的副刊《影与剧》,也从别人手里拿过来交给我编辑。我也很乐意地接受了。

我在《影与剧》上还开辟了“剧评”“剧本连载”栏目。这有可读性也有连续性,颇吸引读者。当时南昌职业学校有个叫罗旋文的学生,写了一些电影文学剧本,虽然没有获得电影厂的拍摄,我取其故事性还可以,选了一部逐日连载,这使他很兴奋,从事文学的信心也更大。后来,他留在江西从事文化工作,写了不少小说,其中一篇《红线记》还在1980年获得了全国短篇小说奖。

那段时间(1948年4月—1949年5月),我多数时间是住在南昌石头街那条偏僻的小巷里,与父亲彭禹(复苏)先生在一起;他长久求职不得,既贫困又苦闷,就一心读书礼佛。他是辛亥革命的参加者,以后留学日本中央大学,回国后在北京民国大学国文系执教,中国古典文学学识深厚。他经常为我讲解古诗词、唐宋八大家散文、《史记》《资治通鉴》,对我这个早年失学的人来说,如同在读一个文学专业,对我的中国古典文学素养的提高很有帮助;我深知这一补课的重要,每天再忙也要在晚八九时以前往回赶,那条凹凸不平的石板路上常见我匆忙的脚步;回到家与父亲谈谈家事和外边的见闻后,就听他给我授课。这使报社内外的朋友很诧异,怎么这样恋家?他们约我夜游,都被我婉拒了,所以至今我不会打麻将、玩扑克、跳舞。

有点钱我就去买书,鲁迅、沈从文、巴金的作品我特喜欢,张恨水、林语堂的小说我也读,他俩虽然被左翼作家排斥,但我觉得他们的作品自有其特色。想成为一名作家还是得广博吸收。

这样工作、学习,对我这个还只是十八九岁,吸收能力很强的青年很有效,就连对下属业务要求很严格的洪道镛先生也惊诧我的写作能力提高之快。

有了自己主编的副刊《夜景》《影与剧》,写了长短文章都可以迅速得到发表,不怕被挤在大大小小的文学圈子之外,也不必低三下四地去请求那些“编辑老爷”恩赐地给予发表,这比一些初学写作者幸运多了。当然这得严格要求自己的写作,不草率地乱涂抹。我能这样严于律己,是因为我当时在中国古典文学和鲁迅、沈从文、巴金等前辈的作品启示下,心中有着一道很高的标准,得长久地费力地去追求!

当年(1948年前后)以新闻记者身份在南昌从事中共地下党城运工作的张自旗(陈夜),在时过五十余年后,为了选编一本那个时代发表的、具有进步倾向的诗文集,特地去南昌图书馆翻阅了收存的报刊,选用了我的几首散文诗。他来信告诉我,“这才发现你那时候写了不少文章。”其实那时候我用的笔名不少,如慕容怨、慕容娇、陈扬……他都不知道。

这也就是为什么一年后的1949年我参加人民解放军后,在陈赓将军任校长的军政大学学习和工作期间能迅速担负起宣传工作,编墙报,编油印小报,写剧本,在1951年初调入第四兵团文化部后,能成为《文艺生活》月刊的主要编辑……

回顾那段辛苦繁忙的往事,常使我感到宽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