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隔世的父亲肯定知道我正走在他走过的大路上。

旨在寻找新中国一段血色记忆的“重走陕甘宁”采风活动，无疑是作家们一次穿越历史时空的心灵之旅。不过，作为这次活动的发起人，我心里还揣着另外一个“小九九”——对闹过革命的父亲的一次精神追寻。

我的成长离不开父亲。我的人生足迹一直沿着父亲身后的一条大路在跋涉。跟着父亲走路，始于一个孩子的模仿天性和迷恋父亲的一双大鞋子。小时候，只要劳累了一天的父亲回家躺在了炕上，我就会偷偷穿走父亲那一双船一样的大鞋，在院子里学着父亲走路；而平时，我总像是父亲的一个尾巴跟在父亲身后，背着手，低着头，像一个急于长大的小父亲。

一个生在新中国的人当然更痴迷父亲旧时选择的革命道路。父亲的革命故事，始于抗日战争止于解放战争，可谓出生入死、惊心动魄，是一段民族革命大历史的缩写。生于1921年的父亲，16岁就跟着大人参加了为穷人谋幸福的革命并加入了共产党，往返于陇东合水和陕北延安之间，做着一些支援延安的文艺宣传和后勤工作。而此前，父亲只是一个擅长手工艺的境界很小的农民，以种地、制造和贩卖香烟等手工日用品为生。

但是，父亲的革命，过程是鲜红而光彩的，结局却是暗淡甚至是耻辱的。我的童年，正赶上那个众所周知的动乱年代，生活的贫困暂且不说，父亲悲催的遭际让我十分困惑和迷茫。在我幼小的记忆里，有段时间父亲似乎像一个罪人一样，经常被一伙扛着红缨枪的人捆绑着，受尽凌辱和磨难。每当看见那一幕，我总是躲得远远的，不敢面对父亲，也害怕被父亲看见，即使是过后我也装作未曾看见。我不敢直视父亲，父亲也不敢直面我。父亲究竟做了什么坏事，当时不知道去问，也不敢去问，有一点却是肯定的，父亲心里充满了冤屈。记得，父亲似乎一直在写申诉材料，有自己写的，也有别人写的，父亲的一个木箱子里一直存着一摞厚厚的诉状。后来，我终于知道了真相——父亲本来是一个积极的革命者，解放前已经当上了乡长，但父亲后来成了一个说不清的“叛徒”。千真万确，我亲眼在父亲的一个履历表上看见过“自首变节”四个字。知道真相以后，我一度很是看不起父亲，但是再后来，也就是我彻底搞清楚父亲的“变节”真相以后，我不但原谅了父亲，还对“叛徒”的父亲充满敬意，直到现在。

原来，父亲是一个被自己的老实本性害了的“叛徒”。解放战争末期，胡宗南为了围剿延安而大举进攻陇东，也就是著名的西华池战役前夕，父亲被编入一个舅爷带领的一支游击队参与作战。但是，父亲和许多人一样，从来没有打过仗，一些怕死的人因为怯战而逃走了。大战之前，父亲接到了一个对他来说非常艰巨的任务：带领两个人前去处决一个临阵逃跑的人。父亲的确领命去了，但是父亲并没有执行命令，因为那是一个熟人。到了那人家里，看见其和老婆、娃娃一家人正在熟睡之中。从来没有杀过人的父亲心一下软了，怎么也下不了手，最后不但没有取那个人的性命，害怕一起去的人动手并伤及无辜，父亲还故意咳嗽了一声，提醒其快快逃命而去。“完成任务”后，因为合水县委已经撤到了延安，找不到部队的父亲，只好偷偷地回到了家里。但是，没安稳几天，因为一个邻居告密，父亲突然被国民党逮捕入狱。消息传出，在一个外爷的保释下，父亲写下了一个从此不再闹革命的保证书，才得以获得自由。其时，父亲既不敢见共产党，也不敢见国民党，只好在西峰什社乡一个红白相间的地方潜伏了下来，继续等待部队的消息。西华池战役十分激烈，国共双方都死伤惨重。解放后，因为刚刚恢复运转的合水县政府缺人手，已经安心务农的父亲在那个游击队长舅爷的催促下又参加了革命，到县政府当了一个管理后勤事务的科长，不久又当上了一个乡的乡长。但是，好景不长，“三反”时父亲因为历史污点被定为“自首变节”。拨乱反正之后，和父亲情况一样的两千多人都“一风吹”了，只有父亲一个人没有平反。组织的说法是，父亲的历史问题已经有了结论，即“自首变节”。对此不公平待遇，父亲一直不服，一直在申诉。父亲的理由是，他不是主动投敌的，而是在找不到组织的情况下被人告密被敌人抓住的，再说被俘后他也没有出卖任何人，只是被迫写了一个不再闹革命的保证书。至于放走那个叛徒的事情，父亲当然无言以对，老老实实地认了错，而且把责任全部揽在了自己身上。现在看来，时过境迁之后组织对父亲的结论显然是不公平的，起码父亲不是“自首变节”，不是一个叛徒，而放走了一个逃跑的穷人，不过是在一个特殊时期把人情置于一个冷酷无情的军令之上；后来没有在一个复杂的环境里继续追赶撤走的部队，充其量是从一个积极的革命者变成了一个消极的革命者。如此，尽管父亲没有把自己洗刷干净，但时间还是原谅了父亲。我们八个兄弟姊妹，尤其是前面的几个，在上学、工作上因父亲而受到许多不公平待遇，以至于到了现在都把父亲的这段历史视为一家人的隐私。现在，我们对父亲有了新的认识：父亲不是一个英雄，却是一个好人，人性高尚，自带光芒。我们对父亲的这一观点，完全符合我党后来的历史观念和政治政策。我无意在这里为父亲平反，我只是企图超越时空打破历史的局限回望事情的真相。而且，父亲肯定不后悔因为放走一个人甚至一家人的生命而丢掉了自己一生的荣誉。

我曾经在家里见过那个把父亲领上革命之路的游击队队长舅爷。不过，那时他已经是一个大官儿了。那一天，从未见过面的舅爷，在炕边上挪了挪屁股，突然冲着站在地上的我说：这娃，你给我说说，革命是革谁的命？我当时刚上小学，还不知道革命是啥意思，想了半天才答了一句：革共产党的命！舅爷听后勃然大怒，抬手就在我的后脑勺上搧了一巴掌，还骂了一句，这娃咋胡说呢！因为给父亲丢了脸，旁边的父亲也对我怒目而视。知道错了，我赶紧改口，说了一个相反的词：革国民党的命！舅爷的脸色这才好了许多。这位舅爷我虽然只见过这一次，但他与我关于“革命革谁的命”的问答让我羞耻不已。关于革命，这位舅爷无疑给我上了一堂生动的政治课。

这个舅爷就是当初派父亲去杀那个叛徒的人，他后来不止一次给我们兄弟姊妹说：“你爸的历史清楚着呢！”舅爷的这句话虽然让父亲获得了一些温暖，但还是没有医好父亲的心病，空口无凭，父亲毕竟缺一个白纸黑字的红头文件。因此，视荣誉为生命的父亲一直不甘心被历史抹黑，到死都在拼命申诉。记得，在父亲殁的前一年，我将父亲和妻儿的户口一并从农村转成城市户口后，似乎是得到了平反的父亲在人生最后获得了极大的慰藉。几年前，我还根据父亲那一声救了一家人命的“咳嗽”写过一首题为《咳嗽正传》的长诗。而在同期的长诗《红灯传奇》之中，我也写到父亲的这一不红不黑的传奇经历。

不过，父亲曾经中断的革命理想，被父亲后来以另外一种方式兑现了。在我出生前，背着一个历史黑锅的父亲被下放回家参加生产队劳动，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父亲都是以沉默表达着自己的不满，除了干活还是干活，可谓任劳任怨。改革开放之初，历史问题被渐渐淡化，许多人在政治上得以松绑，并获得了精神上的彻底自由。其时，“污点人物”父亲也放下了历史的包袱，重拾最初的革命理想，凭借自己手工制作的特长，带领村子里的几个年轻人创办了西华池公社第一个铁器加工厂，实现了一个村子的产业转型，使一村子人在全县率先脱贫。在当时，发展生产也是一次深刻的革命，而父亲领导了村子里那次农业生产革命的彻底胜利。

父亲毕竟只是一个历史的引子，归根结底还是一个“小米加步枪”的传奇故事召唤着我。长大后，我从故乡合水出发去的第一个远方就是延安，而且就是父亲曾经走过无数次的那个路线。走上文学之路后，我还先后多次跟随《诗刊》社、中国作家协会组织的采风团到过延安。几次延安之行，让我终于明白了“小米加步枪”的革命究竟是怎么回事。为此，我还写下一组《圣地诗篇》的诗，发在《诗刊》和《延安文学》上，后又收入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长征，穿越时空的精神历程》一书。其中有一首《小米》，就是在诠释“小米加步枪”：

小是小

但仇恨却熟到了

一粒

就能让一支步枪

吃饱

一粒

就能把一个鬼子

撂倒

小米加步枪的结果当然等于日本鬼子，这个简单、朴素的革命加法，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伟大数学，其中所包含的智慧和勇气，来自于一个党派对一条道路的选择，以及一个民族对一个党派的选择。

父辈们当初的道路自信究竟来自哪里呢？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在历史中去倾听。作为这次“重走陕甘宁”的发起人和组织者，出发前我对具体的采风路线做了精心的设计，不是夸张，我甚至拿出了陕甘宁地区地图，制定了一个“作战方案”。既然是“重走”，我们当然要“原路返回”，哪怕是以车代步，父辈们走过的路我们必须走一遍，于是就有了这样一个边走边调整的路线：环县、西峰、华池、延安、志丹、盐池、银川、固原、隆德……

庆阳老区是连接陕甘宁三省区的一块热土。眼前的道路虽然不再崎岖，但内心的道路依然如昨。血红色的陕甘宁，是一个内涵丰富而外延辽阔的历史概念，我们选择的路线无疑与那一段历史高度契合。不过，我们是在倒叙着重走，回溯历史也只能倒叙。我们抵达的第一站，是红军长征最后一仗山城堡战役发生地环县的山城堡，接着我们拜谒了河连湾原陕甘宁省政府旧址，然后才从当年的陕甘边根据地首府华池县南梁正式出发。革命是需要灵魂的，重温革命同样离不开灵魂。在华池县城，采风团进行了一次理论研讨，或者叫思想动员，参加了由华池县委组织的陇东红色文学创作座谈会，然后在南梁接受了华池县委、县政府通过一个庄严的仪式授予我们的一面团旗。这是一种荣誉的奖励，也是一种精神的传承，当一面鲜红的旗帜经由省文联党组书记李燕青、庆阳市委宣传部部长闫晓峰等省市县三级领导传递到我这个团长的手里时，我的内心充满了庄严和激动，我不由自主地挥动了旗帜，让它在大家的头顶鲜红地飘扬了起来。那一刻，我似乎在送行的人群里看到了微笑的父亲。

此次“重走陕甘宁”，我是有充分的思想和情感准备的，不是准备了几天，而是准备了半辈子。在陇东红色文学创作座谈会上，我不仅谈了我的红色文学创作情况，还谈了我对这一精神活动的深刻认识。我说，红色文学是执政党的血色文学，是执政党的精神本色，而我一直以来的写作是良心写作，尽管今天红色文学写作者被一些人不屑一顾，但我一点也不后悔，感到十分光荣。执政党的这段历史是为穷人谋幸福的革命历史，而且是穷人父亲的人生历程，不可忽视甚至忘却。作为那场革命的一个直接受益者，我必须铭记在心。说实话，我从心里看不起今天那些腐化堕落的变节者。

而且，也许是天真，作为一个糖尿病患者，我希望通过这次暴走走掉自己的“富贵病”。尽管不是徒步，但毕竟是一次长途跋涉。由此及彼，一个人肉体患“富贵病”还不可怕，可怕的是精神上患“富贵病”。一代人的精神“糖尿病”已经不容忽视，这个时代太需要“管住嘴，迈开腿”这样一个全民性的精神暴走了。

像父辈们一样，我和我的团队的目的地当然也是圣地延安。这个昔日穷人的首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低处的高楼已经快高过四面的山峁，一个小山川的旮旮旯旯里塞满了高高低低的楼房，我们经过市区的任何一个地方都看不到三条川道的自然走向。不过，低处的延河还在，高处的窑洞还在，而最高处的宝塔仍然巍巍地站在山顶上，像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人物，令人心生敬仰之情。如果没有这几处标志性的景致，我是不会相信眼前的这个山沟里的小城就是革命圣地延安。的确，和当今中国的许多小城市一样，延安同样拥有着一片繁华，但同时又是千篇一律流于一般。这无疑是延安城市建设的一个败笔。在我的内心，延安的面貌是应该与其它城市有所区别的。好在我们将要拜谒的是她的过去。

到达延安之前，当听说今年正好是鲁艺建院80周年，而鲁迅文学院第三十四届作家高研班的同学们将赴鲁艺进行纪念活动时，作为鲁院第六届作家班的一个学员，我立即与鲁院常务副院长邱华栋进行了联系，希望与作家班的同学们会合，一并回望鲁艺光辉的历程，共同表达我们的敬意。我如愿以偿，得到了及时的响应。采风团与王璇副院长带领的大部队会合之后，我们一起分别给鲁艺敬献了深情的花篮，更多的年轻人与我们一起在延安光彩的革命相册里留下了珍贵的记忆。

历史不会忘记，是因为历史是不会消失的时间。历史只是一页翻过去的书，还可以翻过来再看。几十年以来重复的延安之行，我一直重复地走在同一条心路上，对延安的认识一直没有改变。想想，延安像不像穷人身上一块历史的补丁？在我的那组《圣地诗篇》里，有一首题为《补丁》的诗就是当初写给延安的。因为储存在心灵深处，这首诗一直都是新的：

给膝头补一块吧

长久跪着的地方

肯定有伤

给肩上补一块吧

骨头最硬的地方

还要扛枪

给胸前补一块吧

迎着敌人的地方

要挡死亡

让每一个人都补一块吧

山河破了

就得一块一块补上

在延安大学的一个座谈会上，采风团与延安市的作家们共同抚摸了这块伤疤一样的历史补丁。当地作家们的精神坚守让我们产生了很大的心灵共鸣。在与延安市作家厚夫、成路、侯波、李炳智、李玉胜、高安侠、张亚宁、高权和惠雁等人的座谈中，我找到了在我这个甘肃人心中悬了很久的一个问题的答案：新中国成立以来，陕西为什么出了《保卫延安》、《创业史》、《人生》、《平凡的世界》、《白鹿原》和《浮躁》那样多的文学巨著，成就了杜鹏程、柳青、路遥、陈忠实和贾平凹那样的文学大师？其答案是，在延安这块土地上，蓄积了深厚的文化底蕴，特别是上世纪30年代以来，许多革命的文艺志士为了一个共同的梦想，从五湖四海奔赴延安，在一个小山川汇聚了丰沛的文化之墒，不但缔造了一个革命的摇篮，还为新中国储备了巨大的精神力量。就是说，延安既是人杰地灵，又是地灵人杰，人与地互为滋补和成就着。80后作家张亚宁从新媒体上获知我们到达延安的消息后，开车从一百多里的子长县赶来看我，并参加当天的研讨会，让我感动不已。陕北的文学精神由此可见。

今天来看，延安不仅是陕西文学的魂魄，还是中国革命文学的根系所在。对此，我这个陇东老区人是最有感触的，比如陇东诗人孙万福的《咱们的领袖毛泽东》等陇东民歌当初就是从陇东唱到延安，然后才从延安唱红全国的。不用想象，当时那些大人物嘴上叼的用以思考穷人命运问题的那些香烟，肯定也有父亲当时贩卖到延安的香烟。在当时，烟草不但是有味道的重要物资，还是有思想的意识形态。当时，父亲卖的是一种“飞马”牌香烟，制造香烟的是一个手动的油布卷烟机。小时候，在家里一孔窑洞山墙的高窗上，我还发现过许多“飞马”牌香烟的商标呢，而那个卷烟机则在家里保留了很长时间。

刘志丹一直是我心目中的大英雄。对刘志丹的崇敬，不仅是因为他在我的故乡合水县太白乡成立了南梁第一支游击队，更主要的是他作为一个富家子弟为穷人谋幸福并为之献出生命的可歌可泣的情怀和精神。志丹县以前没有去过，这次是必须要去的。在春光里的志丹陵园，我们不仅给大英雄敬献了满满一花篮的思念和敬意，还和高大的刘志丹汉白玉塑像合影留念。我们当然不希望自己只是一群过客，我们希望和志丹县人民一起陪伴一个英灵。而现在，我还想把自己以前一首题为《一座墓碑》的小诗献给他：

一个人倒下之后

以另一种方式

站了起来

矗立

才是一个不朽的人

死的姿势

作为当时的革命首府，延安从来不是一个独立的点，而是一个宽阔的面，甚至因为有着许多千丝万缕的红线线，延安才得以成为一个穷人的首都。除了大后方陇东，成就了延安历史性革命理想的还有当时富庶的宁夏盐池。这一点，我们在盐池革命纪念馆当然真切地看到了。盐池的那些雪白的盐，无疑为当时的延安增加了经济的和精神的钙质。在盐池的革命档案中，那些十几岁就为革命而早早献出生命的人，让我感慨万千。看着他们简单的履历和年轻的面孔，我觉得父亲一点儿也不冤枉——他毕竟还侥幸活了下来。

我们的采风虽然是一次旗帜鲜明、主题突出的意识形态活动，但采风的目的还是要落在文学上，因为对于每一位作家来说，守住文学的细节才是根本，这个细节就是作家们每一个精品的细心创作。鉴于这种认识，到了银川后我们与当地作家交流的话题全部回到了纯粹的文学。因为甘肃的“文学八骏”品牌是受宁夏的“三棵树”启发而打造的，所以我们把银川之行看作是一次学习和取经之旅。采风团的成员以“甘肃文学八骏”作家为主，我们到银川的目的就是与宁夏的“三棵树”作家会合。那天，正式或非正式与宁夏作家石舒清、郎伟、漠月、杨梓、杨森君、赵华、阿舍、闻玉霞、安奇、张富宝、查文瑾、陈立平和计红等作家的一次交流让我们获益匪浅。而在固原，与杨风军、单永珍、王怀凌和马金莲等作家也是一场热烈的文学互动。

选择从宁夏隆德回兰州，则是为了拜祭去年逝世后骨灰被葬于该县神林乡一个山坡上的原《飞天》副主编、“大学生诗苑专栏”的创意者、著名编辑家张书绅。因为害怕打扰我们，张书绅去年是不辞而别并魂归故里的，殁后半个月我们才知道。逝者谦卑，生者不能冷漠，所以我们必须去拜祭他的亡灵。而且，张书绅还是我的故乡庆阳革命老区当代文学的先驱，与我的父亲十分熟悉，两人有过许多交往，拜祭他就是祭拜我的父亲。抵达隆德的三天前，我们就与远在兰州的张书绅之子张铁牛取得了联系，在他的安排下，又在其弟媳彭晚晚的带领下前往张书绅的墓地。春风和煦，苜蓿飘香。5月2日上午11时许，在我的主持下，大家默默地站在张书绅和其父母的坟前，献上路上事先准备好的四个花篮，由弋舟、郭晓琦、习习和向春分别吟诵了收在我的长篇随笔《九百年祭》之中引用的于坚和伊沙去年写的悼诗，随后大家还代表于坚、王若冰上香一炷。祭拜结束后，我们把刊有《九百年祭》的一本《2017年中国随笔精选》和一本《金城》杂志10个人的签名本送给了彭晚晚。张书绅的侄媳妇彭晚晚和其爱人张硕伟无疑将永远替一代大学生出身的诗人为张书绅守墓，所以吃午饭时在我的提议下大家郑重地用她带来的酒给她敬了一杯，希望她和爱人做一个忠实的守墓人。他们守他们的大伯无需我们叮咛，守一个伟大的编辑家却是需要我们叮咛的。令我欣慰的是，因为走时加上了晚晚的微信，回到兰州后在与晚晚的微信聊天中得知，她的女儿几天前在学校朗诵了爷爷的诗歌。看来，张书绅在隆德不会冷清孤单的。

隆德的这一文学良心行动，体现了甘肃作家们难能可贵的文学本心。我想，唯有向纯粹的文学精神致敬，我们的文学采风才有意义。同样，一场让穷人翻身得解放的红色革命也应该得到文学的真诚致敬和眷顾。张书绅就是一个透彻而坚定的革命者呢。从微信中看到我们拜祭张书绅的消息后，张书绅的小同事、我的老师狄植棠通过微信给我发了一个图片——他用手在稿纸上写的一篇纪念张书绅文章的照片版。在这篇不足两千字题为《哲人张书绅老师二三事》的文章里，狄植棠记述了上世纪50年代末自己与张书绅在合水一中教书时的几件事。而此时，张书绅正在接受批判。第一件事，说的是他针对当时学校一个女生爱打扮，写了一首讽刺性的打油诗发在校园一个黑板报上进行批评，张书绅看见后不但让他马上擦掉，还把他叫到办公室批评了一顿。张书绅批评他之前，先送给他一本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然后说了下面这些让他十分羞愧的话：“文艺是为工农兵服务的，学校的文艺是为师生服务的。写批判文章和讽刺性作品要有分寸。我们语文老师不但要自己身体力行，也要宣传好毛主席的文艺方针。”另外一件事，则是发生在张书绅从房上跌下摔伤后在家休养的时候。有一天，他悄悄去看望张书绅。闲聊中，他发现张书绅的书柜中藏着一本被批判的禁书——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休养》。他很吃惊，张书绅却嘿嘿一笑，含蓄地说：“不留着它，不知道它写了一些什么，我怎么批判它呢！”见张老师话中有话，他才跟着张老师一起会心地笑了。

没有想到，狄植棠以微信的方式发给我的这篇文章居然成了我这篇长文的点题之笔。本来，“重走陕甘宁”是几年前在西安拜访陈忠实时一起说到的一个想法，打算以此活动来开启陕甘宁作家的长期交流，只因陈忠实病倒不能远行以及本人的懈怠才拖到了今天。今年是陈忠实逝世两周年，我才将这一活动给省文联提出来并付诸实施，以纪念陈忠实先生。因此，我还于4月29日陈忠实忌日之前在途中通过自媒体发出了我特意写的悼诗《追悼一个头枕高原的人》。而且，又临近毛泽东“5.23”《讲话》发表75周年，正在继续贯彻落实继往开来的习近平“10.15”文艺座谈会讲话精神，甘肃才单方面积极启动了这次采风活动。如斯，陈忠实、张书绅肯定是非常高兴看到我们的行动。当然还有我的父亲。

父亲的道路已经是一条河流，而我是一朵快乐的浪花。因为一个历史的纽带，陕甘宁作家的心灵是相通的。历时十余天，驱车行程2600余公里的甘肃作家“重走陕甘宁”采风活动，是新时期以来陕甘宁三地第一次跨界心灵交流，其率先打破了一个“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沉寂局面，拉开了陕甘宁区域间文化深度对话的序幕，社会影响和文化意义甚为深远。

其实，我们的采风团就是一个播种机和宣传队。因为大家都有微信，行走过程中的消息各自都及时从自媒体发布了出去，所以说我们是一路被天南海北的微友们点赞着走下来的。省政协文史委员会主任张正峰、省文联党组书记李燕青等领导不但一直在微信中关注着我们的行踪，看到我们的采风感言时还给我们发微信鼓励。而且，考虑我们要写稿子，张正峰还给我们发来了有关南梁的历史资料。

当然，我们也感到了一些来自文学朋友圈内外的冷漠。

文学的确能照亮生活，但又是什么在点亮文学？当然是心灵；但又是什么在点亮心灵？毫无疑问，我们的采风其实就是在寻找这个疑问的答案——探视这个时代的精神光源。

不知什么时候，我忽然发现，我和父亲之间是一种薪火相传的关系，父亲走在前面，我跟在后面，父亲是我昨天的星星之火，而我是父亲留存在身后的一粒火种。如果说父亲前半生是为其后半生的生存而战的话，那么父亲后半生就是在为其前半生的荣誉而战，总之来说父亲是为穷人的革命而战。父亲的前半生我无缘经见，但父亲的后半生我却是见证了的。父亲的革命虽然不彻底，但父亲对自己那段革命的道路和荣誉却极其看重。我们兄弟姊妹之所以能安居城市，全是因为父母亲的功劳。所以，父亲去世后，安妥父亲的后事就成了我们一直在掂量的大事。父亲殁后的第十三年，因为我们兄弟姊妹一个个都离开了老家合水，我们决定把原葬在合水的父母的尸骨迁到西峰。立碑时，我请了文友、时任西峰区长的闫晓峰和书法家李鼎峰题写了碑文。事后，我笑着对闫晓峰说，你们可不要出什么事，绝对不能腐化变节，否则我会砸掉此碑，重新请人题碑！虽是朋友之间的玩笑话，但却表达了我内心深处的期许。谢天谢地，或不忘初心严以律己，或临池不辍斯文做人，二位使我的父母至今得以安享着一份隔世的清风明月。正是太巧了，回过头才发现当初被我“警告”过的这位区长文友，就是前面在南梁给我们采风团送行的庆阳市委宣传部部长闫晓峰，我当时就是从他的手中接过了采风团的那面红旗。有这样一位可以信赖的共产党人守护父亲的革命荣誉，不仅我们心里踏实，天国里的父亲也是很光彩的。

父亲的墓碑是我的里程碑。父亲没有背叛革命，我也绝对不能背叛父亲。父亲不在了，但父亲走过的大路还在延伸。

父辈们的道路我们必须继续走下去。即使一次走马观花的采风不能深入到历史的骨髓，但也是对历史一次风尘仆仆的致敬。不是抬高我们，也不是危言耸听，这种致敬的精神也是这个时代的文学极度欠缺的。说实话，出发前我不仅仅是对行走路线做了刻意的安排，对采风团的每一个成员也是做了精心的挑选，起码我们得有一个相同的文学初心，一路始终能够走到一起。我们这十个人——弋舟、郭晓琦、向春、习习、刘梅花、傅兴奎、杨胡平、李萍和李安平，从绝大多数的年龄来看，父辈们都是经过那个时代的人，但不论各自的父辈过去是何身份，历史背景如何，哪怕曾经是共产党的对立面，今天都在同一个蓝天下，分享着同一个和谐盛世，更为重要的是，因为对一个现实的接受必然对历史有着一个共同的态度。

父亲的道路不是一条自然界的路，而是一条辽阔的意识形态之路，它延伸在自然之中，却高于自然长于自然。这条道路来自昨天，正在穿过今天，远方直指明天。所以，我们的行走不仅仅是一种荣誉行走，而是一种不轻松的负重行走；我们不只是走在平坦的现实之中，也不是要掉头回到艰险的从前，而是要穿越历史时空走向未来。时代呼唤一个健康的文学肌体，当然需要作家们的坚定的精神回应。走在路上，我们才有道路自信乃至目标自信。

而且，我们能一起走完这一程，就肯定能走完下一程，以及下一程的下一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