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工农红军改编的115师取得平型关大捷。随后，聂荣臻同志率领的115师部分同志在太行山北部地区创建了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军区。与此同时，卢沟桥事变后南退的东北军619团团长、共产党员吕正操，于冀中晋县小樵镇宣布成立人民自卫军，守土抗战。自此，冀中人民有了依托，广大农村爱国青年纷纷参加进来，成为了一支同冀中人民血肉相连的革命队伍。

1937年12月，吕正操同志率领部分人员来到冀西阜平同聂荣臻司令员会面。当年，我作为晋察冀军政学校的一名学员，曾在孙毅校长的率领下，在阜平县东门外欢迎过吕正操同志。从这时开始，我逐步感受到，在华北地区的对敌斗争中，冀中地区是同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紧紧连结在一起的。

冀中，特指北平以南、天津以西、石家庄以北、保定周围的平原地区，而以平汉铁路与冀西相隔。冀西是山区，土地、人口有限，而机关、学校、后方单位多在冀西，所需粮食、布匹，则仰仗冀中平原地区供应。

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寇为控制其后方、掠夺人力物力，对我冀中地区施行摧毁性“扫荡”，使我根据地处于极困难境地。而冀中地区的军民则经历了最严酷的战争考验。

我开始了解冀中军民的斗争，始于日寇投降以后。1945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投降。晋察冀军区所属部队遵照朱德总司令命令向敌占地城市进军。那时，国民党军队凭借陆空有利条件迅速占领了北平、天津，而我八路军部队则攻占了伪蒙疆首府张家口，张家口成为我八路军收复的惟一一座中等城市。为抵御来自西线国民党军队的进犯，我曾随部队向西进军，在内蒙古草原活动近两个月。我跟随的晋察冀第37团，是由冀中几个县大队升级组成的，其成员大都是经历过抗日战争的冀中子弟。他们远离家乡，在荒凉的内蒙古作战，闲下来就谈些冀中的往事，以消解官兵共同的思乡情绪。

塞外回师途中一个阴雨的夜晚，团政治部主任李轩，特派员王宪周，干事乐田、田英，分区摄影干事袁克忠，他们都是1942年5月敌寇对冀中进行“大扫荡”的亲历者，他们的讲述使我如身临其境，感受到冀中五月雨后的泥泞，听到敌寇合围的马蹄声和机枪的咆哮，听到人们嘶哑的呼喊，感受到炮弹爆炸的气浪，闻到了火药味。听到突围出来的同志们悲痛述说，我似乎看到了同志们的尸体，感受到当年人们被迫埋起枪枝换上便衣以保存生命的屈辱……

那时，在敌寇的高压下，我正规部队暂时转移到山区。许多村庄修起了岗楼，驻进了鬼子和伪军。在敌寇胁迫下，村里成立了伪组织。抗日的人们为保存生命挖地洞藏身，一有情况就躲进阴暗潮湿的地洞。敌军为搜捕抗日人员，向洞子里浇水、施放毒气，逼得人们把洞挖深，挖出另外的洞口，形成邻居间互相支援的地道。地道发展演变，形成地下堡垒，在屋角、墙缝、牲口棚、碾盘下设计射击孔和观察点，可以打击敌人而不被察觉。党的活动又有了依托。同时通过进入伪组织的人员了解敌寇动向，使伪组织为我所用，形成特殊环境下的“两面政权”。一度动摇的党员重新坚定，甚至随着局面的好转又成为区、村领导人。由于我正规部队的回师反击和地道战的开展，加上房顶高墙间以云梯连接形成的“立体”战，使敌寇疲于应付，终因兵力不足而退守城区，敌岗楼一个个被端掉。正如白洋淀的民歌所唱的：“一九四三年，环境大改变，白洋淀的岗楼端了多半边，子弟兵们多勇敢！得儿隆冬松呀，子弟兵们多勇敢！……”

同志们的闲谈从“五一大扫荡”扯到当年冀中的社会现状。平、津、保地区是抗日救亡运动的始发地，“七七事变”后返回家乡的青年学生，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自动组织起抗日武装，或加入到吕正操将军的“人民自卫军”中，加入到聂荣臻将军的八路军中。1939年贺龙将军率领八路军120师转战冀中，补充兵员，带走一批精英。依附日寇的治安军、各县的伪保安队招募兵卒，加上日寇大肆抓捕男劳力到“满洲国”作劳工，致使冀中人口男女比例严重失衡：算上子弟兵为一比三，不算子弟兵为一比六。据说有一个县的妇救会曾建议政府实行一夫二妻制，未获答复。男人当兵回不了家，女孩子长大了嫁不出去。“五一反扫荡”中，我们的战士被掩护他的老大娘留住：“落户了吧，把我家丫头嫁给你！”战士谢绝了大娘的好意，背起背包突围去了。留下的区村干部、游击小组成为姑娘们追求的对象，未成年的男孩子被许多人家提亲。因为有丈夫走了六七年没回来，也有妻子变得神经兮兮，见了八路军就问：“你们八路军有没有良心？还回家不回？”

“五一大扫荡”曾使地区形势大变，没有了抗日政府，军人家属得不到照顾，有的老娘要饭，妻子改嫁，亲人受到欺凌。部队回来了，对正在恢复活动的区乡政府十分不满，见有的区乡干部以权谋私，成了小财主，娶了小老婆，视为敌人，有的营连干部竟率部队去包围区政府，造成军政对立。部队领导发觉后制止了此类行为，严肃处理了擅自行动的基层干部。这段历史时间不长，却深印在亲历者的记忆中。

二

同志们的闲谈又回到了日寇投降后冀中地区的现实。日寇投降，国民党政府又回到了北平、天津、保定。当年借助共产党和八路军来牵制敌寇，又借助敌寇来“剿共”的蒋介石，面对经历了艰苦抗战的冀中老百姓，将如何动作，是同志们最为关切的。

我作为军区抗敌剧社的一名创作人员，一直随部队活动。那时张家口已成为人民开始当家做主的城市，延安来的《白毛女》已经在剧场演出，吸引着来自北平的青年观众，而我却一直生活在驻守平张铁路沿线的冀中子弟兵中间。这里虽是山区，却离家乡不远。亲属的来队探望，老兵的复员，不时带来家乡的消息。部队的指战员最为关注的，是毛主席提出的联合政府的主张能否实现，抗战八年敌后老百姓取得的民主权利还能不能保持，工会、农会、妇救会说话还算不算数。当年躲进城里依附敌伪、今天开始依附国民党的老东家已开始“还乡”。冀中老作家王林同志当年写的一出话剧《死蝎子活毒》，描述了那动荡不安的一年间发生在冀中的事情。依附敌伪势力起家的赵荫轩逼死三四条人命，置了几处宅子。日寇投降后，群众起来与他说理清算，他的汉奸女婿李二亚又成了国民党的队长，带着队伍“还乡”，扬言“恢复冀中”，被我民兵击溃。戏剧对当年的时代气氛作了如实的描述。

日寇投降后的一年间，渴望和平的人们又面临一场新的战争。为了保卫八年间敌后抗战取得的胜利果实，毛主席亲赴重庆去会见蒋介石，同时我八路军奋力抵挡着国民党军队的挑衅。蒋介石则利用这一年时间，以合法名义并借美国援助改善军队装备和调整布署，终于在1946年夏秋正式爆发他一直筹划的“剿共”战争，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正式开始，冀中又一次成为战场，经历过抗日战争的冀中人民又面临着新的考验。

日寇投降后短暂“和平”的一年间，我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和创作人员一直生活在冀中指战员中间，除了辅导团宣传队的工作，要向各连文娱骨干教歌，指导编写墙报和晚饭后作各种游戏。部队驻守新保安、沙城期间，还参加过营团老干部的婚礼，参加过对复员老兵的欢送会。解放战争开始，部队作为野战军处于流动作战环境；我回到剧社一度跟随军区前指在冀中活动，驻军中又目睹了有些复员老兵第二次参军的场面。驻安国期间，有一天我看见房东大娘在夜里默默烧香，她向我解释是为她第二次参军的儿子祷告平安，要我不要把她这迷信思想告诉村干部。此事使我联想起接触过的许多复员老兵，并对这位老兵母亲崇敬不已。

三

1946年底，读报得知我最熟悉的晋察冀三纵队八旅廿三团一营在保北战役中因坚守易县刘家沟村，抗击了国民党美械部队3000余人的进攻，被授予“钢铁第一营”称号的消息。此消息使我兴奋异常，并感到以文艺作品反映我熟悉的部队是我无可推卸的责任，乃请示领导，得以去该团探望。此时，该团正在休整，我离开该团虽只有半年，因经过大同撤围、退出张家口转入野战，竟如相隔数年。我这个文艺工作者，已被视为该团和一营的老人，被同志们围住问候，听同志们倾谈，熟人间说着说着就谈起刘家沟战斗的情景，每提到一个人的名字，我就想起他的面孔和与他相关的事件，已无所谓采访与被采访，也无法作记录。

一营营长朱彪同志立了大功，因教导员负伤住院，他带伤主持工作，接受记者的访问，拄着拐杖到处巡视，显得十分沉稳，看得出获得“钢铁第一营”称号和立了大功以后也丝毫没有骄傲的感觉。我在绥远前线与他相识，到新保安在他营“入伍”，相处相知已成为无话不谈的知己。他向我讲了刘家沟战斗的始末，战果固然显著，本营的重大损失却也使他伤心。目前虽已补充了新兵，干部缺额也已配齐，但战斗骨干多已伤亡，他担心能否完成新的任务。一天他喝醉了酒，拉住现任教导员哭诉，历数本营他倚仗的好干部谁谁牺牲了，谁谁负伤了，谁谁不该死！和自己搭伙计的只剩下教导员啦！边说边哭，使我也忍不住跟着哭起来。从1945年初冬到这次见面，和朱彪搭伙计的教导员换了五个，四个都因伤调离。年前几位负伤的“老伙计”相约来看望他，都是我认识的冀中老同志。相处最久的是新保安时期的李巩教导员，是位好开玩笑的老大哥，如今成了有一只空袖筒的独臂人；接替他的李锡钢教导员则拄了双拐；绥远前线的朱峰教导员伤在何处记不得了，而刘家沟战斗中的教导员曹良则失去一只眼睛正在住院。看到这些老战友，朱彪高兴起来，开起他们的玩笑，说如果曹良也在，一个缺胳膊，一个瘸腿，一个瞎眼，多么有趣呀！大家都笑。我却笑不出来。

我去探望我住得最久的二连，正值二连训练归来，整队在我面前走过，除带队的排长向我敬礼，队列中熟面孔已不多，只有队尾一个小兵回头喊了我一声“胡可！”使我感到亲切。

一年来二连干部已全部更新，文书牛秋文同志在大同前线改任排长，如今已是二连指导员了。他向我介绍了本连干部的更迭情况，讲了刘家沟战斗的经历，打到最后所有伤员都爬出来重新拿起武器，准备与敌人同归于尽；每个人都取出身上携带的家信和证件焚烧。这时，牛秋文提到了三连指导员陈才同志的牺牲。陈才同志原是团政治部宣传队队长，是一位热爱文艺的年轻干部，而辅导团宣传队是我到部队“入伍”不可推卸的责任，因而同他交谈最多。他在我的鼓励下坚持了每天记日记，记下发生在身旁的感人事迹，并严格要求自己。去年在大同前线因三连指导员负伤，紧急情况下调他任三连指导员，他工作积极，善于宣传鼓动，受到全连信任。刘家沟战斗中他受命突围求援，被敌人美式武器击中，壮烈牺牲。这一消息使我脑中又出现了陈才那活泼乐观的形象，并联想起他生前对我说过的一件往事：

去年在新保安驻防的时候，他曾回冀中探家，正巧他的当了国民党军官的哥哥也从北平回冀中探家。他趁机向哥哥讲述了八年抗战中冀中人民的斗争经历，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敌后根据地的民主生活，并担心他哥哥所在的军队与冀中人民为敌。未想到他的话一语成谶。

时值旧历年前，为辅导团宣传队编写节目是我份内的任务。宣传队老人已不多，补充的新队员都是活泼的冀中小伙。我和他们一同编写节目，他们丰富的冀中语汇使我惊喜。可惜我未能看到他们的演出，而不得不谢绝团、营同志们的挽留，按期返回军区前指。

我骑着那匹瘦马，冒着小雪走在一望无际的平原上，一面回想着几天来同志们所谈的战斗中的种种感受和熟识人们的经历。我在思考作为文艺工作者的责任，思考如何表达战斗者们的心声。

在新的一年里，我开始投身于冀中农村的土地改革，生活在贫苦的父老乡亲们中间，开始了解复杂的社会关系和剥削方式，紧张的日日夜夜使我忘记自己曾是文艺工作者，而我的文艺工作战友们则参加了冀中平原上的清风店战斗和解放石家庄的战斗。

解放战争迅速改变了敌我力量的对比。为保卫胜利果实而踊跃参军的新战士，和被俘后看到我军的官兵关系、军民关系而毅然参加我军、渴望解放自己家乡的解放战士，作为我军的兵源，到1948年数量已同敌军持平，而士气迥异。

啊！冀中！我魂牵梦绕的故乡！我的永远离去的战友！我难忘诉苦运动中男子汉们的眼泪，我难忘村民大会上妇女们的笑声。我难忘解放天津时冀中平原上望不到尽头的运粮牛车，寒风中赶车的老人和带着孩子的大嫂！……

啊！冀中！我的故乡！你留给我的是永久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