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四

一个人是否有家国情怀，家世的底色不可或缺，我完全有必要更深入地探究一下母亲祖上的家世。据母亲讲，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家中一贫如洗，她作为光荣的贫农女儿每天都在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呀呼嗨嗨一个呀嗨”。但让她纠结的是，每当和小伙伴们起了争执，没少遭同伴数落，而用来数落的最强大的火力，居然是这么一句话：“你家是乡绅。”

在当时，这个定义是个了不得的贬义词，足可与地富反坏右同日而语，这极大地伤了母亲的自尊，于是求解于父亲。父亲沉默了足有一袋烟工夫，这才开了腔：“以后有人说咱家是乡绅，你就赶紧躲，这点，咱是理亏的。”

母亲却理直气壮地质问：“咱家世代贫农，咋会是万恶的乡绅呢？”

父亲这才悄悄透露一些祖上的大致背景。据早先家谱记载，黄家祖上在山西为吏，本非甘肃土著，大约在明崇祯年代，李自成横扫天下，张献忠四川放火，吴三桂入关作乱，普天下的老百姓东躲西藏。黄家屡遭奸佞诬陷，几经劫难，祖产顿失，祖上兄弟几人一路颠沛流离到了甘肃，流落到了如今的湾子村扎了根。经过几代打拼，家业重振雄风，生意兴隆，太祖父还考上了秀才。到了民国八年，安徽人孔繁锦被袁世凯任命为秦州（天水原名之一）镇守使，兼任陕西边防督办、援川总司令等职，改陇南道为渭川道，辖天水、秦安、伏羌、武山、通渭、礼县、徽县、两当、西和、成县、武都、西固、文县、清水十四县。孔繁锦大兴实业，倡导教育，并打通了毗邻诸县的大车道，同时强迫诸县乡绅广种鸦片。黄家紧紧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生意拓展到皮毛、丝绸、火柴、食盐、烟土、鞋帽、纺织等领域，并在银坑、郑集寨、马跑泉、关子镇、杨家寺、平南等重镇设连锁店、烟馆多处，在天水市西关修建客栈一所，同时拥有四人轿子两乘，长工、丫鬟、奶妈二十多人，大骡子三十多匹，马车六辆。后来惨遭兵匪抢劫，加上父母、大哥长期吸食鸦片，家业日渐透支，大量变卖良田，遣散长工用人，双亲相继谢世前，家道彻底败落……

不久前我看中央电视台《客从何处来》节目，始知那个给天水带来福与祸的孔繁锦，居然是如今台湾著名导演钮承泽的太外公。

三外爷告诉我母亲：“常言道：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家道早早败落倒是大好事，假如土改划成分，不是地主就是富农，那就是天大的麻烦。这事，晓得的人不多了，你千万不要给人提起。”

三外爷这样的感慨，大外爷从来没有过，他的人生疑似与经历无关。

前不久和母亲通话，母亲苦笑一声：“万万没想到，你外爷们和姑外婆都是喝着奶妈的奶水长大的。”母亲当年获知这个秘密之后，每天如坐针毡，当爹爹（伯伯）们和姑姑的身份和少爷、小姐联系起来，吓得她再也不敢到小伙伴那里去。有次看到邻居家墙上贴着一张话剧《白毛女》的剧照，她正眼不敢瞧，其中地主婆的形象，容易让她想到未曾一见的奶奶们。

可我提及大外爷当兵的大致时间段，母亲追忆半晌，却告诉我：“应该是一九四几年后期吧，具体哪年，还真不好估摸。”

“后期？难道是抗战以后的兵？”

“算是吧，从你几个外爷身上，一点都看不出有打过日本人的意思。”如果母亲提供的时间是真的，烈士黄荣和大外爷黄荣简直风马牛不相及。

母亲生于一九四七年，她对一九四几年后期绝对没有任何记忆。她判断的所有依据全部来自对大外爷身世蛛丝马迹的归纳。但在我看来，母亲的判断显然并不靠谱，从大外爷的年龄推算，疑点就明显了。首先，一九四几年的大外爷应该至少三十好几，但他却没有生儿育女，他离家应该是订婚或新婚不久。当时天水一带男女成婚普遍很早，十四五岁是婚嫁的黄金期，那么成家应该是在一九三○年前后。再次，一九四几年后期是解放战争时期，当时蒋介石的三青团组织在天水势力不薄，中共地下党也十分活跃，同时也是国民党的大后方之一，大外爷参加的无论是国军还是解放军，他即便跑回来，都应该按逃兵论处，绝对躲不过地方上各派势力的天罗地网。还有，一九三九年珍玉遭劫时，妄想“带一个排灭了那帮狗日的”的大外爷显然早已从军在外。

也就是说，母亲判断的依据如果出自大外爷之口，那么，一定是大外爷苦费心思施放的烟幕弹，故意引开晚辈们的注意力。

母亲提供的另一信息引起了我的注意。当年，被烟土榨干了血水的爷爷奶奶病死在炕上居然连一片棺板都不好找，当时家里只剩下十四岁的父亲孤身一人。为了安葬父母，他大雪天脚穿草鞋，一个人跪四方拜八邻，东家借板，西家借钉，结果啥也没借来。邻家当面数落父亲：“你大（父亲）你妈活着时，风光得很，出门有人抬轿，进门有人脱鞋，那日子过得一闪一闪的，把咱的眼珠子能闪花，如今死成这样子，活该！”父亲跪倒在地，泣不成声，最后用破芦席把父母裹了，送进了坟墓。

不难推算，当时应是民国二十四年左右，也就是说，至少在一九三五年之前，大外爷和二外爷早已离开了家，那位死于毒品的事实上的大外爷也肯定飘荡在外，否则不可能由三外爷一个人安葬父母。如此看来，大外爷从军，比抗战还要早。

我的分析让母亲也大吃一惊：“天啊！是这个理。”母亲回想了一会儿，说，“当年我大（父亲）穷得连个婚都结不起，直到二十五六岁，后庄的外爷才把刚刚十五岁的我妈许配给了我大（父亲），那应该是一九四五年的事儿了。听我大（父亲）说过，结婚时连个帮衬人都不好找，说明两个爹爹（伯伯）当兵的时间放到一九四几年后期真是完全错了。”

生我外婆的父母——我的太外公、太外婆我倒是记得的。记忆中他们在后庄有三间考究却破败的立柱式土木结构的西瓦房。后来才晓得本该是五间的，新中国成立前夕贫困潦倒，齐刷刷拆了右边一间卖了木料，而左边一间土改时主动连房带院子切给了别人。我刚刚获知，太外公是富农家庭，民国早期是方圆几十里闻名的大商户，主营蜂蜜，拥有房屋几十间，大庭院几进几出。太外婆也生了七个儿女，多死于民国十八年的瘟疫，只剩兄妹二人。民国二十四年几经兵匪洗劫，家道日衰。按照“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礼数，太外公威逼儿子学堂苦读，女儿山上放羊。据说早先家道殷实时，太外公和外爷家在营生上多有相帮。后来三外爷成为全村最著名的穷光蛋，但太外公家境倒能过得去。太外公把唯一的女儿——曾经的富家小姐下嫁给当时孤身一人的三外爷，现在看来真是不可思议，那的确是把悬崖上摇摇欲坠的三外爷拉了一把。老一辈人骨子里的那种君子之心，报恩之情，积善之德，搁到物质社会的当下，分量几何？何止磅秤可以称得。

那个年代妇女的地位低得可怜，可怜到连个名字都懒得取。外婆名字简单，两个字：女女。

可以确定的是，大外爷和二外爷一定是在家境殷实期间主动从戎，只有三外爷才是被抓的丁。谚语云：“少爷当兵，彰显门庭；壮丁当兵，冰锅冷窖。”大外爷二外爷当兵后是否蹭过官道，尚不得而知。作为亲生女儿，母亲对三外爷被抓丁的情况倒是晓得一鳞半爪。关于三外爷被抓丁的经历，母亲曾从外婆那里获知过一些信息。比如，据外婆讲，我母亲尚在一岁半那阵的一个夜晚，土黄狗猛叫，国民党抓丁，三外爷星夜逃脱，外婆作为人质被抓进了当时位于银坑的镇公所整整拘了三天。当时外婆怀里抱着母亲。外婆衣衫褴褛，眼勤手勤，给镇公所的公差烧水做饭、端茶送水，人家看着实在可怜，才被放了回来。可是三外爷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最终还是被抓丁去了陕西。从时间上推算，三外爷被抓丁应该是一九四九年，那阵天水都快要解放了，国民党兵败如山倒，不缺枪弹，缺人，缺炮灰。

前后一比较，大外爷从军的时间段，似乎更接近于我的判断。

五

完全有必要回顾一下天水抗战之前的一系列战事，这涉及大外爷从军的脉络。天水南控巴蜀，北达大漠，西通西域，东进关中，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历史上，自春秋战国开始，每逢朝代更替，这里便是各路人马争抢的主战场。大外爷的少年时代，冯玉祥部、“西北五马”部以及北洋军的散兵游勇正在天水上演“走马灯”，裹挟不少青壮年充了军。在连天的炮火中，据说那时家家户户一夜之间说不准某个人没了，某个家没了，某个村没了。有讨饭的一进村，只见狗，不见人。

《天水大事记》中有这样的记载：“民国十五年八月，国民军张维玺部进兵逼逐孔繁锦。民国十七年八月，张家川马顺等率饥民一千多人起义，转战天水、陇东一带，次年正月被国民军刘兆祥旅镇压。十二月十八日，马仲英部三万余人由通渭进入武山，攻破武山县城，县长张燕吉自杀。十二月二十二日马仲英部绕道伏羌（今甘谷），攻破秦安县城，杀掠惨重，县长王纯仁被杀。十二月二十四日马仲英部由秦安南下天水。民国十九年一月十日国民军高去骄师从礼县强征新兵两千余名，夜宿武山滩歌镇万花寺，次日遭马廷贤部突袭，国民军溃散，滞留寺内的两千名新兵全部被杀。一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六日马廷贤部留驻武山县，渭河南北两川民房全部被抢占，群众避逃深山。马部日间搜山，夜间放火，烧杀淫掠。五月六日马廷贤纠合韩进禄、王占林、马入仓等一万余人由静宁南下攻占天水县城，两小时残杀无辜三千多人。六月二十七日天水县牡丹、杨家寺民众组织“扇子会”，反抗马廷贤的暴行，马派军镇压，并将所杀者的首级展示在电灯局门口。民国十九年，马廷贤部屠城礼县，杀七千多人……”

“秦州城，洪福重，连夜来了个吉司令。”这是天水至今流传的一句老话。

是西北军吉鸿昌的部队受命奔袭天水，打跑了马廷贤。

假如那个时期大外爷跟了队伍，至少涉五之其一：即西北军冯玉祥属下的张维玺部、刘兆祥部、吉鸿昌部，或者西北回军马仲英部、马廷贤部。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国军中风头正健的天水籍将领也不少，譬如后来成为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的邓宝珊，当时已经是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行署主任兼新一军军长，同样成为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的王治岐，当时已经是一一九军军长，另有中将师长胡文斗，当时已经兼任长沙警备司令。他们带走的天水子弟数以千计，但大外爷显然不在此列，因为除了胡文斗因暗中偏护井冈山的红军被蒋介石发现后暗杀外，身为“华北剿总副司令”的邓宝珊协助傅作义起义，王治岐对老上级胡宗南倒戈一击成了共产党的功臣，所部将士新中国成立后都是共产党的香饽饽。

可大外爷一生的命运像苦菜花，没带一丝香气，他显然与后者不沾边儿。

大外爷也没有蹚马仲英、马廷贤部浑水的可能，如果真蹚了，即便活着回来也会离死期不远，绝对不会寿终正寝。有个传言，我想未必是假，据说兵强马壮的马廷贤部队血洗天水十国县的时候，也招了不少天水青壮年，马廷贤被吉鸿昌赶到临夏后，来了个窝内大清洗，凡是汉人，大多处死，吓得不少汉族士兵幸存者四散奔逃，但是，逃回家的照样躲不过被复仇诛杀的命运。对跟过马廷贤的人，除了父母兄妹不杀你，有人杀你。国军有言：“凡是参加过马廷贤队伍的，格杀勿论。”土匪也立下规矩：凡有从马廷贤队伍逃回来的，全家下油锅。村里的老百姓也同仇敌忾，你要回来？好，三天两头给你家院子里扔砒霜，死猪死鸡算便宜的，死人，不也是小菜一碟？

如此说来，大外爷加入西北军冯玉祥所部某一支部队的可能性最大。冯玉祥是抗日的，那么，资料中显示的烈士黄荣假如真的是大外爷，他一定是当兵多年后，又赶上了抗日。

可是具体咋去的，都发生了些啥，我的智慧有点江郎才尽。

六

关于三位外爷返回天水的情况，母亲提供了这样的信息。大概是新中国刚成立那阵：三位外爷先后出现在村口，而大外爷回来的最晚。

当年据三外爷自己讲，他在陕西潼关扔了枪，钻进一片糜子地里，趴了整整三天，追击的子弹把糜子穗儿打了一身，后来没人追了，这才走了几个月，一路寻吃讨要回到天水。谁追的，谁射击的，三外爷一口咬定：狗日的国民党。

我小时候通过看连环画、看电影，已经晓得解放战争是咋回事了。曾问过三外爷：“您当的是国民党的兵，国民党咋会打你哩？是不是您没看清楚，是解放军打的呢？”

“你再问这个事情，我抽你两嘴巴。”三外爷当场火了。

而二外爷咋走的陕西，他只字不提，只听他念叨穿上军装也不晓得哪一派的，更不晓得谁打谁。如今看来，这是一句十足的瞎话，可当时我是信了的，都是目不识丁的文盲老百姓，没见过啥世面，谁会认得哪路队伍的军装呢？全村有几个人能搞亮清这些事儿哩。我自作聪明地拿自己做了个比较，我当时都小学五年级的学生了，也搞不清楚这其中的道道。比如看电影吧，那时候村民们尽管分不清红军游击队、赤卫队，但晓得这部分人都是好人；分不清啥叫国军、白军、黑狗子、白匪、民团、还乡团、保安团，但晓得这部分必然都是坏人。好人一般长得眉清目秀，相貌堂堂，一脸正气。男的说话声如洪钟，女的唱歌脆如百灵；坏人长得不是歪鼻子就是老鼠眼，嘴里不是镶着大金牙便是腮帮子翘着一撮毛，而且男的说话一般都是公鸭嗓子，女的发音都嗲声嗲气。但碰着有些电影我们绝对傻眼，比如看电影版的革命现代京剧《沙家浜》，剧情倒是不复杂，可人物好坏看十遍也闹不亮清。既然国民党和皇军都是坏人，可在《智斗》那场戏里，大肥猪一样的国民党胡传魁却这样唱“遇皇军追得我晕头转向，多亏了阿庆嫂她叫我水缸里面把身藏……”。坏人咋会追坏人哩，好人咋会救坏人哩，救下坏人的阿庆嫂可是正儿八经的好人啊！

我不敢问二外爷，就去问大外爷：“胡传魁被皇军追杀，那胡传魁是好人还是坏人。”

大外爷一口回绝：“我不懂得个这。”

还有一次，记得也是在湾子村戏台前看露天电影，事前听说是个打仗的片子，吊足了村民的胃口。开演了，先是毛委员领着农民在井冈山地区闹革命，农民们有的戴着头帕，有的穿着坎肩，有的背着斗笠，有的挽着胳膊袖和裤腿儿，大都穿着草鞋拎着大刀长矛。反正咋看咋亲，看得村民们热血沸腾，看着看着就到了井冈山会师那段，村民突然就屏息静气了，满场子除了放屁的声音，便是轻轻的干咳。你猜咋着？村民好不容易盼到朱德同志上场了，可朱德同志带来的队伍却是全副武装：大盖帽儿、宽皮带、小肩章、黑皮靴。我的苍天！这不和国民党的队伍一模一样吗？

“这个片子，是放错了吗？是正式片子吗？是我们党拍的片子吗？”村主任对放映员的厉声质问，如划破夜空的闪电。

放映员赶紧举着话筒大声解释：“乡亲们，电影没放错，是正式片子，是我们党拍的。”

村民群情激愤：“不可能，好人咋穿了坏人的服装。”

“那是因为朱德同志他们刚刚参加完八一南昌起义，服装还没换过来。”

“啥叫起义？”

“起义就是坏人的队伍里，有些人想变成好人，然后回头打坏人。”

“啊？照你的意思，朱德同志一开始就不是好人？”

放映员赶紧辩解：“不是的不是的，朱德同志本来是好人，只是在坏人的队伍里办事。”

“给坏人办事？你这不更加败坏朱德的名声吗？乡亲们，打这个狗日的。”

石头瓦块就朝放映员掷过来了，吓得放映员抱起了头。一旁的助理放映员赶紧抢过话筒解释：“乡亲们，别打了别打了。正确的情况是这样的，朱德同志祖祖辈辈都是红军战士，他带领的队伍个个都是红军战士，为了冲破敌人的封锁线去井冈山会师，于是化装成了国民党的队伍，然后迈着整齐的步伐雄赳赳气昂昂地跨上了井冈山。一路上，脑子进水的国民党反动派误以为朱德同志的队伍和他们一样都是坏人，于是放松了警惕，让朱德同志的队伍上了井冈山。好人们上井冈山以后，就把衣服又换过来了，把国民党反动派的服装统统烧了，狠狠地扔进了人民公社的屎茅坑，然后大家一起打坏人。”

“这就对了。”村民对这样的解释表示满意，雷鸣般的掌声顿时响起来。

但现场有几个读过《中国历史》的中学生站出来，对助理放映员提出了强烈抗议：“你完全讲错了，朱德同志早先本来就是国民党队伍里的官儿。”

“打。这几个狗日的娃娃把书读到茅坑里了。”

村民们又开始追打几个中学生。中学生尽管寡不敌众，但年轻人上蹿下跳，声东击西，战斗力还是可以的。院子里一时瓦片横飞，鬼哭狼嚎。电影只好匆匆停机。

事后我问过助理放映员：“到底你说的对，还是中学生大哥说得对？”

助理拍了拍我的肩膀，说：“有时候，只有假话才能解决农民问题，你长大就明白了。”

这啥狗屁逻辑嘛，我立即转身，愤愤然离场。当晚我就想请教二外爷和大外爷，想了想，我又把疑问吞进了肚子里。电影里都是一帮当兵的人，可二外爷和大外爷从来不谈电影里的事儿。我担心再次碰壁。

倒让我想起又一件事来，有关二外爷的。大约在一九七八年吧，村里民兵训练打靶，酒后的二外爷老远一瞧，冷不丁冒了一句：“个个都怂样儿，上战场还没把人打死哩，自个儿就挨枪子儿了。”见他主动提起了战场，我就斗胆问：“二外爷，难道……您上过战场？”二外爷紧张地提醒我：“千万别乱说，我当年要不是几个银元，就回不来了。”我问：“啥叫银元？”二外爷说：“这两个字，千万不能给外人讲。”我只好夹紧了嘴。现在回想，二外爷给我打了个很低级的马虎眼儿。他不过是绕着弯子想证明，腐败的国民党收了他的银元才放了他，根本上想竭力证明，他当年是个出淤泥而不染的人。

这样的证明真也好假也罢，反正我当时就信了的。民办老师在课堂上教育我们：“小娃娃，永远要听大人的话。”现在看来，对二外爷当时的装傻，我丝毫都没有看出来。

而这样的问题，却是万万不敢问大外爷的。

【选自《解放军文艺》2018年第7期】

秦岭，居天津。一级作家，在《人民文学》《当代》《中国作家》《钟山》《上海文学》等数十种期刊发表小说。出版作品十多部，主要小说有《皇粮钟》《女人和狐狸的一个上午》《吼水》《幻想症》《杀威棒》《绣花鞋垫》等。小说四次登上中国小说排行榜，三部小说集被纳入全国“农家书屋”。曾获十三、十六届《小说月报》百花奖等十余种，被改编的剧目曾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等。有作品被翻译到国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