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直以来，都说当代音乐离听众很远。其实好的音乐，是无所谓‘当代’与否的。 ”

“艺术音乐就像是一部长篇小说，涵盖社会的各个层面，意蕴深厚，你读的时候要去思索，甚至还要去了解作者的背景和写作的时代。流行音乐则像通俗小说，读起来更轻松。 ”

“在西方作曲家们看来，他们民族民间的音乐矿藏已经几乎被其前辈大师们挖掘而尽，但对我们来说，我们自己的矿藏还有待于我们去开发。 ”

陆培作曲的歌剧《三月三》剧照

为双弦乐队而作的《童年的歌》是作曲家、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陆培创作于2004年的一首曲子。当时他还在美国一所大学任教，受芝加哥青年交响乐团委约创作，曲子后来因故未能上演。今年6月初，《童年的歌》在第七届中国东盟音乐周的“交响乐作品音乐会”上亮相，这也是这部作品的首演。

这首曲子的创作，使用了儿歌《丢手绢》的音调素材。陆培说，这是他关于童年的回忆，是小时候一群孩子玩丢手绢的游戏时经常唱的歌。这个旋律，也使他想起买肉、买油需要肉票、油票的计划经济时代，“尽管回忆中当时物资比较匮乏，但音乐中所描绘的游戏片段还是有种快乐情绪的” 。音乐会上，演奏《童年的歌》的弦乐队被分成了两个部分，作品运用了卡农的手法，双方互相呼应、相互追逐，因而有了一种忽闪、机智的效果。

作为从广西南宁走出去的作曲家，这不是陆培第一次带着他的作品回到家乡。事实上，仅在一个月之前，由他担任作曲的国家艺术基金支持项目——广西首部四幕正歌剧《三月三》在南宁首演。

谁说当代音乐没有听众？

1991年，在上海音乐学院任教的陆培赴美国留学，先后就读于美国路易维尔大学和密歇根大学，获美国密歇根大学博士学位。2006年，他受当时杨立青院长的力邀归国，回到上海音乐学院。2008年，首届上海当代音乐周举办，如今已走过十届，成为中国当代音乐的重要平台。陆培见证和参与了上海当代音乐周从无到有、从萌芽期到发展壮大的过程。

2006年，陆培刚从美国回来时，上海音乐学院教授、也是后来上海当代音乐周的创始人温德青也刚从瑞士归国。“温德青当时教一门课‘现代音乐的演奏和演唱方法’ ，鼓励学生们去创作、演奏演唱现代音乐作品，他还举办评点会，给学生的作品和演出当场评论和打分，坐在台下点评的人就是我，连续好几年。 ”陆培说，因为这种现场点评的方式“很刺激” ，学校北报告厅总是坐满了人，“当时特别火” 。这就是上海当代音乐周的前身。

2008年举办第一届上海当代音乐周时，经费很有限。他们克服困难将其办了起来。陆培回忆：“我跟温德青，两个‘海归’教授，推着运送乐器的小推车，到处借乐器，蛮辛苦的。 ”第一届虽然规模比较小，但听众就很多。到了第三届，反响就很大了。陆培记得，开幕式音乐会来了很多人，保安出于安全的考虑，只能在门口拦着人不让进了，“当时很多人都在外面闹起来了，说一定要进去” 。事后，陆培写了一篇乐评文章《谁说当代音乐没有听众？ 》 。“一直以来，都说当代音乐离听众很远。其实好的音乐，是无所谓‘当代’与否的。 ”陆培对记者说。

创作“雅俗共赏”的音乐

陆培理解的当代音乐，即当代人创作的反映当时当地的风土人情、文化和当代人气质的音乐。陆培表示，音乐分为两大门类。一个是“严肃音乐” ，由受过专门训练的作曲家为受过专门训练的乐队和演奏家创作，在音乐厅等特定场所演奏的作品。但相比“严肃音乐”这个称谓，陆培更愿意称其为“艺术音乐” ，因为听起来“不那么拒人于千里之外” 。另外一个门类是商业音乐即流行音乐，“由于这个类型的音乐对一般人来说更为通俗易懂，所以有更为明显的商品属性” ，他认为其中也不乏好作品。

“艺术音乐相对比较深奥、抽象一点，但艺术含量较高，对听众综合素养的要求也较高。听众要全神贯注去听，调动自己的生活体验与身心去体会，才能较好地感受到其中想传达的内容。 ”陆培打了个比喻，艺术音乐就像是一部长篇小说，涵盖社会的各个层面，意蕴深厚，你读的时候要去思索，甚至还要去了解作者的背景和写作的时代。流行音乐则像通俗小说，读起来更轻松。

从西方传进来的艺术音乐，在中国已经有约百年历史。陆培表示，艺术音乐在西方的发展如同一条河，从源头流到现在，每一件事情的发生都有其前因后果，一步步走到今天，都有着完整的“档案” 、清晰的脉络——文艺复兴、洛可可时期、古典时期、浪漫主义、后浪漫主义、印象主义、现代主义、当代主义……但中国当代艺术音乐的发展，却没有经历过西方音乐这个完整的过程，是从其尾端直接切进来的，现在看来难免有点消化不良，产生了一些弊病。

“古典主义音乐，其发声原理，如从泛音列得出的三和弦，如其音乐的展开逻辑，这些都合乎人们的听觉心理与艺术期待感，因而这样的音乐听众听起来感到很‘正常’ ，比如他们能感觉到大三和弦是明亮的，小三和弦是忧愁的。 ”陆培说，“但现代音乐普遍的‘不协和’音响，频繁大跳的音程，错综复杂的声部进行，往往使得那些此前没有听过如此音响的中国听众感到晦涩难懂，像是听一堆‘杂音’ ，觉得创作者是‘乱来’ ，甚至一些老一辈的作曲家，也根本忍受不了。 ”

中国新音乐的发轫，在上世纪70年代末。 “改革开放初期，西方现代音乐进入中国，像一阵洪水，把我们全部淹没了。我们遇到现代音乐，那种兴奋、新奇的心情，就像黑夜里看到了星星点点的光，觉得它们很棒，因为我们立即感觉到，这些新奇的技术，会帮助我们加深对自己民族民间音乐的理解与运用，来创作出自己的个性音乐。 ”陆培分析，当时他们那帮年轻的作曲家，追逐现代音乐这股风潮，是因为刚经历过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音乐创作不发达的时期，同时，作为年轻人，对于新鲜事物总是非常敏锐。

如今，在现代音乐在中国发展几十年后，身为作曲家的陆培也开始反思，“我们努力走了这条路，可以说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与进步，但弊病也有，就是把观众落下了。 ”曾经，在认为观众没有跟上来、不被观众接受和认可时，有些作曲家就说， “我根本不在乎听众怎么说。他们听不懂是他们的事情，我的音乐是为100年后写的” 。陆培自己也这么说过，但是如今他也会反思，认为说这些话时过于年轻气盛。

“我们缺少西方艺术音乐发展的那一条完整的河流。在那条河流里，听众是与音乐的发展、革新基本同步的。 ”陆培说， “所以对中国作曲家来说，需要补上这一断层。而且，在西方作曲家们看来，他们民族民间的音乐矿藏几乎已经被其前辈大师们挖掘殆尽，但对我们来说，我们自己的矿藏还有待于我们去开发。 ”

所以陆培决心用自己的创作来填补古典到当代音乐的这一个“空缺” 。他对自己的要求是，尽自己所能，写出对一般音乐爱好者来说尽可能易于理解的、雅俗共赏的音乐。 “雅的方面，要保持艺术品位，也要保证我的技术和写作水平等各方面，能获得同行高度认可。但我们自己不也是俗人而已吗？所以，我的音乐也要让一般的音乐爱好者接受和喜欢——这是‘俗’的方面。 ”他说，“真做到雅俗共赏很不容易。我的有些作品，可能对于没有专业背景的音乐爱好者来说，还是深奥了些，但是没办法，作为艺术家，我肯定要走在他们前面。要大俗大雅，但不能媚俗，品位还是要有的。 ”

受演奏者制约的作曲家

一些听众对现代音乐不认可，觉得不好听，在陆培看来，是有各种原因的。比如作品质量参差不齐。“有些创作者有才气但技术还不够精到，或者有技术但没有在认真地创作一部作品。这都会造成一部作品的遗憾。 ”或者是因为演奏者的技术跟不上。“音乐跟其他艺术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受演奏者的制约非常大，一部有潜质的好作品如果由一个技术够好又非常认真的乐团演出，就会呈现出很好的效果。 ”陆培说，他创作的歌剧《三月三》 ， 5月份首演时，因为乐团、演员等各方面认真准备，演出时光彩散发出来了，现场感染力很强。

“当代音乐的创作，作曲家要用相应的表现手段，来表达自己想表达的东西。这就意味着你要去寻找新的表现手法，但这些新的手法，可能是乐队和演奏者没有见过的。 ”陆培曾创作过一部作品《舞天》 ，灵感来自于他听过的一个民间乐队的音响。 “这个民间乐队的成员，小的十几岁，大的将近90岁，他们演奏的音乐在我们受过西方音律训练的耳朵听来似乎不太‘准’ ，但这种音乐的魅力、美与味道恰恰就在这里。 ”他说，“要让一个专业乐队模仿这样的音响，我就要创造出能够表达这种音响的演奏手法。但这样的演奏手法，对乐队队员来说是‘新’的，他们没有见过，所以需要去学习这种‘新’的演奏方式。如果他们够认真，认真去学习，就能够演奏出作曲家想表达的东西；如果乐队成员不认真，觉得麻烦，作曲家的意图根本无法实现，所以音乐的最后呈现就会大打折扣。 ”

“音乐不像画作，画完了裱一下，挂在画展上，就会呈现出其原本的效果。音乐作品需要好的二度创作（演奏）以及三度创作（听众） ，不然演奏出来的结果可能会大大走样。 ”陆培以《舞天》为例， 2016年，广西交响乐团演奏了这部作品，他们认真排练了很长时间，期间他和指挥沟通了很多次，让指挥知道怎么去表达他的音乐，最终乐团的演奏把作品的内涵挖掘了出来，音乐很有力量，感染了听众。同样一部作品，随后被另一个外国来的指挥带领同样一个乐队又演奏了一次。但由于排练时间短，作曲家与其缺乏沟通，指挥又没有中国文化的背景，后来演奏出来，音乐就缺了必要的神韵。这两次演奏效果，差别非常大。

多年的创作、演出实践，使得陆培深刻感受到，作为创作者，如果作曲家遇到技术不够好、或不愿意接触和发掘新东西的乐队，艺术表达就会受到制约。 “受这个因素的影响，我开始创作作品时，就得自律：这样的技术不能用、那样的织体不能写……因为乐队可能不愿演。 ”陆培说，“我有个作曲家同事说过一句‘玩笑’话，‘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先进的音乐创作力，被落后的演奏力所束缚。 ’玩笑归玩笑，有时这真是很无奈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