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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文学》2018年第6期|姜琍敏:逃之夭夭(节选)

来源:《山西文学》2018年第6期 | 姜琍敏  2018年06月28日08:58

是的,我没写错,这题目就是我参观了新落成开展的南京江南贡院,及构思巧夺天工,建筑极尽堂皇的中国科举博物馆后的主要感受。如果需要再强调一句,我想说的是:万分庆幸,我“逃”过了那个时代!

其实,这么说并不准确,甚至有些自作多情。即便我生为彼时之人,以我对自己人格、学识尤其是心理承受能力的了解,野心未必没有,但如江南贡院展示的这般“科考”历程,别说是去尝试一下,就是想一想都会毛骨悚然。就是进去了,恐怕也多半不是憋死在里面,就是吓死在里面,甚至是自绝在里面,总之怕是难有重见人世的可能;更没有(本身概率极微的)一举高中,骑大马,挂红绶,吹吹打打,“春风得意马蹄疾,一夜看尽长安花”的风光与狂欢的可能。虽然博物馆里分明告诉我们,当年可是届届都有无以计数的老童生、小神童,一而再、再而三地“赴汤蹈火”、屡败屡战,以求一逞——天哪,功成名就,光宗耀祖的诱惑真就有这么大吗?可是,难道他们都是铁打的人吗?而他们作为人的尊严、人格又何在?

或许,正因为我不是当时人,所以我永远无法理解他们的真实心态,所以我只能望洋兴叹、“逃之夭夭”……

不过,我想申明一点,本文无意抨击或探讨科举制度的是是非非。虽然中国的科举制度从开始到终结,再到现今,向来聚讼不已。称颂的誉其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叹美不绝。声讨的谓之曰扼杀人才、泯灭人性的绞肉机,几近切齿。尤其以八股取士等,诟病如潮。

如果一定要我表明态度 ,我认可它是封建专制时代前提下,一项了不起的制度创造;且在人才选拔上体现出来的相对公正性,不可否认。也是其得以延续千多年的生命所在。除此之外,乏善可陈。

当然,仅就我参观的江南贡院及科举博物馆来看,其展现出来的许多当年胜景,还是令人叹为观止的。

据介绍:江南贡院始建于南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明清鼎盛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科举考场,可同时容纳20644名考生。江南贡院为中国历史发展提供了大量优秀人才,从此走出的名人包括吴敬梓、翁同龢、张骞、郑板桥、陈独秀、方苞、唐伯虎等许多风云人物。林则徐、曾国藩等清代重臣则曾在此担任过主考官。科举制度自隋创立、唐完备、宋改革、元中落、明鼎盛至清灭亡,历时逾千年。数不清的中国读书人在科举道路上,以经史子集为本,以“学而优则仕”为纲,穷其一生,竭尽全力,换取仕途功名……

人们进入科举博物馆的参观过程,犹如探宝。这个尘封已久的“宝匣”深建于地下,游客由坡道狭长的空间环绕而下,一边是布满文字的经匣,另一边是瓦砾堆积的立体庭院。参观者在漫步中逐渐远离市井的嘈杂,开始体验当年科举路的艰辛,直到地底。

地底是一个环形水池环绕的开放庭院,庭院晴天有日影移动,雨季有水滴涟漪。庭院中央是四层通高的魁星堂,仰望上空,在魁星四周,历代状元名录在明灯照耀下熠熠生辉,引得观者云集,啧啧不已。而我却不禁暗中浩叹,此真可谓“一将功成万骨枯”呢。那更多的、无以计数的落第之人,其魂安在?

参观者沿自动扶梯拾级而上,在恍惚之间穿梭于千年科举的历史烟云之中。其内容分明,主题明确,展示手法也生动多样。从环幕影音到各种电子屏幕,可以任意点击阅览。其中还有很多历朝历代考中者的牌匾等珍贵实物。通常,我们在某个展览上看到一份完整的科考试卷已很难得,在这里,你却可以看到许多完整清晰的试卷。那些字迹工整、大小如一,简直就像印刷出来的馆阁体手卷,不仅令人大饱眼福,更要为当时考生的功底击节三叹!

不过,我在此更想说的,还是参观中最刺激我的一些具体感受。即,是什么使得我竟至于想要逃之夭夭?

那就是,科举制度在具体实施的层面上看,实在有着太多不近情理、甚至匪夷所思的问题。其根本症结且不在技术或经济等条件的局限。比如为防作弊等,而采用一人一个号房,且关起来不得随意出入的办法。这在当时无可厚非,但那是什么样的“单间”啊?即以经济条件相对优越的明清时期看,其大小如一的号舍,每间三面有墙,南面是敞开的,没有装门。每间仅宽3尺,深4尺,后墙高8尺,前檐约高6尺。清代每尺大致相当于现在的31.1厘米,那么每间号舍的建筑面积只有1.16平方米,远比单人囚室还要小!而考生们不仅要在这巴掌大的空间里终日冥思苦索,挥毫疾书,还要在里面睡觉!还要做饭、拉撒等住上三天两晚!而贡院内仅仅提供热水,其余所有用品都需考生自带——笔墨纸砚外,还要携带餐具、食品等。具体而言,《儿女英雄传》中对主人公安骥进场前的准备有过这样的描述:

“及至拿了这个篮子来……只见里头放着的号顶、号围、号帘,合装米面饽饽的口袋,都洗得干净;卷袋、笔袋以至包菜包蜡的油纸,都收拾得妥帖,底下放着的便是饭碗、茶盅;又是一分匙箸筒儿,合铜锅、铫子、蜡签儿、蜡剪儿、风炉儿、板凳儿、钉子、锤子之类——都经太太预先打点了个妥当。因向公子说道:‘此外还有你自己使的纸笔墨砚,以至擦脸漱口的这分东西,我都告诉俩媳妇了。带的饽饽、菜,你舅母合你丈母娘给你张罗呢;米呀、茶叶呀、蜡呀,以至再带上点儿香药啊,临近了,都到上屋里来取’……”

我就想不明白了,考生们这到底是去考试,还是去旅行?官方为什么不能提供最基本的食宿条件?号房又为什么不能建得大些,毕竟要住两三天,起码也得提供个能让殚精竭虑、疲惫至极的考生躺得下来的地铺,而不是只能猪狗般蜷缩在硬板凳上睡几天的条件吧?

非不能为,不欲为也!

就是说,那个时代的官方,缺乏最起码的人权思想,或曰人道主义或人文关怀;许多方面根本就不把莘莘考生当人(尽管他们中每届必然要产生一些“朝为田舍翁,暮登天子堂”的国之栋梁,官之翘楚);甚至还大搞有罪推定,比如为防作弊,公然无视应试者的基本人格、尊严,而将所有应试之人全都视为潜在的作伪舞弊者。或搜身,或呵斥,或监视,或体罚,直至把所有人都囚犯一样关在高墙之内,方寸之地,猪狗一般监视好几天!

当然,我也理解,这么做多少也是出于官方的不得已。由于一举高中与名落孙山之间的云泥之别,科举过程中,历朝历代从来不乏贿买(主考官以获取好成绩)、夹带(专供作弊的蝇头字书或抄录于随身物品中)甚至请人代考等花样百出的奇招、奇人——但若深究,这一切现象的发生,恰恰在于科考制度本身。其根本目的及设计、执行上的种种缺陷,是难辞其咎的。就说入场搜检,由于入场考生人数众多,入口数量却很少,搜检需要耗费很长时间。以清朝道光年间情况看,江南乡试点名从初八日寅时(凌晨3-5点)开始,一直延续到初九日丑时(凌晨1-3点)才结束。因为搜检时,不但要考生解开头发,而且还要解开全部的衣服,包括内衣内裤,脱下鞋袜,上上下下、里里外外搜个遍。有的考生需要等待十几个小时,“露处达旦,困惫极矣”;这对考生的身体和心理无疑是一个巨大挑战,以致有考生因体力不支,掉进江南贡院大门右边的水池之中,“溺毙数人”。

顺便说一句,尽管监管凌厉到令人窒息,科考作弊其实从来就如原上之草,永远地“春风吹又生”。甚至,民国初年的重要人物胡汉民,就曾当过历史上著名的“枪手”——清末时,他两次代人参加乡试,皆得中举。这岂不从另一个角度证明,科举制度无法永远延续的一个内因吗?

且不说这个。再来看看考生们的具体感受吧。前面曾提及,中国现代史上不世出者陈独秀先生,有过参加江南乡试的切身体会,就来看看这位过五关斩六将的幸运儿,是怎么描述那一盛况的吧:

“……我背了考篮、书籍、文具、食粮、烧饭的锅炉和油布,已竭尽了生平的气力,若不是大哥代我领试卷,我便会在人丛中挤死。一进考棚,三魂吓掉了二魂半,每条十多丈长的号筒,都有几十或上百个号舍,号舍的大小仿佛现时警察的岗棚,然而要低得多,长个子站在里面是要低头弯腰的,这就是那时科举出身的大老以尝过‘矮屋’滋味自豪的‘矮屋’。矮屋的三面七齐八不齐的砖墙,当然里外都不曾用石灰泥过,里面蜘蛛网和灰尘是满满的。好容易打扫干净,坐进去拿一块板安放在面前,就算是写字台。睡起觉来,不用说就得坐在那里睡。

“一条号筒内,总有一两间空号,便是这一号筒的公共厕所,考场的特别名词叫做‘屎号’……那一年南京的天气,到了八月中旬还是奇热,大家都把带来的油布挂起遮住太阳光。号门都紧对着高墙,中间是只能容一个半人来往的一条长巷,上面露着一线天。大家挂上油布之后,连这一线天也一线不露了。空气简直不通,每人都在对面墙上挂起烧饭的锅炉,大家烧起饭来;再加上赤日当空,那条长巷便成了火巷。煮饭做菜,我一窍不通,三场九天,总是吃那半生不熟或者烂熟或煨成的挂面。有一件事给我的印象最深,考头场时,看见一位徐州的大胖子,一条大辫子盘在头顶上,全身一丝不挂,脚踏一双破鞋,手里捧着试卷,在如火的长巷中走来走去,走着走着,脑袋左右摇晃着,拖长着怪声念他那得意的文章,念到最得意处,用力把大腿一拍,跷起大拇指叫道:‘好!今科必中’!

不妨再看看,清朝时期的美国传教士盖洛,又是怎样描述他亲见的江南贡院观感吧:

“万一有人在考试中不幸死去,尸体也都是从砖墙上方递出来。紧闭的大门上有总督的狭长封印,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启封,除非主考官因公殉职,死在场内。

“这些举国尽知的‘大考’或‘科考’具有诸多非同寻常的特征。其中最特别的是考生的年龄差异。我曾听说过一个神童的故事,他12岁便中举,相当于获得硕士学位,但却英年早逝。用他声名显赫的后裔的话来说:‘他太过聪明,20岁便去世了。’年过七旬,甚至已过八旬的老头,哪怕多年努力均名落孙山,也仍然不改初衷,每年如期而至,希望能赢得匾额和旗帜,以此来光耀门庭。

“生员们的宗教信仰并不妨碍他们自杀身亡,有的吞烟片、有的上吊,还有的抹脖子。科考失败是导致忧郁、走向自我毁灭的一种原因;而科考时的极度紧张和持续压力所造成的精神错乱,迫使很多不幸者自取性命。而且科举考试总在八月份举行,即一年中最炎热和最易发疾病的季节,正是人体机能因酷暑而变得虚弱的时候。无怪乎,即便是习惯于酷热和不怕吃苦的当地人也经常会想不开。南京金陵医院的比必医生给我讲过一个有趣的故事:一个年轻人用利刃抹了脖子,人们都以为他中了魔,所以为他举行了特殊的驱邪仪式。比必医生被请去时,发现那人正躺在床上。床前一张方桌,上面有各种蔬菜及点着的蜡烛,桌子下面则捆着两只公鸡。一个道士抓起一只公鸡,割断鸡的喉咙,把鸡血撒在屋里。在撒血仪式中,道士频频做出怪相。十指交叉、曲膝躬身、喃喃念咒,并不断走到床边,查看他的符咒是否已经见效……比必医生用手指将年轻人那已切断的气管捏在一起,以便让他能连贯地说点什么,从而发现了他那轻率举动的真正原因。那不幸的家伙神志完全是清醒的。

“文怀恩是南京的长老会牧师,有一天路过街道旁的一口水井时,他发现水面上露着男人的一双脚。当时科举考试刚刚结束。就在头一天,有个考生不小心让一滴墨汁掉在了自己的文章上。眼看希望毁于一旦,既没有时间修复污损,也没有时间重写文章,于是他决定投井自杀,以便一劳永逸地结束自己的失望和生命。文怀恩所看到的正是那名不幸的生员。

“有人告诉我,以前这里有个习俗,一位官员要站在贡院中央大门前的小桥上,挥舞一面长方形黑旗。就在考生们进考场之前,他会高喊:‘有恩报恩,有仇报仇’……伦理道德被神奇地糅合进中国的教育体系中。学子们都深信有些凶残的鬼魂会在这时闯进考场,夺走作弊考生的命。许多人屈从迷信,胆战心惊,吓得当场毙命……”

好了,不用多说了。还是让我快些逃离这里吧。

姜琍敏,创作一级。 已出版散文随笔集、中短篇小说集《禅边浅唱》《红蝴蝶》《美丽的战争》等14部。长篇小说《泡影》《女人的宗教》《漫长的惊悚》等9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