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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火燎原燃激情 红色巨焰照大道

来源:杭州党史(微信公众号) | 陈效平  2018年06月27日13:59

陈效平,浙江宁波人,现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浙江省网络作家协会会员,荣获中国民间文艺最高奖“山花奖”、浙江省民间文艺最高奖“映山红奖”等。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陈效平故事集《地球隧道》入选"中国百年百部故事经典"。

1922年4月20日上午,在杭州皮市巷三号的一间小屋里,一个文质彬彬、面容清癯的青年正伏在桌案上,用钢笔往一张明信片上写道:“叠接两信,均悉。所托事大约都可办到。青年(团)已于昨天成立,现有廿七人。”

伏案写字的这个青年名叫俞秀松,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主要创始人之一。那张明信片,准备寄给在上海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局负责人施存统。明信片上所说的“青年团”,是指1922年4月19日成立的杭州社会主义青年团,由俞秀松担任书记,这是全国最早建立的17个团组织之一。

俞秀松在明信片上所写下的这行字,宣告社会主义青年团这支红色的青春火炬已在杭州熊熊点燃,从此,它将指引并照耀浙江的热血青年勇敢地踏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光辉道路。

孕育火种

1919年5月4日,北京14所高校3000多名学生齐聚天安门广场,抗议巴黎和会拒绝中国的正义要求。由于北洋政府准备在丧权辱国的和约上签字,学生们的抗议遭到军警残酷镇压,但五四运动却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同情以及全国各地学生的热烈响应。随着斗争的发展,浪潮波及20多个省的150多个城市,运动中心也由北京转移到上海。这场运动为中国青年提供了直接的斗争经验,并锻造了一批进步分子,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和全国各地的建立提供了组织和人员准备。

1919年9月初的一天傍晚,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一间寝室,两个二十来岁的男学生正在激动地讨论着,受席卷全国的五四运动影响,他们准备创办一份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革命刊物。这两名学生,一个是来自诸暨的俞秀松,另一个是来自金华的施存统。巧合的是,他们都出生于1899年,都是浙江学生运动的领袖和先驱,后来又都成为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主要创始人,并先后担任团中央的书记。

不久,在俞秀松和施存统等人的积极倡导下,由俞秀松任主编的进步刊物《浙江新潮》创刊。

《浙江新潮》一问世,就以战斗的姿态对社会制度和封建礼教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成为当时浙江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旗帜。俞秀松在《发刊词》中提出改造社会的纲领:“要本着奋斗的精神,用调查、批评、指导的方法,促进劳动界的自觉和联合,去破坏束缚的、竞争的、掠夺的势力,建设自由、互助、劳动的社会,以谋人类生活的幸福和进步。”俞秀松还提出,知识阶级里面觉悟高的人,应该投身劳动界中和劳动者联合一致,为共同的目的进行奋斗。

然而,《浙江新潮》很快就被视民主为洪水猛兽的反动当局查禁,这一查禁事件最终引发了轰轰烈烈的“一师风潮”。

1919年11月7日出版的《浙江新潮》第二期刊登了施存统写的《非孝》一文。文章大意是主张在家庭中用平等的爱来代替不平等的“孝道”,提出要改造社会,非先从根本上改造家庭不可。此文一经刊发,立刻引起浙江当局的高度恐慌,省府、省教育厅和军方一致通电北洋政府,要求禁掉《浙江新潮》。仅仅存在了三周,发行了三期,《浙江新潮》便夭折了。

随后,浙江教育厅长夏敬观派员到“一师”查办相关肇事者,还把校长经亨颐叫去谈话,要他将进步教员陈望道、刘大白、夏丏尊、李次九解职,并将学生施存统开除。经亨颐支持进步师生,拒不从命。夏敬观恼羞成怒,决定拿经亨颐开刀。1920年2月9日,浙江省教育厅趁多数学生放寒假回家之机,下令免去经亨颐校长之职,这成了“一师风潮”的导火线。

2月12日,学校教师推胡公冕、范允滋持公函面见夏敬观,要求恢复经亨颐的校长之职,遭到拒绝。次日,全体教职员再次开会,以全体名义呈文教育厅请愿。结果教育厅于2月14日委派省视学金布兼代学校校长,同时宣布改组浙江第一师范学校。

新任校长金布上任以后,宣布原有教师一律续聘,但只有两个人愿意受聘。紧接着,徐白民、宣中华等学生发函通知返乡同学提前回校,以“挽经护校”为号召,要求当局收回成命。3月13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自治会召开全体同学大会,决议“维持文化运动,坚持到底”、“留经目的不达,一致牺牲”,决定立即开展请愿运动。同学们推徐白民、宣中华等人为请愿代表。从15日起,学校师生多次发表宣言,并反复向省教育厅、省公署请愿,力陈“挽经”的目的,是“为维持本校改革精神,巩固吾浙文化基础”。

3月24日,省长齐耀珊下令解散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勒令学生一律离校。学生们不肯走,一致坚持原先的要求。与此同时,来自北京等地和全省知识界教育界的电文像雪片般飞来,大力声援“浙江一师”。次日,当局以“保管校舍”为名派了40多名军警进驻校园。

3月28日,杭州学生联合会发动杭州各校学生4000多人,在理事长宣中华的带领下赴浙江省教育厅和省公署请愿,遭到公署卫队拦阻,引发冲突,学生重伤2人。当晚,杭州学生联合会召开紧急会议,决定通电全国并呈文教育部、司法部,揭露浙江当局的暴行。29日凌晨,浙江省公署调动500名军警包围浙江第一师范学校,绝其粮食和交通,封闭学校,企图强行解散学校。300多名学生围坐学校操场,在体育教师胡公冕等支持下,与军警展开了对峙。学生们高呼“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情愿为新文化而牺牲,不愿在黑社会中做人”。

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学生的斗争得到了杭州其他学校学生的支持。省立一中、女子职业学校、女子师范等校的学生闻讯赶来声援,以女子职业学校女生队伍为先锋,冲破了军警在校门的封锁线,进入学校与“一师”学生会合。同时,浙江当局的行径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不满,有识之士公推蔡元培之弟、杭州中国银行行长蔡谷卿与政府交涉。在各界的压力下,浙江当局被迫与学生重开谈判,并下令军警撤围,收回解散学校的成命。

4月1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之职由教务主任陈成仁暂代。次日,原聘教职员回校,部分学科复课。4月6日,时任教育部部长蔡元培派北京大学代理校长蒋梦麟到浙江调解。蒋梦麟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演讲时,代表北京学界慰问“一师”师生,并推荐暨南大学教务长兼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员姜琦出任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他的提议获得了学校师生的同意。在社会各界的声援下,省长被迫下令撤围,同意学生提出的“任免校长须得学生同意”的要求。4月17日,全校复课,“一师风潮”终以学生的胜利而告终。

经过“一师风潮”的洗礼,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许多学生开始自觉走上革命道路,有的则成为中共党团组织的骨干。如俞秀松、施存统是中国共青团组织最早的两位中央书记和创始人;杨贤江成了中国第一位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汪寿华、梁柏台、宣中华、谢文锦、叶天底、庄文恭、蒋友谅、胡成才等成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骨干;柔石、潘漠华等成了左翼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在他们当中,许多人成了革命烈士,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

如果说“五四运动”是一部北京出品的大片,“一师风潮”就是一部杭州制造的大片,它的影响同样波及全中国,可以这样说,“一师风潮”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延续和深入,它为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在杭州的建立培养了大批骨干,打下了扎实的群众基础。

点燃火炬

“一师风潮”结束后,俞秀松被迫离开杭州,到北京参加“工读互助团”。在北京,俞秀松上午到北京大学旁听,下午和晚上脱下长衫去做工。他和一些青年同道在“工读互助团”按照“人人做工,人人读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过起“共产的生活”。可是,仅仅两个多月后,因无法维持生计,“工读互助团”的新生活便告夭折。俞秀松由此认识到:要改造社会,必须从根本上谋全体改造,枝枝节节谋一部分改造是不中用的,社会没改造之前,不能试验新生活。于是,俞秀松毅然南下,投身到工人中去,探索改造社会的新途径。他向好友正式宣告,此后不想做学问家,情愿做个“举世唾骂”的革命者!

1920年4月,经李大钊推荐,俞秀松从北京来到上海,在虹口厚生铁工厂做工。与工人们朝夕相处,俞秀松逐渐认识到,团结起来的工人阶级具有无比强大的力量。这一时期,俞秀松还参加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从而使他的立场、思想得到根本转变,由一个革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8月,中国最早的共产党组织——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正式成立,俞秀松是发起人之一。

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陈独秀、李达等人建议:为适应青年的愿望,应尽快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俞秀松奋发向上的精神和对青年学生的鼓动、宣传能力,使陈独秀看中了这个热血青年。陈独秀指定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中最年轻的成员俞秀松负责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建工作。不久,俞秀松起草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章程》明确规定团的主要任务是研究科学理论,实现自由平等,宗旨是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和宣传社会主义。

1920年8月22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霞飞路(今淮海中路)渔阳里6号正式成立,俞秀松担任首任书记。

此后,俞秀松满腔热情地投入到了共青团的工作当中。他积极发展团员,对团员和进步青年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到1921年初,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已达200余人。同年3月,俞秀松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

1921年,俞秀松赴莫斯科出席青年共产国际二大,并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从这年5月起,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停止活动。11月,从莫斯科回国的张太雷向中共中央局汇报了青年共产国际二大的精神,并恢复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1922年1月,施存统从日本回国后,担任了青年团临时中央局兼上海团的负责人。在施存统的主持下,团临时中央局指示各地团组织重新进行登记。

作为浙籍先进分子,在上海大力组建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同时,俞秀松还积极从事浙江地区的革命工作。

1920年11月,俞秀松和沈定一、宣中华、刘大白等人在杭州建立了一个名叫“悟社”的进步组织。据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记载:这个组织“稍偏于修养方面……内部的组织是很严密的,在学生界中,也可算个光明的团体。他们不喜欢张口说话,他们真是切切实实去做,数月来已集会二十余次”。1921年4月,衙前农村小学在萧山筹办时,“悟社”成员就是其中的主要骨干。“悟社”和衙前农村小学,在当时已有相当的影响力,为杭州地方党团组织的建立创造了较好的基础。曾在衙前农村小学担任教师的宣中华、唐公宪、徐白民、杨之华、叶天底、王贯三、张春浩、钱义璋、赵并欢、祝庆祥、宋梦岐等人,后来都成为杭州乃至全省各地早期党团组织的负责人或骨干分子。

1922年3月,俞秀松从莫斯科回国,受团临时中央局的指派,到杭州筹建团组织。俞秀松抵达杭州后,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友的帮助下,开始筹建杭州社会主义青年团。

当时,杭州学生界进步力量较薄弱,加之改良主义、复古主义的影响,学生埋头读书、不谈政治的情况相当普遍,即使是原来思想比较进步的知识分子也出现了徘徊倒退现象。从俞秀松给在上海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局负责人施存统的明信片里,可以看出这种压抑消沉的社会氛围。俞秀松写道:“抵杭后即与各方面接洽此事,大约本周曜日可望成功,人数总在二十以上。杭州空气沉静极了,或许简直死了!“五四运动”的反应如此,良可浩叹!现不动又不静,大家莫名吧。青年学生如此,奈何,奈何?”第二天早晨,俞秀松又寄明信片给施存统,他写道:“前寄明信片一纸,谅已收到。昨已开筹备会议,与会者只师校三人,安定一人及女同志一人而已。但已接洽赞成者十七八人。决议星期三(十九日)下午在此开成立会。因此间学生实在太沉静之至,什么事皆如对牛弹琴,奈何?姑试为之。”在俞秀松等人的努力下,杭州团组织于4月19日在皮市巷成立,俞秀松担任书记,主要成员有金佛庄、宣中华、唐公宪、徐白民、倪忧天等。

星火燎原

杭州团组织成立后,俞秀松立即进行组织建设,开展社会调查与宣传,加强思想教育,组织政治活动,使广大杭州青年走向革命战场。杭州团组织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举办报告会、讲演会,许多青年在那里受到马克思主义教育。俞秀松组织团员青年深入工厂,调查工人经济生活状况,揭露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逐步使团员青年认识到工人阶级是改造社会的伟大力量。杭州社会主义青年团还召开俄国十月革命纪念大会,请名人演讲,散发传单,扩大政治影响。

1922年5月5日,俞秀松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和杭州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的双重身份在广州出席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同年9月2日又被选为团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

在杭州建团过程中,俞秀松还和宣中华等校友一起在杭州太平门外创办了一所平民夜校。夜校学生都是黄包车夫、泥瓦木匠、机织工人和附近的菜农,开学时有五六十人。所学内容包括社会发展史、劳动创造世界、反封建礼教、实行男女平等、团结就是力量等。俞秀松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深入浅出地解释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道理,鼓励大家团结起来,互相帮助,同旧社会的恶势力作坚决的斗争,并吸收了其中一些先进分子成为杭州团组织成员。

根据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大的《纲领》和《章程》,杭州团支部于1922年6月7日扩建为团杭州地方执行委员会(简称团杭州地委),执行委员5人,庄文恭(即韩伯画)任书记,吴明任宣传部主任,徐白民任经济部主任。团杭州地委建立后,在市区各工厂、学校开展了社会调查。此后,还发起组织了浙江文化书局,公开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筹建了“杭州印刷工会筹备会”,开办了工人补习学校,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演讲宣传活动,加强了对团员的思想教育,建立了组织员制度,选派团员到各地进行联络,筹建各地团的基层组织。

杭州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立,加强了杭州对各地青年运动的领导,青年团像燎原的星火,将熊熊的革命火焰烧遍浙江大地,为中共杭州地方组织的建立奠定了稳固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