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徐海蛟，一九八〇年出生，浙江宁波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获第四届《人民文学》新人奖、浙江省优秀文学作品奖等奖项。在《人民文学》《山花》《散文选刊》等刊物发表作品两百多万字。著有《纸上的故园》《此生有别》等十部书。

一

我少年时代全部的黑暗都来自一场死亡。

一九九二年夏天，年仅三十九岁的父亲在一场车祸中溘然长逝。那一年我十二岁，妹妹九岁。二十多年里，对于父亲的死我只字未提，我既无勇气反观那段漆黑的岁月，又不愿承认命运拟定的这项不公平条约。很长一个时期，我都感觉自己的心被死神猝不及防的恶作剧捅了一个大窟窿，生活的暖意哗哗地自那个窟窿里流走了。直到今天，当我成为另一个人的父亲，当我对命运的安排逐渐释然，才敢用文字触碰一九九二年的夏天。

生活是一瞬间黯淡下来的，黑夜降临，而一盏长明的灯永久熄灭了，我们的家顷刻没入了黑暗。父亲这个角色于所有人都意义不凡，于我们似乎更为重要，他几乎是全家唯一的依靠。我们的衣食来源，我们童年时代那点出自家庭的优越感，我们获得的尊重和礼遇，大多源于父亲。早在四年前，父亲将我们带离大山深处的村庄，在这个异地城市的郊区开了一家小诊所。我们像刚刚移栽的植物，正腾挪开手脚，准备在新地方扎下根来。父亲剑走偏锋如有神助，他在自学中习得各种疗法，尝试中草药和西医结合，解决各样疑难杂症，几乎成为一个传奇。就在他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刻，死神粗暴地将他带离了人世。

这场灾难吹打着生活这艘平静的小船驶入了风雨飘摇的命运之海。母亲不识字，也没工作，但她得独自扛起一切。她顶着身体和内心的创痛，一边恸哭一边继续“生火做饭”，让一丁点暖意如余烬里的火星延续下去。当时母亲也是那场车祸的受害者之一，她与父亲同坐一辆三轮小货车去城市客车站换乘长途汽车，回故乡处理她弟弟的一桩倒霉的婚事。一辆大货车在黎明微弱的光线里像一颗昏昏沉沉中出膛的重磅炸弹，拦腰击中了父亲和母亲他们乘坐的三轮小货车。母亲在车祸中磕掉三颗牙齿，面部肌肉受到重创。但她很快自行离开医院，料理了父亲后事，没几天就到村里一个草席厂打工，在漫天尘土里挣下一点生活费，以帮助我们挨过漫长的时日。

我们一家三口流落异地，没有属于自己的房子，没有亲戚。亲戚们都在另一个城市，祖父母、外祖父、叔叔、舅舅……都相隔遥远。他们顶多会在过年前后来探望我们一下，随后就急匆匆回到自己的生活里去。他们刚一走，我和妹妹短促的笑声就戛然而止了。我知道今天我用到“笑声”这个词语或许不准确，一九九二年夏天是一条沉重的分割线，往后的一个漫长时期，我们家鲜有笑声。如果说笑，我们也笑得非常节制，大多是在脸上现出一点点笑的迹象，一个笑还来不及完全绽放出神采和声响，我们心里大概都会升腾起“父亲不在了”的念头，草草地将笑收了。我们的心绷得紧紧的，悲伤以铺天盖地的方式占领了生活，仿佛涌上一个快乐的念头都是可耻的。

母亲会随时随地落泪，当别人提及父亲名字，说徐医生太可惜了，他还在的话，我孩子的病就不会这么折腾了，母亲会禁不住直抹眼泪；当草席厂管仓库的男人指责她一次领了三捆蔺草，而别人一次都领一捆，一心想多干点活的母亲也会禁不住落泪；每年小年夜，母亲都会郑重地备下一桌斋饭，以告慰另一个世界的父亲，母亲蹲在门边烧纸钱，口中喃喃唤起父亲的名字，一转身她又泣不成声了……我开始产生出一个长久的错觉，以为生活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的，它呈现出暗灰的调子，它的内里阴冷潮湿，包裹着哭泣、泪水、无穷无尽的悲伤。

母亲在家中哭泣的时候，我和妹妹束手无措站在一旁，她的哭声像寒风撕扯着我们的心。而母亲在外头哭泣，带给我的就不仅是痛苦滋味了，那种痛苦里还有很多难堪的成分。很多年后，我们被生活反复告知，所谓自尊是在很大程度上要藏起伤疤，拭去泪痕，把体面显露给不相干的人。母亲或许并不懂得这个理，或许失去丈夫于她的伤痛比我们失去父亲的伤痛更甚，她的哭泣是难以自持的。

那几年，我最害怕过两个节，春节和清明节。除夕夜，母亲的眼泪比别人家的笑声还要多，我们在母亲的泪光中吃着简单的年夜饭，屋外鞭炮声噼里啪啦响着，烟花在夜空里盛开，可这一切热闹于我们看来都显得特别冷寂和空洞，仿佛它总在提醒我们生活里有着一个多么巨大的缺失。有那么些除夕夜，我和妹妹也是想放一次烟花的，但母亲不允许我们花钱买无用的东西，有一回就因为买了几根烟花，我与母亲大吵一架。我记得工作后的那年除夕，买回来一大堆鞭炮烟花，和妹妹两人在寒冷的夜空下将它们一个一个点燃，仿佛要跟过去那段漫长时间的寂寥赌气似的。而那时的清明节，就更别提有多萧瑟和伤痛了，我们去父亲的墓前，母亲都要扶碑大哭，她的哭声在墓地上空盘旋，传到很远的地方，引得其他扫墓人纷纷侧目。在众目睽睽中，浓重的羞耻感弥漫开来，无边无际地笼罩着我。

二

一排逼仄的上了年岁的小平屋，横在田野边马路旁。有几间搁置着村委会杂物，一间做了村里小诊所，一间住着人，那是我们一家三口，我们像飞到这儿的三只燕子寄居着。父亲去世后，村委会允许我们依然暂住在原先小诊所旁闲置的空屋里。

小平屋不足二十平方，小到只有一扇门，一扇窗，小到仿佛只能容下三个人的身体，再装不下更多蓬松些的期待。里面有一张漆成蓝色的铁架床、一张木板床、一个矮脚柜，这些从城郊拆迁的老屋里淘汰下来的旧家什，被母亲一遍遍洗去内里的污垢后，成了我们的家具。一眼煤气灶搁于两堆灰青的砖上，权当厨房。还有一台二十一英寸的黑白电视机，一张来自旧货市场的圆木桌，桌面多处开裂，像洪水冲刷出的坑坑洼洼的地面。外加四张方凳，一个小板凳，两只老家带来的大木箱，一个塑料衣橱。这是全部家当，这些被别人用旧的物品进入我们的生活，支撑起一家子的日常来，仿佛我们的家本就是自别人家淘汰的生活里借来的。

我的少年岁月就在这小平屋里展开，进入初中后，除了上学，余下的时光几乎都消耗在这儿。贫穷、变故、人情炎凉以及强烈的不安全感形成多变的季风，随时会朝小平屋侵袭。我成了一棵背阴处的小树，孤独、寂寥、无声无息地生长。

小学毕业那一年，我握着一张薄薄的毕业生学籍登记表，面对“父亲”这一栏，定定看了好一会儿。后来班主任老师让我帮他整理填写全班同学学籍卡，我看到老师写在我学籍卡上“父亲”那一栏里的“亡故”两字，就拿橡皮悄悄将这两个字擦去，制造了一种父亲依然存在的假象。我不愿意中学的老师和同学发觉这早就既定的事实。

与此同时，青春期以一种幽暗、烦躁、不可捉摸的方式，像漫长的雨季般漫过我。我越来越羞于变得粗糙的嗓音，羞于唇边爬起的胡须，羞于让人知道家里境况。但小平屋就立在马路边，我的很多同学去镇上学校，都要骑车经过它。

当门窗敞开，他们即便骑着单车匆匆驶过，房间里一切也能一目了然。这并不是我的推测，是在某个无人的傍晚，我推出单车，反复模拟从家门口驶过时测试出来的。因此，房门总是半开半闭，而唯一一扇朝向马路的窗子，也被一张洗得发白的浅色小碎花窗帘紧紧遮蔽，些许微弱的光从小窗帘里透进来。我担忧的是一拉开房门，迎面撞见班上漂亮的女生打门口过，或者我回家时，几个女同学恰好叽叽喳喳跟在身后，看我推着自行车进入这个简陋的家。有时临近家门，感觉背后有相熟的人跟着，我就特意放慢骑行节奏，等他们的单车驶远了，再急急溜进门去。进自己的家，竟然像一个偷偷摸摸的贼。

那段青春期即临的时期，放学后，除了在田野的暮色里漫无目的地徘徊，我最喜欢做的事就是躲起来。屋子里一盏二十瓦的灯亮着，我坐在小板凳上，一张稍高的小方凳顺势成了写字的“书桌”。没有被那么多人窥视，我的心稳稳当当地停在胸膛里。

三

要有光，要有雨露，要有自身体内部滋生出的救赎的力量。要挣脱藩篱，生出羽翼，飞越绵延的冷和阴翳。

十三岁暑假的某一天，我在小屋不远处一位老教师家床底下捡到一本破旧的书。确切说，它算不得是一本书，封皮脱落，内页缺失，还剩差不多大半本的样子。如果用一个人对应这本书，他只能是个被遗弃的流浪汉，蓬头垢面，衣不蔽体。裸露的书页黑乎乎的，上面蛛丝密布，蒙着一层厚厚的灰。

我把书拿到阳光下拍打，经年的灰尘飞散开来，仿佛要惊动附着其上的往事。好在文字还清晰地停留在泛黄的纸页上。我已忘记了自第几页开始读，也已忘记了第一个句子怎样地进入我的眼帘。就像一些生命里遇到过的贵人，已忘却初次相见，彼时有着怎样的眉目与神情。但就是这半本破旧的书，触到少年一颗冰封的心。旧纸上的黑色汉字，有炽烈的体温，仿佛是一粒粒小小的炭火，让包裹住心灵的寒冰悄然松动了一下。

我读到一群游击队员在火车上翻飞，他们无所不能，这群神通广大的游击队员向生活昭示了另一种可能，尽管这种可能恍若落到湖面上的一片稀薄倒影在心里一晃而过。但一个故事进入幽暗卑微的日常，它会泛起看不见的涟漪。几乎悄然无声地，这些纸页间的人，似乎来到了我身旁，他们就站在我们原本只有一家三口的那个孤零零的队列里。我仿佛一下子多了一队亲人，我的叔叔伯伯舅舅阿姨个个有着强大的胳膊，个个都天不怕地不怕。我把这半部书揣在怀里，走去可怕的地方时，尤其要将它带上，让它给我鼓鼓劲儿。母亲带我去法院讨要父亲的死亡赔偿金，肇事司机负全责，但一点可怜的赔偿金却始终拿不到。在阴暗的办公室里，法院里一个肥头大耳的执行庭长拍着办公桌，大吼着：“滚，给我滚出去！”他的声音在走廊里久久回旋。随后他站起来饿狼扑羊一般将母亲朝门外推搡。我抬头瞥见他居高临下的脸，一个巨大的阴影笼住我，我全身都瑟瑟发抖，担心他会一巴掌拍下来。我真想扶着母亲拔腿就跑，但随即我的指尖触到了这半部旧书，我捏紧了拳头，让自己镇定下来，冲着那个法官喊出了一句话：“叔叔，这里是人民法院，我们不是坏人，我们是来寻求帮助的，法院是为人民服务的。”我忘记了喊出那句话后那个法官的表情。但那天我和母亲一道乘公交回家的路上，我没有哭，也没有更多的恐惧追随而来，我的怀里有一本书，心里有一群英雄的故事，我不害怕了。

如此看来，这本书还有一番命运的意味。它仿佛是上天的精心馈赠。上天于一场惨无人道的巧取豪夺后，或许也动过恻隐之心。只是他从不会告诉你，他伤到了你又给你备下疗伤的药。不管怎么说，这不经意间到来的半本旧书，让我恍惚中意识到，世界还有这样一种特殊的物质存在——教科书以外的书。

写在纸上的字像一群充满灵性的萤火，它们带着不息的微光，在浓重的暗夜丛林，飘散又聚合，举步维艰的人跟住这片微光，一步一步向前走去，绕过一个山谷，走过一片沼泽，穿过满坡荆棘的丛林，于一个开阔山崖上停住脚步。抬头一望，深邃夜空中满布着璀璨的星辰。让你不得不相信，只有借助神的旨意，才能走到这片开阔之地，得以经见最亮的星光。一些救赎就这样凭借着书与文字到来。神说：这是一场漫长的疗愈，必须横贯一生。

四

但不会有太多书可以读到。好比在夹缝里踮着脚够到一线阳光或在荒漠里掘出一泓清泉，因了稀缺才显出更多可贵来。小学五六年级时，我走得最远的地方大概就是七八公里外的小镇了。那时小镇商店里有一个玻璃柜陈列着几本书，每当走过这个小小玻璃柜，我的脚步就被勾住了。除非要买走，书是不允许被取出来事先预览一番的，柜台后面售货员黑着脸以鄙夷的神色注视来往顾客。即便如此，我还是不由自主挨向那个柜台，朝里面稀稀落落的几本书投去渴羡的目光，这模样定然像一个饥饿的人打量着面包坊里新出炉的面包。

第一次走进城市的大书店，站在连排书架间，光线并不明亮，书架与书架构成的阴影落到地上，书在半明半昧中散发出一种静寂而魅惑的气息。我顷刻间被书构成的这种宏大密集无所不在的静谧与庄重捉住了，像一个常年生活在热带的人第一次置身雪野，面对漫天雪片纷拥而至那般震撼，那般接不上气来。

去书店，去书店，成为少年内心一场朝圣般的祈盼。只要一有机会进城，双脚就想朝着有书的地方去。可书店遥远，我不知道以何种方式抵达，我还没有办法独个儿踏上从乡村到城市的路。每一回走进书店，仿佛都是凭借了一些好运气。远方的亲戚来看我们，带我们到城市街头闲逛，走着走着就到了那家上了年纪的城市老书店，照例一头扎进去，迟迟不肯退出来。我知道进了书店，并不代表就能尽情买书，书是粮食和寒衣之外的东西。母亲一心想让我们读好书，但她所认可的书就是教科书，她认为“读书”这件事的全部指向就是“读教科书”。如此看来，去书店也只能是完成一个内心的仪式。

在久远时光里，我依然不断看见一个少年在书架间徘徊。他从架上取下一册书，翻开一页，静静读几行，将书合拢，用手摩挲着书的封面，再将书放在手心里掂量再三，又翻转过来，羞怯地瞥了一眼封底上的价格，目光中流露出一股不舍。他又将书重新放回书架，在那本书面前怔怔站了好一会儿，像告别一位好朋友那样，难分难舍地告别了书架上这本书。接着，他转向另一个书架，索性取下一本更厚的书来，这是一个典藏本，烫金封面，捧在手里沉甸甸的，散出深沉的木香。打开这本书时，他听到心怦怦地跳。他闭起眼睛，将书放到胸前，就贴在心脏位置，紧紧贴着。随后，他并没有将书翻转，去看封底的价格，而是快速地将它重新推进书架上那个空当里，头也不回地走出书店的门去。

记忆里只有一次，他奢侈地买过一大摞书。那是上中学后，有人给母亲介绍了一个男人，起先少年心里一直无法接纳另一个人替代父亲的位置。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冲突，母亲也为了儿子的情绪拒绝了好几个人。后来这个男人走进了他们的生活，他看起来老实巴交，并不是一个光鲜亮丽的人，但唯其老实和朴素，大概才消除了那么多芥蒂。和母亲认识了一段时间之后，他提出带全家人去城里逛逛。少年自然逛到了书店里，他说想买什么书就尽管去挑，母亲站在旁边也没有反对的意思。他扑向书架，鼓起勇气，从架子上抽出平常绝不敢奢望的书。一套四本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一部厚如墙砖的《泰戈尔小说作品选集》，一本简装的《安娜·卡列尼娜》……总之都是很厚重的书，一共八九本，这真是少年时代最富足的一次购书经历了。

他一次次进入书店，每一次都徘徊在标注着“文学”的那一片庞大区域中，那些奇妙的故事与轻逸的诗句，构筑成一个梦幻的庭院，他沿着一个长长的连廊往里走，每一个转折处都藏着惊喜，他看到古老的立柱，看到精美的窗棂，他在乌黑的瓦檐下聆听千年前的雨声穿过他的身体，身体里发出雨落在瓦罐上的响。他继续往前走，于天井里站定，一天绮丽的晚霞铺陈开来，那是夕阳在黄昏里织就的锦缎。

十四岁的九月，我遇到文学的启蒙老师。他在语文课堂上讲魏晋时代文人们天马行空的故事，他以飘逸的行书将李白和苏轼的诗句神采飞扬地“挥洒”于黑板上，他也深情地朗读李清照，朗读舒婷，朗读朱自清的《匆匆》，朗读余光中的《听听那冷雨》。起初，似乎是一个简单举动，但在时光的岸边回想，这简单的举动最不平常，这是上天又一回动了恻隐之心。就在那些语文课上，古老的汉字散发出魅惑的香气。十四岁那年，我被附着于文字的历久弥新的美捕获，蹑手蹑脚推开了灵魂宫殿里另一扇沉甸甸的门，此后，书籍便以一种更坚定的不可抗拒的诱惑朝我打开，那时书已不再是书了，是开在大地上的一扇又一扇窗。

语文老师家里藏着一个大书架，他开始将一本又一本书借给我，书们由老师的书房走到了我简陋的家，它们是我家里最尊贵的客人。

五

我确乎是被渐渐改变着，我们的家也确实被渐渐改变着。因了书的到来，我再也不觉得这个二十平方不到的地方只剩寒碜和心酸了，它还放进了别的内容，例如许多高贵的灵魂，例如许多轻盈的诗句，例如一些透亮的毛茸茸的愿望。小平屋不再是黑白的了，不再只有哭泣和悲伤，小平屋开始有了色彩，有了天空的瓦蓝，有了向日葵地的金黄，有了地平线上延展的新绿。即便更困难的日子，我们似乎也有办法对付了，因为有书可读的人，他的心很轻很轻，像云朵和蒲公英种子那么轻，能够轻易地越过沉重的现实。

有一年夏天，台风带来暴雨。村里的河漫出来，道路、田野都被淹没了，我们将家里的床脚垫上三块砖头，可不出半个时辰，水就爬过了三块砖头，爬过了我们的小腿，都快要爬到膝盖了，大雨才停住。我们蹚着水，坐到床上去，床脚早已没入水中了。坐在床上，就像坐在小驳船上。但我们没有悲伤，我拿着老师那儿借来的普希金诗集，翻到《假如生活欺骗了你》那一页，我把那首诗读给妹妹听：“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忧郁，也不要愤慨/不顺心时暂且克制自己/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就会到来……”当我念着这样的诗句，我仿佛真的看见了快乐的日子，它胖嘟嘟的，像安徒生笔下那只肥嘟嘟的烤鹅那样朝我们奔来。

我确乎是被渐渐改变着，因了读过的书，我变得自信，似乎很少再想起一个人的魅力会由他的家庭出身决定。我有了新认识：一个人的魅力是由他读过的书决定的。当我将书里的故事讲给女同学们听，我看到她们笑起来的样子那么友好，她们的笑容里一点偏见也没有，我才开始抬起头来冲着女孩子们坦然地笑。当我将一篇动人的文章在语文课上大声朗读出来，我听到老师的赞许那么由衷，我的心里满溢着骄傲。当我将老师借我的大部头的名著装在书包里带回狭小简陋的家，我仿佛带回了一位位沉默而忠实的朋友。它们从不说话，可房间里显然有了些暖融融的迹象。一本托尔斯泰的书，一本雨果的书，或者一本海明威的书，这些胡子一大把一大把的老头，严肃又可爱，他们的书搁置在简陋的开裂的旧餐桌上，这个暗淡的空间就不一般了，即便在深冬里，也仿佛有了一盆小小的炉火正在跃动。

我确乎是被渐渐改变着，我感到自己的身体里不再是回旋的雨云了。我不知道那些书上的话语为什么有着如此动人的力量，但汉字确实如一颗颗药丸一般。我将泰戈尔的那句话写在纸上，贴在床头。每天早晨醒来，泰戈尔都会在晨光里于我耳边重复那句话：“如果错过太阳时，你流泪了，那么你也要错过群星了。”你不会知道，这句话曾带来多少默默向前的勇气和力量，我反复咀嚼它，每一次咀嚼几乎都能止住悲伤。

因为书，小平屋变得宽敞了，我的心界也变得宽敞了。我重新审视生活，重新审视我的母亲，才发现母亲带给我们的哪里只是悲伤的屈辱，她带来了那么多无微不至的护佑，她的爱不就是被那些作家反反复复书写的带着馨香的爱吗？她的爱比他们书写的爱还要具体还要真切还要不同凡响！有了这个发现后，我才知道，我并不是一个人，不单单是那半部最初遇到的旧书里的人和我站在一起，还有那么多老师，还有那么多充满善念的人，还有另外一些书里走出来的更多的人和我站在一起，我的队列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从小平屋一直可以排到遥远的地方。

书带来这样多无声的改变，我每一天都在踮起脚尖迎接书的到来。

六

可无意间到来的书，无一例外都像匆匆邂逅的过客，过些时日，又将从我的世界离开，重新回到老师的书房。这是一件令人不舍的事，我的不舍既因了书，又因了书里那些精妙的笔法和语句，因了那些句子带来的心灵的悸动。就像舍不得一个远方亲戚离开，例如我的姑姑，每回她来探望我们，离开时我们都会暗自伤心几天，那种不舍细小而具体，我的不舍是姑姑询问的话语，微笑或者她用手抚摸我的脸时那份柔和的暖意。我的不舍由书指向了书的内在，指向了书里的人，指向了书里流动的暖与光。

我终于想到一个办法：何不将书中内容摘抄一部分下来？这样就以另一种形式留下了一本书。起先，只在软面抄上摘录作品的片段，摘了一本后，又生出新念头：应该选用更好些的本子，再对内容进行细分与归类。这样一来，又迷上买本子，于每周十二元钱的午餐费里省下三元，一个月下来可以买一本精美本子。等渐渐有了些本子，我让每个本子都负责收纳一项内容。把小说片段装进一个绿色封面的大笔记本，这个笔记本内页是蓝色细条横格子，我以一种审慎的态度将那些大作家写的句子挑拣进去，像秋后田野里拾稻穗的人，本子里就有了稻子的香气。把古典诗词装进一个窄而长的蓝灰色笔记本，那些挂在久远时光枝头的诗句，像古老的种子，被重新采摘，用毕恭毕敬的汉字埋伏到一张新纸里面，这是春风重临的意味。把现代诗装进一个洁白的速写本，于是普希金、拜伦、雪莱、阿赫玛托娃，还有中国的戴望舒、朱湘、顾城都在昏暗的灯下走来。他们短暂的抒情和透亮的诗句，如青草间饱满的露珠，让一个少年见识了爱的美与忧伤，也见识了一种在汉语的长短句里跃动的幽微的韵律。

一开始的摘记很快演变为抄书。当泰戈尔的《飞鸟集》出现在面前，我激动不已。摘下来一句，又觉得漏下另一句可惜了。就萌生出索性把整本诗集抄下来的想法。好在《飞鸟集》并不长，它短小的诗句很长一段时间盘旋在我心头，像轻盈的飞鸟盘旋于一个孩子窗前，鸟儿们带来了春天的消息。

接着抄录泰戈尔的《渡口》和《吉檀迦利》，之后又抄录了《园丁集》《新月集》《随想集》《再次集》和《最后的星期》……不知道花费了多少时日，我坐在那个小板凳上，就着由方凳充当的“写字台”，成了最敬业的抄写员。我忘记了时间正以怎样的方式流转，忘记了外面的世界正以怎样的方式悄然地生发着变迁。我的少年岁月，除了学校生活，除了学习成绩，就剩下这无时无刻不进行着的搬运文字的工程了。

春天，小平屋外面的田野里，大片油菜花开了，金色花潮水一般向着远处的天空涌动。我就在小平屋里那片昏黄的光线下抄书，纸页间的诗句和文章亮过了明媚的三月。夏天，烈日炙烤大地，小平屋里闷热难耐，一个小小的转页扇吹动着字纸，吹动着额头上一滴一滴渗出来的汗水。秋天，夕阳在芦苇洁白的穗子上跳跃，晚稻的香气自门缝里钻进来，我埋首于小方凳，纸上的果实已在秋风里成熟了，我将自己想象为采摘果实的农人。冬天，寒风像悲伤的人整夜整夜在村口呜咽，小平屋圈起一点暖的光，我缩着脖子，以冰凉的手指捡拾一颗颗汉字。这件事贯穿了一个少年全部的日常，贯穿了一年的所有时光。

收纳工作变得越来越庞杂，我成了一个占有欲无限膨胀的人，像国王对江山的迷恋，像商人对金币的迷恋。我迷恋所有进入视线的文字，它们或许是雄浑的，或许是婉约的，或许像大漠的风沙般辽阔，又或许如江南的烟雨般迷离……每一种特质的文字都在吸引我，都在疗愈我。

当一个人被如此博大的世界吸引，他再也觉不到生命的逼仄和寒冷了，蜗牛壳一般大小的小平屋不再是一处令人难堪的避难的洞穴。因为一本接一本的书，潮湿的小平屋渐渐亮堂起来，因为一本接一本的书，那些惊悸难安的岁月的风声被文字以各样形态吸纳。他的身体住在一个窄小阴湿的地方，而他的灵魂却住进了一个无比阔大的世界。他在那个世界里久久徘徊，书里的文字是用来看的，书里的文字也是粮食，是麦子是稻米也是高粱和土豆，同样用来吃。

他贪婪地咀嚼这些汉字，仿佛一个正在长身体的孩子狼吞虎咽地咀嚼五谷杂粮。他咽下来自世界各地的粮食，咽下文学家们以良苦用心调配的各样滋味，他遍尝人间辛辣和甘苦……这些粮食进入他的胃，进入他的血液，进入他的骨骼。这些看不见的粮食正在逐渐改变孱弱的心灵，它们提供了各种养分，它们提供美和勇气，提供梦想所需要的材质，提供一种抵抗病毒的力量。

少年内心的粗砺、愤慨，对命运的憎恶，对贫穷的无奈……这一切都不再像原先那么大，不再大到能够将他的整个灵魂裹挟进去。他的灵魂开始获得了光照，水汽逐渐蒸腾，它摆脱了臃肿和沉重，从那些冷而黑的现实的难堪里跳脱出来了，他获得了慰藉。

七

如果没有书，命运将以怎样一种荒诞不经吞没一个不幸的少年呢？那些幽暗的日子，我的胸膛里装着一颗沉甸甸的、灌满了伤痛的心，我找不到一个出口来排遣这个世界的恶意，又如何走到一条明亮的道上去？我怎样才能拥有一份生命的轻灵？因为书，灵魂的殿堂里就有了爱和光亮，有了宽容与接纳，在阳光下，霜雪消融，新草长满了荒芜的大地。那么多博大的心灵借助文字，拥抱了少年的我，也以吻抚慰了灵魂剧烈的创痛。

我让母亲将一个旧的小床头柜腾出来。在那儿放入自己平日里省吃俭用买来的书，书一本一本多起来，三四年中，也就有了十几本书，小小的柜子显得满满当当的。抚摸着这些书，我第一次感到心满意足，第一次觉到了自己并不贫穷。

这是不是命运最深刻的暗示？往后，书一直以一种奇特的方式陪伴我。它们无时无刻不出现在我的生活里，它们参与命运奇妙的波折。在医院难熬的病房里，在风尘仆仆的旅途上，在许多痛彻肺腑的选择里，书都以一种不可言说的方式存在着。

我不得不相信，这是神的旨意。神说：你的创痛需要文字一生的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