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宁：本命年的压岁钱
母亲挺看重本命年。在我十二周岁时，恰逢祖国改革开放十周年。母亲说这年春节是特别的日子，除了新衣服，又给我配上了红腰带、红背心、红裤衩这“红三样”，还在我的枕头下放了一个厚厚的红包。
那时包压岁钱用的是从合作社买来的整张红纸，到家后自己可以裁出多张和现在A4纸差不多大小的长方形。红纸功能可多了：张红榜、做红单、剪喜字、染喜蛋等等，对于娃娃们来说，它最大最好的功能就是包压岁钱了。
裁够了红包用的纸，剩下的可以剪成窗花或者折成各种形状的花朵。母亲手很巧，她剪窗花不用打草，不用刻刀，就是用平时做针线活的剪刀，边想边剪。扎着红头绳的我，一边把长辫子放在胸前，指头绕着辫梢玩儿，一边目不转睛地看母亲剪纸。等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红色图案往窗户上一贴，年味儿一下就出来了。
那一年，母亲特意买了好几张红纸，还剪了两个门神贴在门口。母亲把阳台上掉光了叶子的几盆木本植物搬进屋里，用剩余的红纸做成玫瑰、杜鹃、梅花等各种花朵，用皱纹纸卷出花芯和叶子，再用细细的红线系在植物的枝杈上。这么好的创意总要有个别致的名字吧，我一眼瞧见墙上挂着的年画的名字，灵机一动，把母亲的作品取名“春枝俏”！
年三十那天去奶奶家后，我的红包又鼓了很多。我舍不得把它们放在枕头下，就一直揣在衣兜里。那一天，我不小心打翻了水杯，一大滩水顺着塑料桌布不偏不倚地淌在我的新衣服上。记得那天我穿着母亲亲手缝制的绸子袄，外面套了件新买的橙粉色单褂。胖胖的口袋是最先享受“水淋”待遇的。等用毛巾擦拭，衣服已经渗湿一大片。到了午饭时，我忽然发现衣服多了一片“红云”。原来，包压岁钱的红纸被水浸透后掉色，把衣服给染了。我急得哭了起来。母亲忙说：“衣服以后洗洗就行了，大过年的千万别掉泪。”多年以后，我收拾小时的衣物时看到口袋上那片淡淡的印记，儿时的遗憾到了中年时竟变成了欣慰甚至感激，它带着一抹暖意，在心中软软地荡漾开来。
二十四岁时的那个春节，夜里十点多，父母把白天和好的一大盆面以及肉、素两种馅儿料端进屋里，我们一家三口擀皮儿的擀皮儿，调馅儿的调馅儿，捏饺的捏饺，压岁饺子很快就下锅了。我迫不及待地塞进嘴里一个，马上被烫得落了泪。滑稽的表情引来母亲带着疼爱的嗔怪。我边吃水饺，边把年前做的一个决定告诉父母，那就是把自己一个月的工资，连同小时候攒下所有的压岁钱一共915元全部捐给希望工程。直至今日，父母那不约而同的满怀赞许的微笑还时常浮现在我的脑海。
三十六岁那个本命年的春节，我准备了五份压岁钱：父母的、公婆的、女儿的。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我越来越明白，作为一个人，最感到幸福欢乐和最值得珍惜的就是那份浓浓的亲情。俗话说“老换小”，上了年纪的老年人，有时候跟小孩没什么两样。虽然每月都有固定的收入，但他们迫切希望子女给予的是陪伴和关心。当看到老人们用布满沧桑的手接过那个红包，当看到他们咧开嘴巴乐得咯咯直笑，我明白了，“养儿方知父母亲”这句话早已在我的心里生根、发芽、壮大。
我送给女儿的红包里加了一封信，上面写着：“相信你能让它们实现最完整、最有意义的价值。”不负所望，女儿真的记下了。祖国南方遭遇特大暴雪后，她把所有的压岁钱通过社区居委会全部捐助给了灾区。当我看到她那自豪的笑容，我油然而生了一股力量：那就是中华民族继往开来的美好传承！
如今，包压岁钱早已不用红纸，而是超市里买来的印刷精美、纸质优良的烫金红袋。有的甚至在微信里就直接给晚辈们群发了红包。为了将存留的红包们变废为宝，我带着女儿专门请教了做花灯的师傅，简单了解了传统花灯的结构、材料和制作方法，又买了一些彩纸、彩条、红绳，和她一起做了个喜庆别致的灯笼。我们用花色相似、大小一样的12个红包为主体，每个红包的4角对称向外折叠，其中4个红包竖着粘起来，作为灯笼顶层；再用4个红包横着粘起，作为中层；最后将剩下的4个红包倒着围上去作为底层。当与众不同的“红包灯笼”呈现在面前，我们醉了——为了热切的希望而醉，为了美满的生活而醉，更为了亲历和见证祖国更加富强和昌盛而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