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崇俊：那年春节
回家的路上，父亲用扁担挑着打来的年货，我把收音机的音量开到最大，小心地挂上扁担的一端，摇摇晃晃地一路走来，连太阳下的身影，都手舞足蹈，浸润着喜悦之色
那年春节，除了宰了家养的一只大公鸡外，父亲破例买了五斤猪肉，比往年多买了二斤。除夕的团年饭，鱼是一定要有的，就图个年年有余的吉利，只是，那两条不足一拃长的干鱼根本刺激不了胃口，倒是那一大盆萝卜烧肉的香味在两间土坯房弥漫开来，把一年一度的过年的味道阐述得淋漓尽致。
“妈，明年过年我们不买肉好吗？”大约是十一、二岁的年纪，在一番大快朵颐之后，面对只有过年才能享受的肉的诱惑，此话出口也着实吊起了家人的另一种胃口。
“不买肉？那你想要啥？”在大家惊诧的目光中，母亲率先问道。
“攒钱，买个收音机。”我是有备而来。
母亲沉默了，弟妹们倒是各自睁大了好奇的眼睛。
“那东西又不当吃喝，来，吃肉。”还是父亲对现实生活有一种客观而尊重的审视。
每年的腊月，生产队总要开一次总结会。那年的会议，父母让我代表他们，只是反复交待，念到父亲的名字时，一定要听清并牢记。那是一个小雪纷飞的晚上，在生产队的牛棚，昏黄的马灯下，几头牛并没有因众人的到来而显得些许的不适，照样不紧不慢地咀嚼牛槽中用铡刀铡碎的干草。
会议的其他程序早已在记忆中消逝，当会计念到父亲的名字是，我倒是象兔子一样把两只耳朵竖的起来。我清楚的记得，会计在父亲名字的后面，用的是一个“欠”字，停顿片刻，“一块三毛四。”
我不知道“欠”是什么意思，我能做的就是如实的对父母作以汇报。当我把“欠，一块三毛四”这几个字郑重地读出来的时候，我似乎看到母亲的脸上掠过些许令人不安的云翳。
后来我才知道，正是因为这年我们“欠”生产队的比往年少了些，父亲才用他从每月两块五毛钱的民办教师的酬劳中节下的钱，多买了两斤猪肉。前些年，一个过年把肉用线串起来，每次来客都端上桌，却只能看不能吃的桥段，就真实地发生在我的邻居家里。邻居有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兄弟，后来也考上师范，成了一名教师。在课堂上，他并不忌讳这个发生在自己身上近乎令人心酸的故事。
我对收音机的青睐也着实是在严重的精神饥荒下一个不切实际的梦想。
父亲民办教师的身份也还有些“特权”，学校订了却没人看的报纸隔三差五地就能拿一撂回来，用糨子把报纸糊在墙上，既为了堵住墙上掉下的灰尘，也是为了房间美化的一种需要。在这些报纸完成自己的担当之前，自然要经过我的“检阅”。让我记忆犹新的是刊登在人民日报上的对诗人郭小川的评论，它让我顽强地记下了诗人郭小川的名字，以及对他评论最多的诗作《团泊洼的秋天》。那时根本没有个人订报纸的概念，也根本没有个人订报纸的经济实力，我只想有一台收音机，来充实正在成长却处于极度饥渴时代的心灵，也借以偷窥外面的世界。
以后的几个春节，父母依然没有采纳我“过年不买肉，攒钱买收音机”的意见。毕竟，如此重大的节日，吃上肉是人们蓄谋已久的期盼，也是对家人对节日的尊重。限于当时的经济状况，收音机依然被列为奢侈品。
1981年，我师范毕业，分配在一所乡镇中学任教。从学校一个爱诗的老师手里，我借到了一本渴慕已久的《郭小川诗集》。于是得以完整地读完《团泊洼的秋天》。郭先生的《青纱帐—甘蔗林》、《甘蔗林—青纱帐》、《祝酒歌》等令人荡气回肠的作品，让我对文学、对诗有了切肤的敬畏。
这年的腊月，放寒假这天，父亲特意来到我所在的集镇办年货，我终于用自己每月三十多元的工资节余下来的钱，花26元，买了一台“长江”牌收音机。
回家的路上，父亲用扁担挑着打来的年货，我把收音机的音量开到最大，小心地挂上扁担的一端，摇摇晃晃地一路走来，连太阳下的身影，都手舞足蹈，浸润着喜悦之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