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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2018年第6期|王彬:兄弟

来源:《作品》2018年第6期 | 王彬  2018年06月25日11:40

脊令在原,兄弟急难。

——《诗经•棠棣》

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

——杜甫:《赠卫八处士》

1919年11月21日,鲁迅与周作人一家迁入八道湾11号。

在这一天的日记里,鲁迅写道:“上午与二弟眷属俱移入八道湾宅”。周作人记曰:“上午移居八道湾十一号”。

这一天,周五,农历九月二十九日,天气晴朗,是个适宜搬家的好日子,次日便是寒衣节了。寒衣节,也就是俗说的鬼节,要给亡故的亲人烧寒衣。按照传统的说法,这一天除了破坏房屋,凿穿院墙,其他的事情都不可以做,也就是“诸事不宜”。周氏兄弟自然不会选择这个日子。虽然,这是旧黄历,作为新近人物,他们当不会相信这些“昏”话,但是寻找一个吉利的日子搬家,总是可以理解的人之常情吧!

再过一天是23日,这一天小雪,而再早,8日立冬,已经进入冬季。虽然气温已经开始下降,鲁迅还是在12月1日离开北京,匆匆南下接母亲、妻子与周建人一家,再晚走,北京的天气将会更加寒冷。

29日,鲁迅携家人回到北京,两天之后,便是公历新年了。

至此,鲁迅一家在八道湾团圆了:母亲鲁瑞,大哥鲁迅、大嫂朱安,二弟周作人、二嫂羽太信子,三弟周建人与妻子羽太芳子。信子和芳子是姊妹,作人与建人是兄弟,姊妹嫁给兄弟做妯娌,兄弟迎娶姊妹,用北京话说是成了担挑,真的是亲上加亲。这是第二代情况,第三代,鲁迅其时没有孩子,周作人有三个孩子:男孩周丰一、次女静子、小女若子,周健人有两个孩子,女儿马理,儿子周丰二。三代十二人。

转眼到了春节。这一天是2月20日,前一天是除夕——鲁迅在日记写道:“晴。休假。旧历除夕也,晚祭祖先。夜添菜饮酒,放花爆。徐吉轩送广柑、苹果各一包。”周作人的日记则曰:“雪,午霁。旧除夕,晚祭祖。丰微热。”这一天雪停了,儿子丰一有些发烧。从十七日起,北京开始降雪,十八日转为小雪,十九日中午慢慢停了。因此周作人日记说是“午霁”,鲁迅则简单地说是“晴”。晚上鲁迅与家人祭祖、饮酒、放花爆,热闹、幸福而温馨,曾经颓败的周氏台门在北京焕发了新生机。

按照绍兴习俗,旧历除夕称为“三十年夜”。祭祖之前要请出祖宗像,祖宗像画的是上辈人,当然也可以把更上辈的人画上去,最多九代,称“九代荣”。祖宗像“挂在堂屋后壁正中”,从除夕挂起,到正月十八日取下来,称“落像”。祭过祖宗以后,要在祖宗像前的“画桌”上,点燃香烛,供放年糕、粽子和水果。徐吉轩在这一天给鲁迅送来广柑、苹果,应是为此,而此时派上用场了吧!

祭祖的时间是在下午,祭过祖,天色不再明亮,夜影慢慢袭进院落,此时要在堂屋、卧室、灶间点亮蜡烛,预示来年光明,而那时的八道湾商未通电,也应该延续这个习俗吧!之后是吃年夜饭,家人们围坐在八仙桌的四边,如果人口繁昌,便在八仙桌上放一张圆台面,“团团圆圆吃年夜饭”。除夕的八道湾也应该放一张圆台面。此时的菜品丰盛而吉利:用“目鱼干、肉片、韭芽、豆腐干、芋艿等烧成的菜”曰“明富”;用“藕块、荸荠、红枣烧成的甜点”曰“有富”;用“咸菜、黄豆芽、豆干丝烧成的菜”曰“八宝菜”。唱主角的自然是热气腾腾的什锦火锅,装满了鱼圆、肉圆、蛋饺、鱼块、肚片、油豆腐塞肉。还要放一盘年糕与一盘粽子,取“年年高”、“宗宗有”之意。当然,还要有酒,无酒不欢,无酒不成席,在绍兴则是无黄酒不成宴。但是,此时的酒不能喝完,而要留一些,名曰“存”,以示明年还有酒可喝。吃过年夜饭,绍兴称“分岁”,男人们带着小朋友燃放鞭炮,八道湾则是放“放花爆”,这就比鞭炮复杂而上档次,“花”是礼花,暗蓝的星云上浮现出五颜六色的焰火,是那种小型的盒子花吗?而妇女们此时忙着在门上、窗上、床架上、柜子上,米缸上,张贴大红颜色的剪纸,最后,趁大家不注意的时候,主妇“悄悄地在筷笼的背后贴上用红纸剪成的一双眼睛,预示明年全家心明眼亮。”这是沈富熙在《水乡绍兴》中的回忆,在八道湾,会是哪一位主妇呢?

这自然是我的推想,犹如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不同。1923年7月18日,周作人交给鲁迅一封信,信中写道:

鲁迅先生:

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情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色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的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7月18日,作人。

鲁迅派人请周作人解释,但是周作人却拒绝见面。鲁迅的反应是,他在这一天的日记中记载:“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并曰:“此可记也。”后院与在自己的房子里吃饭有什么关系吗?这就有必要对八道湾11号的建筑布局与居住情况做简单说明。

北京的四合院一般占地40平方丈,约0.6亩,院子坐北朝南,宅门位于东南隅。典型的四合院分三进:倒座房到卡子墙是第一进,称前院。卡子墙到正屋(也就是北屋)是第二进,称正院。正屋到后罩房是第三进,称后院。八道湾11号是大四合院,占地四亩多,在第一进的南边还有一个院子,称外院,用许寿裳的话是可以开运动会。这当然有些夸张,但却形象地说明院子之大。按照当时传统建筑格局,正房一般是三或五间,最多是七间。八道湾是三间,中间是堂屋,东边是东次间,西边是西次间。堂屋也叫明间,是供奉祖宗牌位与家人聚会的地方。根据左为上的原则,主人住东次间,长子住西次间。八道湾11号就是如此。然而,鲁迅与朱安琴瑟不和,即便在同一片屋顶之下,也不在同一个房间里居住,因此在堂屋的背后接出一间灰棚,设有一具木炕,称“老虎尾巴”。正房后面是后罩房,周作人、周建人及其家属在那里——也就是后院居住。周作人警告鲁迅“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的院子里来”便是这个意思。

正房西侧,所谓西厢房是书房,西厢房三间,鲁迅出走以后,被周作人独据而称“苦雨斋”,对面是东厢房,两厢房各在北山墙上加辟一门,面向后院,以便出入。东厢房也是三间,南间住女佣、中间做堆房、北间做饭所(饭厅)。饭所北边加盖了三间小房子,应该是灰棚,南边两间做厨房,北头一间做浴室。正房与两厢房之间各筑有一道曲尺形状的短墙,从而与前院分割开来,短墙的北面,即周作人所说的后院。鲁迅吃饭必然要通过短墙,进入后院,才能通过东厢房山墙上的门进入饭所。为了不进后院,鲁迅只能“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了。从热闹闹、喜洋洋的除夕团圆饭,到凄冷冷的“自具一肴”,鲁迅的心底该会翻腾怎样苦涩的漪澜呢?

8月2日,鲁迅带朱安离开八道湾,暂居砖塔胡同。第二年,1924年的6月11日,鲁迅回到八道湾,与周作人发生了冲突。在那一天的日记里,鲁迅这样记述:“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九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终取书、器而出。” 启孟即周作人。在同一天的日记中,周作人的记载是:“下午L来闹,张、徐二君来。”L即鲁迅。据既是鲁迅,也是周作人的弟子川岛回忆,兄弟二人吵到激烈处“屋内西北角的三脚架上,原放着一个尺把高的狮形铜香炉,周作人正拿起来要砸去,我把他抢下了,劝周作人回到后院的住房去”。许广平在回忆鲁迅的文章《所谓兄弟》中写道,争吵时,“鲁迅向周作人说,你们说我有许多不是,在日本的时候,我因为你们每月只靠留学的一点费用不够开支,便回国做事来帮助你们,及以后的生活,这总算不错了吧?”但是周作人把手一挥说——鲁迅学着手势:“以前的事不算!”

兄弟失和,对鲁迅的打击巨大,无论是精神还是身体,从1923年10月,到1924年3月,鲁迅连续生病,他在1923年10月与11月的日记中写道:

十月

一日 昙,大风。夜李小峰、孙伏园来。大发热,以阿司匹林取汗,又写四次。

二日 晴。往山本医院诊。

三日 晴。泻痢加剧,午后仍往山本医院诊,浣肠,夜半稍差。

六日 晴。午后寄三弟信。往山本医院诊。

八日 晴,风。下午往山本医院诊。

十一日 晴。午后往山本医院诊。

十五日 晴。下午往山本医院诊。

十一月

八日 晴。夜饮汾酒,始废粥进饭,距始病时三十九日矣。

鲁迅在给母亲的信中说,他犯过两次肺病,一次是离开八道湾,一次是与章士钊诉讼。这两件都是鲁迅人生中的大事,故而诱使肺病复发,可见对鲁迅的刺激之深。

鲁迅出版过三本小说集:《呐喊》、《彷徨》与《故事新编》。《故事新编》取材历史人物。《呐喊》与《彷徨》取材于鲁迅本人的时代。相对于《呐喊》,《彷徨》多凄恻婉转之风,鲁迅在《题〈彷徨〉》一诗中写有这样两句:“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鲁迅的研究者认为这是“五四”新文化阵营分化以后鲁迅的心态,这不能说错。但是 ,兄弟的离散,对鲁迅的创作心态,也不能说丝毫没有影响吧!收在《彷徨》中的《在酒楼上》、《孤独者》、《伤逝》与《兄弟》哪一篇不闪灼鲁迅或明或暗的身影?而他创作的《祝福》与《幸福的家庭》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兄弟反目对鲁迅创作的影响。前一篇传达一种凄凉悲惨的氛围,很难说不是鲁迅心境的折射,而后一篇,讲述一个生活窘迫只有一间住房的年轻人,在写作中屡屡被琐事纠缠而难得宁静,在这篇小说中,房子是一个始终让人物纠结的问题。在他看来,“幸福的家庭”必定住房宽裕,有卧房,还要有“堆积房”,而且必定有书房,而书房的门永远关着:“有事要商量先敲门”。在八道湾,鲁迅有卧房、会客室、厨房、堆房,还有三间宽敞明亮的书房,而砖塔胡同的蜗居则十分狭窄,小说所表现的或者是鲁迅本人隐喻的流露吧。

当然,在鲁迅的作品中,不仅是这几篇小说,而且反应在他的其他作品中,例如,《野草》中《颓败线的颤动》;同样, 1923年周作人翻译日人武者小路实笃小说《某夫妇》的译后记,与1925年《抱犊谷通信》也很难不使人产生联想的指向。

兄弟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一说是经济问题,又说是“窥浴”风波而莫衷一是。鲁迅的母亲也不得其详。她有一次对同乡说,兄弟二人昨天还把书抱进抱出的商量文章,今天突然闹起来了,而且闹得不可开交。母亲不明白,三弟周建人也一头雾水,旁人更是说不清楚。兄弟成仇,在鲁迅日记中只一句“改在自室,自具一肴”,周作人1923年7月17日的日记中,原有十个字左右的记述,后来用剪刀剪去了。原因是,周,当时经济紧张,将1934年以前的日记以1800元的价格出售给鲁迅博物馆,而剪去的文字应该是兄弟成仇的原因。为什么会是这样,周作人后来在《知堂回想录•不辩解说(下)》中写有这样的话:“关于那个事件,我一向没有公开的说过,过去如此,将来也如此。”而鲁迅也是如此——“生前没有一个字发表”,“鲁迅平素是主张以直报怨的,并且还更进一步,不但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还说过这样的话(原文失记,有错当改),人有怒目而视者,报之以骂,骂者报之以打,打者报之以杀。其主张的严峻有如此,而态度的伟大又如此,我们可不能学他的百分之一,以不辩解报答他的伟大乎?” 鲁迅与周作人都曾经对基督的教义有过研究,周作人在一首白话诗《歧路》中写到,“我爱耶稣,/但我也爱摩西。”耶稣说,有人打你的右脸,你把左边的脸颊也转过去,让他打。但是摩西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些他们都做不到。孔老夫说:“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朋友之间应该恳切地批评嘉勉。兄弟之间应该和睦相处。 做不了朋友,也做不了兄弟,君子绝交不出恶言,给自己也给对方保存一些颜面总还可以吧 !

1920年12月22日,周作人去北京大学参加歌谣研究会,5时散会回到八道湾,晚间感觉疲惫。24日开始发烧,25日烧到三十八度三并开始咳嗽。29日,去山本医院,诊断为肋膜炎,于是开始在家养病,直到次年三月初,病情逐渐好转,但后来又突然恶化,不得不住院治疗。这一天是3月29日,5月31日出院,总计63天。6月2日,周作人去香山碧云寺般如堂静养,9月21日回家,从三月算起,前后淹滞了近五个月。

肋膜炎属于胸部疾病,与肺病多少有些关系,因此这个病的症状是下午发热,晚间处于昏沉状态,但不知为什么,周作人说却“似乎于做诗颇相适宜”,在病房里,他创作了一首《过去的生命》,诗中这样写道:

这过去的我的三个月的生命,哪里去了?

没有了,永远的走过去了!

我亲自听见他沉沉的缓缓的一步一步的,

在我床头走过去了。

我坐起来,拿了一支笔,在纸上乱点,

想将他按在纸上,留下一些痕迹,——

但是一行也不能写,

一行也不能写。

我仍是睡在床上,

亲自听见他沉沉的缓缓的,一步一步的,

在我床头走过去了。

“这首诗并没有什么好处”,周作人后来回忆,但总算是把“真情实感,写了下来,所以似乎还说得过去”。鲁迅到病房看望他时,周把这首新作给鲁迅看。鲁迅“便低声的慢慢的读,仿佛真觉得东西在走过去了的样子,这情形仿佛还是宛然如在目前。”这是周作人四十年以后的追忆,这说明了什么呢? 关于新诗,鲁,与周都努力地尝试过,在新诗的发轫阶段也各有特色而受到好评,赞扬他们摆脱了古旧传统的约束,完全用语体散文来写,是一种新表现。鲁迅的后期弟子胡风激赏鲁迅的新诗,但是鲁迅的诗还是以旧体为好,新诗总有点刺虐味道,不如其弟温柔敦厚。

1917年,经鲁迅向蔡元培举荐,周作人到北京大学国史编纂处任编辑,半年以后出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讲授古希腊、罗马文学史与欧洲文学史,按照课程规定,周作人担任的这两门课,每周各三个单元,计一周六小时,因此要预先准备六小时的讲义。但是,在周的时代,这样的课程属于草创,需要自己动手拓荒。周作人白天勉力把讲义编好,晚上等鲁迅从教育部下班回来修正字句,次日誊清,交到学校油印。经过一年打磨,周作人完成了欧洲文学史编纂,列为北京大学丛书之三,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周作人到北京以后出版的第一部著作,后来多次再版。按照当时的出版规定,作者在稿酬之外,还应抽取一定版税,为了防止出版社盗印欺瞒作者,故而要在版权页贴上作者自制的印花。但是,这期间周作人在碧云寺静养,鲁迅只有代劳,他在1921年7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 :“寄大学编辑部印花一千枚,代二弟发。”请北京大学编辑部代转商务印书馆。知道了到这枚印花背后的故事,难免不使人生出一痕感喟的波纹。

同样是在北大,1920年,国文系要开设中国小说史,主任马幼鱼延请周作人任课,周作人婉拒而推荐了鲁迅。于是有了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先是由北京大学印成讲义,后来补充内容由新潮出版社出版。这也是一件开创性的工作,鲁迅做起来格外用功。由于工作繁忙,鲁迅有时请三弟建人协助抄写资料。当然,更多的还是兄长提携弟弟而共同发声,兄弟三人翻译出版了《现代小说译丛》,原来设想在出版第一集之后,续出第二、第三、第N集,但终因家庭风波,第一集也是最后一集。

在周作人的一生中,有两次大病。第一次是在1917年5月,鲁迅在5月13日的日记中这样记载:“二弟延Dr. Geimm 诊,云是瘄子,齐寿山译。” 齐寿山是鲁迅的教育部同事,精通德语,高阳人,是戏曲理论家齐如山的弟弟。同一天,周作人的日记是:“下午请德国医院医生格林来诊,云是疹子,齐寿山君来为翻译。”过了三天,16日上午:“请德国医生狄博尔来诊,仍齐君译。”还是德国医院的医生,只是换了狄博尔。十天以后,也就是26日,天空晴朗,但是有风,周作人的小便下午被送到医院化验,结果出来了:“云无病,仍服狄博尔药。”6月3日病愈,总计22天,将近一个月。其时,周作人并无家眷在旁,他与鲁迅住在绍兴会馆,两个单身汉,照顾他的只有鲁迅。 对这个病,周作人说,自己并那么紧张,而鲁迅却是“急坏了”。他后来创作的小说《弟兄》,虽然是“诗”与“事”的结合,但仍然可以寻觅到生活蓝本,鲁迅腕底的“张沛君”等待“普悌思”医生的焦灼心态,应是当时的写真,在将近结尾时,“张沛君”做了这样一个梦:

他命令康儿和两个弟妹进学校去了;却还有两个孩子哭嚷着要跟去。他已经被哭嚷的声音缠得发烦,同时也觉得自己有了最高的威权和极大的力。他看见自己的手掌比平常大了三四倍,铁铸似的,向荷生的脸上一掌批过去……。

周作人在日本留学时,绰号“鹤生”,汉语中“鹤生”与“荷生”谐音,而周建人的儿子名“沛”,又名丰二,外号土步,在日本指一种黑色的鲈鱼。后来,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复辟前后》之一中忆述:“鲁迅有一天说起,长到那么大了,却还没有出过疹子,觉得很是可笑;随后又说,可是那时真把我急坏了,心里起了一种恶念,想到这回须要收养你的家小了。后来在小说《弟兄》末尾说做了一个恶梦,虐待孤儿,也是同一意思,前后相差八年了,却还是没有忘却。这个理由,我始终不理解,或者须求助于弗洛伊德的学说吧。”

1921年3月29日,周作人住进山本医院,次日鲁迅便去探视。山本医院为日人山本贤孝开办,院址坐北朝南,位于旧刑部街北侧。1957年将旧刑部街与南侧的报子胡同拆除,拓建复兴门内大街,山本医院其时为复兴门内大街路北65号,此时已改为居民院,但大门上“山本医院”四字还依稀保留着岁月的残光。上世纪九十年代山本医院被拆除盖楼。1926年3月18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刘和珍与杨德群在段祺瑞执政府门前广场遇害,即著名的“三一八惨案”,鲁迅称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一周以后鲁迅参加了她们的追悼会,悲愤地写下“死了倒也罢了,活着又怎么做”的挽联,因此受到段祺瑞政府的通缉。3月29日,鲁迅以“病人身份”住进山本医院,在那里撰写了《纪念刘和珍君》。

对周作人的病,鲁迅十分关心,频繁地去山本医院看视,在他的1921年日记中留有这样记载:

三月

三十日 晴。午后往山本医院。

四月

二日 昙。午后往山本医院视二弟,取回《佛本行经》二本。

五日 晴。午后往山本医院视二弟。

六日 昙,大风。下午往山本医院。夜不适。

九日 晴。下午往山本病院。

十二日 昙。午后往山本医院视二弟,带回《出曜经》一部六本。

二十二日 晴。午后往山本医院视二弟。

二十七日 晴。下午往山本医院视二弟,持回《起世经》二本,《四阿含暮抄解》一本。

三十日 微雨,上午霁。 午后往山本医院视二弟,持回《楼碳经》一部。

五月

七日 昙。下午往山本医院视二弟。

十日 晴。午后往山本医院视二弟,持回《当来变经》等一册。

十四日 昙。下午往山本医院视二弟。

十八日 晴。午后往山本医院视二弟。

二十六日 晴。午后往山本医院视二弟。

二十八日 昙。下午至山本医院视二弟。

5月31日,周作人出院,从3月29日开始住院,六十三天中,鲁迅看望周作人15次,几乎每四天一次,无论是晴天、阴天、雨天,还是自己身体“不适”,可见鲁迅对周作人的殷殷之情。5月31日,周作人离开山本医院回到八道湾11号,只住了一天,6月2日便去西山碧云寺静养。而在此之前,鲁迅已经租好那里的房屋,带领工人为周作人“整理所租屋”,那一天是5月27日,天气晴好。午后“经海甸停饮,大醉。”海甸,即海淀镇,是今之中关村的核心区域,是去西山与颐和园的必经之地。为什么要在那里喝酒,而且喝得酩酊大醉,鲁迅在日记中没有说明,研究鲁迅的专家认为这与其时他的心境有关。因为自合家从绍兴迁徙北京以后,大概由于水土关系,家人多有生病,先是母亲病,再是周建人的儿子病,现在又是周作人生病,而且是长时间的大病,而这时教育部开始欠薪,不久周作人所在的北京大学也开始欠薪,为了筹措周作人的住院费用,鲁迅不得不向同事借钱,4月1日,向许寿裳借100元,4月5日向齐寿山借50元,12日托齐寿山向义兴局借200元,利息半分。这样,依旧不够,鲁迅不得已将《六十种曲》卖掉,得价40元,“午后往新华银行取之”。经济压力与对弟兄身体的担忧,难免不使鲁迅产生烦躁与悲苦的情绪,而“大醉”或者是一种解脱方式吧!

当然,还有读佛经,也是一种解脱途径。根据鲁迅日记,在周作人住院期间鲁迅从他那里取回了《佛本行经》、《出曜经》、《起世经》、《四阿含暮抄解》、《楼碳经》、《当来变经》等。而周作人在碧云寺疗养期间,鲁迅看视之时也往往给他携带佛经,而这时距离远了,不比在山本医院,因此,鲁迅只能在星期日探望。为了找到周作人想读的佛经,他时常前些天去卧佛寺,当然有时也购买自己喜欢的佛经,探视的时候再给周作人携去。

6月2日下午鲁迅送周作人去碧云寺,十天以后,星期天上午,鲁迅再去:“碧云寺视二弟,晚归。”两天以后,“十四日 晴。下午往卧佛寺购佛书三种,二弟所要。”又过了四天,“十八日 晴。下午至卧佛寺为二弟购佛经三种,又自购楞伽经论等四种共八册” 。次日,星期日,“晨往西山碧云寺视二弟”,带去周作人所需要的佛经。到了22日那天,上午鲁迅“往山本医院为潘企莘译。往卧佛寺为二弟购《梵网经疏》、《立世阿毘昙论》各一部。”四天以后又是星期天,鲁迅“晨往香山碧云寺。”这次来探视,当然要把在卧佛寺购来的佛经带给周作人了。我曾经做过一个统计,在西山期间鲁迅为周作人带去了的佛经有:《梵网经疏》、《立世阿毘昙论》、《大乘起信论海东疏》、《新胜宗十句义论》、《金七十论》、《净土十要》以及未提及名称的佛经六种,计十二种。而在《周作人日记》中,同一时期关于佛经的记载也颇为详细,在他的日记中,出现了这些佛经:《梵网经合注》、《梵网经直解》、《梵网经古迹记》、《诸经要集》、《弥陀疏钞》、《禅林宝训笔说》、《观佛三昧》、《海经》与《大庄严经论》等九种。周作人收到的佛经有的是友人持来的,有的是乔风,即周建人带来的,有的是家中仆人送来的,更多是鲁迅携来的,还有从流通处寄来的。与周作人一样,鲁迅对佛经也多有兴味。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忆述,有一天,鲁迅对他说:“释迦牟尼真是大哲。我平常对人生有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而他居然大部分早已明白启示了”。

周作人不仅诵读佛经,而且认为自己很有佛缘,在家族中传说他是和尚转世,因此自称是在家的和尚,其自寿诗:“前世出家今在家”便出于此,而他尤其看中佛教中的“缘”,1936年周作人写了一篇《结缘豆》的文章,说大约从佛教进入中土,中国人便很看重缘,有时还说得有点神秘,“人是喜群的,但他往往在人群中感到不可堪的寂寞,有如在庙会时挤在潮水般的人丛里,特别像是一片树叶,与一切绝缘而孤立着”,这当然是飘零的秋叶,如果依旧丛生在枝干上而润泽葱茏,彼此簇拥且喧闹着怎么会产生这样的感觉?当然,孤寂的感觉“念佛号的老公公老婆婆也不会不感到,或者比平常人还要深切吧,想用什么仪式来实行祓除”,因此要送几粒煮熟的豆粒,而与陌生人结缘。仿佛“圣餐的面包蒲陶酒似的一种象征,很寄存着深重的情意呢。”

然而,佛教讲缘,也讲业,讲缘,三笑中的唐伯虎不必于冥冥之中“找红绳缚脚”,俄国人库普林《晚间的来客》中的人物,偶然在路上看见一双黑眼睛便梦想颠倒,人海茫茫对面不相识的人可以结缘,围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的兄弟,却为什么势同水火呢?讲业,日本无名氏有句云:

虫呵虫呵,难道你叫着,业便会尽了么?

这自然使人感到冰冷且沉重。“我平常笑禅宗和尚那么超脱,却还挂念腊月二十八,觉得死生事大也不必那么操心”,周作人写道,“可是听见知了在树上喳喳地叫,不禁心里发沉,真感得这件事恐怕非是涅槃是没有救的了。”

1934年,周作人五十岁了,回顾既往不免心生感喟,写了两首七律,题曰:《二十三年一月十三日偶做牛山体》,即所谓的自寿诗而用以自况。关于牛山体,周作人解释说那是仿照“志明和尚的《牛山四十屁》,因为他做的是七言绝句,与寒山的五古不同,所以这样说了。这是七言律诗,实在又与牛山原作不一样,姑且当作打油诗的别名。”

其一曰:

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

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终年学画蛇。

老去无端玩古董,闲来随分种胡麻。

旁人若问其中意,请到寒斋吃苦茶。

其二曰:

半是儒家半释家,光头更不着袈裟。

中年意趣窗前草,外道生涯洞里蛇。

徒羡低头吃大蒜,未妨拍桌拾芝麻。

谈狐说鬼寻常事,只欠工夫吃讲茶。

林语堂在上海办《人间世》半月刊,周作人便寄给他,林语堂加了一个《知堂五十自寿诗》的题目刊登出来。发表以后收到许多和诗,也引起了广泛的社会批评。上海的左翼作家认为周的自寿诗实在是滑稽颓废而大肆讨伐,斥责周,及其捧场的朋友,是“无聊的作家”、“拍马吹牛屁”、“非驴更非马”、“龟兔笑蟹蛇”,“冒充儒释丑态”。《申报•自由谈》上刊登了一篇署名埜荣的文章,模仿周作人笔法也和诗一首:“先生何事爱僧家?把笔题诗韵押裟。不敢热场孤似鹤,自甘凉血懒如蛇。选将笑话供人笑,怕惹麻烦爱肉麻。误尽苍生欲谁责,清谈娓娓一杯茶。”指斥周作人是“误尽苍生”,调门无限上纲而措辞尖刻,鲁迅很是反感,他在致曹聚仁信中谓:“周作人自寿诗,诚有讽世之意,然此种微辞,已为今之青年所不憭,群公相和,则多近于肉麻,于是火上添油,遽成众矢之的,而不作此等攻击文字,此外近日亦无可言。此亦‘古已有之’,文人美女,必负亡国之责,近似亦有人觉国之将亡,已在卸责于清流或舆论矣。”周作人不是秉持国柄的人物,有何“误尽苍生”可言?许多年以后,周作人看到鲁迅给曹聚仁信,于《知堂回想录•在病院中》中写道:“对于我那不成东西的两首歪诗,他却能公平的予以独自的判断,特别是在我们 ‘失和’十年之后,批评态度还是一贯”,而颇为感动。

周,或鲁,上面的那些文字,仍然潜流着兄弟之情,而使人难免不联想鲁迅的诗《别诸弟三首》。那是两组旧体诗,第一组写于庚子二月,第二组写于辛丑二月,二者相距一年。后者第三首这样写道:

春风容易送韶年,一棹烟波夜驶船。

何事鹡鸰偏傲我,时随帆影过长天。

鹡鸰,是一种雀形目鹡鸰科的鸟类。这种鸟,在北方为候鸟,在南方为留鸟,三五成群聚集一道,作为一种生存在水边的小鸟,在困于高塬的时候,往往鸣叫求助,因此被喻为兄弟相助的象征。鲁迅小说《弟兄》中的“月生“夸奖”沛君”兄弟之间是“鶺鸰在原”便是这个意思。鲁迅曾说,他们兄弟四人,伯仲叔季,他是老大,四弟早夭,因此写文章涉及兄弟时,只以老大与四弟为例,避免发生误解。

上面引述的诗后缀有一跋,其中有这样的文字:“嗟乎!登楼陨涕,英雄未必忘家;执手消魂,兄弟竟居异地!”这一年是我国农历辛丑,公元1901年,其时尚在清季,为光绪二十七年。那一年,鲁迅二十岁,周作人十六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兄弟分手是在1923年,其时已进入民国,鲁迅四十二岁,周作人三十八岁,都已经是人生的成熟期,却哪里想到早年的那些话竟成为他们日后的谶语!

鲁迅逝世以后,周作人没有去上海参加追悼会,而在北大法学院礼堂参加了纪念会。有人回忆,第二天,周作人没有请假而继续上课,内容是六朝散文。上课铃声响后,他挟着一本《颜氏家训》缓缓走进教室。那堂课,周作人自始至终讲解《颜氏家训》中的《兄弟》篇,直至铃声再次响起,周作人挟起书对学生们说:“对不起,下一堂课我不讲了,我要到鲁迅的老太太那里去。”听了这话,大家抬头看他,发现他的脸色十分难看。

《颜氏家训》是六朝颜之推的著作,阐述齐家之法,是我国第一部家训。《兄弟》篇是其中的第三篇,其中论述:

兄弟者,分形连气之人也。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前襟后裾,食则同案,衣则传服,学则连业,游则共方,虽有悖乱之人,不能不相爱也。及其壮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虽有笃厚之人,不能不少衰也。娣姒之比兄弟,则疏薄矣;今使疏薄之人,而节量亲厚之恩,犹方底而圆盖,必不合矣。惟友悌深至,不为旁人之所移者,免夫!

兄弟根脉相通,虽有荒谬悖逆之人,也不会出现大偏差。但在成人以后,娶妻生子,各有妻室,即便是诚实厚道者,在情感上也难免不发生变化。而妯娌,没有血缘关系,自然疏远。如果受她们的蛊惑,兄弟之间必然发生龃龉乃至裂隙,这就犹如的在方形底座上硬加一个圆盖子,如论如何是合不拢的。 鲁迅与周作人,从亲密无间到翻脸决裂,恰恰印证了颜之推的话,“浪传乌鹊喜,深负鶺鴒诗” ,杜甫的这两句诗,似乎是为周氏兄弟而作,鶺鴒,鶺鴒,鶺鴒啊!

1936年鲁迅在上海谢世,周作人撰写了两篇文章,而后拒接约稿,声明以他的身份,不便于再写此类文章。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白云苍狗般的世事变化,周作人却不得不推翻以往声明,1948年8月31日,他在《子曰》丛刊第三辑上刊载了一篇解读《呐喊》的文章,由此开始了对鲁迅其人其作的系列写作。周作人曾说自己有两家写作小店,一家是文学研究小店,一家是日本研究小店,套用这句话,围绕鲁迅的文章可以说是他的第三家文学小店。这方面的文章,后来纂为《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鲁迅的青年时代》以及一些未结集的作品,统计五十余万言。

在这些公开的文章中,对于笔下的鲁迅,周作人的态度是客观尊重的。但是,对于把鲁迅提升为尊神而颂歌如潮的年代,在私底下,周作人则保持了清醒态度。他在致曹聚仁信中说,鲁迅被人利用了,他在上海虹口公园的塑像:“实在可以算是最大的侮弄,高坐在椅上的人岂非即是头戴纸冠之形象乎?”这样的话与鲁迅《野草》中《复仇(其二)》给基督戴上荆冠的叙述,难免不使人产生异曲同工的联想。

然而,无论怎样,在困窘拮据的岁月,周作人掌握的鲁迅资料好比钞票,兄弟参商后,以鲁迅挣稿费,难免被人视为笑柄。他又该如何解释?在《知堂回想录• 不辩解说(下)》中,周写有这样一段话:“我很自信能够不俗,对于鲁迅研究供给了两种资料,也可以说是对得起他的了。”对他的这段话,有研究者认为是“还人情”——你曾经对我好,我现在把你对我的好,以另一种形式还回去。孔老夫子说,“太上贵德,其次务施报”,“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孔夫子的话,周作人还是牢记在心,髫龄记住的教导,磨也磨不掉。但是,在周作人的心底似乎并不这样的简单。还是在这篇回忆录中,周作人说到鲁迅的两篇小说,一篇是《伤逝》,另一篇是《弟兄》。前一篇写于1925年10月21日,后一篇写11月3日。二者相距不过两周时间。《弟兄》最初发布在1926年2月10日《莽原》半月刊第三期,《伤逝》则没有在报刊公开发表,只是在刊行《彷徨》时收录进来才公布于世间。这里有什么幽隐呢? 周作人说,《弟兄》是写实,是对他1917年生疹子的追忆,《伤逝》则是鲁迅小说中最难解读的:

但如果把这和《弟兄》合起来看时,后者有十分之九以上是“真实”,而《伤逝》乃是全个是“诗”。诗的成分是空灵的,鲁迅照例喜欢用《离骚》的手法来写诗,这里又用的不是温李的词藻,而是安特来也夫一派的句子,所以结果更似乎很是晦涩了。《伤逝》不是普通恋爱小说,乃是假借了男女的死亡来哀悼兄弟恩情的断绝的,我这样说,或者世人都要以我为妄吧,但是我有我的感受,相信这是不大会错的。

《伤逝》叹惋的为什么不是追求婚姻自主的落花似的悲剧而是叹息兄弟之情秋叶般的消泯?周作人说:“因为我以不知为不知,声明自己不懂文学,不敢插嘴来批评,但对于鲁迅写这些小说的动机却是能够懂的。”

1925年,鲁迅创作《伤逝》与《弟兄》时45岁,正当人生壮年。周作人写出上面的话是在1960年以后,其时已是75岁以上而进入垂暮之年,前后相距了三十五年之久,假如泉下有知,看到这些话鲁迅该做如何感想?他或者不会再说什么,因为他在假托的小说中已然剖白,或者会叹息这时间这把刀真是残酷,委实是可改造人的。

1934年刘半农病故,葬于北京碧云寺东侧玉皇顶的南岗。鲁迅写了一则《忆刘半农君》,周作人为其撰写墓志,还写了《挽刘半农诗》,其中有这样四句:“漫云一笑恩仇泯,海上微闻有笑声。空向刀山长作揖,阿旁牛首太狰狞。”“海上”是“上海”的雅称,其时鲁迅在上海。刘半农病故于7月,鲁迅的《忆刘半农君》作于8月,周作人的《挽刘半农诗》写于9月,从时间的踪迹上或者可以推导出某种指向。有人为此求证于他,周不做正面回答,只是说,刘半农逝世,写文章的人很多,不止鲁迅一人。这当然是二十余年前的旧账,如果是在写《知堂回想录》的时候,他的态度自然会不一样,而且现实是,周,此时只是悔恨与无奈,在《不辩解说(下)》中,不是有这样的话:“我也痛惜这种断绝,可是有什么办法呢”?

在追忆周作人的文章中,有一位叫孙旭升的回忆,说每次接到周作人寄来的书:“总发现他包扎得整整齐齐,棱棱角角,从来没有胡乱一捆就付邮的。”这不禁使他想起了川岛关于鲁迅的回忆:“鲁迅先生每次给我们书时,总是用报纸或别的包书纸包得整整齐齐,棱棱角角的,包外面再用绳子扎好,所用包书的纸,往往是人家给他寄书来时用过的纸,绳子也是人家用过的。”这是生活中的细节,一枝一叶总关情,二人竟是如此相似,毕竟是有手足关系而血脉牵系的呀!上世纪六十年代,一位编辑去八道湾十一号约稿,周作人送他出门时指着院内的丁香说:“这是家兄种的树。”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心底的幽曲是否会如残夏的流萤一样断续浮动呢?或者,在这尘俗的世界里有另一种声音在生命深处悠邈传来,而这座院子,曾经植有不少丁香,里院、外院、后院都有,花开之际,芳菲如云,那是一群丁香的精灵,活泼而烂漫,花影缠绕月影,月影朗澈,花影馥郁,温润了周氏兄弟的身影,云破月来花弄影,怎能 “只约花影不约人”呢! 我曾经看到一帧广泛使用的照片,步步锦的窗子被一株蓊郁的丁香遮蔽大半,知情者说,鲁迅在那里创作了著名的《阿Q正传》,周作人所指的是这一株丁香吗?而这样的丁香在西三条鲁迅的故居早已高于屋檐,这里的丁香却被赤色的风暴吹折,堕入暗夜的魅影,一株也见不到了。木犹如此,情何以堪?春风沉醉,而秋声的叹息在冰冷的阳光里缓缓低回,行笔至此,突然浮涌出《伤逝》中这样真切而痛苦的话:“我愿真有所谓鬼魂,真有所谓地狱,那么,即使在孽风怒吼中,我也将寻觅子君,当面说出我的悔恨悲哀,祈求她的饶恕;否则,地狱的毒焰将围绕我,猛烈地烧尽我的悔恨和悲哀。我将在孽风和毒焰中拥抱子君,乞她宽容,或使她快意……” 为“逝”而“伤”,涓生是这样,鲁迅与周也是如此吗?这当然只是我的一点觇测,不过是沿袭周的解读而导引出来的些许余绪而已,岂有他哉,岂有他哉,这真是一件无奈而困惑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