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009年10月31日是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日子，更是广播人永远不会忘记的一天。这天，一代科学大师、享誉全球的科学巨星陨落了。8年来，人们久久怀念着为我国科学事业特别是航天事业做出开创性贡献的伟大科学家钱学森院士。在科普广播人的心中，更深藏着别样的感念之情，牢记钱老对科普广播的热切关心和坚定支持。往事历历在目。

钱老自考得了60分

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举办的一次科普广播座谈会上，钱老一席风趣的讲话曾打动了每位与会者。当时的情景我至今记忆犹新，仿佛就发生在昨天。他那亲切而富有感染力的声音至今仍回响在我的耳边。

我清楚地记得，开会的那天是1984年8月31日，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科普节目创办35周年纪念日，中央台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座谈会，邀请科技界、科普界、新闻界的朋友参加会议。钱老在会上即兴发言，开头便说：“我每天早起听的第一个节目就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科学知识》。我非常感谢这个节目的编辑、记者和为节目撰稿的作者。他们每天都在给我上课，给了我很大帮助。如果没有这些老师们，那我今天就不可能了解更多的现代科学技术知识。”

钱老每天收听《科学知识》节目已经成为他多年的生活习惯，天天如此，从不间断，那天也不例外。就是在那天的座谈会上，他似乎揣摩到在座各位的心思，说着说着，突然话锋一转，风趣地抖出一个“包袱”，自问自答：“大家可能要考我了——今天早上六点到六点一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科学知识》节目播出的内容是什么呀？”在场的同志一时鸦雀无声。过了一会儿，钱学森自答道：“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紫金山天文台名誉台长张玉哲研究员撰写的文章。他从紫金山天文台的历史说起，一直说到我们国家天文科学的发展情况。对不对呀？”钱老的话音刚落，全场立刻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好，得了60分！”钱老说。

我作为当时《科学知识》节目的编辑，太熟悉那天《科学知识》节目的安排了。那天是1984年8月31日。9月1日，是中国紫金山天文台建台50周年华诞，为了庆祝这个富有纪念意义的日子，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科教部的资深编辑王念生同志特意邀请张玉哲教授撰写一篇文章，全面介绍我国天文科学的历史和发展情况，安排在8月31日早晨六点到六点一刻的《科学知识》节目中首播。钱老说的完全正确。想不到，举世闻名的科学家每天在收听我们的《科学知识》节目，于是编辑部的同志们齐声喊“对——”并报以热烈的掌声。顿时会场活跃起来，赞叹声不绝于耳。全场同志无不为钱老对中央台科普广播节目的熟知和关爱而感到由衷敬佩。

我时常在想，举世闻名的科学家尚需不断充实自己，掌握更多的高新科技知识，还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科学知识》作为他必听的节目，这真是科普广播人的荣幸和骄傲。科普广播人应牢记钱老的教诲，不辜负老一辈科学家的殷切希望，以盛开的科普之花，告慰全力支持科普广播的钱老的在天之灵。

“三钱”联手托举科普广播节目

中国出了三位顶尖级的科学家，号称“三钱”，他们是钱学森、钱三强和钱伟长。这是中国科技界永远的骄傲，也是中央台科普广播人的亲密朋友，在科普节目的榜单中写有他们的名字；在科普广播中留下了他们的声音；在《科学家谈科学》的广播丛书中刊载着他们的科普文章，这是中央台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驰名中外的“三钱”不仅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科普节目的作者，更是中央台科技节目改革创新的坚定支持者。

1985年，党中央提出了“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技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为了顺应科技工作进入经济建设主战场的大趋势，中央人民广播台科技节目提出了改革创新的构想，把《科学知识》更名为《科技与社会》，并相应地调整了节目方针。时任中国科协主席的钱学森院士，看过中央人民广播台科教部关于节目改革的书面汇报后，马上批转给各位副主席，指出“中国科协似应对中央台的《科技与社会》节目有所帮助，请三强副主席商量一个具体办法”。

在钱三强院士的关心和支持下，中央人民广播台的科普节目进行了大幅改革，节目运作迈出了新的一步，走上了依靠社会、服务社会的开放性轨道，从原本纯讲知识的小天地，走到社会的大环境中，强化了科普节目的社会功能。在中国科协和钱三强院士的关心和帮助下，中央人民广播台组建了以朱光亚、周光召、吴阶平、陈敏章为首的科技与医学宣传两个顾问团，聘请了400多位科技与医学专家，使中央人民广播台的科技与医学宣传成为依靠专家和社会力量的先行者，既保证了科技节目的权威性、科学性，也体现了它的社会服务功能。

钱老作为科普广播人的亲密朋友，不仅自己每天收听《科学知识》节目，而且基本是首播，还利用他广泛而权威的社会影响，热心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科普节目拓展传播空间，以期科普广播稿件见诸报端和刊物。为此，他曾写信给《新华文摘》编辑部，说：“我每天早晨收听中央台的《科学知识》节目，很启发思路，开阔视野，建议贵刊转载《科学知识》节目的稿件。”《新华文摘》见信，如获至宝，毫不迟疑地采纳了钱老的意见，用大量的篇幅转载《科学知识》节目的广播稿，使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飘飞在电波里的声音科普落到了纸上，物化成看得到的文字科普，为科普广播稿增添了阅读渠道，使听、读科普广播成为现实的可能，从而大大扩展了科普广播的受众群体，博得了广大受众的称赞。

亲笔写信支持科普广播

钱老不仅喜欢收听中央台的科普节目，而且经常为办好科普节目出谋划策，纵谈高见。1986年1月11日，他亲笔给我写信（此信已收入涂元季教授主编的《钱学森书信》第3卷中），鼓励说：“你主办的科普节目很重要，不仅关系到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而且也关系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因此眼界要放宽些……”来信还谈了许多具体的指导性意见，他说：“中央台的科普节目既要讲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宏观趋势，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主攻方向，也要讲现代科学技术的成就和知识。”

《钱学森书信》共有10卷，定价1972元。得知消息后，我赶紧去新华书店，本想单独购买其中的第三卷（此卷刊登有钱老写给我的信），被服务员蛮有道理地拒绝了。我很理解。然而，她说的一席幽默的话，让我感触颇深，她说：“《钱学森书信》必须全套购买，不零售……现在的人，真是不可思议。买得起书的人，不买书；真想买书的人，又一时拿不出那么多钱，有什么办法呢……”我只好作罢，没带那么多钱啊，以后再说吧。

说来也巧，2017年我写了一本书，叫《80一梦》。书出版后，寄给我的年轻的好朋友——安徽广播电台的记者王雷一本，以求得他的指导和帮助。未曾想到，科普好友王雷很仔细地阅读了我的书，发现了我在新华书店买《钱学森书信》的那段文字。于是他自掏腰包，买下了《钱学森书信》第三卷（在武汉《钱学森书信》可以单卷出售），并很快转送到我的手中。我喜出望外，十分感谢这位年轻的因科普结缘的好朋友的一片真情。

钱老特别注重科普作品的通俗性。他认为，任何一位学问很高的科学家，如果不能用通俗的语言把自己高深的学术成果向更多的人说明白，那么他就不够全面。现在许多报纸上的科技新闻实在难懂，看完以后，字都认识，就是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你的工作不是白做了吗！要知道，读你文章的人，大多数不是专家，让非专家看得懂，那才是本事。在这方面，科普作家有一套办法，向他们请教，把科学道理讲得通俗易懂、深入浅出，才能让大家得到一些新鲜的科学知识。

钱老呼吁科学家们，要学会写科普文章，并举荐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科普节目，就是一个理想的用稿园地，影响很大。当他在广播中听到我国控制论科学家宋健教授，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科技节目里介绍新技术革命中的自动化科普知识时，非常高兴，马上传口信给我，表扬中央人民广播台做得好，夸奖说：“你们选准了对象，有关自动化和系统工程方面的知识，就应该请他来讲。”

我们认真领会钱老的高见，注重了节目的科学性和通俗性，邀请了多位权威的科学家，撰写通俗易懂的科普文章，收到了极好的社会效果，听众满意度大大提高。在一次受众调查中，科技节目被评为听众喜欢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十大名牌节目之一。

钱老还身体力行，撰写了多篇高水平的科普文章。早在1978年，在人们对系统工程还不太熟悉的时候，他就与科学家许国志、王寿云合作，撰写了《组织管理技术——系统工程》的文章。这是一篇科技界公认的有分量的科普佳作，影响了一代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科普节目播发了这篇文章，受到了广大听众的热烈欢迎，此文还荣获“全国新长征优秀科普作品”评选一等奖。

钱学森图书馆的故事

钱老1934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后来到美国求学，在加州理工学院师从冯·卡门，攻读航空工程理论。勤奋地学习，刻苦地专研，虚心地求教，使年轻有为的钱老一举成为美国火箭技术研究的最早成员之一，加州理工学院最年轻的终身教授，荣获博士学位。

1955年，钱老历经波折回到祖国，历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力学研究所所长、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中国科协主席、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等职，为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被誉为“中国导弹之父”。为了铭记钱老的爱国情怀和伟大功绩，他的母校——上海交通大学建立了钱学森图书馆，在筹备过程中，曾派专人到北京来，收集有关材料和展品。

经钱老原秘书涂元季和中共中央宣传部的推荐，上海交通大学的经办人张现民同志拿着中宣部的介绍信，专门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约我面谈，希望提供钱学森教授写给我的那封亲笔信。

为建立钱学森图书馆出力，我感到十分荣幸，毫不犹豫地把珍藏了20多年的钱老写给我的那封亲笔信奉献出来。出于对钱老的崇敬和张现民同志的一片热心，我还主动地提供了钱老1984年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广播节目创办35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录音，同时捐出了刊有《钱学森论系统科学》的书籍。张现民同志获得大丰收，满载而归。

能为钱老的母校——上海交通大学建立钱学森图书馆尽一点责、出一份力，让更多的参观者在这座神圣的科学殿堂里，听到科学大师钱学森教授的讲话声，读到他的书信和文字，我备感光荣与自豪。

苏联专家眼中的钱学森

20世纪50年代，中苏关系比较友好，交往密切，苏联还为我国提供了不少援助项目，其中包括尖端科技——导弹、原子弹与卫星技术，并派遣了一大批技术专家，帮助中国仿造“两弹一星”。在这段时间里，本人有幸为苏联专家做专职译员。

记得有一天，刚刚冲破重重阻挠，从美国回到祖国怀抱的钱老准备向中国航天工作者做科技报告。得知这个消息以后，大家都争着要去听听。而让我感到意外的是，我陪同的那位苏联专家也申请要听听这场难得的科技报告。后来，经苏联专家组的同意，我陪同这位苏联专家聆听了钱老的精彩报告。

报告会在当时的国家第五机械工业部的一个大礼堂举行，会场挤得满满的，座无虚席，敬候这位神奇人物的到来。钱老刚一出现，全场起立，顿时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此时此刻，听讲座的人们，与其说是来这里听报告，不如说，是想亲眼看看这位享誉全球的爱国科学家的尊容和风采。

报告开始，这位从事工程控制论研究的科学家讲起航天科技，真是轻车熟路，侃侃而谈。他用浅显的语言，对比的方式，把苏联和美国的航天技术分析得细致入微，淋漓尽致，堪称一席丰盛的科普大餐。面对几百名当时对“两弹一星”技术尚不熟悉的中国年轻科技工作者，钱老讲得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听讲者无不为这位科学大家的针对性极强的科普报告所折服，打心眼里敬佩这位刚刚47岁的杰出的科学家。

我陪同的苏联专家叫沃尔科夫，当时已经50多岁。听过讲座以后，非常激动。在回家的路上，坐在汽车里，沃尔科夫对钱老的报告赞不绝口，夸奖钱学森是中国难得的人才，说他“年轻、聪明、智慧、有才干。是中国的未来和希望，有这样天才的科学家，研制出中国自己的导弹和卫星，只是时间问题”。

苏联专家说的话应验了：1960年11月5日，我国生产的第一枚运载火箭精确地命中目标；1964年10月16日，我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1966年10月27日，我国第一枚导弹核武器发射成功；1967年6月17日，成功地爆炸了我国第一颗氢弹；1970年4月24日，“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把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送入太空，茫茫宇宙中响起了《东方红》乐曲。后来，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更是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亲爱的尼古拉·依万诺维奇·沃尔科夫，你的预言实现了，礼仪之邦的中国人民非常感谢这位友好的苏联专家的先见之明。

今天，中国不仅能够独立自主地研制出中国的“两弹一星”，而且成为拥有“多弹多星”的强盛国家，实现了“嫦娥奔月”的伟大创举，建立了自己的“空间实验室”。“神舟”十一号与“天宫”二号进行了完美的交会对接，景海鹏、陈冬成为我国第一批在空间实验室里工作33天的航天员。中华儿女的飞天梦想又大大地向前跨进了一步。

2016年11月3日，我国新一代大推力火箭——“长征”5号发射圆满成功，首次应用了无毒无污染的火箭发动机燃料。中华儿女可以非常自豪地向世界宣告，中国不仅是顶天立地的航天大国，而且骄傲地跨进了世界航天强国的行列。勤勉智慧的中国航天人，不忘初衷，牢记使命，继续前进，奋力攀登新的高峰。不久的将来，在浩瀚的宇宙中，悬挂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空间站，将骄傲地向地球人招手。

钱老离开我们已经整整8年了，但他对科普广播的坚定支持却成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一笔宝贵财富，激励着科普广播人与时俱进，开拓创新，走出一条与时代同步的科普广播之路。钱老走了，但他那热情洋溢的讲话声——“我是支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科普节目的”，却深深地铭刻在科普广播人的脑海里。作为对钱先生的敬重者，我将把那盘记录着科学大师历史性声音的录音磁带和写给我的那封亲笔信永世精心珍藏。

作者简介

宋广礼，1958年大学本科毕业，在国防部五院任翻译。1976年调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曾任科教部主任，高级编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二套节目副总监。中国科普作协常务理事；中国广播电视学会科教委员会秘书长；全国先进科普工作者；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主要作品：《振动的功与过》（短篇）、《光学世界奇观》（与雷仕湛合著，12万字）、《80一梦》（40万字）、《新闻工作者的科普责任》（论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