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这篇报告文学所追踪的主人公，是一名不起眼的居委会干部，虽然已经光荣退休，但在回顾伴着改革开放深入而一路走来的工作往事的时候，她依然可以无愧地成为一个充满温度的场域中心，一个与很多人的人生重要际遇发生交织的主角。在改革开放40周年的进行曲中，默默付出、不计回报、创造性地为基层群众工作增添“温度”的她和更多的他们，值得被书写。

——题记

上海冬天一户没有暖气的“人家”

每至冬天，网上就很热闹地讨论起供暖问题，各种段子层出不穷。上海又不是突然变冷的，以前，零下8摄氏度的天气也不少见，怎么没见人这么热闹讨论？现在的人日子好过了，娇贵了经不起了，这恐怕是真的。现在上海人过冬天，到哪里大概都必须有暖气的，办公楼商家地铁公共汽车，哪里没有暖气？出租车私家车那是更不用说了对吧？回到家里没暖气（空调），还不冻得跳脚？真的，有暖气是必须的，改革开放都那么多年了。

那是一月的一天下午，在上海最冷季节的这一天，徐林妹却穿着厚厚的滑雪衫，在浦东金杨街道灵山路第一居民委员会二楼的会议室里开会。

开会的人们手里是一次性纸质茶杯，开水倒进去想喝一口，太烫了，没法喝，稍微放一会，几分钟就冷掉了，冷得冰牙齿。

那个小小的会议室真的冷得要命，虽然会议室周围的墙上挂满了对于这间屋子来说显得过于拥挤了点的红彤彤的锦旗。视觉的暖，还是没带来身体的温暖感觉。

但似乎这是一种常态，没人在意，开会的人对于这里的环境早就熟悉到像是自己的家一样。

这是上海冬天一户没有暖气的“人家”。

人们在室内也要裹着厚厚的外套，围巾甚至手套帽子一样不能少，否则就勾头缩颈。能够注意到这一情形的，必定是外人，一个闯入者。这个外人就怀了好奇心，眼睛在会议室的角角落落，搜寻空调之类可以改变室内温度的物件，但结果却是非常疑惑——不是听说现在不少地方政府都很“有钱”吗——虽然居委是最基层的，但无论如何也是街道下面有着许多职能、管理着数千户居民的部门啊。这真的是一个疑惑。

徐林妹是站在马路上一点也不会引起人注意的那种人，一下子就会消失在人群中。但事实上，当天，她是为她而开的这个现场会的主角，她却不响。隔一会，又让她讲，她依然说，好像没啥好讲的。

纸上打印的是“徐林妹先进事迹”，和室内的感觉一样冷冰冰干巴巴：徐林妹同志是灵山路第一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在社区这块土地上，十几年如一日，对工作认真负责……特别是在社区工作的十多年里，她对居民群众满腔热情，关爱有加，心里始终装着千家万户，和居委一班人任劳任怨，忘我工作，把金杨四街坊建设成连续十多年的上海市文明小区，市“十佳”科普居（村）委，上海市敬老居委、上海市和谐居委会……后面还有徐林妹个人的荣誉：浦东新区三八红旗手、浦东新区优秀党务工作者、浦东新区重大实事工程建设功臣、浦东新区调解能手、上海市综合治理先进个人等，还是连续三届的浦东新区人大代表……

看得迷迷糊糊。总的感觉是社区原来还有那么多“名堂”，且惊讶于一级组织和一个人怎么可能有那么多荣誉。明明也知道，就是要得到其中的一项荣誉都必须付出比别人多得多的努力，何况是那一大堆。

这一堆荣誉的所有人，当然应该是一个站得起来的主角了。而现在这主角却让自己抽象着，让自己停留在一张A4纸的那一条条结论性的判断句后面。那些过去了的时日可能无法复原，留下那些判断句，或者留下荣誉，堆积在A4纸上。

尽管室内温度很低，但总有什么是可以提升温度的吧，就像那热水瓶，外壳冰手，内里却火热烫人，当开水往外倒的时候，开水的热度可以去除外面的冰冷。

关键是要有人打开热水瓶的瓶盖，然后倒开水，让温暖流淌出来。

金杨街道是浦东36街镇之一，有8.02平方公里，属于面积大人口多的街道。1998年建立街道时，就是很典型的人口导入区，18万常住人口中，有70%是从市区动迁至此安家的，多数为原陆家嘴居民，加上20%的原住居民，还有4.5万流动人口，组成了一个新的社区。而灵山路第一居民小区是金杨街道最早的居民小区，动迁户较其他小区更多，且动迁户中遗留有上世纪90年代大批下岗失业人员的问题。那个年代的100万人下岗、100万人动迁的社会大变动，也让这个小小的社区承载了一部分变动中的问题，每一户居民、每一个人的遭遇，其实都是社会的问题。这样一个大多是“移民”的新型小区，和以往的居民小区真的很不相同。

据说，社区工作如果真的要理清头绪的话，有120多项工作，每一项都涉及千家万户，涉及人心向背，不容小觑，更不容儿戏。九十年代，离开纺织厂的徐林妹到灵山路第一居民委员会走马上任。徐林妹在纺织厂时是人事干部，人事干部做的是人的工作，不管是社区里的人还是厂里的人，她都必须游刃有余。

现场会这天，街道党工委的孙强事实上是做了揭开热水瓶盖头的人。他用回顾街道历史的方式暖了场，希望后面热水瓶中的热水会源源不断地倾泻而出。

徐林妹还是不响。可能她感觉如坐针毡，恨不得现在有个电话将她叫出去，好让她即刻离开这里，到她熟悉的居民身边去。

徐林妹不说，有人终于熬不住要说了，开始，她只是不好意思抢在领导面前先说。居民许国琴有话要说。

还没张口，许国琴眼泪先于语词流了出来。

热泪比热水瓶的水更热。

“你最听谁的话”

那一天是许国琴无论如何也忘不掉的。那天和平日没什么两样，阳光像往常一样和煦。早晨，夫妻俩一起去买了菜，在菜场里各个摊位前问价钱，讨论买什么，买好菜顺便散步到街心花园，也算是锻炼身体了。回到家，许国琴进厨房忙着将菜整理出来，该拣该洗的分类摆好，慢慢来，并不着急，有一个上午的时间准备一天的饭菜。老伴则已经完成了陪她买菜和早锻炼的任务，现在可以去忙自己的事情了。

许国琴在厨房洗鱼，手上沾着鱼鳞，她突然想起忘了拿装鱼的盘子出来，只好在厨房叫老伴的名字，叫他来帮忙拿一下。叫了四五遍，一声比一声高，老伴就是不理她，怎么回事？平时一叫就应的嘛，老头子在干什么，这么专注，我叫他都听不见？许国琴想着，就决定去看他在干嘛。她在抹布上擦了手，跑到房间，只见老伴斜躺在沙发上，紧闭着眼睛，手捂胸口，直说胸口痛，从来不生病的老伴这下吓到许国琴了。

六神无主的她叫来救护车送老伴去医院。可没有想到的是，老伴离家后就再也没有回来。

短短三天，仅仅三天！老伴就离开了她。心肌梗死。完全没有给时间让许国琴反应过来，甚至那条鱼也还没有完成从生到熟到成为一盆菜的过程。三天，她都在医院里，但她并不真正知道发生了什么，她只知道她也要死了，要随着她老伴一起去了，她也感到胸口强烈地痛，她的痛能和谁去说呢？老伴，老伴已经听不见了，再也听不见了。此时，她想到了徐林妹，徐林妹肯定知道我该怎么办的。她打电话给徐林妹。

5分钟以后，徐林妹就赶到了医院。许国琴说，徐林妹是打的来的。她这样强调打的，是因为，5分钟的车程原本是用不着打的的。打的，让许国琴感受到了徐林妹的急许国琴所急。当徐林妹出现的时候，许国琴心里终于有了一点点生的欲望。徐林妹抱住痛不欲生的许国琴，对她说你要坚强啊。许国琴依然痛苦，那种痛，钻心锥骨，怎么形容都不过分，谁能让许国琴从这突发的痛中挣脱出来呢。

这时，徐林妹问许国琴：“你最听谁的话？”

许国琴回答：“我最听组织的话。”

“那我就代表组织，你要听我的话，我现在要你坚强，你要坚持住啊。”徐林妹就这样抱着许国琴，让许国琴在她的怀抱中度过了最最痛苦的那个时刻，她说她代表党组织，她让许国琴确确实实地感受到了党组织的温暖怀抱。一点也不抽象。

许国琴讲，有这样的书记，我们怎么可能不想配合她将社区的事做好？在我最痛苦的时候她给了我勇气，当我失去亲人，她让我感到我还有亲人。真的，住在这个小区，是我们的福气啊。

许国琴说，电视台不来问我“你幸福吗”，要我回答，我肯定说“我们很幸福，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小区，因为我们有这样为我们着想的书记、领头人”。

关于幸福，居委干部、居民韩国珍也深有体会。

韩国珍和先生在那个年代双双下岗了。现在我们知道，所谓下岗就是失业，那个时候不说失业，说下岗，虽然回避了不太好听的词汇，但是回避不了的是严酷的事实。社会大变革所产生的疼痛，由一部分人来承担着，他们被社会飞驰的列车甩了下来。对于韩国珍的家庭来说，这叫祸不单行，居然夫妻俩都摊上了下岗的命运。

一个没有经济来源的家庭怎样面对开门七件事？怎样面对日复一日迎面而来的日子？如果真的能记录那些日子的细节，那也可以说是记录了一个时代一个阶层的生活，会具有标本性意义的。这也都不说了，这一代人都是苦过来的，什么样的苦日子没有熬过？最最让他们没法面对的是自己的孩子。在别人看来根本不在话下的那么一点点学费，在这对夫妻眼里却是个天文数字，除了吃饭，他们实在再也拿不出哪怕一点点钱供孩子上学了。这倒应了一句话，一钱逼死英雄汉。

对于做父母的人来说，这是屈辱的。这对夫妻整天愁眉对着苦脸，不是唉声就是叹气。孩子没有错，孩子的学费必须得交啊。

也是徐林妹已经了解到韩国珍家庭的情况，她没说什么，只是在加紧行动。事情终于有了眉目。记得那天晚饭后，徐林妹敲开了韩国珍家的门，看到孩子正在昏暗的灯下做作业，她走过去摸了摸孩子的头，充满怜爱地说：“真乖啊，这么用功，将来一定有出息的。”

韩国珍赶紧请书记坐，又忙着去倒茶。徐林妹拉住韩国珍，“茶等一会喝，我有好消息要告诉你们。孩子的学费有着落了。”

“真的？”

“当然是真的。我看着你们家的孩子这么喜欢读书，却付不起学费，我心里难受，再怎样我都要让她读书读得开开心心，别的小朋友有的，她也应该有。”

徐林妹告诉韩国珍夫妻，她已经和浦东新区妇联联系好了，新区妇联和韩国珍家庭结对帮困，以后孩子的读书费用都由新区妇联出了。

这个晚上，对韩国珍家来说，犹如过节，孩子的学习问题解决了，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喜事呢。徐林妹临走关照韩国珍将灯泡换亮一点，不然，孩子眼睛坏了可不划算。韩国珍说那是当然，本来不是因为生活紧张嘛，总想从每一个地方省钱，好交学费啊，现在好了。我当娘的，再怎样心疼孩子，拿不出钱可让我怎么办。

后来事情的结局也应了一句话，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在其他家庭对捧在掌心要啥有啥、不要啥也有啥的孩子不肯读书一筹莫展的时候，韩国珍家的孩子却成长得顺顺利利，在学习上几乎不要父母操心。考大学了，在被称作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高考中，那孩子成为过了独木桥的人。韩国珍家庭有了新的希望。

本来，孩子考上大学，就要付更多的学费，对于并不富裕的家庭来说，大学学费终究是个负担，而这种帮困结对可以一直进行到小孩大学毕业。但韩国珍却提出要放弃结对。理由是，孩子已经进了大学，长大了，可以做一部分勤工俭学，再加上这几年中她自己由居民而进入居委会工作，也略微有些收入了，不再像以前那样困难，可以让给其他更加需要的人和新区妇联结对。韩国珍深深明白这种雪中送炭的帮助，对于需要的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这也源于徐林妹不断关心他们，让他们也感悟到了关心别人的重要。在这个小区，这种互相的关心就像一颗良种，栽种下去后会不断长出新的枝叶，然后是枝枝叶叶不断的繁茂。

韩国珍说，遇上困难是没有办法的事，谁也不能保证一辈子不遇上糟心的事。但什么是幸福？幸福不是从来不遇上困难，而是遇上困难了有没有人支撑你，和你一起扛。住在这个小区，我们感到幸福的是，一旦你遇上难事了，你知道总会有人和你一起想办法的，你不是一个孤零零的人，你知道你的身后会有一个强大的支撑点，你不会倒下。

徐林妹只不过是一个居民区的党总支书记，她只是一个人，但她竟然有如此能量，让居民对这个小区生出了无比的热爱。居民们虽然大多由动迁而来，但他们却将这块土地当作自己真正的家园。

外人初看，徐林妹关心一个人两个人，没啥稀奇，说不定是偶然，或者也可能是她和他们关系比较好吧。但据不完全统计，经徐林妹手帮助过的特困家庭、独居老人、残疾人和失业人员等竟然有120多户。灵山路第一小区总共有一千五百多户人家，差不多有一成的人员（家庭）得到过她的帮助。

“你们遇到了贵人”

48号104室的冯家，有新疆回沪人员。年轻时他们怀着好儿女志在四方的雄心壮志，去建设祖国的边疆。回到故土，家里居住条件尚待改善，他们挤住在父母那里，5口人住在只有十多平方米的房子里。

这种情况谁能帮他们？怎么帮？上海房子多贵啊。

看似一道无解的题，徐林妹愣是有办法解出来，这就是智慧。

当然，智慧的来源首先是将这些困难的群众放在心里，一遍一遍思量，苦苦求解，当答案摆出来的时候，会令人惊讶不已，原来只要有思路，真的可以多解出很多难题呀。你猜猜看，徐林妹是怎样解决了他们的住房困难的？当然猜不出来，不是一遍一遍思量过的人怎么猜得出来？告诉你们吧：徐林妹发现两位老人身体还硬朗，还能做点事，而小区的停车库正缺看守员，于是，让两位老人住进停车库看管自行车，这样既可以让他们增加一点收入，也解决了他们家住房拥挤的难题。有人对他们说“你们遇到了贵人”。

从以上的描述来看，徐林妹就像千手观音。每件事都用其中的一只手抓着。而社区里那么多事，完全靠一个人的力量怎么可能呢。徐林妹当然知道腾出手发动大家是更好的抓手。

居民中的党员带动了普通居民，影响了小区居民的风气。在新型小区那种邻里间老死不相往来的状况困扰很多社会学家的时候，这个小区用事实表明，邻里间互不关心并不一定是由房子的结构方式造成的，而是由人心的距离造成的。人心的距离近了，人与人之间的所有屏障都是有可能消除的。小区的23、24、25号的居民，像在老房子时一样，经常互相串门，小家庭像大家庭，其乐融融。

轮到徐林妹自己说了，她说的还是工作的思路。

徐林妹说自己的这个角色是要当好老百姓的代言人，要架起居民和政府间的桥梁。碰到问题要千方百计解决，要有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办法，要有驾驭工作的能力，要有智商和情商。

此时，天已经暗下来了，会议室比下午更冷。

徐林妹终于说：“我们到楼下办公室开下空调吧。”

楼下办公室有人在工作，但也是一律穿着厚厚的羽绒服，有的还戴着半截的手套写着什么。

外来者的疑惑更甚了，终于问：有空调为什么不开？是经费紧张吗？

徐林妹说：“不完全是。主要是开了空调和居民的距离就拉大了，我们将自己关在暖房里，居民们看到你们居委干部都躲在空调房里，他们是什么感受？现在我们也不开空调，和他们在家一样的，我们敞开着办公室的门，他们想什么时候进来就什么时候进来，有事时我们说出去也就随时出去，我们和他们之间就完全没有距离。”

原来改革开放那么多年后，居委的会议室、办公室依然冰冷，是为了让居民的心暖啊！

是啊，徐林妹说：“我应该带你去看居民活动室，那里的条件比这里好多了，别看我不装修办公室，不给办公室换家具，但活动室却经常换新设施，活动室的空调可是天天开的，要让老人们有地方去哦。”

真的是很冷的天。徐林妹推着自行车离开居委时将自己裹得严实。

途中，还是不断有居民认出她，和她打招呼：“徐书记，下班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