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午后，我正在阳台上喝茶，温暖的阳光透过玻璃晒得我懒洋洋的。这是我的最爱，最惬意的时刻。我没有立刻去接听电话，何况这铃声还是一首优美的舞曲，就当我怀抱着阳光跳舞，它为我伴奏。我躺在躺椅上，有节奏地摇啊摇。舞曲过后，震动声就传来了，我还是没有去接听。我看了看窗外的天空，又看了看对面的南山，再看一看流淌着的白龙江，还有江边公园里的树林、亭子和人。目光收回的时候，那个电话还在坚持，多么像一个泼皮无赖的孩子，在原地转圈打滚。

这么想的时候，我觉得很好笑，和一个孩子较什么劲呢？我起身接电话。

你是严岩吗？

是，你是？

我是何家梁。

何家梁？我脑子飞快地转动，想这个何家梁是何许人也？与我什么关系？

想不起来了？我是你小学的同学，同桌何家梁。

小学？

卢沟小学。

我想起来了。当年我在卢沟小学上学时，班里是有一个不喜欢说话的同学，就叫何家梁。何家梁不但不爱说话，而且还是个独行侠，喜欢独来独往。他和大家的交道不怎么深，我一下子想不起来他，也很正常。想一想，我们都已经是年过半百的人了，记忆难免模糊啊！

我还在想何家梁的样子。

何家梁说，你有空吗？如果有空的话，我们在零度茶座坐一坐，见见面，四十年了啊。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这些年，我参加同学会越来越少。起初我很单纯地认为，同学会就是老同学见见面，加深印象和感情、互通信息而已。但是聚会了几次，才知道不这么简单，是一些发迹的同学找机会显摆罢了。这些发迹的同学，当初没有一个是学习成绩好的，甚至是学习成绩最差的，受老师的批评最多。他们现在扬眉吐气了，就很想让当年的同学都知道他现在的不凡业绩，于是花一点钱，请一桌饭，吹一通牛。对于他们来说，花这点钱九牛一毛。他们还有一个目的，想让当初的几个自认为是校花的女同学羡慕和后悔，他们很想知道这些白天鹅现在的光景，是否成了丑小鸭。还有一些同学是进入政界的，有了一官半职，有了大大小小的权利，更热衷于这种场面，因为再大的老板，也有求着他们的时候。所以这些同学也是香饽饽。这样聚来聚去，发迹的同学便形成了自己的利益圈子。剩下的那些同学，因为无权无势无名，就成了打酱油的。

我断定不出何家梁现在是什么身份，聚会带着什么样的目的，这让我犯难。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情况，有一次一个同学打电话说大家聚一下，说他做东。聚过之后，不知这位同学犯了什么神经病，也许他的目的没达到吧，聚会结束时说，都是同学，还是AA制好！大家不好说什么，就附和着说，就是就是，应该应该。这个同学让服务生拿来单子，一桌饭三千多元，九位同学，一人三百多元。这场聚会不欢而散。倒不是我们这几个同学惜钱，而是有一种被愚弄的感觉。

零度茶座。这个茶屋我当然知道，是龙江市最高档的，最便宜的茶一杯都卖八十多元。我的意思是这么高档的地方，就算是对方请客，能不去则不去，欠下的人情不好还。更何况我现在正泡了一杯好茶，就着明媚的阳光，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舒适与享受，实在不想参加这样的聚会。我业余爬格子，时不时还能挣点润笔费。我习惯用这些润笔费，去茶店换一些档次稍高的茶，红茶绿茶白茶都有。这样做，心安理得，不欠别人什么。那些茶屋的茶，不见得就比我的茶好。我不好酒，不好色，不好赌，唯一好茶。嗜茶如命。对于我来说，喝茶也是颐养心情。这些年，经历了世事纷扰，我在茗茶中静下心，才有一篇篇文稿问世。我不想去聚会的主要原因，就是不愿看到三张脸，一张得意忘形的脸，一张自惭形秽的脸，一张趋炎附势的脸。一场饭局，就是现实社会的缩影，写尽了人生的无奈与悲欢。

零度茶座，A3包间。等你。何家梁说。

我挂了电话，想了想，揣上自己才喝了两口的茶，出门。说实话，我并没有洁癖，但喝茶我最讲究，爱用玻璃杯，把杯子洗得透亮，这样泡上茶，感觉赏心悦目。外面的杯子就没有这样的效果，有的还是一次性杯子，想起来要多恶心有多恶心。我出门时，总是随身带上自己的茶杯。

零度茶座，临江而建，如果要一个靠窗的位置，就能一览对面的南山和滔滔不绝的白龙江，感觉非常好。我有一笔比较可观的稿费来到时，总会激动一阵，偶尔去那里坐坐。去的时候，我还是揣着自己的空水杯。那时候，我很想约上一个知己，就着阳光或灯光，听着曼妙的音乐，看着日出或日落，看着江水涌动，是多么的惬意。但我总觉得在这个城市里，能找到的知己少之又少，一个个聚在一起，不是谈钱，就是谈谁谁谁升了，谁谁谁降了，谁谁谁要当某长了。不说这些了就打麻将，一根接着一根抽烟 ，弄得满屋子烟雾缭绕。所以我来都是一个人，要一杯茶，仰在沙发的一头，看看窗外，看看对面，假想着对面或身边坐的就是我心中的小苹果，与她交流对话，默默地唱着“你是我的小苹果，怎么爱你都不嫌多”。当然，我的手指会和照进的阳光一样在她的白净而圆润的脸上游走，惬意无比，幸福无比。当然这些事是在我心中秘密进行的，我不想让同事和朋友把我们文人看成另类而轻薄我，文人要有文人如竹如兰如松的高雅和素养。

漂亮的服务生在前领路，我很快找到了A3包间。推门进去，沙发上坐着一个瘦瘦的男人。他的下巴尖上有一颗黑黑的痣，就是他，何家梁。

你是严岩？

你是何家梁？

双方伸出手，握了握，落座。

何家梁问我喝什么茶，我从兜里掏出茶杯，放在茶几上。何家梁很奇怪地看着我的杯子，笑了笑说，自备啊？何家梁给我的杯子添上水，突然说，你还记得胡万能老师吗？

胡万能？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

对，就是用玉米秆制造万能脱粒机模型的那位。

我的眼前慢慢浮出一个人来。这个人一年四季头戴一顶汗渍斑斑的布帽子，帽檐总是耷拉着，一身蓝布衣服，一双解放鞋；一双小眼睛，常常笑眯眯地望着我们——这就是我们的自然课老师，姓胡，具体叫什么名字，我忘了，反正老师们都叫他胡万能，学生背后也叫他胡万能。这大概是1972年左右的事吧。我一家被下放到农村，我在一个叫卢沟的村子里上小学二年级。有一天早上自然课，上课铃声响了之后，进来了这么一位老师，塌塌帽，小眼睛。不同的是，其他老师腋下常常夹着的是教案，手里拿的是粉笔盒，他不，他手里托着一个我们不认识的巴掌大小的东西，像托塔天王李靖一样的姿势。就在我们惊奇地看着时，他把手中托着的东西很小心地放在讲台一边，环视我们一眼，从上衣右边的口袋里摸出一截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了自然二字，这才开始给我们上课。可同学们哪有心思听讲，眼睛齐刷刷地看着那讲台上的神秘之物，很想知道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讲了半堂课，我什么也没听进去。我发现我的同桌何家梁，也目不转睛地盯着讲台上的那个东西。好不容易讲到了课中间，胡老师把手中的粉笔装回口袋里，笑了笑，指着同学心中的谜一样的那个东西说，同学们知道这个东西吗？同学们齐声回答：不知道。

这是脱粒机。胡老师刚刚说出这一句，马上又补充道：这是万能脱粒机。说这话的时候，胡老师用手指轻轻地抚摸着被他称作万能脱粒机的东西，脸上放光，满脸的快乐。好玩吗？有的同学问。胡老师说，这不是玩的，这是机器。它能干什么啊？同学继续问。胡老师正要回答时，我的同桌何家梁站了起来：那不是包谷秆秆嘛，怎么是机器呢？是包谷秆秆，但是在我手里，让它变成了机器。胡老师笑了笑。

胡老师说，你们慢慢观察，我拧动这个大齿轮后，这个大齿轮就带动了这个紧挨着的小齿轮；这个小齿轮，又带动了前面的这部分齿轮。他一边说着，一边演示给我们看。是真的，正如胡老师演示的一样，我们看得目瞪口呆，觉着这就跟魔方一样，不可思议。

这就是万能脱粒机。胡老师讲完后，又一次强调。能脱什么？这个平常不爱说话的同桌何家梁，今天不知怎么了，满脸的好奇与兴奋。麦子、大米、黄豆、小豆、高粱什么的，凡是谷类作物，它都可以。胡老师说。何家梁迫不及待地跑上去，围着那个东西转圈。胡老师拉过何家梁的手，手把手地让他拧动那个大齿轮，在大手把小手的过程中，那个用包谷秆秆组成的机器又转动起来了。胡老师为了证明脱粒性能，找了一点小纸条，转动的机器把它吞了进去，但吐出来的还是纸条，不过纸条已经变得皱皱巴巴了。

这是用包谷秆秆做的，它只不过是个模型。如果是真的机器就好了，胡老师说，这些东西如果能应用到实际生产中，你们的父母可就轻松多了啊，这就叫农业机械化。胡老师制作的所谓万能脱粒机，在同学们中引起了骚动，纷纷走上讲台，欣赏胡老师的杰作。胆大的同学就去拧动那个齿轮，胡老师笑眯眯地不断提醒大家：轻一点，轻一点。何家梁回到座位时，对我说，这个胡老师，真攒劲！我记得这是何家梁第一次在我面前夸别人。他紧跟着又说，这课上得真有意思，胡老师真攒劲。

第二堂课的时候，胡老师的手里还是托着一样东西，也是包谷秆秆做成的，样子却和前堂课的万能脱粒机不一样。照例是讲到中途，又给我们指着放在讲台上的东西说，这是万能播种机。接着大致讲了一下原理。何家梁早已经按捺不住地跑了上去，按照胡老师讲的原理动手实验。同学们都很喜欢胡老师。胡老师的脸上，总是洋溢着笑容，很快乐的样子。

同学们终于又盼来了一周一节的自然课，看胡老师这次能带来什么样让我们大开眼界的东西。第三次，胡老师带来的是一个联合收割机的模型。

同学们对胡老师可以说是顶礼膜拜。尤其是何家梁，一下课就往胡老师的房子跑。收完玉米的时候，胡老师的桌子下墙脚的那些地方，堆满了胡老师和我们一起收集的玉米秆秆。这玉米秆秆趁着还没有干透时收集最好，才有韧性，做起来不容易碎。玉米秆秆在胡老师手里几乎成了宝贝，在田地里偶然小憩，他随手很容易地就用它折出一架风车，或者一只兔子，照亮我们的眼睛。在飕飕的秋风里，我们快乐无比。

有一次，胡老师又给我们上课。上到课间，胡老师又给我们讲他的万能脱粒机。门突然砰地一声响了，门扇撞在了墙上，又要弹回去时，被一只伸进来的脚挡住，惊得我们都把目光集中在门口。校长领着几个老师进来了。毫无疑问，踹门的一定是校长了。校长指着胡老师：把你个胡万能，你又在卖弄，万能这万能那，你咋不想着上天入地，还在这卢沟当民办老师？胡老师闭了一下眼睛，然后垂着头，垂着两只手，好像是做错了事的学生。

校长吼叫完，挥了挥手。那几个老师迫不及待地跑上前去，把胡老师推下讲台，把放在讲台上的模型摔在地上，几只脚一顿疯狂地乱踩，就像踩一只老鼠一样，直至它成为粉末。胡老师没说什么，退到墙边，眼睛看着窗外。胡老师的眼圈有些湿润，也有些潮红。窗外夕阳淡淡，给大地涂了一层美丽的色彩。校长们走后，胡老师转过身来，叹了一口气，拿过墙角的扫帚和簸箕，慢慢地打扫。何家梁冲上去，夺过胡老师手中的扫帚。胡老师伸出手，爱惜地抚摸了一下何家梁的头。

至此，老师和学生们都公开叫他胡万能。我记得他好像一直戴着那顶塌了帽扇的蓝布帽子，穿着一身蓝布衣服、一双快要露出脚指头的胶鞋。让人最难忘的，是他那一双虽然小但闪烁着智慧的眼睛，还有脸上常带的微笑。

那时候，我们都是小屁孩，不懂社会，不懂人生，以为人都一样善良而单纯。我对于后来发生的事当然不得而知，因为转眼间我们就小学毕业了。离开了那所带给我们欢乐的学校，自然也就离开了我们仰慕的胡老师。

何家梁这么一问，让我又回想到了那些年月。胡老师的一举一动，也渐渐地在我脑海里清晰起来。

我说，记得啊，我当然记得胡老师。何家梁哽咽地说，我很想念他。我说，我也想他啊。不知他老人家现在可好？不知道。四十多年了，我们都没联系过。真不知道他老人家怎么样了。我们应该找一下，去看看他老人家。好啊。胡老师现在也就是七十多岁。问题是怎么才能找到他？

这就是我找你的原因。这些年我一直在外面，才回来，对这边陌生得很，连你都是好不容易才找到的。何家梁望着我说。

我们先去卢沟学校。我说。

我买了单。我对何家梁这个同学，印象不错。我认为他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这么多年过去了，竟然还记着四十多年前的小学老师。有些同学，才混了个小小的什么科长，就拿腔拿调、六亲不认了。

到了街上，何家梁挡了辆出租车，说了地方。司机说，卢沟嘛，知道，有一个水库，水库旁边农家乐多。出了城，车速就快了起来。何家梁问我：你知道我怎么找到你的吗？是啊，我这才想起这个问题：何家梁是怎么找到我的？何家梁说，现在真方便，打开电脑，打上严岩两个字，就会出现很多叫严岩的人，然后我在里面挑选，然后推敲，不就锁定了？那你咋不用同样的方法找胡老师呢？我不知道胡老师的名字，再说他又不是名人，怎么搜？你知道他的名字吗？不知道。

短暂的沉默后，我说，你说说你吧，这么多年了，在哪里高就？何家梁说，加拿大。老外？意外吧？是，说说吧。晚上吧，整点酒，边喝边说。

两个多小时，我们到了卢沟。司机边问边找，找到了学校。学校已经不是原来的土房子，换成了楼房，并排的两座楼在夕阳中晃着我的眼睛。

我们把车停在校门口，何家梁和我走进去。学校里冷冷清清的。何家梁问我：今天不会是星期天吧？我说，周三。就在我们疑惑的时候，一个女孩从校门走了进来，一直拿着手机看，另一只手里拎着一袋方便面，可能是个年轻老师吧。

你好，你是老师吧？是啊，你们是？我俩原来是这个学校的学生，今天来看看。看母校？看吧，就两栋楼房，一个操场。我们来这里，是想找一个人，他原来是这个学校的老师。谁？胡老师。胡什么？胡万能。就是用包谷秆秆造万能脱粒机模型的那个胡万能。

包谷秆秆？万能脱粒机？女老师一脸的困惑，说了声没听过，不知道，就走了。

我们走向教学楼，向一楼的校长室走去。

校长听了我们的询问，和那个女老师一样，也是一脸的困惑，一连说了三遍：没听说过，不知道。我忍不住地问：学校咋这么冷清？校长说，现在农村学校就这样，教室多，学生少，一至六年级也就十来名学生。我们的心里空落落的。那时我们乡村学校一个班不下二十个学生，现在一个学校还不到我们那时一个班的学生。

我们出了校长室，又走到操场上，回想着四十年前的样子和我们教室大概的位置，主要是胡老师的办公室兼宿舍的位置。当然，我们回想到当年胡老师领着我们在秋风送爽的田野奔跑的情景，胡老师用捡来的包谷秆秆随手折出风车、兔子的情景……

出了校门，我们不知所措。司机问我们是回去还是再走哪里。何家梁说，我们找当年给我们上过课的老师，找不到，你说咋办？司机说，你们去教委查啊，查一下档案不就知道了？或者在报纸或者在电视上登启事啊。我们回去。何家梁说。路上，司机问我们胡老师是哪儿人。我们实话实说不知道，那时我们都还是屁孩子，谁记得起问这个。司机说那还真不好找。

一路沉默。进了城，何家梁付了车费，我们找了一家比较雅静的酒馆，要了两凉两热四个菜，还要了一瓶老金徽酒。两人碰了一杯酒，第二杯倒上后，何家梁说，我给你先说说我。

原来，何家梁初中毕业就进了一家农机厂，当了多年的机床车工。何家梁时时记起胡老师的万能机器，现在有了条件，一旦有闲余时间，就专心致志地研究。他的这一表现，引起了好些人的不满，尤其是车间主任和厂里的技术员。主任说一个大老粗能研制出什么机器，那老母鸡就能生出凤凰，厂里的技术员就能造出飞机。技术员说一个车间工人，成天捣鼓这捣鼓那，把车间主任放在眼里了吗？一个连技术员都不是的人，能研制出什么？这些还不算，他们还给何家梁罗列了一个浪费国家财产的罪名，虽然是废料，但也是厂里的，还得用厂里的电、厂里的水吧。何家梁只能偷偷摸摸地活动。功夫不负有心人，何家梁终于试制出一台产品，兴致勃勃地去找厂长，厂长连他的话都没听完，就挥手打断了他：去去去，做人还是安分些好，掂好自己的分量，骆驼的脖子再长也吃不了隔山草。何家梁又去找地区有关单位，一个科长模样的干部接待了他：有介绍信吗？没。你是工程师吗？不是。你是助工？不是。技术员？不是。你是发明家？不是。科长挥挥手：啥也不是，拿着废铜烂铁来干什么？这里是科研所，不是什么人都可以随随便便进来的地方，土包子搞研究，科研人员都是吃干饭的？科长吼完后一屁股埋在柔软的转椅里，居高临下的样子。

直到有一天，何家梁正在上班，厂长进来说是有人来视察，要大家鼓起精神，来的可是老外，不能丢了咱中国人的脸。话刚落音，真的走进来一群老外，围着机床转圈，看着他们生产出来的产品，品头论足。突然，一个老外看见何家梁放在机床上的那个万能机模型，眼睛一亮，随手拿起来，在手里把玩。有一个翻译问厂长那是什么，何家梁看着这翻译很脸熟，竟然想起来了。此人叫刘鹏飞。刘鹏飞看看满是油污的何家梁，也认了出来。两人是中学同学，刘鹏飞英语好，何家梁物理好，两个人都是学习尖子，自然关系也好。刘鹏飞大学毕业后在省外贸厅工作。

那个老外看来很是欣赏这个万能机模型，竖起了大拇指。大约过了一个月，办公室的秘书来车间叫何家梁去接电话。何家梁一头雾水地去了，不知道这个电话对他意味着什么。他拿起电话，干咳了两声。电话那头说话了：你是家梁吗？嗯，你是？我是鹏飞啊。你有事吗？是啊，大好事。那头的声音突然小了：说话方便吗？何家梁看了看，秘书正站在院子晒太阳，办公室没有其他人，就说，方便得很，有什么指示？家梁，好消息，那天的老外，看上了你设计的万能机模型，要让我和你联系，你要做好准备。何家梁有些激动，自己的心血和汗水终于有人认可了。人生最大的幸事，莫过于被认可和尊重啊。

过了一段时间，刘鹏飞来了，拿着一份来自外国的函件，全是外文。刘鹏飞说就是那个老外的厂家，邀请何家梁去他们厂里考察。何家梁和刘鹏飞去找厂长，厂长看着那份函件，想看出个真假，但像看天书一样，啥也看不懂，把目光投向刘鹏飞。刘鹏飞说是真的，这也是厂子的骄傲，给何家梁请几天假，让他去开开眼，长长见识。厂长想了想说能不能组织一个团，去考察一下。后来，刘鹏飞给对方说了，对方说行，让报一个名单。这一下全厂轰动了，都争着要去。厂长办公室灯火通明，一连三天才草拟出一个人员名单，厂长副厂长办公室主任车间主任技术员财务员十二人，唯独没有何家梁。对方回电称人员太多，以三个人为好。厂长拿起笔，在人员名单上圈了三个人，厂长技术员财务员。名单又一次报上去，对方回话说怎么没有何家梁的名字？厂长说何家梁就是技术员，技术员就是何家梁。对方选择了沉默，自然也就没了下文，厂里人人骂何家梁是骗子。事后，刘鹏飞给何家梁来了一封信，信中说了老外对这件事的看法，并诚心邀请何家梁去考察学习，对方可以先汇一笔资金作为路费。何家梁思前想后，点了点头，对方第二天就给何家梁汇了一千元人民币。有钱好开路，在刘鹏飞的通融和指点下，何家梁上下打点，终于办好了出国手续。何家梁的加拿大之行，让他有了用武之地，对方给何家梁一套房子、一个车间、月薪三千元的待遇，让他安心研制万能机系列。科研成果属于对方。现在的何家梁，就是这个厂家的总工程师。

我越成功，就越想胡老师，他是我的启蒙老师。何家梁看着窗外说，是他给我插上了飞翔的翅膀。我的心啊，就像面前的江水，汹涌澎湃，我想接胡老师出国走一走。

可怎么找到他呢？我说。我们去教委。何家梁说。我们去了教委。说出了要查找的人。对方问我们：他当过校长吗？我们说，不知道。当过模范教师吗？不知道。享受过政府津贴吗？不知道。对方已经很不耐烦。我们说，好像是民办教师。对方做出了送客的表情。

登报吧，登一则寻人启事看看。我说。问题是怎么登，用外号？何家梁说。试试吧，也只有这样了。我拟了这样一则启事：此人1972年至1974年间，在卢沟小学当过教师，外号胡万能，能用玉米秆制作万能脱粒机模型，现在大约七十岁左右。本人见报后，请与何家梁或者严岩联系。对于提供线索者，现金奖励。

启事在晚报登过一周之后，我接到一个电话。

你是严岩吗？我是。你登过寻人启事是吧？是啊，我在寻找我的小学老师。我知道他在哪里。麻烦你告诉我好吗？方便的话，你明天上午到卢沟来，离学校不远有一个水库，我在大坝上等你。好！

我立即给何家梁打电话说了此事。

对于卢沟水库，我和何家梁都还有大致印象。那是两山夹一水，在比较开阔的地方，人工筑起一个很高的拦水大坝，坝上有这样的大字：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水库的水很深，蓝蓝的，如同高远的天空。小的时候，大人一遍又一遍地叮嘱我们，不要去水库玩。学校老师也这样叮嘱。即便是这样，水库淹死人的消息还是不断传来。但胡老师领我们去过。水库的景色确实很美。那水库，当时在我们的眼里，就是一望无际的大海。

我和何家梁如约到了水库。坝上游人如织。当地人已经把这水库作为景区进行了开发，坝上和山两边修了亭子和长廊，还有农家乐。我们望了望波光潋滟的水面，目光转到大坝上，探寻那个给我们打电话的人。

这时，我们看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在大坝中间原地转圈，可能也在找人吧。我和何家梁同时有这种感觉，便朝那人走去。

我是严岩，你是？我就是那个打电话的人。你知道胡老师？你们是谁？找他干什么？我们是他的学生，小学的学生。他给我们上自然课，他是一个很好的老师，我们很想他。你们找他到底想干什么？我们是特意来看望他老人家的。不用了，因为他早就不在了。什么？他不在了，早就不在了。你是谁？能不能领我们去他的墓地看看？不用去了，他没墓地。为什么？

他指了指水库说，胡老师现在距离我们不远，就在那里面。

我们向水库望去，水面波纹涟涟。

能不能告诉我们你是谁，与胡老师什么关系？我是他儿子。胡老师是怎么去世的？我不想说。为什么？都三十多年了，有什么意思？

我们去水边祭奠吧。何家梁说。我望望胡老师的儿子，他没说话，前面走了，我俩默默跟上。

到了岸边的一个角落，胡老师的儿子停了下来指着说，这是他跳下去的地方。又说，景区管理很严，不让焚香烧纸。

何家梁一声哽咽，扑通一声跪在地上。我的眼睛一酸，腿自然就软了，也跪了下来。蒙眬中，一个中等个子、头戴着一顶塌了扇的帽子、脚穿一双又旧又破的解放鞋的人，踩着水面向我们走来，清瘦的脸上洋溢着温暖的笑……

我和何家梁同时叫了一声：胡老师。

之后，何家梁从衣兜里掏出一个万能脱粒机模型，递向胡老师的儿子：这是我最新设计的模型，也是胡老师精心培育我的结果。现在他老人家不在了，我送给你。

胡老师的儿子看了一眼模型，淡淡地说，我不稀罕这个东西，你就给你们的胡老师吧，只有他那样的人才会嗜它如命。

何家梁闭着眼睛，说了一句什么，双手一抛，那个金属的万能脱粒机模型向水里落去，眨眼没了踪影。水面荡起小小的涟漪，很快又恢复了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