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登录

中国作家协会主办

《长江文艺·好小说》2018年第6期|阿袁:浮花

来源:《长江文艺·好小说》2018年第6期 | 阿袁  2018年06月14日08:45

自在说:

阿袁笔下的女主角都保持着一种与现代生活隔膜的原生状态,《浮花》中的朱箔更是将这种原生状态呈现到了极致,然而这种原生状态在现实生活中无一不处处碰壁,而她们也在疼痛中获得精神性的成长。

朱箔周末喜欢去欧洲谷的Auchan购物。

他们住在巴黎东部大学公寓,去欧洲谷有几站路,需要坐地铁去,地铁单程票价是三欧多,来回就六七欧了,七欧换算成人民币,就是五十多了,孙安福不高兴,就买个菜,到附近的super U就可以了,走着去也就十几分钟的事儿,何必花这个冤枉钱?

朱箔沉了脸。他们来这儿已经半年了,半年多他还是有换算的习惯。一棵花椰菜两欧多,折合人民币二十了;一盒金针菇,一百克,也就二两,却要两欧,折合人民币十几块了。如果在国内,这钱都可以买一斤金针菇了,他这么嘀咕。她不理会他,还是把那一小盒金针菇放进了购物篮。

她在国内时其实从来不买金针菇的,总是买杏鲍菇。而到了法国,她又喜欢买金针菇了,从来不买杏鲍菇。她自己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因为这儿金针菇比杏鲍菇贵呗,你不就喜欢挑贵的东西买!听孙安福这么一说,她自己也吓一跳,她似乎真有这个毛病的,菜一贱,她就不想吃,也不想做;菜一贵,她就想吃了,也想做了。她在这边做金针菇或藕的态度真是一丝不苟的(这边的藕更是贵得不可思议),那郑重其事的样子,不像对待蔬菜,而像对待一个不能慢待的有身份的人。她自己也觉得自己势利。

以前在国内时孙安福最喜欢吃她做的杏鲍菇,加几片腊肉,几根韭黄,用大火爆炒,香得很。每次桌上有这菜时,孙安福就要喝酒。他用枸杞熟地和冰糖泡了一大玻璃缸冬酒,菜好时或心情好时就会喝上两三小盅,他也就两三盅的酒量,只要两三盅一入肚,他两颊和耳朵就变成了酡红色,然后就会侧了脑袋带着略微的笑意看她。这表示他想行房事了。

她一般都会依他。他们房事的频率其实不勤的,不知是因为上了年纪,过了那种情欲蓬勃的阶段;还是因为他们俩的感情没好到那程度——他们是经人介绍认识的,认识了没多久,就结婚了。

结婚初那段时间他表现还差强人意,虽然算不得多热烈,但偶尔也会多贪恋一会儿床笫。尤其早上。每当早上有课时,他总流露出那么一点儿春宵苦短的懊恼。她那时候还不知道这懊恼只是昙花一现,应该珍惜的,还颇不耐烦他的这种磨叽。她早上是习惯睡个回笼觉的,其实也睡不着,不过一个人拢了被,侧躺着,流水般想些乱七八糟的心事,慢慢等窗外的天光明亮起来。但孙安福不一样,他不喜欢醒了还躺着——除非有其他事可做,要不然,就干脆起床。如果要思考,还是在书房更合适些,他说。孙安福是个循规蹈矩的人,对于在什么地方才能做什么事情,尤其是,在什么地方不能做什么事情,他是有许多讲究的。有一回,那还是在他会懊恼的阶段,他们的关系还有一点点男女初在一起时的热度,她当时在读一本小说,应该是帕慕克的《纯真博物馆》,里面有男女主人公在公寓偷情的描写,让她想起以前了,想起和杜颉颃的相好之事,一时间她有些情不自禁,就想坐到他腿上去。让她没料到的是,他却不让,他温和却很坚决地把她推了下去。“小朱,小朱,这不好。”他一直叫她“小朱”的,从第一次见面到婚后,他都这么叫她,像她那些同事一样。她觉得别扭。但也不能想象他像杜颉颃那样叫她“宝贝”。“宝贝,宝贝”,每回两人缠绵时杜颉颃就会在她耳边这么叫她,那声音现在想起来还让她身心微颤。他们分手都好几年了,但她还是会时时想起他,她自己对此也没有办法了。“小朱,小朱,这不好。”孙安福说。为什么不好呢?她不明白,他们已经是天经地义的夫妻了,还有什么是不好的呢?但他有他的理由,书房里放满了书,这些书都是有作者的,而且都是他很尊敬的作者,所以在书房亲热,就感觉当了那些他尊敬的作者面亲热,他不喜欢这样,太亵渎了。不,“亵渎”不是他的原话,他说的好像是“不敬”,对,是“不敬”,“太不敬了”,他皱了眉说,牙疼似的。她觉得这实在荒谬,如果这理由成立的话,那在卧室不也一样?卧室还有家具呢,那些家具也有作者的,木匠、油漆匠、铁匠,那不是更加人头簇簇?但这个孙安福就不管了,他好像只想对那些写书的人表示敬意,而对那些木匠油漆匠铁匠就无所谓失敬不失敬了。朱箔说他这是阶级歧视,和她区别对待蔬菜性质一样,他也是个势利眼——她那时在他面前还有一点儿女人的娇嗔和任性的,以为自己可以为所欲为。男人嘛!还是孙安福这样的男人——打一开始,朱箔对孙安福就有点儿藐视的,许是因为孙安福的长相和性格,孙安福长得极朴实,没有哪个地方没长好,但也没有哪个地方长好了,四平八稳,无棱无角。性格也是这样,至少看起来有任人拿捏的老实,这也是朱箔会嫁给孙安福的原因之一,朱箔因为经历过杜颉颃那样凌厉的男人,把心气和胆量弄小了,所以对孙安福这样的男人,虽然一面会藐视,一面又觉得可以托付终身。但后来知道,孙安福也并非是可以随意拿捏的软柿子,他也有他的刚愎。比如怎么也不肯和朱箔在书房亲热。她其实试过不止一次的,抱着恶作剧般的心态,想破坏他那可笑的坚持,但他却以更彻底的方式向那些书房作者致敬了——他竟然不举。事实上,除了在卧室,孙安福在其他地方经常不举的。不止地方,还有时间,如果时间不合适,孙安福也一样不行。比如在大白天,朱箔有时故意逗他,孙安福也会说“小朱,小朱,这不好”。为什么又不好呢?因为孙安福有“昼不寝”的习惯。孙安福虽然是个理工男,却也读过《论语》的,十分同意孔子对学生宰予昼寝的批评,“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为了不做“朽木”和“粪土之墙”,孙安福白天几乎不进卧室的,即使疲倦了,也不过在书房支颐而坐打个盹,几分钟或十几分钟之后,又接着看他的书,备他的课了。

朱箔对此也不怎么介意。本来她和孙安福的房事,也味同鸡肋。之所以偶尔主动,有作弄老实人孙安福的意思——像以前杜颉颃作弄她一样;也有努力过婚姻生活的意思。对于婚姻,她倒是没有怀疑过孙安福的,但她有些信不过自己,她从来不相信自己的,所以才会这么矫枉过正地对孙安福好。到时候万一她的婚姻出了什么问题,她也可以交代了——无论如何,她是努力过的。

可既然孙安福不领情,她也就意兴阑珊了。

孙安福不知道,朱箔每次去欧洲谷,都是和何寅约好的。

这公寓也就住了几个中国人,除了孙安福和朱箔,另外还有三楼的一对夫妇,还有何寅。

那对夫妇和孙安福一样,也是来巴黎东部大学访学的,已经来了近一年了,他们是为期两年的访学;何寅呢,在这边读博士。

按说朱箔应该和那对夫妇走得更近,至少应该和那个叫苏的妇走得更近,第一次见面他们互相介绍时,那个妇说,我姓苏,叫我苏就行了。朱箔以为这是法国风尚呢,后来还在语言班上鹦鹉学舌般地这么介绍自己,“我姓朱,大家叫我朱就行了。”“zu,zu”,那些外国人,总发不出“朱”这个翘舌音,一直用第四声的“zu,zu”叫她,有个叫胡安的西班牙男人,学过一年汉语的,课间最喜欢找朱箔练习说中文,zu,你叫猪?他不但歪歪扭扭地写出了猪这个字,还在纸上画了一个咧着大嘴的猪头,朱箔哭笑不得,只好写给他看,我是这个“朱”,不是这个“猪”。朱,是红色的意思,在中国古代文化里,“朱”代表高贵。胡安请朱箔喝了一杯咖啡,因为朱箔教了他“中国文化”。教室外的走廊上,有个红色自动售货机的,课间时,有的同学会在那儿买杯咖啡喝。这已经算不错了,后来朱箔知道。他们这些西方男人,和女人在一起时,就算相谈甚欢,一到花钱的时候,也是各付各的。

要不要到“朱色”那儿喝杯咖啡?胡安后来把所有红色的东西,统统称作“朱色”了。

你姓朱,那是不是说,你爷爷,或者爷爷的爷爷是中国贵族?胡安很认真地问。

朱箔不置可否,她喜欢外国男人这种天真烂漫的无知。

其实,朱箔一开始倒是很想和苏做朋友的,她们都是女人,又年龄相当,在这异国他乡,没有理由不成为朋友的。

却没有。不知为什么,在公寓里他们这几个中国人第一次聚餐的时候,朱箔就感觉到了苏对她的不喜欢。好几次当朱箔抬手做什么的时候,她都有掩鼻的动作。“苏,你来巴黎这么久了,还不习惯闻香水味么?”朱箔隐藏起自己的不悦,问。

不是。你的香水味太浓烈了!在巴黎,一般只有黑人才会搽这么浓烈的香水。苏说。

朱箔被噎得说不出话来。

或许没有恶意的吧?一个研究拓扑学的女人说不定就是这么说话的——当苏告诉朱箔她研究拓扑学时,朱箔听了真是有些吓着了的,一个女人,研究拓扑学?朱箔甚至不知道“拓扑”是什么东西呢。

想想还真是。他们公寓里就住了不少黑人,每回在楼道里和他们擦身而过时,确实会闻到更浓烈的香味。要不是苏这么说,朱箔都没留意到这个。

良药苦口利于病,朱箔这么理解研究拓扑学的苏对她言语上的无礼了。

苏住在这栋公寓的A区。这栋公寓分A、B、C三个区,A区在三楼,面积最大,有四十多平米——这在巴黎的大学公寓,已经是很阔绰的面积了;而C区在一楼,不到二十平米。朱箔和何寅都住在C区。

当初在国内时,房间就租好了的,C12,孙安福告诉她这个时,她几乎有些心旌摇荡,想到在梦幻般的巴黎,竟然有一个房间在等着她入住,她实在无法抑制住那种从内心升腾而起的幸福感和晕眩感。“是呀,马上就要走了,巴黎的房间都租好了,要六百欧呢,真是没办法。”出国前,一向不怎么说话的她,竟然很饶舌地和很多人这么抱怨。

这么多年,在亲戚和同事的眼里,她一直活得很失败的。也就那段时间,她扬眉吐气了。

在去上海签证的时候,朱箔第一次觉得自己说不定真可以和孙安福白头偕老的——她的表格上,按要求填的是“科学家配偶”。也就是说,孙安福在法国使馆那儿,是科学家的身份呢。她盯着那白纸黑字,怔然良久。

虽然只是一个签证身份,依然让朱箔对孙安福刮目相看。

那些日子,她对孙安福的态度里,有着从没有过的柔情蜜意。

直到住进这公寓,不,应该说,直到在苏的房间聚餐后,朱箔的心情才恶劣起来。

苏夫妇的房间,在三楼最东边,是“看得见风景的房间”。窗外就是一大片夹杂了黄花紫花白花的绿茵茵的草地,以及好几棵开了粉红粉白花朵的橡树——是何寅告诉她这是橡树的,她以前一直把这种树叫作“伍迪的树”,因为在伍迪·艾伦的电影《午夜巴黎》里看过这种美得无与伦比的树,她喜欢伍迪的电影,不是一般的喜欢,也喜欢伍迪,不是一般的喜欢。这后一种喜欢让孙安福觉得不可理喻,在孙安福看来,这个秃头又神经质的老男人——与其说他是老男人,不如说他是老女人,因为他不但长了张老女人的脸,还长了一张老女人的嘴,总是在絮絮叨叨——有什么好喜欢的呢?朱箔懒得和孙安福理论,也理论不过来,她后来发现,她和孙安福,真是事事抵牾的两个男女,没有一件事能琴瑟和鸣。是不是天底下的夫妇都这样?她倒是和杜颉颃合得来,可那又怎样?偏偏他们成不了夫妻。

后来朱箔在巴黎的许多街道两边都见过橡树的,原来橡树是巴黎的街树。

坐在这样的房间,看着这样的窗外风景,才是在巴黎呢。

不像他们的房间。他们房间左边住的是一对从尼日利亚来的黑人夫妇,那个穿着金黄色袍子涂着紫色指甲的黑人妇似乎总在训斥小孩,他们家有好几个黑乎乎的小孩呢,都挤在十几平米的房间里,整日叽里哇啦地闹个不停;而右边房间的一对印度夫妇,倒是安静,却总在煮咖喱。朱箔都不能开门,只要一开门,就有一股浓浓的咖喱味儿扑鼻而来,夹杂其中的,还有其他奇怪的香料味。朱箔感觉自己不是在巴黎,而是在印度。真是受不了。

窗外就更别提,别说那么诗意的开了粉红粉白花朵的橡树了,什么树都没有,一眼看过去,只有锈迹斑斑的铁栅栏,和几个深灰色的大垃圾桶。

巴黎的垃圾桶倒是清洁,可再清洁,也不能当风景看。

想到自己在国内时对C12的心旌摇荡,朱箔觉得好笑。

然而,这是她的老毛病——她总是向往远处的事物。等到近了,才发现其丑陋。

她也知道这不能怪孙安福的,他们C区房间的房租是六百欧,而苏的A区房,要八百呢。孙安福从国家留学基金委拿的访学生活费一个月不过一千三,这一千三,要解决他们在巴黎的衣食住行所有开销,如果租八百多的房间,就太捉襟见肘了。

苏的情况却不同,她不是作为“科学家配偶”的身份来的,而是作为“科学家”过来的,所以他们夫妇两个的生活费加在一起,有二千六了,当然可以住“看得见风景的房间”。

在朱箔他们刚住进公寓的时候,他们这几个中国人,聚餐还是颇频繁的,隔上一两周,就会聚上一次。

聚餐的方式,和在国内不同,国内总有人大包大揽抢着做东的,那是中国的社交方式和礼节,但到了这边,大家就入乡随俗地AA了,一个人带一个菜,拼在一起,就可以了。

这样简单,老蠹说——老蠹是苏的老公。

也果真简单,对老蠹和苏而言。每回就是两个菜,蟹棒炒青椒和紫菜蛋汤,或者土豆烧牛腩和西红柿蛋汤——这边的牛肉便宜,特别是牛腩,几欧一大盒的。

何寅呢,每次带可乐鸡翅,或土豆烧牛腩。

他们之前也不会通气,有时菜就撞了,桌上会出现两个土豆烧牛腩。一个黑,一个红,黑的是苏做的,苏的土豆烧牛腩,总是会放上许多匙陈氏老抽;而何寅的,总是红彤彤的,像搽了胭脂,他喜欢放意大利番茄酱,不论做什么菜都放。这样好看,何寅说。

要不是还有朱箔的菜,这样的聚餐,真是让人有些倒胃口的。

朱箔每回都十分卖力地准备。她庖厨的手艺本来就好,加上成了心要露一手——她虽然不会研究拓扑学,但善庖呢,对婚姻生活而言,善庖不比拓扑学更重要?朱箔是暗暗抱了这样的想法来精心准备聚餐的菜肴的。

豉汁多宝鱼、盐煎鳕鱼、蒜蓉牡蛎,朱箔一样一样做过去。这些菜,她在国内其实也没做过,都是在网上现学现卖。她这方面真是有天分的,每次一做出来,无不是国色天香。

孙安福一开始还十分支持,毕竟初来,有很多事情要麻烦他们:去银行办卡,去警察局办居留,去移民局体检,都是老蠹和何寅陪了去的。没办法,很多法国人不说英语的,只说法语,而孙安福会说的法语,只有三句,Bonjour(你好),merci(谢谢),aurevoir(再见)。

别人说什么他都听不懂,反正每回他只是张飞三板斧似的三句,Bonjour,merci,au revoir。

这样的法语水平,也就够逛个超市——其实逛超市都有些勉强:有一回,他们把下水道的疏通剂当洗洁精买了回来;还有一回,把羊排当牛排买了回来,因为那上面的羊画得真是像牛——他们返祖般地又回到了看图识物的时代。

这些事情孙安福都在他们聚餐时当作笑话讲了,老蠹和何寅开怀大笑,但苏却是半笑不笑的,朱箔总觉得她的笑里有揶揄之意——她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多心了。

这没什么的,我当初还把类似于樟脑丸的泰国香料当糖块买了呢,一吃,才觉出不对,何寅说。他或许看出了朱箔的尴尬和不悦,于是用自己的糗事来安慰她了。

也就因为这些细节上的体恤吧,朱箔后来和何寅走近了。

我一般是周六去Auchan,何寅说。

何寅说这个的时候,孙安福没听见,他正和老蠹在聊前不久发生在布鲁塞尔的恐袭事件。

听说ISIS已经训练了至少四百名会制作炸弹和精通战术的恐怖分子呢,专门针对欧洲的。

可以的话,还是少出门吧。现在不仅戴高乐机场,就连圣心大教堂和卢浮宫,都是荷枪实弹的警察了。

朱箔那个周六就和何寅去Auchan了。早上孙安福问她,今天要不要去超市?因为房间小,两个人待着实在逼仄,而且,孙安福觉得在办公室更有工作的状态。所以只要朱箔不出门,他一般就去办公室待着的,他的办公室离公寓也不远,走过去,不过十几分钟。但朱箔躺在床上闭了眼没做声,孙安福就走了,他以为朱箔还在睡呢。

后来就成惯例了,每个周六,朱箔就和何寅一起去Auchan。

Auchan的东西和SuperU比起来,更华丽,有法国人的气质,海鲜也好,水果也好,还有五颜六色的被法国人称为“少女的酥胸”、被意大利人称为“淑女的吻”的马卡龙也好——孙安福说那是世上最难吃的东西,朱箔不信,因为孙安福说过很多东西是“世上最难吃的东西”:在香榭丽舍街吃的芝士焗蓝贝青口,在阿维尼翁吃的蘸淡绿色芥末的蜗牛(孙安福当时甚至说那绿色芥末像婴儿消化不好时拉的大便)、在巴士底集市吃的滴了柠檬汁的生蚝,每回孙安福都皱了眉头说那是“世上最难吃的东西”,朱箔知道,对孙安福来说,与其说那些食物难吃,不如说它们太贵了!东西一贵,孙安福就没法心平气和地吃,也没法实事求是地评价。这和朱箔正好相反,朱箔是东西一贵,就觉得好吃。他们两夫妇,这一点又抵牾了。只不过朱箔是“非汝之为美”,而孙安福是“非汝之不美”——也算殊途同归了!

所以,对孙安福的意见,朱箔虽不至于反其道而行之,至少是忽略不计的。

而何寅不论热情地推荐什么——“朱老师,这个这个”“朱老师,那个那个”,她就不分青红皂白地把“这个”“那个”都买了——买了一大堆。。

孙安福不知道朱箔是和何寅去的,“买这么多,你是怎么拿回来的?”朱箔的胳膊比其他女人细,平时提个稍微重点的东西,就要喊半天酸痛的。

“我又不是什么千金小姐,”她说,一副不耐烦的样子。孙安福于是就不问了。她知道如何对付他的,她对付杜颉颃那样的男人不行,但对付孙安福,还是绰绰有余的。

她没说出是何寅帮她拿回来的。其实就是说了,也没什么关系,他们那时还是彬彬有礼的正常关系,他客气地叫她“朱老师”,她叫他“何寅”。她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出来的。

但不知为什么,她就是没说,似乎一开始就打算和他发生那种关系似的。

可天地良心,她那时真没有那种想法。

他比她小九岁呢,她已经三十九了,而他才三十。怎么可能一开始会有这种想法?

何寅竟然也没说——当孙安福在桌上对老蠹和苏表扬朱箔一个人买菜多么多么不辞辛苦时,何寅只意味深长地看她一眼,并没有戳破她。

你是不是那时就对我心怀不轨?

后来何寅问朱箔。那时他们已经睡过好几次了。

哪有?朱箔恼羞成怒——明明是他先开始的。

他让她去他房间教他做水煮肉。炝花椒的时候,才发现没系围裙,她手上沾了蛋清和生粉,于是他站在身后帮她系——他一直站在她身后的,系着系着,突然从后面抱住了她。

这不怪我的。你知不知道,你的身体有多美——美得如橡树花。

昆德拉说,比喻是一种危险的东西,有时爱情就源于一个比喻。她不知道何寅的这个比喻有没有导致爱情,但至少导致了她久违了的蓬勃情欲,她真是喜欢橡树花这个比喻的。

她后来争辩说,她其实不是迷失在他的拥抱里,而是迷失在橡树花里。

这有区别?何寅问。

当然有区别。

怎么个区别法呢?

不说——说了你也不懂。

有些事情男人真是不懂的,就如孙安福永远也搞不懂朱箔为什么非要去圣日耳曼大街喝花神咖啡馆的咖啡一样。

那儿的咖啡比别的地方咖啡好喝?

不是。

那为什么非要在那儿喝呢?

你不懂。

这都是后来的话。当时她什么也没说,只是痴傻了般,一动不动地站着,像傻鸟一样好笑地支棱着那沾满了蛋清和生粉的双翼。也不知过了多久,可能几分钟,也可能一小时,反正那时她时间的钟摆是停了的,完全处于飘浮的状态,只是闭了眼,任由何寅的那双手,从她的两腋下包抄过来,隔了衣裳揉捏她,像揉捏面粉团一样。等到他的手戛然而止,要把她往床上挪时,她才猛然惊醒般,仓皇而逃。

也就逃了十二个小时,算是一个年长女人的自尊和理性。第二天上午九点钟,当孙安福一走,何寅就过来敲门了。

他房间的窗户,正对着外面的路,只要斜斜地开一点百叶窗,就能看见孙安福什么时候离开公寓、什么时候回公寓的。

有事?

去我房间。

干什么?

昨天的水煮肉片你还没做完呢。

她竟然真乖乖地去了。

进房间后她还相当认真地抵抗了几个回合的,可她的胳膊实在太细,提个菜篮子都吃力呢,怎么抵抗得住年轻有力的何寅那狼奔豕突的进攻?

不管如何,我是努力过了的,她对自己说。

“你就不能和苏一样,也简简单单地做一次蟹棒炒青椒,或蟹棒炒洋葱?”

大约两个月后,孙安福终于忍无可忍地对朱箔发出了抱怨。

记账时,他发现在吃这一项上,他们的开支委实太大了。

他不是不通人情世故,但孙安福的人情世故,是有自己分寸的,不是朱箔这种“投之以木桃,报之以琼瑶”的方式,那过了。孙安福的人情世故是要刚刚好的投桃报李。他是本分人,某种混合了小市民的精明和读书人的清高的本分,不能亏欠别人,也不能亏欠自己。太用力的报答,不但不划算,而且有点儿伤自尊。像朱箔这样每次都像准备宴席似的准备周末聚餐,好像在巴结谁似的。

而且,老蠹和苏,也有点儿吃定了他们,每回都积极地张罗“聚一聚”,每回又很敷衍地做上那“老二篇”。

“苏不会做菜的,”老蠹说,似乎是抱歉的意思,但语气里却有一种奇怪的骄傲,好像他夫人不会做菜是件了不起的事情——老蠹和别人介绍苏时,从来不称“我老婆”什么的,而是称“我夫人”的。

“我哪有时间?”苏反驳老蠹。

“是是是,苏最近正在赶一篇会议论文呢,她下个月要和导师去挪威开年会。”老蠹的语气更骄傲了。

老蠹的重点其实在这里,他夫人虽然不会做菜,但会写论文。

孙安福觉得老蠹在这个事情上有点不地道了,不是中国男人的谦虚做派。中国男人就算自己的夫人再好,好成一朵花,在别人面前,也是“拙荆拙荆”的。哪好意思说什么“苏最近正在赶一篇会议论文呢”?你们既然没有时间,就不要张罗聚餐嘛,就一心一意写你们的论文嘛。

而且,孙安福觉得老蠹的逻辑也有问题。“不会做菜”和“哪有时间”,导致的后果应该是菜的味道不好,和食材应该没有关系吧?也不必每次都买那种几欧一大盒的冷冻蟹棒和几欧一大袋子的土豆。

那种东西,谁也做不好吧?

说白了,他们其实是在占便宜。

也有怠慢孙安福夫妇的意思——这一点,尤其让孙安福不悦。

不过,这些话都是孙安福的意诽,没有说出口的,即使是对朱箔,孙安福也是秉着有所言有所不言的原则,所以他只是说“你就不能和苏一样,也简简单单地做一次蟹棒炒青椒,或蟹棒炒洋葱?”

其实朱箔也不高兴。

当听到苏说“哪有时间”之类的话,朱箔就觉得苏的言下之意其实是“我可不像你那么闲”。

苏不止一次对朱箔说,“我哪有时间?”

之前朱箔约过苏去逛圣图安跳蚤市场,她知道圣图安是欧洲最大的古董集市,张曼玉都经常去那儿呢,运气好的话,在那儿能淘到不错的旧物件。

朱箔是很喜欢戴手镯之类首饰的女人。

但圣图安在巴黎北郊,是贫民区,有许多黑人阿人罗姆人在那一带活动,不安全。

朱箔是被吓过的。有一回,她在蒙马特高地的小丘广场那儿看街头画家帮人画头像,正看得聚精会神呢,手腕上突然有动静,原来一个黑人在往她腕子上系红绳子,“free,free,”那个黑人一边系一边张了一大口白花花的牙说,朱箔一时被那白花花的牙晃蒙了,还真以为是“free”呢,结果人家却是要“five”,孙安福因为这个还嘲笑她,可还没嘲笑上几天,他自己就在卢浮宫门口被一个罗姆女人讹了。那个罗姆女人先问他会不会英语,他还用中国人的谦虚语气说,会一点点,会一点点。那个罗姆女人又让他在一个脏乎乎的小本子上签字,说是什么什么请愿书,他都没听清,就被拉扯着稀里糊涂签了,结果,他比朱箔要悲惨上十倍,人家要五十欧,孙安福自然不肯,想走,哪走得了!一群罗姆女人围了过来,最后还是被讹去了十欧。打那之后,孙安福一看见包着头巾的罗姆女人,就吓得绕着走,但哪绕得过来?巴黎到处都是包头巾穿长裙、大冬天还趿拉着拖鞋的罗姆女人。

于是孙安福再也不肯陪朱箔去小巴黎瞎逛了。

老蠹后来告诉他们,出门身上千万别带超过一百欧的现金,那些罗姆人阿裔人黑人专门喜欢欺凌中国人的,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中国人喜欢带现金,体格又弱,性情又温顺,是羔羊般的种族。

朱箔在国内时,是经常一个人出门的,她几乎没有女性朋友,也不知为什么,她和女人从来都处不好,包括自己的姆妈和妹妹朱玉,也一直是互诼的关系。她私底下认为,是“众女嫉余之蛾眉”,因为这么想,所以她对此会有一种洋洋自得的心理。一个人逛街,一个人散步,一个人东走西走,从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反有一种孤芳自赏的得意。

但在巴黎,一个人出门,她还是有些怯。

人在异乡,胆子就小了。

她只能约苏,除了苏,她没其他人好约。

一开始苏也和她出去过几次的,她们一起去公寓北边的湖边散步,看见一棵树,苏对朱箔说,这是椴树;看见一只鸟,苏又说,这是鸢喜鹊——好像她在带一个小学生逛博物馆似的,朱箔不喜欢她的说教态度。散个步而已,用不着把它变成“多识草木虫鱼之名”的学习。管它是什么树呢?又管它是什么鸟?太认真的女人,真是很乏味的。她们一起去附近的尚叙尔马恩城堡,“这是路易十五蓬帕杜夫人的城堡”,苏说到“情妇”两个字时,声音有些黏稠,唇齿间带着唾沫似的,听来有一种正派女人对情妇这种身份的女人的不屑。朱箔更不喜欢苏语气里的道德说教了,看个旧城堡而已,管城堡的主人是不是情妇呢?又管她是谁的情妇?太道德的女人,更是很乏味的。朱箔一边微微地笑着,一边在心里这么一再地哂苏。

也不知是不是苏看出了朱箔笑里的哂意,还是苏真忙,后来朱箔再约,苏就再也没答应过朱箔了,总是皱了眉说,“我哪有时间?”

而朱箔的时间,从来都多得很。

朱箔在中文系汤显祖戏剧研究中心上班,说是研究中心的副主任,其实不过是个资料员,基本是闲职,所以她可以请假来法国陪孙安福访学。

朱箔在这边也没正经事做,除了一周两次的法语课——那也是可上可不上的。孙安福就不去,他说,有那个时间,不如多做些研究。他在这边跟的是一个华裔导师,两人平时的学术交流也是用汉语,所以他就没有学习法语的必要。朱箔更没必要,她一个访学家属而已,学也罢,不学也罢,没有谁管她。虽然他们去移民局办居留时,那个长了“淡米色蛾翅”般睫毛的移民官建议她上法语课,“为了让你们更好地融入法国文化”,那个法国老男人又亲切又傲慢地说。孙安福嗤之以鼻,“我们为什么要融入他们的文化?”他也是个文化自大狂,一直持的是“我们中国有五千年悠久灿烂的文化”的论调。尤其来法国后,更是如此。为了表示自己对祖国灿烂文化的忠贞不贰,他甚至在看卢浮宫和凡尔赛宫时,也是菲薄的态度,“你觉得它们比我们的故宫美?”看凯旋门,“你觉得它比我们的大前门美?”看埃菲尔铁塔,他更不屑了,“这个铁疙瘩也是法国文化?”朱箔白他一眼。她的眼珠子黑多白少,即使白起人来,也像撒娇似的——以前杜颉颃这么说过,杜颉颃说朱箔白人时“别有风情”。这也是朱箔后来动不动就喜欢白人的原因,虽然她并没有要在孙安福面前卖弄风情的意思,但那已经是她一个不自觉的表情了。

孙安福知道朱箔喜欢法国,所以才故意用这种反讽的语气对朱箔说话,好像朱箔是法国人一样,真是可笑。男人有时是很可笑的,特别是孙安福这样老实的男人,一旦偏执起来,几乎就是和风车打架的堂·吉诃德了,有着勇往直前不依不饶的劲头。朱箔看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他说,“这个有我们的《牡丹亭》好看?”朱箔吃法棍,他说,“这个有我们的小笼包子好吃?”

但他对朱箔上法语课倒是不反对。反正这种语言课是免费的,不上白不上;而且,朱箔在这边没什么事,去上课还省得出去瞎逛。出去瞎逛很不好,因为总会产生不必要的消费——就算可以不吃不喝,总不能不拉不撒吧?在法国,上一趟厕所,也要小一欧呢。朱箔又不像他,愿意憋,实在憋不住,还可以在某棵大树下解决。反正法国的树多,到处都是,特别是凡尔赛那样的地方。朱箔觉得奇怪,问他,你不是对“在什么地方不能做什么事”有讲究的吗?怎么一到法国,就不讲究起来了?但孙安福说这是古风,是返璞归真,不伤大雅的。朱箔无语。她不是不能接受男人在野外撒尿,以前和杜颉颃去公园或郊外,他偶尔也会这样的,一内急就会找棵大树或灌木丛解决。但不知为什么,杜颉颃做这种事朱箔就觉得自然而然。而孙安福做这种事,朱箔就觉得别扭。人与人是不一样的。就像李白可以“长安市上酒家眠”而杜甫就不可以,史湘云可以醉眠芍药而薛宝钗就不可以。有些事情只适合有些人做,另外的人做了,就奇怪得很。而且,孙安福还狗尾续貂般地说,这是在凡尔赛,不是在故宫。

这也是朱箔会小看孙安福的原因之一。孙安福的礼义廉耻里,总有一种“made in china”的近乎狭隘的本分。

“我哪有时间?”苏这么说,公寓里的其他人,虽然不这么说,但样子也是“我哪有时间”的匆忙样子,闲的只有朱箔。

有时间竟然也成为令人羞耻的事情。

而如何度过时间也不是容易的事情。春夏的法国,天光真的很长,比国内长出很多,早上五点天就透亮了,晚上十点天才黑下去,中间有整整十七个小时,十七个小时,就是没完没了。朱箔从来没有觉得时间原来也这么让人难以消受,像又干又硬的冷馒头。

以前在国内,在她和杜颉颃相好的那几年,她经常要在自己的房间里等杜颉颃,那样的时间也是长的,长到有时生出《十分钟年华老去》那样的文艺情感,但因为是有指望的等待,那感觉就像重看已经看了无数遍的《西厢记》,不论中间如何牵肠挂肚如何横生枝节,反正结局知道是会花好月圆的。所以在焦灼中就有一种笃定的甜蜜——不像在法国,有种不知所终的空虚和缥缈。

所以朱箔去上法语课,一方面是为了打发这种让人不知所终的空虚缥缈,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抵抗苏的“我哪有时间”——好歹坐在课堂上,是名正言顺的消磨。“你的法语老师真帅呀!”国内的同事和同学在微信里艳羡地说。她发了法语老师上课时的照片在朋友圈呢。杜颉颃也这么问过。他们分手后他已经好久不说话了,好像怕她会缠他似的,一直噤若寒蝉着。怎么会呢?他到底还是不了解她。就如她也不了解他一样——她一直愚蠢地以为他是离不开她的,他当初表现出来的样子,完全是一副离开了她就没法活下去的样子。所以她才心甘情愿地和他姘了七八年呢,那是她怎样珍贵的七八年?从二十九,到三十六,差不多把她最好的年华都消耗了。但那时的她一点也不怕,很可笑地相信他最后一定会离开他的老婆的,那个“一个失败的留白”。“一个失败的留白”是杜颉颃自己的话,他在批评他们学院一个老师作品时说的,那个老师是专画牡丹的,且以画半株牡丹而著名。偌大的一张绢上,只在左下角的四分之一处画上半株牡丹,其他四分之三,就让它空白着。“一个失败的留白”,杜颉颃有一次当了系里其他老师的面这么说。那个老师也不是省油的灯——艺术学院的老师,哪有省油的灯呢?有一次也当了系里其他老师的面,完璧归赵般把那句话还给了杜颉颃,他说,杜颉颃老婆的额头,才是“一个失败的留白”。杜颉颃老婆有一个十分宽广的额头,宽广到把大半张脸都占了,以至于眉眼嘴鼻这四官,只能十分局促地挤在剩下的小半张脸下方,和那位老师的半株牡丹画,在结构上倒是异曲同工。这个比喻真是刻毒,可又精妙无比,马上就在艺术学院传开了。“一个失败的留白”从此成了大家对杜颉颃老婆的私下称谓——也只能是私下称谓,杜颉颃那时已经是艺术学院的副院长,后来又成院长了,大家对院长夫人,总不好公然造次的。朱箔是见过“一个失败的留白”的,见过后就更淡定了。每回经过艺术学院那悉尼歌剧院般雄伟华丽的大楼时,她都暗暗生出一种喜悦,一种类似于微服私访的骄傲——总有一天她会取代“一个失败的留白”而成为院长夫人的吧?说起来,朱箔看男人,还是颇有眼力的。当初和杜颉颃好上时,杜颉颃副院长什么都还不是呢,只是一个小小的副系主任而已,她就看出了他的远大前程。这是她的能力,她总是能看出好东西。逛服装店,一长排衣裳挂那儿,都没看标价呢,她拎出的,总是最贵的那件;逛植物园,那些植物花草她都不认识呢,她看上的,也总是最好的品种。不像朱玉,眼神不好,不论是物,还是人,每回看上的,都上不了台面。但朱玉自己一点也不嫌弃,东西或人一旦成了她的,就敝帚自珍得很。不但自珍,还要求朱箔也珍,朱箔只要对她老公说话的声气有一点不对,她立刻就兴师问罪了。搞得朱箔都不敢和那个长得像鹌鹑一样的妹夫说话了,可不说也不行,朱玉又怪她瞧不起他——“连话也不和他说”。

可朱箔能看出好又有什么用?她买不起。这世间就这样,不成全珠联璧合之美。杜颉颃当上院长还不到一年,就对她说:“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江湖。”男人到底狠,说不要就不要了。她自然是恨的,但恨归恨,从此却绕着艺术学院走了。这是她的好——再贪恋,在被别人弃若敝屣后,也不会死缠烂打。两人分手后,她一次也没有找过他,他也一次没找过她,就是校园里偶尔碰见,也形同陌路。但打她来法国后,他们又开始三言两语地搭讪了。是因为隔得远,他不怕她了?还是在法国之美映照下,他对她又重新发生了兴趣?“还好吗?”“还好。”“你现在是不是把巴黎的每个犄角旮旯都看遍了?”他看了她发在空间的那些照片。“哪有?还要上法语课呢!”——差不多也是苏“我哪有时间”的不耐烦语气。她自己也觉得这句话很提气。难怪苏常说呢。但法语课堂上的时间其实并不好过,她跟不上,那个老师语速太快,又喜欢提问,几乎每一个句子都是问句。班上十几个学生,一个一个地轮着来,朱箔总是回答不上来。有时胡安会帮她,用结结巴巴的汉语翻译了老师的问题,但她也不能用汉语回答,所以还是尴尬得要命。那个老师倒是体恤,有着外国老师特有的对学生的尊重,一轮到朱箔,他就会眉毛一挑,微笑了看着朱箔征询朱箔的意见,朱箔就红了脸低下头翻书。一边的胡安高兴得什么似的,“你朱脸了,你朱脸了”,老师也开玩笑地说朱箔有着“东方的表情”。后来就直接跳过她,问下一个同学了。每次都这样。朱箔觉得没意思。班上也就她和另外一个越南女人是不用回答问题的。那个越南女人和朱箔一样,也是家属,总是带着更“东方的表情”一个人在教室进进出出,和谁也不说一句话。

和何寅好上了之后,她干脆就不去上课了。

每天等孙安福离开,朱箔就去何寅的房间。

开始的两周,何寅都会在房间里急不可耐地等朱箔,两人干柴烈火地做上一回之后,他才心满意足地去办公室。有两次没去,和导师说胃病犯了。何寅有胃炎,导师知道的。当然“胃病犯了”的事情不能总发生,因为何寅的导师是一个德国人,十分严厉。他对何寅说过,身体也是科学的条件之一,如果没有一个强健的身体,是当不了科学家的。他自己就健壮得很,肩膀宽阔,四肢粗大,被系里其他教授称为“非洲象”呢。如果不是鼻梁上那一副金边眼镜还有点斯文,他看着简直没有一点儿教授的样子。在何寅之前,他从来没招过中国学生的。他说,中国人的身体,不适合科学。

何寅对德国导师的这套“科学身体论”是颇不以为然的。如果这逻辑成立,那霍金呢?人家坐在轮椅上就靠三根手指两只眼睛也提出了“黑洞蒸发理论”和“霍金宇宙模型”,也在科学史上做出了不亚于爱因斯坦的贡献。而导师这个“非洲象”的身体倒是好,又为人类作出了什么了不起的科学贡献?

但何寅也就和朱箔这么说说,还是不会多生病。这是对科学的敬意,他说。“你胃能不能再痛一次?”有时朱箔不想何寅离开自己,就这么说。朱箔就这样,一旦和男人亲近之后,就没有分寸了。

“不能,”何寅说。还是十分坚决地起身去办公室。

到后来,他甚至不会在房间等她了。

只要她略微晚去了一点,他就已经走了,桌上会有一个纸条,“等我回来”,他一般中途骑自行车回来一趟,两人衣裳也不脱,只半褪了裤子趴在地板上,或沙发床上,很仓促地做,一做完他就走,没有半点耽搁。“没办法,我要赶在非洲象的咖啡喝完之前回去。”何寅说。他是趁导师喝咖啡的间隙溜回来的。

(中篇节选)

选自《北京文学》2018年第4期

《长江文艺·好小说》201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