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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麦客

来源:陕西日报 | 王小洲  2018年06月13日14:20

又到了一年麦黄的时节。

熟麦的日子,日头硬硬的,风热烘烘的,空气几乎有点焦味。麦黄一晌,蚕老一时。麦子一天一个模样。两天不到地里去,村前村后村左村右的麦子脱下了绿装,已经全部披上了“黄金甲”。村庄镶嵌在黄灿灿的世界里,泛着金光,仿佛走进了凡·高的画里。天地之间弥漫着麦香,杏儿黄,麦上场。黄澄澄的海东杏、红中透黄的金太阳杏已经上市,眼看着就要割麦了。

村外,黄莺一会儿在空中飞翔,一会儿跳上树梢放开喉咙尽情地唱着“算黄算割”。在村口,我看到三爷悠闲地坐在凉水泉边的大槐树下,嘴里噙着旱烟袋,望着村外一眼望不到头金黄的麦浪,满脸洋溢着丰收的喜悦。随身听播放着已故秦腔名家陈仁义的《秦琼起解》“和老娘打坐在十字外……”我停下车,递上一支烟。“纸烟没劲,还是旱烟好。”“村里割开麦了?”“是的。”“如今割麦有收割机,拉麦有拖拉机,快得很。”“放在过去,麦客们早就在这里圪蹴满了。”好多年不见麦客了,三爷又想起了他的麦客朋友了。

麦客,是从前关中地区夏忙时节一支流动割麦大军,俗称赶麦场,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打工者。割麦的个把月里他们活跃在关中农村,麦田间处处留下他们佝偻的身影,麦茬地里到处浸润着他们的汗水,麦地上空回荡着他们苍凉的秦腔,成为那时关中夏忙一道风景。

关中麦客大军分为西来的和南来的。西部麦客来自枯焦贫瘠的甘肃,南部麦客来自贫穷的陕西商洛、安康山区和蓝田原上。《白鹿原》里黑娃就和村里人到渭北当过麦客,才带回了田小娥,引出了一段凄美的姻缘。关中土壤肥沃,河流众多,灌溉条件好,是陕西冬小麦的主产区。关中麦子每年由陕西东大门潼关开始收割,潼关素称陕西第一镰。从东往西一路逆渭水而上,次第开镰割麦。另一个方向则是从秦岭北麓峪口山坡向北到渭河平原,逐渐开镰收割。每年夏收西部麦客们成群结队坐着长途汽车从甘肃跑到潼关,一边割着麦子,一边踏上回家之路。南部麦客三五成群走下山和原,一路割到滔滔的泾河和渭河之滨,完成着他们每一年赶麦场的壮举。

隔壁三爷三代单传,三太爷三太婆守着三爷一根独苗。到了三爷手上一连生了三个女儿,就是没有个儿子,眼看着张家就要“绝户”了。那些年村里计划生育风声很紧,三婆东躲西藏,终于生了个儿子。家里老的老小的小,用老话说就是“吃饭都是嘴,干活没腿”。每年割麦时节家里劳力不够都要雇麦客,三爷成了一对甘肃麦客父子的老主顾,一年来,两年去。彼此成了老朋友。十多年来年年岁岁如此,每年割麦的时候那对父子就像亲戚一样掐着日子就来了。

刚分地的第一年,还没搭镰割麦三爷就头大得不得了,心里熬煎。三太爷三太婆年龄大了在家做饭,娃们小也只能干些送茶送饭的事。十几亩麦子全靠三爷和三婆一镰刀一镰刀割,一车一车往场里拉。一场风,眼睁睁成熟的麦子就要落在地里;一场雨,眼看着麦子生了芽。“这可怎么办?”三爷就像秦腔《庚娘杀仇》的尤庚娘坐愁城,满腹都是愁,吃不香睡不实,嘴角长满了明晃晃的水泡,心里像着了火,嗓子也哑了。“活人叫尿给憋死了,去找俩麦客。”三太爷一语惊醒梦中人。三爷来到村口,只见一个个背着行囊,脖子上搭着毛巾,腰里别着镰把和磨石的麦客在大槐树下围了一大圈。三爷眼睛一亮,看到了一片晴天。三爷一眼就看中了一对父子麦客。三爷人实在好说话,麦客父子厚道也不挑剔,双方很快成交。“走,给咱割麦走。”三爷喜笑颜开地领着麦客父子一起下地割麦去了。

这是一对来自甘肃平凉的麦客父子。父亲五十出头,凌乱的头发白了不少,一幅木刻版画般的脸,脊背被生活压得有点弯,显得有些饥瘦。儿子二十来岁的样子,黑红脸庞充满着黄土气息,很是壮实。父子俩话不多,挺能吃苦,割麦肯卖力气,麦茬也留得很低,吃饭好坏也不嫌弃,三太婆做什么就吃什么,吃什么都说香。三爷对父子俩割麦挺满意,半天下来就熟得跟亲戚一样。

日头爬到头顶的时候,三太爷和娃们用瓷盆和瓦罐把饭送到田间。麦客父子俩和三爷擦擦手,蹲在地头树荫下,狼吞虎咽风卷残云一般吃完一大老碗面,美美喝上一碗面汤,又下地割麦了。吃饱了喝足了,手里更有劲了,镰刀也轻了许多,快了不少。麦子顺从地倒在他们的镰刀下,呼啦啦一大片,一捆一捆,在他们身后卧了一地。

正午火辣辣的太阳直照在他们的胳膊上,半天时间胳膊就晒得红紫红紫的,手轻轻一抹就开始脱皮了。这会儿是一天最热的时候。“下个晌,稍微眯一会儿。”三爷招呼这爷俩。“不用,我没有下晌的习惯。”麦客父亲说。“大,你去睡会儿。”儿子对父亲说。“你去,我不累。”父子俩谁也不肯下晌。

天最热的时候对麦客来说是割麦的最好时间。这个时候温度最高,麦秆最脆,割得也最快。父子俩谁也不下晌,都想趁热多割一些麦子。爷俩戴着发黄的草帽,左手搂着麦子,右手挥舞着镰刀,左脚挑起,镰刀往怀里一撸,一镰刀下去割倒一片。父子俩齐头并进地割着麦,谁也不说话。累了父亲偶尔会唱起一首甘肃民歌,或者哼上一段秦腔,也算是乐在其中。儿子则低头不语,埋头割着麦。一会儿,父子俩破旧的衬衫被汗水弄湿了一坨一坨。满是泥土味的汗水顺着发际一绺一绺流淌,割一会儿就要用搭在脖子上的毛巾擦一把汗。个把钟头,衣服就全湿透了,像汗蒸过一样。

“歇会儿吧。”三爷看了有些不忍,招呼麦客父子。三人蹲在地中间井边的白杨树下。牛饮了一大洋瓷缸水,三爷和麦客父亲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拉着家常。麦客儿子则掏出废纸,抓了一撮旱烟丝,卷了一根纸烟兀自抽起来。他抬起头,轻轻吐出一串串烟圈,忘情地独自欣赏着,眼角隐隐有一丝牵挂。他想起了牙牙学语的儿子了。

一阵下山风悠悠地吹来,头顶杨树叶子沙沙作响,麦穗轻轻摆着头,空气有了一丝凉意。三爷和麦客父子又提着镰刀下地了,他们佝偻的影子镶嵌在麦地里,构成了一幅壮美的图画。好麦客一天能割上一亩半到二亩麦子,一般麦客就能割上一亩多麦子,一天挣上几十块钱。这对他们来说已经是一笔很可观的收入了,不仅可以贴补家用,还可以给媳妇添一件新衣,给孩子买一件玩具。

后晌,憨厚的麦客父子帮三爷把麦捆一一倒向阳面。日头落山的时分,麦客父子又帮三爷把麦捆一个一个竖直直地栽起来。“六月天娃娃脸,说变就变”,一阵凉风,乌云滚滚向南,天要下雨了。麦客父子又急急忙忙帮三爷把麦捆码在一堆。雨过天晴,父子俩又和三爷把麦捆一一拉开,栽在地里晾开。厚道的父子俩谁也没有一声怨言,三爷看在眼里,感激在心里。

吃罢晚饭,父子俩腰酸腿疼,浑身就像散了架似的。三爷给父子俩找了一处空房。父亲让儿子先去睡了,自己拿出磨石,弄了些水一下一下磨起了镰片,为第二天割麦做着准备。儿子第一次当麦客,着实乏了,鼾声如雷,睡得很香很香。蟋蟀在户外鸣唱,一股夏风从窗户吹了进来,麦客父亲一边磨镰片,一边轻轻哼着秦腔。

割完了三爷家的麦子,三爷跑前跑后帮麦客父子在村里找雇主。遇到下雨天,麦客父子没有活干,三爷就把父子俩叫到自己家吃饭。麦客父子有点过意不去,就帮三爷干点零碎活。一个夏收之后,三爷就和这对父子成了朋友。以后父子俩每年来赶麦场,都会来到三爷家,先帮三爷割麦子。后来父亲割不动了,儿子一个人来的时候还是先来三爷家。一晃就是十多年,年年如此。

村子里收割机越来越多了,割麦很少用人工了。最后一年麦客儿子在村里转悠了几圈,两三天都没找到雇主,吃饭都成了问题。还是三爷把他叫到自己家里吃了几顿饭,又给他一些车费,麦客的儿子千恩万谢出了村子。他在村口和三爷告别时,脸上的表情很复杂,眼睛里有感恩,有失落,有无奈。

第二年,麦客儿子又来了。不过这次不是带着镰刀,而是开着一台收割机。原来麦客儿子贷款买了一台收割机,和弟弟一路又赶麦场来了。照例先给三爷家割麦,仍然住在三爷家。再后来,村里地越来越少了,几年天气,麦客儿子也就不再来了。他最后一次走的时候并不很伤感,只是有些舍不得三爷,搂着三爷足足有几分钟。他爬上收割机的驾驶台,在收割机隆隆歌声里,唱着民歌离开了。

每每麦黄时,三爷就想起那对麦客父子。后来听说麦客父亲在家里养了几只羊,看了一些鸡,倒也衣食无忧。麦客儿子在家乡办了一个小厂,效益还可以。麦客的孙子大专毕业在县城开了一家网店,经营家乡的土特产,生意挺兴隆的。前几年麦客的孙子在县城买了一套商品房,去年结婚了,媳妇也快要生产了,马上要四世同堂了,一家人挺幸福。

每每听到麦客一家的好消息,三爷都很高兴,像买彩票中了大奖一样,也很兴奋,逢人就说逢人就讲。

村外收割机轰鸣,像几头饥饿的怪兽吞噬了几百亩麦子,身后吐出一绺绺碎麦秆。几台拖拉机突突地叫着,吐着一串串黑烟,一趟趟在村子和麦地来回穿梭着。三爷腰上别着烟袋背抄着手,吼着“东南角起黑云半明半暗……”晃晃悠悠地走出了村子。

望着三爷远去的背影,我仿佛看到了三爷的老朋友,甘肃麦客祖孙三代的身影,听到了他们爽朗的欢笑声……

“开镰了……”“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高桌子低板凳都是木头……”麦客们的吼声和秦腔声又回荡在村口大槐树和凉水泉的上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