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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永乐三年六月己卯（1405年7月11日），苏州府刘家港。

朗朗晴空，艳阳高照，惠风和畅；

茫茫大海，舟楫相连，云帆蔽日。

码头上，万众欢腾，旗帜招展。

身材魁梧的钦差正使总兵太监郑和，拱手告别送行的官员和当地百姓，健步登上宝船，一声令下：“起航！”

由二百多艘巨型舰船、27800余人组成的庞大船队，缓缓离开港湾，向着苍茫的大海，进发！

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航程最远、持续时间最长的航海行动，由此拉开帷幕；人类历史上的“大航海时代”，由此拉开序幕。

这是一段史诗般的传奇。从明永乐三年（1405）至宣德八年（1433），28年间，郑和率领着一支梦幻般的船队，七下西洋，开创了成功横渡印度洋的先河。这支船队“涉沧溟十万里”，足迹遍及亚非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这极为壮观的远航，达到了古代航海史上的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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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居住生活在陆地上，可是对浩瀚无垠、神秘莫测的大海却始终充满兴趣。海洋的总面积约为3.6亿平方公里，约占地球表面积的71%，平均水深约3795米。到目前为止，人类已探索的海底只有5%，还有95%的海底是未知的。

人类早在童年时期，就开始试图了解海洋之谜。出土文物表明，中国人很早就开始了航海历史。在杭州萧山，发现了8000年前的独木舟；在余姚河姆渡，发现了7000年前的木桨。在6600年至4500年前，大汶口人和龙山人，就先后从山东半岛下海，乘着木筏，逐岛漂航东去。

公元前2世纪，中国的汉武帝除在陆上辟有“丝绸之路”外，又在印度洋上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从此，丝绸、瓷器、茶叶等物将中国同西方紧密联系在一起。经济、文化交流一直持续了千余年，这在世界上是空前的。在公元6世纪至13世纪的700年间，以巨大坚固而驰名于世的“唐舶”穿梭于东西方而到达了埃及；宋代发明了船用指南针；元代海舶则以创纪录的续航距离而闻名于世。

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就是在祖国辉煌航海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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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率领庞大的船队，从江苏太仓（古称娄东）浏河口的刘家港出发，“云帆高张，昼夜星驰”，以大无畏的开拓精神，在茫茫大海上开创了规模空前的远航。“永乐三年六月，（成祖）命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以次遍历诸番国。”这是《明史》中关于郑和第一次出洋的记载。

郑和，生于明洪武四年（1371），本姓马，名和，回族人，世居云南昆明晋宁县。他是元代咸阳王赛典赤六世孙，他的祖父、父辈都曾世袭为滇阳侯。明洪武十五年（1382）明军攻克昆明，其父亡，12岁的马和被明军掳入营中，施以宫刑，选入宫中服役。遭遇这样的变故无疑是不幸的，但对马和这样一个天资聪颖的少年来说，苦难只能促成他的早熟，认真地思考自己的前途和命运。在燕王府服役期间，郑和一方面刻苦学习，广泛汲取知识，很快在众内侍中脱颖而出，成为一个学识渊博、才干超群的人；另一方面，他在跟随燕王朱棣出征塞外的战斗中，学习了军事和作战本领。他头脑敏捷，处事机智，文武双全，屡立战功，深受燕王赏识，成为朱棣的亲随。在朱棣夺取皇位的“靖难之役”中，马和在燕王身边参与军机，出谋划策，紧随燕王冲锋陷阵，屡建奇功，受到燕王器重。在朱棣夺取皇位后，被赐姓“郑”，并被擢升为内官监太监，官至四品，地位仅次于司礼监。

据记载，郑和“身长九尺，腰大十围，四岳峻而鼻小”；“眉目分明，耳白过面，齿如编贝，行如虎步，声音洪亮”。他体魄健壮，气宇轩昂，颇有大将风度，史家赞其“丰躯伟貌，博辨机敏”，“有智略，知兵习武，帝甚倚信之”。成祖决心对他委以重任。永乐三年，明成祖任命郑和为钦差正使总兵太监，令他和王景弘率领船队下西洋。

这是一场注定要被郑重写入历史的人类壮举！

在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大规模的航海和外交活动，没有任何历史经验可供借鉴，其风险之高可想而知。朱棣把如此重任交给郑和，是经过深思熟虑、反复权衡之后做出的决定，也是对郑和综合素质高度的信任和肯定。郑和果然不负厚望，出色地完成了这次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伟大航海行动。

郑和率领庞大船队七下西洋，开辟主要航线达四十二条之多，最西到达过赤道南面，航线西端延伸到比剌（今莫桑比克港）、孙剌（今索法拉港）两个非洲国家的港口，这可能是郑和船队抵达的最远的非洲国家；最南到达印尼爪哇；最北到达红海的天方（今沙特阿拉伯的麦加）。

郑和七下西洋是史无前例的伟大壮举，为世界航海史写下了光辉灿烂的篇章，为人类进一步了解海洋、利用海洋做出了巨大贡献。从时间上讲，远在欧洲人之前，比哥伦布到达美洲大陆、达·伽马绕过好望角早半个多世纪，比麦哲伦环球航行早了将近一个世纪。从规模上讲，其庞大的船队、巨大的宝船，在世界航海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从开辟的航线上讲，郑和开辟和建立了广泛而稳定的国际交通网，在人类航海史上创造了辉煌。历史表明，中国的郑和是人类“大航海时代”最早的探险家。英国专门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李约瑟博士，称明朝初期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航海探险时代”。

郑和航海行动的成功，在诸多方面都有开创性的成就。在下西洋之前，郑和就带领部下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海洋调查和考察活动，掌握相关的海况资料，编绘相关的航海图。使团驾驶的是性能良好、已臻世界巅峰的航海桅帆宝船，这种宝船相当或类似于现代的万吨轮船，这在当时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船队27800余人，每次出海都在两年左右。这么一支庞大的队伍，长年漂泊在海上，所到之处瘴疠肆虐，而没有发生饥饿、病疫和意外死亡，不能不归功于严密的组织和完备的后勤医疗保障，不能不说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

更为重要的是，郑和大航海综合应用了天文导航、罗盘导航、陆标导航、测量水深和底质等多种导航手段，如《西洋番国志》所记载：“皆斫木为盘，书刻干支之字，浮针于水，指向行舟。”这种航海技术，在当时世界上是很先进的。并且绘制了当时世界上范围最大也最先进的航海图——《郑和航海图》。因此，郑和船队才得以从浩瀚的西太平洋出发，中途横渡印度洋，而后沿着非洲东岸南行，穿过风高浪急的莫桑比克海峡，绕过非洲大陆南端的好望角，到达了大西洋东南海域甚至更远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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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在航海方面的巨大成就世代为人称颂，他是后世公认的伟大航海家。但在我看来，他更重要的身份则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家。他在与亚非各国交往中所表现出来的高超外交水平与和平外交思想，更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与西方航海家以征服、占领、掠夺、“欲求新地以自殖”（梁启超语）为目的的航海探险不同的是，郑和七下西洋，始终以和平、亲善、友好、互惠互利为目的。

郑和是伟大的和平使者。郑和是皇帝任命的钦差正使，他在七下西洋过程中，“入国问禁，入境问俗”，始终进行和平外交活动。尽管郑和是总兵太监，相当于如今的舰队司令，率领上万名将士，却不战而屈人之兵。在国与国交往中只要不危及明朝，决不动用武力，和平相处。几次用兵均属被迫，主要是剿灭海盗，反击偷袭，协助平息内乱和调解纷争，达到了维护东南亚地区和平、保障海上贸易航路畅通、各国睦邻友好的目的，而无丝毫侵略、征服、扩张、掠夺、威胁的意图和行动。

中国自古就是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之一，“和谐社会”“太平盛世”“大同世界”，是历代儒家的理想。在明朝的270多年间，对邻国一直奉行着睦邻友好政策。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即颁诏于安南，明确宣称：“以往帝王治理天下，凡日月光照所在之地，不论远近，都一视同仁，所以只要中国能保持安定局面，四方都能各得其所，并非有意于让各方前来臣服。”从这个原则出发，朱元璋为明帝国制定的对外总方针，就是要“与远迩相安于无事，以共享太平之福”。在《皇明祖训》中告诫：“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之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明成祖也对礼部大臣们说：“太祖高皇帝时，诸番国遣使来朝，一皆待之以诚。其以土物来易者，悉听其便。或有不知避忌而误宪条，皆宽宥之，以怀远人。今四海一家，正当广示无外。”这种“四海一家”的思想，固然有一种“君临天下”的大国心态，但也是天下大同思想的体现。

郑和航海，忠实遵循先皇遗训和成祖旨意，出色地完成了明朝廷提出的“宣德化而柔远人”的和平外交任务，创立了中华民族文明远播海外的盛举。七次下西洋，与亚非两大洲许多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友好的外交关系，促进了海外各地社会经济的发展，提高了大明帝国的国际地位。

郑和使团每到一国，都向国王及大臣宣读明成祖诏书，宣传明王朝对外政策，表达与各国通好往来的愿望。同时对王公大臣行封赏赐，以示皇恩浩荡。

郑和下西洋前期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在东南亚和南亚建立和平安宁的局面，树立明王朝的声威。郑和下西洋前，中国周边的国际环境动荡，东南亚地区各国相互猜疑，互相争夺。当时东南亚两个最大的国家爪哇、暹罗对外扩张，欺压周边一些国家，威胁满剌加、苏门答腊、占城、真腊，甚至杀害明朝使臣，拦截向中国朝贡的使团。另外，海盗猖獗，横行东南亚、南亚海上，十分嚣张，海上交通线得不到安全保障。这些不稳定的因素，一方面直接影响中国南部的安全，另一方面极大影响了明朝的国际形象，不利于明朝的稳定和发展。在这种形势下，郑和率领使团执行“内安华夏，外抚四夷，一视同仁，共享太平”的和平外交政策，通过各种手段，尽力调解缓和周边各国之间的矛盾，平息国家间的争端。扶助弱小，制止国与国之间的战争。维护海上交通安全，把中国的稳定与发展同周边联系起来，试图建立一个长期稳定的国际环境。他采取开诏颁赏、互相调和的策略，成功地调解了暹罗和满剌加的矛盾和冲突，多次化解安南同占城的对抗，解决了暹罗与诸邻国的纠纷，巩固了满剌加、苏门答腊等国与中国的关系，促进了东南亚一带地区的安宁。

在郑和第四次下西洋时，明朝政府已经在东南亚和南亚诸国树立了威望。在海路和陆路方面，经过郑和三次出使，从南洋群岛到南印度一带已经完全贯通，没有阻碍。在明成祖的支持下，郑和进一步去访问南亚以西的远方国家。他率领庞大船队渡过印度洋，驶向波斯湾，穿过红海，沿东非之滨南下，最远到达赤道以南的东非沿岸诸国。

由于郑和成功的外交努力，中国与西洋各国特别是东南亚各国的关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睦邻友好的崭新局面，亚非各国与中国的关系更是突飞猛进。郑和不仅使本来与中国有外交关系的国家继续友好相处，而且与更多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东南亚多个国家或国王亲自来访，或遣使访华，这些外交收获达到了明代西洋外交史上的顶峰。

郑和下西洋的使命之一，就是肃清海盗，打通海路。郑和下西洋前夕，东南亚海盗活动猖獗，当中势力最强的是陈祖义集团，人数众多，号令一方，抢劫番商，甚至胆敢“潜谋邀劫”郑和船队，气焰十分嚣张。永乐五年（1407）郑和船队结束对古里等国的访问，返程经过旧港时，一举歼灭了这股顽敌。旧港一带的海盗势力从此被全部肃清，东南亚一带海道由是而清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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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下西洋，把中华民族先进的文明成果带给了亚非各国。

开展和扩大海外贸易，是郑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他作为和平使者在海外从事和平外交活动的主要内容。在漫长的海上丝绸之路上，在近三十年时间里，郑和船队以多种形式的贸易活动，与亚非各国广泛开展经济交流，推动了海外各国经济发展，这对当时海外的和平发展格局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船队在非洲国家开展贸易，史无前例，盛况空前。船队携带大量的金银、丝绸、锦缎、瓷器、漆器等，与非洲沿岸国家开展了广泛的贸易活动，换取了大量的龙涎香、没药、乳香、象牙等当地特产，以及“麒麟”（长颈鹿）、斑马、狮子、犀牛、金钱豹、驼蹄鸡等奇珍异兽，并同当地人民建立了友好的联系。永乐十九年（1421），郑和第六次下西洋，此行主要任务就是开展对外贸易。在祖法儿国，国王谕示全国百姓把自己的货物拿出来贩卖，全国上下热火朝天地加入了这个超级大集市。他们用乳香、血竭、芦荟、没药、苏合油、安息香、木别子等，换得了中国的丝绸和瓷器。

在对外贸易中，郑和执行的是明成祖“厚往薄来”方针。《明太祖实录》记载：“上谓中书省臣曰：‘西洋琐里，世称远番，涉海而来，难计年月。其朝贡无论疏数，厚往薄来可也。’”明成祖完全继承了这一方针，并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郑和七下西洋对外贸易中，执行“厚往薄来”方针，没有实行互惠互利的贸易准则，而只是部分地平等互利。在贸易活动中，常常所出者数十万，所取不及一二。这种严重违背商品经济等价交换原则的行为，以牺牲本国利益换取别国信任，当然不符合现代国家理念，但在当时确实起到了睦邻友好的作用。

郑和的“海上丝绸之路”，是对汉代“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尤其是经济贸易的迅速发展，远超前者。有学者认为，郑和“海上丝绸之路”促进了以苏州为中心的官营丝绸业的发展，改善了海外人民的穿衣问题，也促进了东南亚国家丝织品工业的发展。郑和下西洋使中国与亚非各国之间的“海上丝绸之路”得以畅通，把中国和亚非各国之间的国际贸易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2016年，我曾到过以“日出万匹，衣被天下”而闻名的苏州盛泽镇。盛泽是目前中国最大的绸都，丝绸价格的波动影响全球的丝绸价格波动。当地人告诉我们，盛泽丝绸业的兴盛也得益于郑和的“海上丝绸之路”。郑和七下西洋从苏州太仓起锚，带到海外的主要商品就是盛泽的丝绸。从明代开始，盛泽的丝绸贸易日趋繁阜，形成了“水乡成一市，罗绮走中原”的盛况。明末著名文学家冯梦龙在《醒世恒言》中描绘当时的盛泽是：“市上两岸绸丝牙行约千百余家，远近村坊织成绸匹，俱到此上市。四方商贾收买的，蜂攒蚁集，挨挤不开，路途无伫足之隙。乃出产锦绣之乡，积聚绫罗之地。”可以说，没有郑和的“海上丝绸之路”，也没有盛泽丝绸业的繁荣。

郑和下西洋，还特别关心各国民生和百姓福祉。郑和每到一国，都要开掘许多井，汲取井水，以供当地人民饮用。并分送耕具给当地人民，教他们灌溉和耕耘。在占城（越南），郑和教导农民栽种三季水稻，从此占城以产米著称，成为一个富庶之国。此外，郑和又将带去的中国药物种子，教他们从事栽植。占城是沿海国家，一旦水涨，民居常被淹没。郑和教他们造屋的方法，屋下用硬木做成四个脚，距离地面约一丈，即使水涨，也不会被淹没。这种方法后来被东南亚沿海国家纷纷效仿，从此再无水淹之患，又无潮湿之弊。他还教会占城人如何铸钱、制造豆腐，教会暹罗（泰国）伐木、制作陶器、海水晒盐、开井、开梯田、织绸……

郑和的船队中还带有若干名医士和两名稳婆（接生婆），除了保障船队人员的医疗保健外，每到一处，都要设帐施诊给药，为当地土人治病、接生。郑和的船队贮藏中药及成药极多，他到处搭棚为当地人民治病，不但不收诊金，反赠以对症的药物。南洋华人积习成风，至今还有许多施诊所，以及纯粹中医的医院。

郑和七下西洋，实际上是和平之旅、亲善之旅、贸易之旅、科技之旅、文化之旅。他与亚非各国友好往来，给所在国人民留下了深刻印象。海内外人民景仰他七下西洋的壮举，怀念他为中外交流所做出的杰出贡献，纷纷为他塑像、建庙、立碑。在国内多地和东南亚各国，都有以郑和或三宝（三保）命名的建筑和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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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下西洋是郑和海洋思想的集中体现和重要实践。

在中国古代，很少有人像朱棣与郑和这样，具有清醒的海洋意识和先进的海权思想。朱棣与郑和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把海洋与国家主权、安全和富强联系在一起的海权战略思想家。朱棣一再强调黑龙江入海口是“锁钥之地”，并派郑和七下西洋。郑和公开主张捍卫国家海洋主权。

在明成祖死后，当朝中大臣们向明仁宗进谏，要求废船队、绝海洋的时候，郑和慷慨激昂地向仁宗陈述：“欲国家富强，不可置海洋于不顾。财富取之于海，危险亦来自于海。……一旦他国之君夺得南洋，华夏危矣。我国船队战无不胜，可用之扩大经商，制伏异域，使其不敢觊觎南洋也。”郑和这段话，体现出先进的海权思想，即使放在今天也不过时。他看到了海洋对国家安全所构成的潜在威胁，强调了控制海洋对国家的重要性，大声疾呼要求保留船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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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明成祖死后，大规模下西洋活动就停止了。直到宣德五年（1430），郑和与王景弘再度领命，以60岁的高龄，率队出使西洋十七国。这是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他的生命也结束在苍茫的大海上。

耐人寻味的是，在这次下西洋之前，郑和不但整修沿途的天妃庙宇，而且特地制作了两块石碑，分别放置在太仓刘家港和福建长乐南山港。在这两块石碑上，郑和完整记录了前六次出航的经过和主要事迹。这个不同寻常的举动似乎在暗示着什么。

郑和这次出使西洋十七国的使命，是要向各国宣布明宣宗继统皇位的消息，并宣布宣宗将继续实行永乐年间的外交政策，同时要协调解决暹罗和满剌加两国之间的纠纷。宣德八年（1433）三月十一日,船队到达古里。返航途中，郑和积劳成疾，病逝在风雨飘摇的海上，终年62岁。

如同英国诗人济慈所说，他“把名字写在水上”。这位老航海家，最终与他挚爱的大海融为一体，永远地长眠在他开辟的和平道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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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逝世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对郑和下西洋的意义并没有客观、公正、科学的认识。尤其在明代，朝廷大臣们更多地看到的是七下西洋给帝国财政造成的巨大负担，以及其他负面影响。所以，如此大规模航海行动的资料却鲜见于各种典籍。就连《明史》中的《郑和传》，也只有区区数百字。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郑和航海壮举日益显示其耀眼的光辉。1904年，近代著名思想家梁启超发表《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第一次郑重为郑和立传，为郑和正名。“刑余界中，前有司马迁，后有郑和，皆国史之光也！”并发出“郑和以后，竟无第二之郑和”的感叹。我认为，对如此长时间、大规模、高密度的航海行动，其功过得失进行具体分析和科学评价，是完全应当的。但是，在郑和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大无畏的科学探索精神，清醒而先进的海权思想，特别是“四海一家”“共享太平”的和平外交思想，却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继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