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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花》2018年第5期|李云雷:两个沉默的人

来源:《雨花》2018年第5期 | 李云雷  2018年06月08日08:40

李云雷,1976年生,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现任职于《文艺报》。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青年委员会副主任。著有评论集《如何讲述新的中国故事》《重申“新文学”的理想》《当代中国文学的前沿问题》等,小说集《父亲与果园》《再见,牛魔王》等。曾获2008年“年度青年批评家奖”、十月文学奖、《南方文坛》优秀论文奖、《当代作家评论》优秀论文奖等。

那年暑假,我从北京回家,在聊城转车。家里人告诉我,我父亲正在聊城的医院里住院,我便从车站直接去了医院,在医院里见到了父亲。父亲患病已有两年多,在医院里刚做了放疗,气色很不好,半躺在病床上。那有气无力的样子,让我看了很心酸。父亲跟我寒暄了几句,就对我说,你伯父也病了,也住在这家医院里,你去看看他吧。

医院的走廊很窄,散发着来苏水的气味。我跟着姐姐走出病房,姐姐跟我说,本来伯父生病的事情,家里人不想让我父亲知道,怕他担心,可是家里人谈论时不小心让他听到了,他就记在了心里,不时让家里人过去看望,有一次他觉得自己的身体好了点,竟然从病床上爬下来向外走,家里人问他去哪里,他说要去看看他哥哥,“看看他的病好点了没有?”家里人好不容易劝住他,说我伯父那边有人照顾,他的身体现在不能多走动,再说伯父一见到他,情绪激动,反而不利于病情恢复,我父亲被劝住了,但是很不情愿,坐在病床上叹了很久的气。

医院里的灯光很昏暗,我紧紧跟在姐姐后面,她边走边告诉我,她伯父得的是一种罕见病,浑身肿胀,伤害了血液循环系统,现在做了手术,但还需要定期到医院来做血液透析,每周一次。我听了心里很沉重,也不知道说什么好。我跟姐姐走进伯父的病房,见到大娘和几个哥哥正围在他身边,伯父躺在病床上,身上插着管子,正输着液。我见到的伯父跟我印象中的伯父完全不一样了,他好像比平常大了一号,有一种膨胀感,脸色也有些发青。伯父见到我,挣扎着想要从病床上坐起来,大娘连忙劝住了他,“你别动,孩子又不是外人。”伯父流露出很羞愧的表情,似乎为自己变得这么虚弱很不好意思,他问我什么时候来的,坐什么车来的。我一一回答了,又问候他的病情,平常里伯父不太爱说话,现在他突然想说话了,但是似乎一下子又说不清楚,呜哩呜噜的,大娘插嘴说了几句,他似乎有点不耐烦了,提高了声音说,“就是这个病,你看”,说着他伸出手来,我看到那只手肿胀得像一只熊掌,上面布满了针孔和疮疤,看着已不像是人的手,看得我很是揪心。伯父说,“我这病没事,输输液就好了,你爹的病好点了吗?我说要去看看他,可这腿,走不动了!”他说着用手拍了拍他的腿,神情看上去很难受。

从医院里出来,陪父亲坐车回我们县里的时候,看着车窗外一望无际的绿色田野,和天空中漂浮的大朵大朵的白云,我一时对这个世界产生了质疑,我不知道这世界上最沉默的两个人,为什么要承受病痛的折磨?如果这么好的人都没有好报,那这个世界又有什么公平可言?

小时候我们对伯父的印象,就是一副沉默寡言的样子。他几乎很少说话,似乎一直在温和地笑着,对谁都一团和气,但我们小孩都很怕他,一见到他就不知怎么是好,在他身边待着感觉很不自在,接过他递来的糖果或吃食,就飞一般地逃走了。伯父的另一个特点是胖,他的胖给人一种很敦实的感觉,那时候乡村里很少见到胖人。伯父严格说来也不算是村里人了,他是退休后回到我们村的,在那之前,他在我们邻县的交通系统工作了几十年,而更早之前,据说组织上将他分配在了邻省的省城当工人,但是他嫌离家太远,申请离家近一点,先是调到了市里,他觉得还是远,后来才调到了我们邻县,在那里直到退休才回到我们村。他在邻县工作的时候,大娘就一个人在家拉扯孩子,把四个孩子都拉扯大了,伯父只有放假时才能回来看一看,好在他所在的交通系统有一辆发往我们县里的车,来回都不需要买票,只需要出示证件就可以。

伯父虽然不太爱说话,但是他发起脾气来也很吓人。我四哥小时候特别调皮,翻墙上房,跟人打架,他个子又高,大人管不住,经常把大娘气哭。有一次,他又跟后街的孩子打架,把人家的头都打破了,流了不少血,那家的大人领着孩子找上门来,大娘赶紧跟人家道歉,又把好不容易攒起来的鸡蛋装了一篮子,让人家拎走。她大声喊我四哥,让他给人家赔不是,可是四哥梗着脖子站在那里,就是不说话,大娘气急了,上去打了他两巴掌,他只是躲了躲,仍然不吭声。那家大人气哼哼地说,“我看你家老四也该管管了,再不管,长大说不定就成土匪了!”

“你说啥,再说一遍试试!”四哥突然冲他嚷道。那家大人吓了一跳,看看四哥,十二三岁,但已长了一副成人的身板,真要打架,他未必能打得过,于是悻悻地说,“你能,你能,你就等着吧!”说着扯着孩子,拎着一篮子鸡蛋,气呼呼地走了。大娘也气得不行,说,“小四儿你就等着吧,看你爹回来怎么收拾你。”到了星期天,伯父回来了,一听说这事就气得发抖,正好四哥在外面又惹了事回来,一进门看见伯父沉着一张脸,打了声招呼,“爹,你回来了!”伯父说,“小四儿,你过来!”四哥一看大事不好,磨磨蹭蹭地往前走,我伯父说,“你咋跟人家打架打出血了?人家找上门来,你还敢顶撞?”四哥说,“是他先骂的我!”伯父说,“我看你这孩子,不打真不行了!”说着从边上抽了一根椽子,就朝四哥扑过来。四哥一看大事不好,拼命朝门外跑,他前脚刚跨过门槛,后脚就挨了一椽子,一下摔倒在门口,把脸也磕破了,流了血,啊啊地哭叫着。大娘赶紧从屋里跑出来,扶起四哥说,“咋啦小四儿,你没事吧?”又气愤地对伯父喊,“叫你管管他,管管他,不是叫你下狠手打死他!”伯父愣了一下,把椽子一扔,一个人回屋去了。四哥的右脚被打瘸了,过了很久,他走路还一拐一拐的。

还有一次,是四哥上学的事。四哥上着上着初中,突然不想上了,大娘怎么说,他也不听,问他为什么不想上了,就说上学没意思,不想去了。大娘实在管不住,就说,“你先上着,等你爹回来再说吧。”四哥说,“不管我爹咋说,反正我不去学校了。”四哥比我大十多岁,他上学的时候是文革后期,那时候不是学工就是学农,学校里也不正经教课。四哥不想上学了,伯父真的动了怒,他将四哥绑起来吊在梁上,用沾了水的鞭子打,问,“你去不去上学?去不去?”四哥咬紧牙关,一直不吭气。最后伯父也没办法了,将鞭子一扔,说,“你不说,就一直吊着吧。”大娘和几个邻居怕他将我四哥打坏了,等他一出去,连忙将我四哥放下来,那时他喘气都不匀了。

四哥挨了一顿打,终于不用上学了,他很高兴,整天欢天喜地地在生产队里干活,后来伯父觉得这样也不是办法,就跟我父亲商量让他到果园里去上班,我父亲跟果园里的人说了一下,就将我四哥带走了。他们走的那天是一个雨天,我父亲赶着一辆大马车,四哥坐在高高的麦秸上,神气活现地挥着鞭子,渐渐消失在远方的路上。伯父和大娘一直站在路边看着,马车消失很久了,他们才慢慢地向家走。

那时候每年大年三十晚上,父亲都会带着我到伯父家去。我们在家吃了热腾腾的饺子,天色慢慢黑下来,父亲带一瓶酒,领着我,深一脚浅一脚地向伯父家走去。伯父家住在我们学校北面,从东边第二条胡同进去不多久就到了。到了门口,父亲喊一声,“哥!”大娘赶忙过来掀开门帘,“二兄弟来啦!”又朝屋里大声喊,“你兄弟来啦!”伯父从屋里走出来,对父亲说,“来啦!”说着他们两个人便走进屋,在八仙桌前坐了下来。过了一会儿,我三叔领着三见哥也来了,他和伯父、父亲坐在一起,我就和三见哥跑出去玩了。等我们回来,看到他们三个仍然坐在桌前,桌上摆放着一瓶酒和六个菜,他们喝着酒,静静地坐着,也听不到他们在说什么。父亲酒量大,不停地举杯劝酒,伯父和三叔的酒量小,也跟着他举杯,但他们只喝半杯,或轻轻抿一下。三叔在抽烟,青色的烟雾在屋子里萦绕着,将屋顶昏黄的灯光绕住,灯光下他们三个人的身影很大,很黑,很安静。

我们那里有守岁的传统,伯父、父亲和三叔就这样一直守到凌晨子时,有时甚至守到黎明。等天亮了,再到村里各处去拜年。那时候让我印象深刻的并不是守岁,而是他们三个人那么沉默的守岁方式,伯父不说话,父亲也不怎么说话,三叔呢,那时在村里大队当会计,谈起工作来话很多,但是在这个场合,也不怎么开口说话,三个人像猜谜似的,静默着。有时大娘来添茶倒水,见他们的气氛那么静穆,就说,“你们都愣着做什么?该吃吃,该喝喝,该说话就说话呀。”说完她就走了,这三个人仍然是静静地不说什么话。有时候过了年之后,大娘谈起来还很感慨,“三个大男人,就那么坐着,啥也不说,也不知道他们是咋想的,在想啥。”但那个时候我并不觉得奇怪,他们沉默着,我和三见哥就跑出去玩了,并没有太注意他们。只是在长大之后,我参加我们这一辈人的守岁时,才想起他们的沉默有多奇怪。我们这一辈人守岁,每年都是在伯父家的大儿子家里,我们兄弟九个,个个都是青壮年,喝起酒来不要命,这个劝,那个让,热热闹闹的,边喝酒边看春晚,歌舞声和欢笑声不断,还有人出去放炮,砰砰砰砰的,旁边还有小孩在哭,在笑,在叫。喝酒喝到高潮的时候,又有其他院的兄弟来敬酒,拼酒,闹酒,到最后每个人都喝得差不多醉了,可以说是家家扶得醉人归,这才是过年,这才是普天同庆!

现在想想,父亲他们守岁时为什么沉默呢?他们三个人都是熟到不能再熟的亲兄弟,又没有什么矛盾,没有什么话不能说,那他们为什么不说呢?我想,正是因为他们熟到不能再熟了,一切尽在不言中,他们三个人静静地坐在一起就好,不说话也可以交流,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就什么都明白了,这应该是一个更高的境界吧。尤其是伯父和父亲,这两个沉默的人,交流不是靠语言,而是靠彼此的感觉和信任。伯父比我父亲大4岁,他们很小的时候祖母就去世了,自幼相依为命,伯父十几岁的时候就到外地去闯荡,那时候日本还占领着中国的大片国土,他在闯荡中遭遇过怎样的曲折、痛苦与磨难,现在我们已经很难知道了,但是我们也可以想象,那么小的一个乡下孩子,要在城市里糊口,要给家里打钱,这一路走来,他经历了多少折磨?而这一切,最后都归于沉默。

沉默似乎是我们这个家族的气质,我们家的人很奇怪,小孩子都很活泼,话也很多,总是说个不停,跳个不停,很难安静下来,见到生人也不胆怯。我刚上大学的时候,每年放了寒假,都到二哥家里写春联,他家的儿子那时还小,总是帮着铺纸,研墨,嘴里唠叨个不停,一会儿问这,一会儿问那,活蹦乱跳的,像一只小老虎。但是没过几年,我再回家,这个孩子已上初中了,戴着眼镜坐在那里,问一句答一句,不问他,他就静静地在那里坐着,跟小时候简直判若两人。我突然想起来,我似乎也是这样,小时候我和三见哥、黑三,在村子里疯马野跑地玩,爬墙上树,下河追鱼,在田野里自由自在地玩耍,那是多么快乐的时光。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的话就越来越少了呢?我也说不清楚,这似乎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如果沉默是一个必然,那么有一天我会不会像父亲或伯父那样,终日坐在圈椅上一言不发,默默地看着这个世界?但是父亲的沉默和伯父的沉默也有细微的差别,父亲的沉默更家常,更温和,平常里他也爱说些笑话,只不过更多时候是沉默的,而伯父的沉默更冷峻,更沉重,他简直连寒暄也不会,看着他想说话而又无话可说的样子,会给人一种窘迫感和紧张感。

我离开家乡后,每次回家,都会到伯父家去看望他。如果大娘在家的话还好,她总是会问这问那的,一会儿搬来一个西瓜,一会儿端来一碟瓜子,劝我吃点,再吃点,话匣子一打开就收不住,我只要回答她的话就好了。但是如果只有伯父一个人在家,说不了几句话,我们俩很快就陷入一种尴尬的沉默中,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伯父也不知道说什么好,这个时候我只好匆匆说两句话,就起身告辞了。每次我走的时候,伯父都起身将我送到院门口,站在那里看我向远处走。我在胡同里向南走,走了几步回头看看,他还站在那里,我向他挥挥手,让他回去,他仍然站在那里不动。我走到胡同的一半,回头看看,他仍站在那里,我挥挥手,继续向前走。直到走到胡同的尽头,我回头去看,发现伯父仍然站在那里,我又朝他挥挥手,他也朝我挥挥手,我这才拐个弯,跟他分别了。但是伯父久久伫立在门前向我挥手的情景,一直在我眼前挥之不去。

我也见过伯父高兴的时候,那是在他们家新房上梁那一天。伯父家住得本来离我家不远,就在我家后面,只隔着一座宅院和一条小路。后来村里在学校北面划宅基,伯父就在那里要了一块地。新房上梁的那天,我们全家都去帮忙,到了那里,我看到那块宅基地上已是热火朝天了,四面墙已垒得很高,地上摆放着一根粗壮的房梁,还有横七竖八的檩条、椽子,还有红砖、白灰和拌水泥的池子。盖房的工人请的是邻村的建筑班,他们也是土生土长的村民,跟我们也都认识,一见面就开玩笑,说些七大姑八大姨的事。说说笑笑着,他们就开始干活,有的在池子边上拌水泥,有的搬砖,有的铲泥,有的爬到墙上清理,为上梁做准备。

那时候在我们那里,上梁是一件大事。上梁要选个好日子,要在梁上贴一张写有福字的红纸,还要杀一只大红公鸡,将鸡血涂在梁上,说是可以辟邪,我们也不知道是为什么,但这是老辈子传下来的规矩,一辈辈都是这么做。那天我和三见哥的任务就是抓住那只大公鸡。我大娘家养了十几只鸡,其中有一只大红公鸡又肥又壮,走起路来趾高气昂,很骄傲的样子。那时候每到大娘家去,我都很害怕这只大公鸡,这只鸡见了人不但不害怕,甚至还敢从小孩手里抢吃食。那次大娘给了我一把瓜子,我抓着在院子里向外走,这只大公鸡看到了,慢慢地踱过来,我也没有注意它,不料它突然跳起来,朝我手中一啄,我一惊,瓜子撒了一地,它还抢着在地上不停地啄,怎么撵也不走,还是大娘赶过来,才将它轰走了。听说要宰这只大公鸡,我觉得终于可以报仇了,我和三见哥到鸡窝里去抓,不料大公鸡一见到我们猛然一窜,从旁边逃了出去,我赶紧去追,大公鸡张着翅膀咯咯叫着跑出了院门,顺着胡同向南飞奔,我在后面紧追不舍,咚咚咚咚,我都能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眼看就要抓住那只大公鸡了,可我脚底忽然一滑,跌倒在地上,摔了个狗啃屎,剧烈的疼痛让我哭起来,这时有人将我抱了起来,拍拍我身上的土,说,“没摔疼吧,慢点跑。”我抬眼一看,伯父正笑眯眯地站在我面前。我收住哭声,跟伯父一起向家走,他拉着我的小手,进了门。

那天是三见哥抓住了那只大公鸡,大娘杀了鸡,有懂行的人将鸡血涂抹在房梁上。盖房的工人将房梁的两头拴上,“嘿呦嘿呦”喊着号子,先将房梁的一头放到墙上,接下来更危险更重要的就是,将房梁的另一头抬到墙上。那时候没有机械,没有起重机,抬梁上房全靠人力,七八个人在这头,七八个人在那头,嘿呦嘿呦喊着号子,相互协调着,建筑班的头在边上指挥着。我父亲力气大,爬上墙,用力拽着绳子向上扯。伯父和大娘把我们一帮小孩拉到一边,拿来糖果和瓜子给我们吃,怕有人跑到房梁下面,万一房梁溜下来砸着人,那就是不小的事故!我们只能远远地看着,那些人歇了一会儿,抽了两根烟,开始爬上墙,墙上的人分两拨,一拨在南边,一拨在北边,北边的墙上已上好了梁,现在要将梁的这头上到南边的墙上,南边的人嘿呦嘿呦喊着号子,用力扯绳子捆住的房梁,房梁一点点地向上升,北边的人固定住房梁的那头,防止房梁扭动或者滑落,他们嘿呦嘿呦喊叫着,终于将房梁升上来,靠在了墙头上,建筑班的头还在指挥着,“向东一点,再向东一点,过了,向西一点……”直到将房梁摆放在了预定的位置,才算告一个段落。墙上的人纷纷从墙上跳下来,伯父迎上去,笑眯眯地给每一个人递烟,有的人接过来点上了,有的人摆摆手说不抽烟,也有的人接过来,顺手夹在了耳朵上。我注意到,那一整天我伯父都笑眯眯的,随时在给每一个人递烟。

我们那里的规矩,上完房梁之后,要请建筑班的人吃一顿饭。大娘已经将那只大公鸡宰好后炖上了,大哥已买来了酒肉和菜肴,大娘、我娘和几个嫂子在厨房里忙活着。这边建筑班的人洗了手,歪七扭八地坐在桌子前,抽着烟,喝着茶,纷纷谈论着上梁的细节,我父亲和几个哥哥在边上陪着,说说笑笑的,伯父坐在主人的位置上,仍然是笑眯眯的,一言不发。

我考上大学那一年,伯父和大娘说要请我吃一顿饭。这是娘跟我说的,那个炎热的暑假,我总算摆脱了高考的压力,整天在外面跑着玩,骑着自行车到一个同学家,再跟这个同学骑车去另一个同学家,四处游荡,有时一连好几天不着家,家里人知道我憋得难受,也不怎么管我。那一天大清早,我跟同学打了一宿牌,回到家里,躺到东屋我的小床上倒头就睡,娘跟我说,“你大娘说要请你吃饭,来了好几趟了,你今天不出门了吧?”我嘴里含混地答应着,一眨眼就睡着了。

等我醒来的时候,已是中午了,艳阳高照。我端着漱口杯,到门外去刷牙,一眼看到大娘正坐在堂屋里,跟我娘说着话,我连忙跟她打招呼,“大娘啥时候来的呀?”我娘说,“你大娘来了半天了,说要你去她家吃饭,我说叫醒你,她不让,说叫你多睡一会儿,你快洗洗脸,跟你大娘走吧,你大娘是专门来叫你的。”我听了,心里有点别扭,有点不情愿,就跟大娘说,“大娘你先走吧,一会儿我自己去。”大娘说,“不急,等你洗完,咱俩一起走,你伯父和哥哥都在家等着你呢。”那时我刚考上大学,自我感觉有些膨胀,觉得周围的人看自己的眼光也有点变了,以前是漠不关心,现在看到的都是一张张笑脸,很有点世态炎凉的感觉,让我很不习惯。大娘家请我吃饭,最初也给我这样的感觉,只是在多年之后,我才知道自己当初是多么不通人情。

那天中午,我跟着大娘向她家里走去。天上大太阳照着,四周没有一丝风,汗水浸透了我的后背。我们走出我家的胡同,走过学校大门,从学校北面的路向西,在第二个胡同再向北走,很快就到了她家。到了那里,我才发现,不仅伯父在,我大娘家的几个哥哥也在,四哥在果园里干了几年活,在我伯父退休之后,他就到邻县去接了班,平常里很少回来,伯父说这次是专门打电话叫他回来的,好好聚一聚。伯父笑眯眯地把我叫到他身边,让我坐下,我感觉很惶愧,很不好意思,在这之前,家里人很少将我当大人看,伯父这么隆重地招待我,让我感觉很不适应,似乎我在他们的眼中,一下子就长成大人了。伯父坐在那里,仍是笑眯眯的,不怎么说话,几个哥哥跟我开着玩笑,说,“前几年还是小不点儿呢,这才几年,一晃就成大学生了!”又说,“人家都说大学生是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你再回来,还认得我们吗?哈哈……”

说着话,菜一盘盘端了上来,有鸡鸭鱼肉,有各种菜肴,很快摆满了一桌子,大哥说,“二小也不是小孩了,咱们喝点酒吧!”伯父拿出一瓶酒来,说,“你能喝吗?少喝一点。”二哥笑着说,“你不知道他,别看他不声不响的,挺能喝的!”伯父说,“你们都少喝点,别把他灌醉了。”三哥和四哥笑起来,说,“我们不灌他,他想喝醉,今天也不让他喝醉。”又说,“人家都说,大学生,大学生,干啥啥不中,喝点酒总可以吧,哈哈……”说笑着,他们就斟上了酒,伯父的是三钱的小酒杯,哥哥们和我的都是一两的杯子。伯父端起小酒杯来,说,“二小考上了大学,这是咱家的一件喜事,今儿个咱们聚聚,你到了大学里,要好好学习,争取能成为社会的栋梁之才,来!”说着伯父把酒杯举起来,我们也都举起酒杯,喝了一口,一股热流从口中直达胃肠。“快吃菜,快吃菜!”几个哥哥纷纷劝我,我也举起筷子吃了起来。

那天中午,我在几个哥哥的劝说下,喝了不少酒,到最后都有些眩晕了,伯父说,“你们别把二小灌醉了,他还小呢!”几个哥哥这才放过我,相互之间敬起酒来,边喝边谈论家里的事和村里的事,伯父一直在那里静静地端坐着,等喝完第三瓶酒的时候,四哥要去拿第四瓶,伯父说,“喝得不少了,别再开了。”四哥开玩笑说,“您还心疼您的酒啊!”伯父认真地说,“不是心疼酒,是怕你们喝多了,难受。”这时大娘听见了,快步走过来说,“就是心疼了!小四儿你少喝点,小心再让你爹把你打瘸了。”一番话说得众人都笑了起来,酒席也就散了。

等我走的时候,已是下午两点多钟了,伯父和大娘站在院门口送我,我走两步回头看看,他们还在门口伫立着朝我挥手,我挥手让他们回去,他们仍站在那里不动,我转过身去快步向前走,走到胡同尽头了,再回头看看,他们仍然站在那里,见我回头就朝我挥手,我也向他们挥了挥手,就拐了个弯,向前走了。

十年之后的那个暑假,我从北京回来,在聊城见到了病中的父亲和伯父,又跟父亲一起回了家。这次回来,我在家里多住了几天。我在家的时候,父亲的病情比较稳定,但还是疼痛,疼得他晚上睡不着觉,晚上他的身体像虾一样蜷缩着,只能倚着被子睡。也有缓解的时候,这时他就静静地在圈椅上坐着,听我娘和姐姐在那里说些家常话,父亲的真实病情我们没有跟他说,他并不知道,但是他从疼痛的程度与家里的紧张氛围中,或许已经猜出自己得了什么病,预感到自己的时日已经不多了。

那天下午,父亲坐在他常坐的八仙桌东边的圈椅上,我娘、姐姐和我围坐在小地桌旁边说着话。突然我听到胡同里有人喊我的名字,赶紧跑出去看,原来是大娘,她推着一个轮椅载着伯父来了!我一看,连忙跑过去,从大娘手里接过轮椅,推着进了我家的院门,我娘和姐姐看到了,赶紧从堂屋里出来迎接,一迭声地说,“你们咋来了,是怎么来的?”大娘看样子累坏了,她擦着汗说,“他在家里说了好几天了,说要来看看他兄弟,我说你兄弟好好的呢,病也快好了,你自己都病成这样了,要走也走不了,要动也动不了,非要去看他干啥?可他就是不听,天天在家里说,天天在家里说,今天说得我不耐烦了,等孩子来也等不着,我说那我就推着你去吧。这一路走过来,可把我累坏了……”大娘说着,还不停地拿扇子扇着。

我娘拿个马扎让她坐下,我和姐姐将伯父从轮椅上搀下来,搀着他坐在八仙桌西侧的圈椅上。他坐下来后定定地看着我父亲。父亲在看到他的时候已站了起来,随着他坐下也坐下了,默默地看了他一会儿说,“哥,你来啦。”

伯父轻轻点了点头,费劲地说,“我来看看你,你的病好点了没有?”

父亲说,“好多了,没大事了。”又说,“你的病呢,现在咋样了?”

伯父说,“我的病老是不好,怕是不中用了。”说着他拍了拍自己的手,又拍了拍自己的腿,说,“我都走不动了。”说着他的眼里淌下两行泪来。

大娘走过去,擦了擦他眼角的泪水,说,“你看看,你看看,这还哭起来了,别哭了,你哭了让咱兄弟也难受。”

伯父低下头,没有再说话,我父亲一直看着他,这时也将目光从他身上移开,虚虚地看着某个地方。两个人都陷入了沉默,都不再说话。大娘、我娘和我姐姐的声音也停了下来,屋子里一片寂静,只听得见钟表喀喀喀喀的声音。

这时阳光从西面的窗户照进来,正好在两人之间的桌面上留下了一块亮影,这块亮影缓慢地移动着,从伯父的手边移到了父亲的手边,又移到了东边的墙上,在那里慢慢消失了。那时我家有一只小花猫,才只有半岁左右,可能没有见到过移动的亮影,感觉很奇怪,一直用它的小爪子去抓,去扑,在桌子上跳来跳去,跳上跳下的,伯父和父亲都静默地看着它,也不做声。姐姐怕它将茶壶茶杯碰倒了,走过去将它抱开了,放在了门外,关上了纱窗门。但是过了一会儿,这只小花猫探头探脑的,挤开了纱窗门,静悄悄地走到桌子底下,一跳跳到了桌子上面,它找到那块亮影,这次没有再去扑,去抓,而是静静地卧在那里,眼珠不停地转着,一会儿看看伯父,一会儿看看父亲。他们两个人就只是沉默着,也不说话。

大约是觉得氛围太安静了,大娘说,“天天在家说要来看看咱兄弟,看看咱兄弟,见了咱兄弟,咋又不说话了?”说着大娘又转过头来对我娘说,“他天天在家念叨,说也不知道咱兄弟的病好了没有?见了面,这又成了闷嘴的葫芦了。”过了一会儿,又说,“既然不说话,咱往家走吧,行不行?坐了这半天,你也累了,咱兄弟也该歇着了。”伯父嘴里呜呜了两声,想要站起来,我和姐姐赶紧去搀他,我们扶着他站了起来,我娘和大娘将轮椅推过来,我们将他扶进去,抬出了门外。外面天色已经暗了下来,我推着轮椅向外走,父亲在旁边走着,拉着伯父的一只手。大娘和我娘、我姐姐说着告别的话,出了我家院门,大娘说,“别送了,都别送了,回去吧。”我娘说,“让二小推着送回去吧。”大娘说,“不用,不用,我自己推着就行。”我说,“还是我送送吧。”说着推着轮椅慢慢向前走,父亲说,“哥,我就不送你了。”说着用力握了握我伯父的手,伯父看着他,说,“等我好点了,再来看你。”说着眼里又要滴下泪来。大娘悄悄扯扯我的衣裳,示意我快走。我便推着伯父向前走去。

这是伯父和我父亲最后一次见面,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伯父。那年秋天,父亲就去世了,不到半年,伯父也去世了。父亲去世的消息,家里人没敢告诉我伯父,怕他伤感与难受,加重了病情。据说在伯父去世前几天,他躺在床上还问我大娘,“咱兄弟的病好点了没有,他怎么也不来看看我?”

从此之后,我再回到家乡去伯父家,出门时就只有大娘在大门口久久伫立着,不停地向我挥着手,再也不见了伯父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