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色东欧与中国当代文学
“蓝色东欧”展架
主 题：蓝色东欧与中国当代文学
主讲人：韩少功与《花城》编辑部
主持人：李以亮
时 间：2018年05月06日
李以亮： 文学概念上的“东欧”跟地理上的东欧，不是很对应。东欧巨变之后，一些我们眼里的东欧作家、诗人，往往更愿意声称自己属于“中欧”。我们常常延续文学史上的“东欧”说法，但将“东欧”的概念适当调整，将整个中东欧包含进去，以适应新的变化。
“蓝色东欧”是花城出版社重磅打造的大型东欧文学译丛，计划出版80-100部具有艺术性、代表性及当代性的东欧经典文学作品，所推作家均为享誉世界的东欧文学代表人物，如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米沃什，诺贝尔文学奖热门候选人卡达莱、扎加耶夫斯基等。现在这套丛书已出版了近40本，第一辑是6本，后面每一辑都是10本。这是新世纪以来，文学翻译和出版方面一个了不起的工程。“蓝色东欧”的出版，从2009年开始构想，2012年推出第一辑。丛书的主编是东欧文学专家高兴先生，他主要把握丛书的选题。朱燕玲老师是丛书的策划人，请她把蓝色东欧系列出版情况向大家作一个简单的介绍。
朱燕玲：“蓝色东欧”这套书源起2009年，我在一个诗歌节上认识了高兴，他是东欧文学专家，我就向他请教东欧文学的问题。当时我们有一个共识，就是东欧文学在中国的传播这些年是不够的，处于非常零星的状态。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些什么？回去以后我就做了一些调研，发现大部分的中国人（包括我自己）对东欧文学很陌生，只有一个红色东欧的模糊印象。这是一个很冷僻的领域。鲁迅那一代曾经引进过一批东欧作家的作品，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的印象跟东欧文学真正的状况是非常不相配的，信息很片面。作为出版人，我觉得有责任给大家提供一个完整的东欧文学的版图。
为区别于人们原来印象中的“红色经典”，我们将丛书起名为“蓝色东欧”。
后来这个选题一再扩大，最后把规模定在了100本，用10年时间出完。再后来，蓝色东欧被列入十二五规划，没过多久国家出版基金也申请到了，第一辑、第二辑首次拿到了国家出版基金95万元，这真的给了我们很大鼓励。
中国读者对东欧文学有兴趣，很大原因源于制度上的相似，有一种看了以后可以会心一笑的感觉。为什么与韩少功老师谈这个话题？因为韩老师是先躯，引进东欧文学，带动了后面的昆德拉热潮。所以希望韩老师给我们这套书提提意见，现在中国文学跟东欧文学之间，又有什么可以借鉴的地方。
韩少功：一个大国需要文化的开放、积累、吸收。蓝色东欧系列输入将近100多种著作，规模惊人，几乎是承担了一个国家的文化战略工程。上个世纪前期，鲁迅与周作人一起介绍域外文学的时候，就非常关注东欧，比如显克维支等作家都是那时候介绍过来的。但是在后来有一段时间，人们一谈国外，基本都是谈欧美，在红色年代则是大多是谈苏联。中国有一个毛病，我们经常被人瞧不起，但是我们也经常瞧不起人家，主要是瞧不起比我们更弱小的，拉美、南亚、中东、东欧等不大进入我们的视野。我们急于现代化，总是要同最富的、最强的那些国家攀比，国民心态的一部分就是这样。所以文学引进方面，我们的翻译界多年来也重大国、轻小国；重富国，轻穷国。其实这里面是有偏见的，有几分势利的。
并不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一定是文学最好的。一些海湾国家在石油价格好的时候富甲天下，那些沙特阿拉伯、阿联酋一定有世界上最好的文学吗？不见得。财富与文学艺术并不构成一个严格的相关。我们要消除偏见，克服势利心态。“蓝色东欧”系列为中国人做了一个很好的补救，也是一个很好的导向，就是中国人要平等看待世界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文学遗产，要虚心向他们学习。
东欧特别值得注意，可能有这么几个理由。
第一，东欧是两种社会制度都经历过的，曾在资本主义及其两次世界大战时期深陷其中，也经历过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起落，有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可能最容易同我们沟通，很值得我们借鉴。当年我翻译《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首先就是考虑到这一点。那个时候我们国内的文学较多概念化、简单化、粗糙化，因此我希望让大家看看人家的“伤痕文学”是怎么写的。在这一方面，昆德拉有他的过人之处，至于后来因为好莱坞的电影走红，让他变成了一个流行的小资符号，那是另外一回事。昆德拉的小说当然也不是十全十美，比如如何把人物写得鲜活，在这方面很多中国作家可能会超过他。但是他的哲思，很多文体尝试，能给中国作家启发，这是没问题的。
第二，中、东欧国家的很多国旗有一个双头鹰微标，包括俄罗斯的国旗也是这样，什么意思呢？一个朝西看，一个朝东看，显示了他们的定位，是一种东、西文化的结合，也有一种自我身份的纠结，与中国的情况非常接近。中国现在提倡国学和文化自信，不久前也曾经相信“全盘西化”，有过摇摆和茫然，其实也是一个双头鹰的状态。在这一方面，中、东欧的历史悲情大概不会比我们少。布拉格原来是罗马神圣帝国的国都，皇帝住在那里，自以为他们继承了“罗马”的正统。哈布斯堡王朝时期，奥匈盛极一时，维也纳女王号称“欧洲的丈母娘”，把十几个女儿嫁到欧洲各地，整个欧洲的皇家几乎结成了亲戚网，势力很大的。直到后来西欧崛起，英国、德国等先后领跑工业化，中、东欧才开始相对落后，形成了欧洲的鄙视链：西欧人看不起中、东欧的人，中、东欧的人看不起更东边的人，比如俄罗斯。虽然他们都是“斯拉夫”，都是中世纪拉丁语里的“奴隶（slave）”，但是西斯拉夫看不起东斯拉夫，觉得俄罗斯太落后，太没有文化了，一帮农夫和车夫。昆德拉小说就有这方面的表现。苏联军队侵占了捷克以后，捷克人不武装反抗，而是用居高临下的文化优越感蹂躏苏联军队，姑娘们包围着坦克献花献吻，搂着兵哥哥们照相，朗诵诗歌，跳华尔兹，搞得苏联士兵很尴尬。
东欧可以说是现代西欧的近郊，俄罗斯则属于远郊，再往东就是中国、蒙古，那就是“乡下人”了。在这种情况下，中、东欧与西欧不同，也有传统文化的沉睡和觉醒，相对于西欧主流而言，有异质性和多样性，有民族的能量需要释放。阿尔巴尼亚的卡达莱、捷克的赫拉巴尔等，都运用了很多本民族的文化遗产，比如巫术、幽灵、传说，阴森森神兮兮的东西，常在小说里得以运用。赫拉巴尔特别喜欢用捷克的土话，据说很多东西很难翻译，但他不同于克里玛那种知识分子写作，用下层人的语言，接地气，我们从译本也能窥得几分。波兰也是一块文化高地，米沃什等作家分别拿诺奖好几次。那些小语种对中国的态度现在也非常友好，包括经济上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引进了中国很多文学版权，包括我的《马桥词典》在波兰、在塞尔维亚也出版过。
申霞艳：我们上课会谈到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是在西方语境的刺激下产生的，我们已经不能用对待传统古典文学的态度来对待现代文学。我常常会给学生推荐王小波的一篇很短的散文《我的文学师承》，他认为我们今天接触到的西方作品其实是翻译家的作品，他们的人格力量和文学修养也融在译作中，像王道乾、查良铮等诗人的译笔发现了现代汉语的韵律。这些大翻译家为中国文学做出了杰出贡献，他们的劳作不仅被王小波这样的作家们记取，也被我们这样的老师传给一代又一代的学生。我相信在座的韩少功老师和李以亮老师所做的努力以后同样会被当代作家传颂，也被老师们传承给学生们，你们打开了大家对待西方、对待世界的新窗口。
当代作家虽然都有意识地向西方学习，每一位作家背后似乎都站着一个西方的父亲，我们是很容易追寻这种思想血缘的。也有少数作家很聪明，他把他隐蔽起来，很多作家是敞开的，背后的精神资源的来龙去脉是非常清楚的。总体来说，我们所谓的西方是美国、欧洲的大国和日本。而东欧小国、非洲和美洲等很多国家的文学成就对我们绝大多数人来说都是不存在的。
在当代文学界交流的时候，我们会以为我们对世界很开放，但是当认真谈到外国作家的时候，其实我们离不开卡夫卡、马尔克斯、博尔赫斯、卡尔维诺等非常有限的几位，随口举出来的也就十来个西方作家，再往下举我们可能就很迷惑了。真正在中国产生过很深远影响的外国作家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多。我们觉得改革开放打开了我们的视野，但是我们读到的依然是非常有限的，尤其是我这样做当代文学的学者，我们对当下的世界文学了解得非常有限。
因为我自己曾经在《花城》杂志工作的缘故，所以就是近水楼台能够先看到“蓝色东欧”系列。他们书写的题材，对现实的介入，灿烂的想象，风格的多样，我们感觉非常陌生非常新鲜，大大超过了我的意料。蓝色东欧的一个重要的意义是告诉我们：西方不是一个统一的、固定的形象，实际上在中国人眼里，除了中国以外所有的地方都是西方；就像广东人说北方一样，湖南也是北方。这种理解里面暗含自我中心主义，当我们把自己的国家命名叫中国的时候，我们已经把所有的外国都排除在外。这种命名有一种自我的狭隘性，这种自我的狭隘性随文化基因一直遗传到今天。
“蓝色东欧”的出版无疑会扩大我们对西方这个词汇的想象，我们在重新想象东欧的时候也在重新想象世界，同时重新想象中国，就是说我们自己的国家在世界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我们的文化在整个世界文化中占据一个什么样的比例。刚刚韩老师的发言里面也透露了非常丰富的信息。
读者的阅读契机既有自身的惯性，也受出版、传播的影响，像蓝色东欧能多次得到出版基金的支持，这个系列就容易受到关注，国内翻译研究卡达莱的作家也比较多。而塞尔维亚这样的小国的作品翻译起来会很困难，翻译家本身不容易找到，能研究的学者也很少，整个传播就会面临诸多困难。
做这样的事情是费力不讨好的，无论是翻译家本人来说还是从出版社的市场来说都很不容易。但是从文化承担的角度来说，翻译小国作品可以丰富整个文化。发展到今天，在文化复兴的关键时刻，我们非常有必要向全世界敞开，了解各种不同质的资源来丰富自身。
韩少功：中国人做东欧小语种翻译的，也是一批文化勇士和文化义工，秉承一种责任和理想。翻译稿酬实在是太低了。我当年翻译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在大陆卖疯了，在很多大学几乎人手一册，但我和我姐韩刚两人一共才得了7000元，一次性的。当时中国没有加入世界版权条约，也没给原作者钱。后来昆德拉不高兴，来信问这事，我也没办法，把信转给出版社。出版社说没有外汇，在理论上也不须给原作者付酬，因此只能承诺支付昆德拉及其家人来华访问的一切费用。很多年后，许钧先生再翻译这本书，是中国加入世界版权条约之后，与昆德拉正式签约，才把原作者不快的一页翻过去。许钧是从法文翻译过来的，我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不过原书是捷克文，我和许都是转译。最初出版时当然困难很大。有几家出版社觉得昆德拉名不见经传，拒绝了译稿。最后总算找到了一家出版社，还得送外交部审查，砍掉了一千多字，变通了一些词语，不过还是大体保持了原貌。虽然这本书直到后来在台湾出版时才恢复了全部原貌，但那时外交部审查还是比较开明的，批准“内部出版”——其实书店都在卖，哪有内部不内部？因为这一点，中国读者比捷克及其它东欧国家读者更早读到这本书，读到他们国家的“禁书”。
昆德拉在捷克国内也是有争议的。据说他与后来的总统哈维尔互有成见，我译的这本小说里面有一个高个子的编辑，就有哈维尔的影子。昆德拉以前还是一个热情的共产党员，歌颂社会主义，直到苏联入侵捷克前后才发生态度变化，并且流亡法国。克里玛对他较为宽容，但争议还在暗流涌动。其实，东欧究竟要向东还是向西，至今也未形成稳定的知识界共识。在社会主义阵营“经互会”时期，东欧的摩托、汽车等工业品，在中国也常见到。但现在他们的制造业一蹶不振，匈牙利的经济支柱就是葡萄酒了，为法国贴牌生产；捷克的柯斯达汽车，民族工业的百年老店，也被德国大众公司并购。一个货车司机对我说，他们原来以为加入欧盟就能过上好日子，其实人才、购买力等都快速流向德国、法国那样的核心区，这种流失远非欧盟一点补贴所能弥补。他说只有他这样的笨蛋才留在国内，国内哪能不凋敝，不破败？这是一个普通货车司机对欧洲“经济一体化”的感受。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东欧出现极端化的摇摆。美国出兵打伊拉克时，连德国、法国都不支持，但东欧国家派兵去了，比如捷克就派出了军事警察，虽是象征性支持，但搞得美国很高兴，赞之为“新欧洲”，被美国的国防部长用来恶心“老欧洲”。到后来，等不来足够的经济援助，东欧国家又向东看，热心于中国的“一带一路”，捷克总统参加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庆典，是唯一参加庆典的欧洲国家元首。这种时左时右、左右为难、六神无主的情况，恐怕一时半刻还不会完结。当然，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文化艺术并不直接关联，不管怎么说，捷克一个小国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块文学高地，哈谢克、卡夫卡、昆德拉、克里玛、赫拉巴尔、哈维尔等，都有世界级的影响力，比13亿人的中国还更有文学的能见度，这是事实。
中国人有一点好，就是好奇，虚心，擅于学习。百年中国，几乎国外重大的文化成果都进入了我们的翻译视野，甚至上个月在世界获奖的作品，下个月就可能在中国市场上出现译本，速度非常惊人。大语种这一条件帮了我们的忙。想想看，那些人口千万级的、百万级的、十万级的语种，在全世界比比皆是，他们哪能支撑这样大的翻译规模？像“蓝色东欧系列”这样的工程，小语种国家恐怕想都不敢想。冰岛30多万人口，爱沙尼亚100多万人口，蒙古200多万人口，丹麦400多万人口，希腊1000多万人口，韩国5000多万人口……只相当于中国某些县、市的规模，一口气出版东欧百多本文学作品，出版社还想不想活？
国人应该珍惜中国的这种条件。现在随着人工智能翻译出现，还有翻译的市场化出现，翻译质量值得警觉。有些人太图快。以前一个老翻译家翻译一本书，要四、五年，甚至七、八年，精雕细琢，慢工出细活。现在有的出版社为了抢市场，有时一个月就出稿子，几个译者合伙，你分几章，我撕几页，甚至是翻译机先过一遍，再来“捉虱子”改错。这对文学翻译的伤害是蛮大的。
朱燕玲：“蓝色东欧”里面有哪几本您是比较喜欢的？
韩少功：卡达莱的《错宴》，同很多中国人的社会经验、道德困境特别像，特别接轨。赫拉巴尔的东西我从来都很喜欢，有点卡夫卡加老舍、赵树理的味道，有民间说书人的精气神。还有米沃什的诗，当然也非常动人。当然，我怀疑自己对东欧知之甚浅，读他们的文学常常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以前我只觉得卡夫卡有一种孤绝和冷漠，后来在布拉格找他的故居，发现有好几处，大多是小小的、窄窄的、很阴暗。我觉得他就像一只小耗子，整日东躲西藏。其实他是一个犹太人，不论西看德意志，还是东望俄罗斯，都是强国，都有基督徒们对犹太人的排斥和敌视。布拉格不是有个市政厅吗，大楼正面立了四个人偶，代表虚伪、贪婪等四种人类恶行，其中代表贪婪的就画了一个犹太人，相当于市政厅每天昭告天下，犹太人就是劣等民族。想想看，一个犹太人在那里是什么样的心情？他对世界大战漠不关心，有点“家事国事天下事关我屁事”的劲头，但想一想，不论是协约国胜，还是同盟国胜，对犹太人都没有好果子，他凭什么要去关心？他的孤绝和冷漠，他的个人主义，不正是社会情境和社会因素的自然产物？我相信，进一步拉近我们与东欧的距离。还需要国人更多了解他们的历史、社会、宗教、语言，否则崇拜欧洲就是东施效颦。
田瑛：我个人读的最多的是卡达莱，他的十几个长篇中译本我基本上都读过，几乎可以说出故事梗概，而且我个人专门做了卡达莱的小说结构研究。卡达莱的小说非常好读，每一篇都不长，十来万字，但是读完以后也很难再读第二遍，觉得没有必要读第二遍。但他的小说提供了一个供中国小说家借鉴的手法，可以说非常经典，即每一个长篇都是从故事的关键事件入手，最典型的就是《谁带回了杜伦迪娜》，先设置一个巨大悬念，整个过程就是在解悬。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卡达莱的小说结构手法是值得我们借鉴的，而且非常实用。当然他的小说跟其他世界名著如《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等相比，显然称不上史诗，但每一个作品的选材，叙述，描写都有独到之处。同样写战争，一个《错宴》，一个《亡军的将领》，几乎没有一处战争场面，而且不费一枪一弹，却把战争的残酷和人性表现得淋漓尽致，《错宴》是，《亡军的将领》也是，读下来能给人震撼。
中国作家都习惯平面的直线形结构，按照时间顺序，从故事的发生，发展，高潮，结尾，一直讲下来，但卡达莱恰恰不是，这一点值得中国小说家们借鉴和研究，我个人从中也是有受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