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我家乡江苏东台三仓乡，一个“家”字不能少了树这一笔划。村子里除了庄稼，就数树最多。谁家屋前屋后没有树？不是一两棵，而是大大小小高高矮矮十来株。品种不多，就槐树、泡桐和楝树三样。桑树是有，长在庄稼地里，村里人当庄稼看。

有树好啊。外人来村里串门，树是最好的向导，一问，就有人遥指某棵树说：“哝，那树下的那家就是。”“瞧见了吧？他家屋后头有颗三叉头的槐树。”

我们朱湾村晒场边上长了模样最怪的一棵楝树，从地面向上两米的树干直直的粗粗的，得三个我才能抱住。再往上就分杈了，两根直朝上像伸开的手指，一根和它们分开，斜得远远的。再再往上时，它们又走到了一起，撑起了一个大大的树篷，在下面摆四五张桌子吃饭不带晒到太阳的。

听我爷爷说，这棵树有年头了，多长不知道，反正我爷爷小时，它就现在这样。我爷爷说：“我都从孩子变成了糟老头了，这树倒好，还是我小的时候那模样。”

我爷爷当村长时，在这楝树上挂了个铁钟。铁钟大得不得了，比村里烧水褪猪毛的那口锅还要大。敲一下，悠悠扬扬的声音在村里跑啊跑，周围好几个村子都能听到。那年日本鬼子进村，就是我爷爷早早地敲钟通知村人的。大家把牛羊猪鸡鸭鹅和家里值钱的能拿得动的东西，藏起来的藏起来，带走的带走。

小的时候，钟声让我有时高兴有时紧张。上工的钟声响了，我就自由了。这钟声成了我可以开始肆意玩耍的信号。收工的钟声传进耳里，我得赶紧往家跑，晚了，母亲手里的笤帚就要落在我屁股上。她下手特别重，挨一回打，我至少三天走路不利索，屁股上像口红样的印没个四五天消不下去。

看电影大戏时，这楝树上爬满了和我差不多大的小孩，吵吵嚷嚷起来像一树的麻雀。声音再大也没人问，要是哪个调皮蛋把那钟弄响了，就有大人高骂：“龟孙子，没屁事，钟碍你蛋疼？！”想来，这钟已成了村人心中的神物。

我爷爷从村长位置上退下来后，常常在晚霞映天的黄昏站在树下钟旁，先是将苍老浑浊的目光有气无力地搭在锈蚀斑斑的老钟上，时间很长。一头白发在风中飘动，如同纷飞的雪。渐渐地，他的目光鲜活年轻起来，像长满根须般的手抖索地伸向纹丝不动的钟。触到了，他弯下的腰挺直起来，口里发出很响的声音，好似哗哗流水，可听不清说的是什么。

村里那些高的树，大多是泡桐，棵数最多的是槐树，楝树只算得上样子与众不同，没几棵长得周周正正的，基本上和龚自珍笔下和病梅一个德性。槐树和泡桐用处不小，盖屋做家具打棺材，正合适，楝树在这方面没人搭理。这么一来，楝树少虽少，可个个都是老胳膊老腿儿，年龄大着呢！

我喜欢楝树。

槐树上有刺，泡桐太滑，不像楝树那样好爬。还有，楝树上有圆溜溜的果子，可以当弹弓的子弹，可以打天上的鸟地上的鸡。我有在村里孩子面前可以自豪的弹弓。这弹弓是上好的桑树桠做的，硬度特别强，拉皮是我那在镇上当医生的叔叔送的输液用的皮管，怎么拉都吃得住。子弹经我力气不大的手射出去，拉皮抖动的噼叭声，果子飞行的嗖嗖声让我既兴奋又有点儿紧张。

弹弓是我随身携带的武器。那时，只要我手里拿着弹弓，走起路来，神气得小鸡巴都是挺挺的。我喜欢拉紧拉皮再放出去的动作。那年夏天，狗子在外头的叔叔给他带了支塑料手枪，装上电池一扣扳机能发好几种色的光，哒哒哒的声音好跟真枪似的。他不住地吸溜着黄不拉叽的鼻涕到处现世，可我们都不稀罕。模样没有木头枪好看，白的多红的少，一点也不像真枪，哪像我们用楝树做成的木枪，挂上红绸子，和真的一模一样。塑料枪音儿怪好听，可不能打鸟，有个屁用。我们玩了几下，就还给狗子了，说：“不好，太假了，也经不住摆弄。”他想用枪和我换弹弓，我没睬。没过几天，我偷了他的枪拴在砖头上沉到河里去了。

挂在树上的楝树果一束束一串串的，和葡萄一个样。个个翠绿绿油光光的，太阳一照，比玛瑙还要好看。如果踩烂了，会流出雪白的浆汁。上树摘，要么用竹杆打，有了楝树果，我就是一名英勇的战士，到处泼洒暴力行为。开始时，我向晒场上的麻雀芦苇里的芦柴儿（一种灰色的小鸟，样子和麻雀差不多，只是小些）射击；后来，喜鹊燕子成了我瞄准的对象；再后来，我打鸡打鸭打鹅打羊打牛。我爱听这些动物在遭受我袭击时发出的哀哀的叫声，爱看到鲜血从它们身上流下时的情景。我最辉煌的战绩是打瞎了村西头庆余家惟一的一头牛的眼睛，看到它在地里狂奔，看到一大片庄稼被它踏倒，我觉得我好伟大。我好像离不了这因杀戮获得的快感。

饱尝战果的结局是我被母亲打了三天没能下床。那天，母亲把我像杀猪样摁在板凳上，高高地举起笤帚，狠狠地落下时，我惨烈的叫声成了村里大人教育自家孩子最好的教材。我不晓得教育效果怎么样，只知道从这以后，村里孩子全怕我全听我的。

我家屋前屋后的楝树在村里算得上最多的，共11棵，有两棵比我岁数大，四棵比我父亲大，两棵比我爷爷大，还有一棵比我爷爷的爷爷还要大，据说是和晒场上那棵差不多大。

楝树给我带来的最大好处是有听不完的故事。我爷爷常在饭后叫我，“小二子，来，爷爷说故事把你听。”爷爷坐在小板凳上，我挨着那棵最老的楝树坐在露出地面的根上。爷爷会讲各式各样稀奇古怪的故事。每当我听了还想听时，他就眯起眼捋着光溜溜的下巴沉默不语。要是我被他的故事吓得脸发白身子直抖时，他仰着头呵呵大笑。

我爷爷有四个孙子一个孙女，在我的印象中，他只是给我讲故事。每回他都会说一个我们祖上的事，比如哪位祖上有个一官半职，哪位祖上是种地的好手，哪位祖上在大年三十放鞭炮时烧了新袍子，等等。

从小，他就叫我背家谱。我们家的家谱没有留下任何文字，只记在心里头。我爷爷在讲故事前，总要我将家族的辈份字背一遍，我忘了，他也不生气，会再教一次。要是哪次我磕磕巴巴撞对了，他会用他那粗糙的手轻轻地摸我的脑袋，嘴里说：“男人的头金贵着呐，别轻易让别人碰。”在这楝树下，我们祖孙俩度过了许多快乐时光。爷爷去世后，我们家的辈份只有我一个记得住：尧天舜日家庆国恩芬芳其泽贻尔子孙。爷爷说，我们祖上是在明代从苏州逃亡出来，但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要从苏州逃到黄海之滨，也没告诉我这辈份字背后的故事。我问过好多次，他都回我不知道。长大了一些，他曾好几次让我再长大些查查家族逃亡的原因和用这样的辈份到底是什么意思。现在，爷爷已化为黄土了，我也真正长大了，可我仍然无法解开这两个谜。

在我的童年时代，楝树下的日子是真正阳光灿烂的日子。

小的时候，村里没有幼儿园，我们这帮毛小子成天就是疯玩。有时，我们会到村小学去，叉着小腿坐在教室的兀槛上，开裆裤把我们男人惟一的一点本钱全暴露了。老师的讲课带有浓重的泥土味，学生的脸上就有泥土。我们听得多记下的少。那时，我最爱识字，一学到几个了就用树枝在地上比划。不过瘾了，我用刀在楝树上刻，走一路刻一路，身后的楝树留下了我认识的每一个字。我家的那颗大楝树是我用得最多的黑板，好多地方已不单单是千疮百孔，简直面目全非，白黄色的树肉裸在外面。我爷爷说：“前些年我们把树皮剥光了，是为了填肚子，你倒好，没事和树过不去。”我回敬道：“我这是在学文化，晓得吧，学文化嘞！”

春天，我上树掏鸟窝。我从不伤害稚鸟，只是爱看它们嗷嗷待哺的样子，爱摸摸那茸茸的细毛。我常常会在树上呆一两个钟头。到了夏天，楝树下是我乘凉午睡的好去处，铺一张草席，双手枕头翘起小二郎腿，看蓝蓝的天白白的云绿绿的树叶，听鸟儿叫青蛙鼓虫子鸣，闻着阳光的味道，做些只有童年才能做的梦。秋天呢，我还是上树，摇晃着枝头了望大河里的芦苇，看地里人们收割的场景。我喜欢注视那黄金般的田地里，铺展开凡高那油画般的色彩，光背的小伙儿，红衣的姑娘，吊烟袋的老人……他们欢笑，他们劳动，他们在成熟的乡土味里自由呼吸。在冬季里，我总是伸长了脖子企盼老天下一场大雪，这样楝树上会挂满掖藏着阳光的冰凌，给我一个梦幻般的世界。可惜，我们那儿只下些可怜巴巴的毛毛雪，枝头挽留不住它们。

我喜欢楝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楝树赐予了我双重性格。

一方面，我是个十足的好斗分子。我乐意不惧怕一切地与所有不如意的人和事斗，尽管遍体鳞伤，却还死不改悔。在这方面，我总以为我父亲是我最大的敌人，虽然我的确很崇拜他很爱他。从我记事起，我就站在父亲的对立面，他的意愿无法成为我的思想，我的行动历来与他的想法背道而驰。报名参军时，我非当武警不可。在我看来，和平时期无仗可打，只有武警还能执行些追捕等近于实战的任务。当了十几年兵后，我从基层一线到了机关，成天在公文材料中摸爬滚打拼拼杀杀。没办法，我只好踉踉跄跄地走上了文学之路，借助于想象在字里行间宣泄。

另一方面，我灵魂深处有沉思冥想的因子在活蹦乱跳。我的外表长相和言谈举止给人的印象是喜动恶静，可在许多时候，在一个无人的夜晚，在一个属于我自个儿的时空里，我沉湎于神游。静坐于孤灯的阴影下，我心空灵起来。常常是丢掉秃笔抛开好书，让自己处在什么都在想又什么都不想的状态。我这人每天晚上无论多晚上床都不能躺倒就睡，白天的事总得在脑子里过一过，实在无事可思时，思想也会天马行空地遛达一圈儿。

许多时候，我想象自己在那棵楝树下，听爷爷讲故事，想一些我应该想而在滚滚红尘喧嚣都市想不下去的人和事。忆过去想未来。

此刻，我的灵魂端在楝树下。

坐在楝树下，我的心纯净起来，渐渐找到了早已迷失的自我。头顶上有阳光白云、绿灿灿的树叶和翠油油的楝树果，童年的时光和心情包围了我。我的心灵无数次重回那楝树下，可我真不知道那楝树是不是还在，叶子还是那郁郁葱葱吗？树杆还是那么强壮吗？树根还那样虬劲吗？

我童年的楝树。

我一生的楝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