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再有几天就入梅了，我在曹后村小区的大门口停下来，左脚撑地，不让自行车倒伏。

我向守门的人，跛脚，记不清或者当时没有看得清，他究竟是左脚跛还是右脚跛，反正有一边是跛的，另一边是好的，全靠了好的那只脚，他充当了小区守门人，还兼补车胎，甚至养了一条小身材的杂种狗。我扬起右手，晃了晃算作招呼。我主要是想向他打听一个去处，而不是向他扬手，向他打招呼，所以手刚扬起就放下，重新握住自行车的车把。上午十点半左右罢，唐兰去上班，走了快一刻钟了，太阳照在大门口和我头上，有些闷热。我看见铁门边睡着的那条狗，开始动了，翻身爬起来，不知要做什么。我说，你好，生意还好么，这附近有医院么。他说有，有的。

守门人说，这里最靠近的医院，往右拐，朝前骑，叫红山医院。他的那条狗，站在铁门边呆了一会儿，脖子上拖着细铁链，向主人脚跟走去，走得很懒很怯弱，不太厉害，大概没咬过任何人。我说，远么。他说不，一点也不远。我又说，那医院怎么样呵。

守门人扭着整个身体站起来。跛脚的守门人说，嗯，怎么样，反正靠近得很，我们都去那儿看病的。他忽然想起什么，咧嘴笑着说：“全是老头子老太太，那儿全是老家伙，一个小姑娘都没得看见过呢。”我也不知所以地觉得什么东西好笑，就说哦，哦，真有意思。其实心里，倒有另外想法。我想小姑娘这玩艺，在哪儿都讨喜，要搁在医院里，怕是不怎么样呢。我记得小时候打针，最怕小姑娘了，小姑娘打针，能让你痛彻心骨。可我望着守门的人，和他脚后那条狗，它愣着眼，朝我腰间打量着。守门人还咧着嘴，笑容欲褪又止，变得比刚才还要浓稠。我觉得自己又说了两遍。

有意思。

有意思。

我暂时居住的曹后村紧贴着落城边缘，在东北角，靠近落城的火车站。要说也算不上荒僻，骑自行车进市区大约半小时，沿途拐一拐，还可以顺着湖边走一段，左边是水，右边是树和剩下的半堵老城墙，更不觉其远了。然而大凡来玩过的，都喊远，太遥远，有几个朋友身体瘦弱，竟不敢骑自行车过来，打辆又圆又矮的出租车，直开到坡度陡峭的台阶下面。一开始迁居到曹后村，我也嫌远，觉得不方便。住了两三月，楼后面山丘中间逛了三四趟，顿时改变看法。我半夜喝着茶，对唐兰说，这儿真的不错，等市区房子盖好了，咱们跟别人换罢。我说朋友们为何怕远呢，总是说太远太远，搬过来这么多日子，才来过两三拨，还有两个从外地来，专程看我的。住在落城里的朋友，难得登门了。这儿多好呵，前面望见湖水，后窗看得见山。我说的山，当然不过是座小岗子，可也长满了树木。唐兰给杯中补了水，又给自己点了那种细长褐色的女式烟。唐兰说，远不远都是人的感觉。从市区过来，要经过汽车站，火车站，一截不算长却有火车在头顶上轰隆隆作响的隧道，过了隧道口，这一路又都是外地人开店，民风显得比里面顽悍多了，你那帮朋友，自然觉得格外远，还格外的荒僻呢。我说好罢，好罢，不来拉倒，乐得个清静。唐兰哼哼地笑着，说不怕他们不登门，怕你长了就耐不住呵。我说怎么呢。唐兰说，你看琴上才安的丝弦，不出半个月，就给你弹得发毛，都快断了。我看看拇指侧面，说这有什么关系么。

当时我在守门人笑容和初夏阳光的映照下，骑上车子往右拐，临走时看见那条狗跟在后面，跑动几步，被拴在铁门上的细铁链给拽了一趔趄，百无聊赖地回了头。我没有继续看它，我想它大概又回到铁门边，趴着去了。

当时谁也没在意，过后掐掐指头数，才晓得我去红山医院那天，离入梅只有三天了。也就是说，在落城入梅前三天那个日子，我去了一家只有老人，男的老人和女的老人，只有老人忙来忙去的医院，接受治疗。

那家医院很有意思，设在一家同名饭店里面，饭店的招牌特别大，烫金的字高高地凸着，而医院的招牌，却很有意思，很可怜，一块长方的木板上，糊着白纸，纸背的糨糊或胶水没有布匀，纸面坑坑洼洼的，用毛笔密密麻麻地写了美术字。最上面一行字稍大，写的是“落城铁路医院红山分院”，算作题目，从第二行起算，依次列出该院所拥有的强大阵容。所以说它强大，是因为我满眼看见的名字前面，都冠以著名专家头衔，譬如说我特别留意的那一行，著名外科专家，尤四先生，积五十余年之临床经验，专治擅治各类创伤，烧伤，烫伤，兼及疑难皮肤病症，曾移植各种部位皮肤总面积计达三百平米左右，成功率几近百分之百，云云。

朝南有一幢三层楼，灰白墙壁已有八成破旧之色。底下一层，自东而西七八个房间，门框上各自悬了小木牌，标明科室。我花一元钱挂了号。办挂号的人年纪很小，汗毛又硬又长，而且出乎意料是个姑娘，单眼皮眼睛不敢正面看人。我捏着姑娘给我的挂号单，一张比电影票还要小几倍的薄纸条，上面清清爽爽印着：壹圆。我走了几步，站在院子中间，忽然想起自己没有病历卡。多少年不生病，正如瞎子算过的，九岁之后我生了根，没病没灾活了多少年。现在这个病，也不能算病，这一点你会有所认识的。我返身到姑娘面前，又花七角钱买了病历卡，相当正规的东西，封面和封底都印了二号黑体字（简称“二方”），封底上说：病历不作任何证明请妥善保存复诊时必须带来。我把不作任何证明的病历卡卷成一个小纸筒，握在手中，慢慢走进了外科。我感到整个医院弥漫着饭菜气味。是隔宿存放的剩饭剩菜，被加热到相当程度，会突然冒出的那种气味，从院子里一直跟随着我。我走进外科，而且心里开始盘算，不晓得今天轮班的是不是那位尤四先生，尤大夫呢。

正如我们（你和我）熟知的那样，小说中人一旦有所盘算，所盘算的事情，或许紧接着就见分晓。这比实际所需的时间要更短，短得多。这就造成了有意思的局面，无论小说有多么细致或者拖沓，它其实还是让事情的发展较之现实要更为快捷。

我刚刚想到尤四先生尤大夫，那尤大夫就坐在我面前，当然我暂时还不能验明正身，要等到我坐下准备细说病情和苦楚时，旁边那个穿白褂子的老妇对他喊一声：“喂，尤院长，你的饭盒呢？”

我真不想告诉你，不想告诉任何一个知道我真实姓名的人，我在红山医院外科所遭遇到的隐秘情景。可能是尴尬而非痛苦，使我在外科里面朝北的房间里，呻吟不止，汗湿襟袖。尤四先生尤大夫尤院长拉开办公桌抽屉，端出一只饭盒（用胶布条箍了两道），从我肩膀上递给那个老妇（其实也就是他的命名者），缩回胳膊，把手放在玻璃台板上（玻璃台板压了些什么，除了手写的几排西药名称，还有些什么呢）。

我说，大夫，我真没想到。

他说，自然没想到，生病的人就没有预先想到的。

他说，从来没有过。

他说，真不晓得要是每个生病的人都预先想到了又会怎样呢。

他说，你说罢。

我没想到自己会这么倒霉，不走运，病得不是个地方。要是碰巧了，哪天你会翻看我的病历，这是一本很干净很严肃的病历，边角一点不翘，平平整整的。我不懂它为什么“不作任何证明”。这么干净而严肃的东西，你总该拿它证明些什么，才不辜负自己。我丢失过不知多少本病历了，那些被丢失的病历，有的完全空白，有的记载了几次咳嗽，或者某天傍晚我的手被碎玻璃锈铁钉刺伤后不失时机地注射了预防“破伤风”的药水，或者因饮食不慎跑肚拉稀之类。空白的不说，即使有所记载也无关紧要，无关乎生活的宏旨。可是我假设你某月某日可能翻阅的这本病历，我认为它非比寻常，有它的含义。我一点也不想耸人听闻，哗众取宠，赢得你的兴趣。我只要你自己看。你会看到这本病历的首页（先得看封皮：姓名马余，性别男，年龄三十一，公费证号码无），填满尤四先生尤院长那一手造作猖狂而又过于方正的臭字，真正的臭字，记录了我真正难言的内容。

尤院长缩回胳膊，把右手放在玻璃台板上，我们看不见那只左手，尤院长把它插在白大褂左边的口袋里，迟迟不肯亮出来。

自从搬到曹后村，凡有朋友来玩，就成了我和唐兰的大事情。没来过的不说，来过两趟的也作态说这一带路线曲折难记，要我们下楼去接。曹后村过去是村，现今其实是挂在落城边缘的小镇，相对独立的典型的小镇，麻雀虽小，什么都有，什么都齐备，什么都有些简陋。它有一家旅社，一爿百货商店，一条通汽车的狭窄街道，两边有饭馆酒店卤菜铺，一个菜市场，菜贩于子十有七八操着混乱不堪的外地口音，只有少数几位五十开外的妇女，是地道本地人，卖些自种的丝瓜青菜西红柿，丝瓜是给你削好皮的。幸亏曹后村什么都简易归一，接人倒也不算麻烦。无论楚八六楚老师（带着读大一的女儿楚沁）驾临，还是郭平郭老兄要来，电话里只要约定，说我们在菜场尽头的纸库碰头罢，全落城也只有这一家大纸库，就断断不会找错的了。

说起楚八六楚老师，他在我心目中抵得上半座落城外加一条环城高速公路，甚至还不止。我对己对人都常这么说，我说楚八六楚老师对我有恩情。这是一种隐秘的恩情，不仅别人难以辨认，就连楚老师本人也丝毫没有觉察。只有我知道，只有我很固执地这么说（只有当着楚老师的面，我才不说这个话，就像你不能对着端饭给你的父亲或母亲老是说谢谢谢谢一样）。搬来曹后村不久，我们请楚老师来做客。我们没有忘记要他带上楚沁一道来。我们喜欢楚沁，你说什么话，她总是先仰着脸听，听完了再想老半天，然后才搭腔，她会问刚才你说些什么呵。反正在二十一岁之前楚沁就这么憨，全身节奏都慢了半拍，让你觉得她成为姑娘成为花朵和小鸟的日期，总在往后推迟。我们喜欢楚老师一路上有女儿陪伴着，来回都不寂寞。曹后村毕竟远了些，楚老师的家在落城西南，在那座落城之最的电视发射塔下面，站在我们家阳台上，只能看见塔尖，从纷乱建筑物和烟尘中间浮现出来，很不真实的样子。我和唐兰有时候心情好，半夜里坐在厅里喝茶，谈起楚老师来做客时的细节，都想笑。那一次楚老师来做客，我们使劲地说这儿多好多好，前面望见湖水，后窗看得见山。我们夸夸其谈洋洋得意，无非是刚刚搬家的兴奋还剩了半桶余波。我们看着楚老师的表情，楚老师的表情一如既往，没有丝毫兴奋。天黑了要走，才认真向我们指出两点，一是纱窗上糊的白纸，风吹着哗啦哗啦响，让人不舒服，一是曹后村距离铁道太近，火车的声音太吵。楚老师说，火车站你们两个人是搬不动了，就让它放着罢，可是这白纸，还是撕了好。我和唐兰喝茶时，有好几次笑着谈起这事，我们说楚老师一定没想到，纱窗上的白纸，我们怕房间太破陋，为他要来，头天糊到半夜呢。

有些词汇，你在1986年北京第七十六次印刷的《现代汉语词典》上就是查不到。譬如支原体，你只能去别处寻找。落城的夏天一半湿一半干，通常以湿乎乎闷煞人的梅雨天气打前锋，一路冲过来掩杀过来，人只好缴械认输，凡有四堵墙的空间里，人都恨不得寸丝不挂地呆着。去年我在湿乎乎那一半夏天里，进过落城市区，与三个鸡鸣狗盗名声滔天的朋友切磋问题，问题的关键是“拿什么写小说”，钢笔还是电脑。后来我们的切磋不了了之，很快延伸到其他领域。譬如说支原体，就是在冰啤酒浇灌下冒芽的。支持的支，原野的原，身体的体，向我们出示这个词的朋友生于落城，长于落城，他必须用这种特有的引证方式，才能把富于科学意味的字眼，从方言发音中解脱出来。他说，与一个人睡觉，只有百分之三十，添一个人就会成倍增长，增长到一定的百分比，就很容易染病了。他说，这当然是指女人，能查出来的。他说，处女可能没有支原体，却可能像无人居住的空房，有蛛网灰尘，你说是吧。

红山医院没有泌尿科，也没有皮肤科，许多问题都集中到外科，集于尤四先生尤大夫一身，难怪他就是院长了。尤院长坐在办公桌对面，听我讲完那不幸而可笑的疾患的缘起，把左手从白大褂口袋里拿出来，放到玻璃台板上。这样，尤院长的两只手就同时出现在我面前，左手五指与右手五指，指尖相对，慢慢地碰击着。尤院长碰着指尖说，好好，好，让我们先看看罢。

外科的门是敞开的，院子里布满中午的阳光，水泥地面呈现出糅杂不纯的白颜色。尤院长坐在桌子对面。即使我讲完了疾患缘起，即使他声称“让我们先看看”，坐在对面的尤院长也丝毫没有起身的意思。他那种稳如泰山的状态，似乎告诉我，他那一句“让我们先看看”不过要打断我过于细致过于拖沓的叙述而已。我穿着宽裆长裤，叉腿坐在靠门这一张木椅上，木椅脏得惊人，而且都是日积月累无法清除的污迹。只要尤院长不动，我也就坐着不动。我想，门这么敞开着，阳光这么亮。

院子里忽然有许多人影走过，三五成群，默不作声，很安静地走过，偶尔听得见碗筷的响动。我说过，红山医院开设在一家同名的饭店里面。从客房到前面餐厅必须经过这个不大的院子。因此那些发出碗筷响动的人影，从院子里经过，不是饿着肚皮，就是吃得太饱，全是现实的生命。仅仅由于我的注意力，主要落实在尤院长身上，那些人才变成人影。你旁观者清，你神智明亮，你该把那些人看作人而不是影子。碗筷响动的声音，绕过外科诊室里暂时凝固的三个人物。能被那种细微响动在刹那间惊醒的，除了你，还有谁呢。

只要尤院长坐着不动，我也就坐着不动。不过暂时凝固的人物或者现象，总有它柳暗花明恢复活力的机会。譬如当时，这种机会不久就来了，是那个穿白大褂的老妇送来的，她端着饭盒（两道胶布条已经解去，饭盒与老妇手掌之间，垫着当天的报纸），嘴里咝哈咝哈吹着气，从门外闯进来。

尤院长，吃饭吃饭，都十二点了。

尤院长，你带的菜还真不赖，是自己做的么。

尤院长快接过去烫死我了。

尤院长，咦喂，你这小伙子，怎么还不走。

我说你这小伙子，老妇倚着另一张办公桌站定，把语气放慢了。我说你这小伙子，有什么病就看什么病，看过病就回家，这儿都下班了。我刚想说点什么，她却扭过头去，对着尤四先生尤大夫，发出那种有意拔高的声音（哎呀哎呀尤院长，你怎么，趁热吃趁热吃了好，你可是胃病常犯的呀）。有胃病的尤院长把肩膀动了动，皱着眉，伸出左手食指，用指尖推饭盒，一直推到桌子靠墙的一边，然后微笑着说，“让我们先看看罢。”

他说话时，并不看我的脸。他微笑着盯着门外什么东西，基本上属于无所用心自言自语一类。

我觉得尤院长神态有些怪，门外的人影已经散尽。

我坐在那儿，看看门外，又看看老妇，不肯站起来。

我对老妇只看了一眼，就收回视线。

我在视线中掺杂有明显的疑虑和顾忌，看看尤院长。尤院长摆摆手，说这有什么关系，我们都是老医生（意思是什么都见识过的）。我只好又看一眼老妇。老妇离开桌子边缘，对尤院长又嘱咐一声“趁热吃”，就走出门去。老妇没有把门带上，门依然敞开着，门外阳光比刚才还要明亮。

不怕远，到曹后村最里面这座山丘上的顶楼来看过我的人当中，有一位郭平郭老兄。今年的梅雨大，麦氏咖啡和黄“果珍”，都在瓶子下半部纠结成坚实无比的硬块，撬断了匙柄，也弄它不动。更糟更倒霉的是，今年入梅前三天起，我因为一种颇可忧虑的局部疾患，卧床四五个星期，五个星期我不能穿短裤，腰间围一块条纹布，像傣族姑娘的裙子，只不过遮挡的内容有些不同。不能穿短裤，就意味着不能下楼，不可以上街，更谈不上骑车进市区走朋访友了。记得入梅前三天那个上午，我在红山医院外科里面的房间里，被植皮专家尤四先生一不当心扯破了一块皮。我当时就疼出满身满头的汗水。我当时从那个房间朝北的窗户（窗帘很旧，卷起了半幅）望出去，急着想找到可能引起注意的东西，譬如斜过来的树枝，碰巧路过的姑娘或小孩，或者草丛里钻进钻出一只觅食的老鼠等等。我当时望出去，什么也没有。只有一大堆煤炭，高高耸耸庄严肃穆，堵在离窗口不远的地方，在阳光下越来越黑，黑得泛出绿幽幽的光斑来，往空气里直跳。当时我只好把视线收回窗内，重新看那位尤四先生尤大夫，他一边唠叨着，一边慌慌忙忙的，给我裹上涂了药膏的白纱布。等到那一阵疼痛逐渐消散，又逐渐聚拢，成为另一种较为隐晦的疼痛，我看见植皮专家的额头上，和我一样挂满了汗水。而且我还听清了他的唠叨，自从扯破那块皮，他就一直在唠叨。

麻烦了，麻烦了，这可麻烦了。

这个地方的皮，太嫩太娇气，弄破了实在麻烦，没准就长不好，没准还要做手术植皮，要植皮呢。

郭平郭老兄是我的好朋友，他这样的人整个落城也不多见。我在梅雨季节的病卧中，念及几个人，他算其一。那天中午我从红山医院出来，胯间很不舒服，应该说胯间和心里都不舒服，说疼不太疼，说痒不太痒，就那么一种似疼非疼似痒非痒的感觉。我懒洋洋地骑着车，回曹后村，路过镇上那一家百货商店，看见公用电话的三色招牌。曹后村一带电话太少了，能拨长途的，只旅社二楼有。百货商店的电话，只能住落城市区拨，三角钱一次，一次三分钟。我叉着腿，像跛子一样，左深右浅地进了百货商店。等到进了店门，站在柜台前，我才想起自己是来打电话的。我当时有些糊里八涂。我虽然糊里八涂，郭平郭老兄的电话号码倒还记得。旁边有两个粗鲁的女青年，手里提着雨伞和难看的尼龙兜，外面天气并没有变化，没有下雨，她们等着打电话，或者不想打电话，就是瞪着我，要把什么东西看出究竟来似的。

喂，我找郭平，他在么。

好的，谢谢你。

喂，我想你了，快来罢。

我去不了呵，我生病了，不能走路，躺在山顶上。

喂，《姚门琴韵》录好了么。

我不动，我在这儿等你。

约好第二天中午他来看我，第二天是星期三，我让唐兰到山下菜场买了两只小公鸡，一瓶酒。等到下午两点半，他还没露面。我和唐兰一赌气，菜也吃了，酒也喝了半瓶。

又隔了一天，郭平郭老兄才带着那盘《姚门琴韵》来敲门。他在落城师范学院读过硕士，研究陶潜陶渊明，后来留在那儿，管中文系的线装书库。对他来讲，真是桩极好差事，谁都不能体会那种快乐。那间书库是老式建筑，房子极高，门前窗外有几株老松老柏。那间书库我去过不止一回，与郭平一起站在又宽又大的窗户后面，往外指点。每逢那样的时候，郭平总要对我说那几株老松老柏，落雪天才好看呢。校园里放了假，没什么人走动，看过一夜书，醒来往窗外一看，真吓人一跳。怎么吓一跳，好看呵。他这么指点这么说着，就好像那窗外有漫天的雪，漫天的寂寥。

郭平郭老兄这人好是好，却有些迂，老远来了曹后村，倒不肯直接上楼，在菜场东张西望，硬是买了半只盐水鸭，晃悠悠拎上来。等到吃饭时，打开塑料袋一闻，那半只盐水鸭味道不对，只好又把袋口扎所紧，扔进厨房的撮箕里。我挺恼火的，冲他发脾气。我说，你看你这人，来就来了，还在楼下乱窜什么劲，弄半只臭鸭子上来，不是成心干坏事么。我板着脸，看他怎么应，却见他皮笑肉不笑的，从书包里掏出那盒《姚门琴韵》，说什么“本来我打算买只西瓜的，一想你就爱吃个肉食，又不能都买，结果挑了鸭子。”听他说得有板有眼的，我更加来气。我说，呸，挑了臭鸭子。

那天下午四点之前，郭平郭老兄要赶回市区，去师范学院街对过的幼儿园接儿子。他在顶楼我的客厅里，共计才坐了三个多小时。我们把《姚门琴韵》一直放，颠来倒去地听。郭平谈起一件事，我至今还记得，是关于自杀的，自杀并且已经死去，已经被焚化的那个女人，是一位朋友的妻子。我还记得，那位朋友（那位死者的丈夫）刚从柬埔寨回来，人挺好。

那天中午我在百货商店给郭平打过电话，推着车走进小区大门，有点累，就停在大门口，站了一会儿。我看见守门人不知从哪里转过来，手里拿着一条鱼，鱼很大，有二尺多长，肚腹已经剖开了。守门人正刮着鱼的鳞片，边走边刮，见我站在大门口，就咧嘴朝我笑笑。那条拖着细铁链的杂种狗不在铁门边，它拖着那么长一条铁链，能到哪儿去呢。我也朝着守门人笑笑。我知道我的笑不太精神，萎靡不振。守门人把手甩一甩，鱼鳞落了满地，笑着对我说，你去看病了么。这时候，一个我从来没见过的女人，矮矮墩墩结结实实，从门房背后绕出来，眼睛看着我，嘴里却喊着守门人。

咳，废渣，还不把鱼弄好，米饭都熟了。

咳，废渣，你看你把鱼鳞刮得，怎么遍地都是呵。

那女人喊了两句，就不见了，大概绕回门房背后，去看饭锅了。被她叫做废渣的守门人还站在那儿，等着。我又朝他笑笑，说看过了，真的不太远。守门人废渣认真地点点头，跛着脚（还是看不清哪只脚跛，哪只脚好，他一走动，觉得两只脚都是跛的）转身到墙角的水池边，拧开龙头，开始冲洗他手里那条鱼。我看见那条鱼很大，二尺多长，身上粘着的鳞片，顺着自来水纷纷脱落，掉进水池底部的出水孔。

咳，废渣，你弄好了么。

咳，废渣，你饱了是不是。

我听见刚才那女人的声音从门房背后传过来，心里有点难过的感觉。我知道难过的感觉也许不是难过，也许是某种感动，在过于幽深的地方打转，不能浮现出来。我推着车，慢慢地往里面走。快到一点钟了，唐兰回家了没有呢。她说好中午回来，要带些纱布和药棉回来的。天气这么热。

从小区大门口往里走，一路都是上坡。我看见有人在路边的树荫下，摆着象棋残局，对面有一副馄饨挑子，已经开始升火。我弄不清到底几点钟，好像不止一点了，好像中午已经过去。我在恍惚间有种不愉快的预感。关于这个梅雨天我将卧病始终的原因和日常细节，不能说得更多了。红山医院的尤四先生尤大夫，给我开过病假条，前后共两张，前后两次我都老起脸皮，硬让那位植皮专家把过分暴露过分直率的措词，改得更为含蓄或者含糊。我说过，我病得不是地方。虽然只不过皮肤出了毛病，倘若不是地方，也足以令人吞吐一番了。我就是这样，自从尤四先生扯破我身上一块皮，每天都要打针涂药，打的是青霉素，涂的是红霉素和金霉素。尤四先生用尖头带钩的镊子，把那块破皮从它原先生长的地方拽下来，甩到墙角一只铅桶里去。我瞥见那只铅桶里，装了半桶脏药棉脏纱布，都带着痂皮和紫黑的污血。我知道，它们那么脏，它们都是从不同的伤口上拽下来的。要是再深究，它们就无一例外，都是或轻或重某种疼痛的见证。甩掉那块破皮，尤四先生赶紧洗手，肥皂擦过两三遍，清水冲过两三遍，才回头对我笑笑。我觉得整个梅雨天，不是别人对我笑笑，就是我对别人笑笑，一个人躺着看书，我自己竟然会暗自窃笑。我不知道有什么好笑，天气这么湿这么热，有什么非笑不可的原因在么。尤四先生洗过手笑着，说出他对我那些皮肤的看法。

麻烦了，麻烦了，你麻烦了，不植皮怕是不行了。

你看这皮肤，都黑了，都坏了，将来都得脱掉的。

你看这皮肤，依我之见还不如趁早，把它剪下来。

不瞒你说，我知道瞒也瞒不住，瞒别人可以，还能瞒得你么。，尤四先生对我那些皮肤的看法，吓得我不轻。差一点我就失态，差一点我就会伸出双手，去护住那个皮肤有病的地方。刚才裹上去的白纱布，渗出殷红的颜色。我连忙拴好裤子，几乎是悲哀地向尤四先生讨饶。

先别剪，先别剪，还是先别剪。

它是黑了，是坏了，是太难看。

我还是想让它自己掉，该掉的时候它自然掉。

先别剪它，好不好。

我们的郭平郭老兄，星期五拎着那半只臭鸭子，当时谁也不晓得它臭，气呼呼爬到顶楼，浑身湿透，背后有海洋植物图案的圆领汗衫，都贴在他骨骼嶙峋的身体上。郭平说怎么热得这样，屁股都要冒烟了。我说，今天就入梅，你屁股也只冒得烟，火是起不来了。郭平说，你这儿还好，顶楼通风，我的底楼就惨了，一入梅，全是水，早晨下床能滑一跤呢。

我们放上《姚门琴韵》的录音，然后坐下来，唐兰也坐到旁边。桌子中间泡好一壶绿茶，是宜兴朋友送的紫砂壶，苏州朋友送的碧螺春。郭平忽然侧过脑袋，把我上下打量一回，低低的声音问我：“马余兄，你害了什么病？”我说，皮肤感染，大事没有，就是行动不方便。郭平说，哪儿呢。我说，咳，胯下。即使对郭平郭老兄，我也没有勇气说得更具体。说得不具体，说得含糊，后来有朋友竟然把我患病的部位移换到脚趾之间（他们说，马余马余，你脚上的皮炎好了么）。可是郭平这一问，倒勾起我诉苦发牢骚的欲望来。我把三天前在植皮专家手上遭遇的惨痛情景，向他描述了一二。我告诉他的，和我已经告诉你的内容，没有大出入。我没有说得更具体，或者更生动。我看见郭平郭老兄鼓着嘴，眼睛朝桌上的茶壶瞪了片刻（像要把茶壶嘴儿给咬掉似的）。我忙问，哎，郭平你怎么了。他笑起来，说郭平没怎么了。我说那你愣什么神呢。他说，老庸医，老庸医。我说人家是专家，而且是植皮的专家呢。他笑着的脸一下子瘪住，像是生了好大的气。

屁，屁个专家，看出病来，要么不好好治，要么就治不好。

当时我弄不清郭平为什么要那样生气，那样骂人。当时我把他的话，视作戏言或者一时气话，听听就过去了。后来梅雨天结束，我的病也渐渐痊愈，两侧臀部，留下黑芝麻似的二十几粒针眼的痕迹。我一旦能行动自如，就去了郭平上班的那间书库。那间书库真是好地方，满屋子堆着好书，外面是老松老柏。我刚在里面藤椅上坐定，郭平也不递茶，就问：“你去看过楚八六楚老师么？”我指指胯部说，今天才能走路，过来想拉你一块去呢。郭平说，你知道楚老师的母亲生病么。我说一点也不知道，这么多日子，我一直躺在山上，除了打针没动窝。我说，也不知道老太太，又得了什么病。郭平门下脑袋，没吱声。我说楚老师这人，总有事来让他担忧，真够他受的。郭平抬头说，这一回真够楚老师受的了。

我们打算下午就去楚八六楚老师那儿。为了让楚老师睡好午觉，我们打算三点之后再去。我的一张琴，六七弦出许多飒音，放在楚老师那儿整理，顺便也好看看，或者先取回来再说，楚老师该烦心的事实在太多，让他再分出精力来修琴，真有些惭愧。

我和郭平在三点半到了楚老师家。我说过么，楚八六楚老师的家在落城西南。落城的住房比其他城市更困难，楚老师是困难中的困难。原先一幢学生宿舍楼，二楼三楼拨出来给教工住，公用的厕所，公用的水池，厨房在很暗的走廊里一字排开，油烟绕梁，长年不绝。楚老师一家三代，住在无遮拦的一室之内，确有不便。蒙了学校领导的恩，在靠围墙边那几排平房内，抽出一间，给楚老师的母亲单独起居。

我们一进门，就看见楚老师站在两张叠起来的椅子上，伸长了胳膊，从橱柜顶部往下取凉席。我们赶紧说，楚老师您歇着，让我们来罢。

凉席卷成筒状，外面裹着牛皮纸，尽管如此，经过秋天冬天和春天，还是沾了不少灰尘。我们下二楼（天气一热，三楼就停水）擦过凉席，洗过手，才回来坐着，与楚老师说话。

我说，楚老师最近，还好么。

楚老师说，还好，还好。

我说，奶奶的病，怎么样了。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所以我在平日里对楚老师的母亲，是按着楚沁的辈分称呼的。所以我说，奶奶的病。

我说，奶奶的病，听郭平讲有些麻烦呢。

郭平说，是呵。

楚老师说，肺不好，拍了CT。

我不懂CT究竟什么意思，反正发音没听错，而且可以猜想，这是诊断某些疾病的手段。

楚老师说，里面有个东西，鸡蛋大。

楚老师说，每天煎些中药，喝下去能够缓释疼痛。

楚老师说，已经确诊了，没有其他说法了。

楚老师说，这个病，最后就是疼。

楚老师说，我们都不告诉她。

我病卧山顶有一个多月，病历放在枕边，每天看书看得累了，就打开收音机，听那些装腔作势极无聊的播音。记得是落城的调频台，总是在中午最热的时候，播放电子合成器摹拟的海浪声，还有一个傻乎乎的女孩，总在一旁结结巴巴地解说着。她说，这么炎热的夏季，听听大海的声音，多么美妙。

楚老师家住落城西南，站在我家的阳台上，只能隐隐绰绰看得见西南方向有些烟尘，有一座电视塔的塔尖，细细的，好像很轻很柔软，风吹了就能弯曲。我朝着西南张望，视线从落城上空斜伸过去，阳光下的城市渐渐被烟尘覆盖，有如平沙无垠。我望着西南方向，看不见楚老师的家，靠围墙的那几排平房，更是无影无踪。我望着这座城市，这座城市离大海实在太远，根本听不到大海的声音，那种浩瀚的没有思虑的水声。

我站在我家阳台上，我的家是暂时居住的家。我朝着西南方向，无意识地张望。

我想起三年前的冬天，我和楚老师在城西干道的路边行走。我的脸冻得发肿，鼻涕挂在嘴角边。我对楚老师说，教我弹琴吧。我不看楚老师的脸，我听见楚老师叹了一口气。我听见楚老师说，弹吧弹吧，只是别太当回事了。我在冬天的景色里，对楚老师鞠了一躬，冷风吹过时，我的鼻涕飘零着，落人城西干道路边的尘埃。

那天下午，我们在楚老师的家里，围着矮桌坐，想起躺在平房里忍受疼痛的奶奶。楚老师说，这个病最后就是疼，没有其他说法。楚老师又说，我们都不告诉她。楚老师说了这一句，似乎无话可说。一扇门半开半关，从走廊里飘来煎药的苦味，那苦味太浓了，直呛鼻孔。奶奶原先是个多清爽的人，清清爽爽的脸，清清爽爽的衣服。那张矮桌上，放一盘晒得很硬的笋干煮黄豆，是楚老师家常备的茶点。我拈起几粒豆子，送到嘴里嚼着，我嚼着豆子，对楚老师和郭平说，咳，谁都有这一关，谁能不受些疼痛呢。他们不说话。我说，我十几岁就想这桩事，想了十几年了，想不开。我说哪天什么都想开了，这桩事怕就是想不开，有时被它逼得要哭。他们还是不说话。

楚老师忽然在琴上弹起一支曲子，那么短小，那么快乐，快乐得好比行云和流水，快乐得我和郭平都觉得头颈以下忽然失去了身躯，失去了身躯的头颈像植物。像植物的枝子上，开了满满一串的花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