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深圳人》法文版于2017年11月8日出现在加拿大法语区各大法语书店入口处的柜台上，与帕慕克、库切和略萨等人最新的法译本并列。这一天距离我与作品法语译者第一次见面（也是正式开始翻译）的日子只有257天。而我们的第一次见面，距离她第一次感知我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也还不到一个月。后来，我经常会用“亲爱的同事”来称呼我的这位法语译者。我这样称呼她不是因为她本人也是写小说的，而是因为我们曾经在同一座城市的同一所大学的同一个学院工作，而且那座城市的名字就正好包含在由她译成法语的这部作品的名字里。

而我第一次感知她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就是因为这匪夷所思的“曾经”。它发生在2005年的夏天，与她感知我存在的那个深夜的距离，可能已经超出许多人记忆的容量：那时候还没有无边无际的朋友圈和无休无止的微信群；那时候大家还在使用1.44MB的软盘保存数据和备份文件；那时候，中国还没有如此发达，异域还没有如此寒碜……在蒙特利尔蛰居了三年零四个月之后，我第一次回到喧嚣的深圳。像后来所有的回去一样，那一次回去的主旋律也充满文学的色彩。出发之前，我已经在接受国内媒体的采访；而离开之后，第一部小说集已经在准备出版。像后来所有的回去一样，我还是非常吝啬，不愿意为与文学无关的应酬浪费任何时间。所以当一位以前在深圳大学文学院的同事问道有没有兴趣见一见外语系（当时归属文学院）里那位从“你们”魁北克来的外教，我不仅用“魁北克的女孩见多了”这种虚张声势的理由来表现自己的毫无兴趣，还接着用不以为然的口气反问一句：“魁北克的女孩跑到深圳来干什么？！”这后一句反问好像是对我自己被魁北克人重复问过无数遍的类似问题的报复。

我至今都在庆幸自己十二年前的果断和冷漠。如果不是因为当时的“毫无兴趣”，2017年就肯定会是一个残缺的年份。2017年1月26日的深夜就肯定不会出现令我至今都惊叹不已的奇迹。

请允许我暂时跳过那个深夜，先从相对理智的1月27日开始。那天中午，《深圳人》英文版的出版商转来一份用法语写的邮件。它来自同城的一位法语出版商。法语出版商说她的一位作者向她推荐《深圳人》。她想知道这部作品的法语版权是否还在我自己的手里，如果还在，她希望能够获得作品在加拿大法语区的出版权。她还说她的这位作者曾经在深圳生活过四年，这位作者本人愿意承担翻译的任务。当时已经有一家巴黎的出版社为法语版权的事联系过我，但是这位蒙特利尔的出版商显然对我更有诱惑，因为她已经有合适的翻译人选。而且这人选不仅与深圳相关，是曾经的“深圳人”，还与文学相关，是专业的小说家。这完美的组合立刻让我嗅到一股“天使”的气息。我尾随着这气息来到离住处不远的独立法语书店Olivieri。书店里果然有出版商的那位作者最新的作品。我翻开它，读了它的开头和结尾。我对作者的语言和叙述感觉很好。这时候，值班的店员走过来。我趁机向她做深度的调查。得到的回答是，这位作家语言优雅、叙述精致，是魁北克法语文学界的明星，而她的出版社眼界很高、品味很好，在魁北克法语文学界也享有盛名。这些介绍让我立刻产生了时来运转的快感。而接下来的细节更是带给我势不可挡的震撼。店员走开之后，我将视线移到封底。关于作者的介绍顷刻间抓住了我的眼球。这怎么可能呢？！这位作者的深圳生活经验里居然包括在深圳大学文学院工作三年的经历。

我在1月28日的零点三十分传走给这位出版商的回复。我告诉她法语版权仍在自己的手里，并且表示有合作的兴趣。但是，我故意没有提及让我又喜又惊的市场调查。我相信应该将它留到“事成”的时候再与大家来分享。她清早起来就看到了我的回复，然后立刻传来了最主要的出版条件。那是我不需要再讨价还价的条件。而这一天正好是农历大年初一。在回复里，我将这个巧合当成是自己接受条件的主要理由（我打出的是一张怪牌。我说我外婆在世的时候总是提醒我不能拒绝大年初一的礼物）。两个星期之后，出版商传来了合同的草稿。她使用英语而不是法语起草合同，当然是为了我的方便。而我这个从来都对合同不太认真的人，这一次却看得非常认真。我不希望这显然是将要“天”成的事业蒙受任何人为的错误。我提出了三条修改意见，其中最主要的是将“24个月内出书”改为“12个月内出书”。我相信这不仅是为了弘扬中国的效率（准确地说应该是“深圳速度”），更重要的还是为了顺应我感觉已经非常迫切的天意。她马上回复接受我的修改。又过了将近一个星期，出版商通知我合同已经准备就绪。同时，她用罕见的激情表达了对一部中国文学作品的信心。她说很少有文学作品既能改变读者对文学的看法，又能改变读者对世界的看法，而《深圳人》就具备这双重的能力。我相信这是她与她的那位作者共同的立场。

我相信仪式感也是天意的一部分，所以建议我们面对面在出版社的办公室签署合同，而不要借助扫描仪在电脑上将合同传来传去。这个建议也立刻获得出版商的认同。但是直到在前往出版社的当天，我才知道这顺应天意的建议与天意还有更奇妙的纠葛。那天刚进入老港，我就迷了路，有一段距离甚至走在了完全相反的方向上。对我这样一个方向感极强的人，这当然非常反常。因为离约定的时间已经很近，我不敢再自作主张，而是开始不断向路人和店家求证。这样，我最后还是准时抵达出版社的楼下。上楼前，环顾四周，我突然有似曾相识的感觉。这时候，矗立在东面不远处的那座纪念碑和它旁边那座历史博物馆的顶部勾起了我的记忆。我意识到自己又来到了第一次走进蒙特利尔城区的时候就到过的地方：2001年的4月5日晚上，我带着“身边的少年”乘坐英航班机从伦敦飞抵蒙特利尔（这正好也是整部《异域的迷宫》的起点）。第二天，我带着他在蒙特利尔的市区乱逛。下午三点左右，我们逛到了老港。在历史博物馆很快地逛了一圈之后，我带着他绕到博物馆后面的这个角落。我看到了那座纪念蒙特利尔1642年建市的纪念碑。“身边的少年”在纪念碑前站好，为他拍了两张照片。那应该是他在蒙特利尔拍过的最早的照片……

走进出版商的办公室，我急着想与她分享这神奇的巧合，而她也非常兴奋地说她也有神奇的巧合要与我分享。她耐心地听完我的叙述。她当然会觉得这不可思议。而她接下来与我的分享会让所有人都感觉更加震撼。她拿出合同，指着我的住址说，其实在我告诉她之前，她就已经知道我的住址。这怎么可能呢？我问。她说她的那位作者现在就住在我住的大楼里。这怎么可能呢？我又问。出版商笑着问我在那座大楼里住了多久。我告诉她已经十五年。她说她的那位作者是一月份刚住进去的，会在那里住到四月底。她租的是一位朋友的住处。那位朋友自己刚搬进大楼不久。趁着他去弗罗里达过冬，她租了他的住处，准备在那里完成她手头的写作计划。她万万没有想到，在刚住进去几天之后，一部名为《深圳人》的作品突然闯入了她的世界……这太不可思议了！我至今也不敢相信这是现实生活中的事实而不是文学作品中的细节。我看着年轻的出版商，过了很久才提出我的下一个问题：“她又是怎么知道我住在那里呢？”出版商笑着将合同递过来。她说等我与那位作者见面的时候，她自己会告诉我的。

2月24日（也就是合同签字三天之后）的下午两点，两个“深圳人”相约在圣约瑟夫大教堂旁边的洛朗公爵咖啡馆见面。我故意提前十分钟出发，避免在电梯里相遇的尴尬局面。我选择的座位正好面向她从小区那边走过来的方向。所以在她看见我之前一分钟，我就已经看见了她。我看着她横过马路，看着她走进咖啡馆。她那一头披肩的浅黄色卷发非常耀眼，足以将她与我“见多”了的魁北克女孩区别开来。站在我面前，她显得有点羞涩。而我本应该也有的羞涩已经被巨大的疑问冲散。还没有等我们完全坐下，我就迫不及待地说出了不可能再用其他方式说出的第一句话。“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用惊叹的口气问。她显然知道我说的“这”是指“这一切”，包括我为什么离开深圳和深圳大学以及她为什么会去到深圳和深圳大学直到我为什么会在一座异域的大楼里完成《深圳人》以及她又为什么会在同一座大楼里发现《深圳人》等等在内的一切。她说她也不知道。她说她自己从小就对中国感兴趣，甚至感觉自己从灵魂的深处就是一个中国人。她说法律是她原来的专业和职业，而写作从来就是她的专长和理想。她说英语和法语都是她的母语，但是她却坚持用受众较少的法语写作。她说有一天，一个在蒙特利尔跟她学英语的中国人问她愿不愿意去深圳为一个有钱人家的孩子做家教，她因此就变成了“深圳人”。大概一年之后，她离开那户奇怪的人家（她说那一家的女主人每天都在哭泣，男主人几乎从来都不回家），受聘为深圳大学的外教。她又说起了我们居住的小区，她说她小时候经常从它旁边经过，总是想象将来会在这里住下。没有想到，半辈子过去之后，她终于利用一个偶然的机会住了进来；更没有想到，刚住进来不久，她就发现在同一座大楼里居然隐居着一位自己没有能够在深圳遇见却又最不应该错过的“同事”。

接着，她说起了1月26日那天晚上的经过。那天晚上，她收到蒙特利尔“蓝色都市文学节”发来的邮件，知道了自己在文学节里唯一那一场活动的全部细节。那是一场以“中国”为主题的活动，一共有三位作家参与讨论。另外两位作家的名字足以让她产生分裂的感觉：其中一个名字在加拿大众所周知，不仅因为他是前首相的儿子和现首相的弟弟，还因为他自己也是出名的电影人。她对他毫无兴趣。令她极感兴趣的是另外那个她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名字。那是一个中国人的名字。她很快就通过网络看到了这个人的文学业绩……可这是怎么回事？她惊呆了。他怎么居然还是她自己在深圳大学的“同事”？她亢奋起来。她需要更多的信息。她点开了在加拿大广播公司的黄金时段播出过的那个采访。她凭着采访者在节目一开始对被采访者居住环境的那一句简单描述，推论出被采访者就住在自己现在居住的这个小区里。接着，她凭着小说家的直觉或者幻觉相信被采访者就住在自己现在居住的这同一座大楼里。这是正确的概率只有六分之一的“相信”。她冲出房门、冲进电梯、冲到大楼入口处的电脑显示屏的跟前：小说家的天赋很快就得到了机器的证实。

然后，我们从奇迹回到现实。我首先需要知道她对《深圳人》的感受。她说那部作品里的每一个细节都与她的深圳经验相符。她还特别提到《出租车司机》，她说我的文字将她带回到了深圳的出租车里。我第一次听到关于那部作品如此专业的评价。我感叹她抓住了语言、抓住了情理，也抓住了场面和细节。接着，我将话题转到翻译。她列举出英译本里面的一些问题。她说在翻译的过程中她会就这些问题与我进一步磋商。三天前在与出版商见面的时候，我已经知道她这位作者的翻译将以英译本为基础。我当时就觉得这种“转译”是对原作更大的考验，很有意思。而现在听到她已经注意到英译本的问题，我对她的翻译就更是充满了期待。我希望法译本能够恢复原作篇目的排序，她表示完全赞同。我还希望法译本能够恢复原作段落的安排，她也说在翻译的过程中会将这一点考虑进去。最后，我问到翻译的进度。她说她现在还不知道自己的进度。不过，她会将自己的写作先放在一边。她说她不想错过《深圳人》给她带来的特别的激情。

接着，她谈起自己的一种偏好。她说她是一个对城市和乡村都感兴趣的人。但是，她更喜欢乡村，包括中国的乡村。她谈到了自己在广东的乡村里的一些见闻。她又提起了自己距离蒙特利尔城区大概八十公里远的“村舍”。她说她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乡村度过的。这让我想起《深圳人》里面的一个重要人物。是的，她说她就是一个“村姑”。她说在读《村姑》的时候，她就觉得那是写她自己的作品。我曾经多次惊叹总是在现实里与自己虚构作品里的人物相遇。这一次应该是所有的这些相遇中最为神奇的一例。

也许正因为这样，也许正因为她本身就像是我的作品，我们的对话从一开始非常融洽。有时候，我们的对话让我感觉就像是自己的独白。我对她的妙语还以妙语。她对我的幽默报以幽默。而且这不仅是实时的反应，还是具有可持续的功效。比如当话题突然变成作家与异域的关系，我提起了一位从海地移居蒙特利尔的著名法语作家。她笑起来，说那位后来的大名人刚移民过来的时候苦于不为人知，有一天将自己的简历和照片贴满了蒙特利尔的电线杆。我做出豁然开朗的样子，声称当天晚上也要步其后尘。我们见面结束之后的当天傍晚，她就离开小区回她的“村舍”去了。我在第二天一早写给她的邮件里问及我们分手之后下起的暴雨对她有没有影响。她回复说路上一切顺利。她骄傲地说暴雨对她那样的“村姑”根本就不是问题。而我在马上的回复里责备她对暴雨的豁达。我说下了一整晚的暴雨却让我非常懊恼，因为它冲走了我贴在电线杆上的所有照片。她的回复也马上进入我的邮件。她用好像非常严肃的语气说：“你的形象已经不可能被暴雨冲走。”我们的文字和交谈里从此就充满了这滚雪球似的语言游戏。

除了第一次见面之外，在同居于同一座大楼的过程中，我们还有过三次“约会”。前两次的地点都还是在洛朗公爵咖啡馆：同样的角落，固定的时间。那是为讨论翻译而安排的见面。这些讨论不仅充满愉悦，还让我有益智的感觉。而且，它还不断激发起我对自己作品新的发现。如下的两次讨论尤其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第一次是关于《物理老师》里面那六行诗句的讨论。我原来并不认为那些诗句值得特别在意。但是，她认为诗句与整篇作品的叙述有深刻的联系。这种发现迅速调动起我的积极性。于是，我们对照原文、英译以及从网上找到的一种法译（出现在关于我的一篇法语评论中），一个词一个词地将翻译确定下来；另一次是关于《母亲》的讨论。“深圳人”系列小说集的原版以《母亲》开篇，而英文版出版商认为那是其中最“弱”的一篇，将它移到了倒数第二位。当我懊恼地提到这一点的时候，“亲爱的同事”用几乎是不假思索的反应令我的精神为之一振。她说《深圳人》里面就没有“弱”的篇目。但是，英译最初两段时态上的含混让她产生了疑问。这可以说是整个翻译过程中最有价值的疑问。它促使我重新审读了原作，并且发现了一个细微却关键的问题。我相信那也是英译问题的根源。因此，在小说集更名为《深圳人》重新出版的时候，我对《母亲》做了细微却关键的修改。那也是小说集的重版里唯一的修改。翻译过程引发我对原创作品进行修改，这应该是《深圳人》法译本的特殊意义。

我们的第三次“约会”就是导致我们感知对方存在的那场文学节的活动。那是一场成功的活动：台上的讨论非常热烈，台下的反应也非常积极。她的“发小”带着丈夫也来捧场。他们曾经在上海经商多年（各自经营不同的工厂），有丰富的中国生活经验。活动结束之后，我们步行到艺术广场附近的一个酒吧，继续关于中国的交谈。这本来是一个非常愉快充实的夜晚。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当与她的朋友们在地铁站分手，我们一起坐上回小区的公共汽车之后，我突然变得伤感起来。我谈起《白求恩的孩子们》法文版的出版合同还没有着落，而现在甚至连它的译者也没有了消息。那不是我第一次向她提起我的另一位法语翻译，但那肯定是我第一次用伤感的语气提起Sylvie。我说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一直没有消息。我甚至提到因为在英译的过程我自己对《白求恩的孩子们》做了大量的重写，将来的法语翻译肯定也会需要参考它的英译本。我不知道这复杂的过程将来要如何处理……后来我从Pascale的邮件里知道这大概就是Sylvie在世界上最后的时刻。

每次见面的时候，我最关心的其实是一个最实际的问题：翻译的进度问题。她一直不愿意明确告诉我自己的进度。我对此非常理解。在写作状态之中，我自己就从来不愿意明确告诉别人我自己的进度。当然通过关于翻译本身的讨论，我对翻译的进度也就会有大概的掌握。我非常满意她的“深圳速度”。但是随着翻译的接近完成，我的焦虑却越来越重。我很清楚焦虑的根源就是我对法译本的期待。我期待它是一个完美的版本。完美的意思非常简单，就是它要更接近我的原作。我已经不担心内容上的接近（也就是神似），因为天机已经被一个接一个的奇迹泄露。我担心的是形式上的接近，也就是形似。进入6月，这种担心变得越来越强烈。我“亲爱的同事”不停地在邮件里减缓我的压力，但是那好像无济于事。在距离6月9日回国的时间还差不到一个星期的时候，一个极端的想法突然出现。我想通过法译本全部恢复原作的分段状况。这当然就意味着必须对英译本做一次彻底的核查，将它对原作分段的改变全部标示出来，这也意味着我们还必须再见一面。她那一段的安排正好非常密集，更是没有时间再来城里。但是为了确保翻译的质量，我坚持我们必须再见一面，把好最后一关。在我的坚持之下，她挤出了一天的时间，我们约定在她的“村舍”见面。

一位朋友同意开车陪我前往，这是整个计划得以顺利进行的关键。而我自己从出发前一天（6月3日）的傍晚一直工作到出发当天的凌晨，不仅将英译本对原作分段的改变全部锁定，还发现了另外两处非常隐蔽的误译。清早出发之前，估计到我们超大的工作量，我特意写邮件提醒“亲爱的同事”不必准备复杂的午餐，我说我们有可能根本就没有午餐的时间。为了避开高峰期可能的堵车，朋友建议尽早出发。我们冒着蒙蒙细雨，一直向南。那是我从来没有去过的方向。但是，沿途清新的乡村景色却并没有怎么缓解我对工作的焦虑。我甚至都没有怎么去想象即将走进的“村舍”是什么样子。

走进“村舍”，我马上想起何怀宏教授对我的随笔作品集的推荐：“美丽、干净、温暖，是文学的祖国，也是思想的家园……”我笑着问与“村舍”完美匹配的“村姑”，既然拥有如此的“祖国”和“家园”，为什么还要去异域做我的“同事”，又为什么还要来城里做我的“邻居”？她当然知道这是不需要她回答的明知故问。她当然也知道这是她已经用翻译的速度和质量回答过的明知故问。她没有理睬我的问题，而是带着调皮的表情从工作室的书架顶上取下一件令我感觉非常眼熟的纪念品。她指给我看那上面写着的一行汉字：“深圳大学校庆留念。”

我们在餐桌边坐下。我们一段一段地核对分段的情况。她几乎赞同原作所有的分段，只有少数的三四处她认为可以根据法语的语感重新处理，让我容许她进一步考虑。在完成全部核对之后，她又就一些新的疑问与我进行探讨，最后都找到了理想的结果。而整个工作过程中的高潮出现在我与她核对那两处非常隐蔽的误译的时候。我原来以为那是只有我自己能够发现的错误。没有想到，在指出第一个误译的时候，她瞥了一眼我手里的英译本，肯定地回答说她“已经”改掉了。然后，我翻到第二个误译的位置，她又瞥了一眼，给出了同样的回答。我让她告诉她改成了什么。她的回答更令我难以置信。她没有核对原文怎么会完成了完全符合原意的改动？！我忍不住叫醒正在沙发上打盹的朋友，激动地说：“你刚才错过了天才与天才的对话。”

我们的工作效率超出我的预计，也为我们赢得了午餐的时间。在还剩下最后三篇作品的时候，我终于同意中场休息。我们将摊在桌面上的书和纸捡开，换上热汤、法棍以及“村舍”男主人自制的鹅肝酱。我和朋友坐在一侧，她和男主人坐在另一侧。有意思的是，这时候她的工作却并没有停下：因为我的法语都不够用，而男主人的英语也难以应对，她不时需要充当我们和男主人之间的口译。我们交谈的范围很广，从我刚读到的萨义德的那一篇关于流亡者命运的文章，到“村姑”着迷的语言和文学一直到男主人热衷的钓鱼和航海。关于航海的话题让我想起与她同名的另一个“魁北克女孩”，《大海的尽头》里的那个“魁北克女孩”。我问他们是否还记得那一场著名的航海悲剧。“村姑”马上说出了悲剧主人公的名字。她说他是她的偶像。她当然完全没有想到我这样一个“深圳人”居然会如此熟悉魁北克人的偶像。

午餐后的工作继续保持“深圳速度”。全部完成核对之后，大家甚至还有足够的时间在客厅里坐下，听我谈起围绕着《白求恩的孩子们》出现的奇迹。我特意带来了五天前Le Devoir登出对我的访谈之后收到的那两封读者来信。来自1904号房的信尤其引起了大家的兴趣。于是，我又谈起了1904房先前的租户，我谈起了以那位租户为原型的小说人物，我朗读了《白求恩的孩子们》英译本里题为《分离主义者》的一章。分离主义者克洛德的原型就是1904房先前的租户安德烈。我是在前一天下午才拿到《白求恩的孩子们》英译本样书的。因为取样书的地点就在“身边的少年”住处的附近，拿到样书后我先去送给他看，并且在他那里做了第一次朗读。

直到《深圳人》法文版上市将近三个星期之后（11月27日），我才再一次与它的译者坐在一起。那时候距离我们在“村舍”的分别已经过去将近半年。那时候她关于作品的预言几乎全都已经兑现。最令我兴奋的是，Le Devoir给予了它最高的四星评分。这当然既是对原作的赞许，也是对译本的肯定。这也为原作者和翻译者的再一次见面创造了喜庆的气氛。我们见面的目的是接受另一家法语媒体的采访。我们还是将地点选在洛朗公爵咖啡馆。摄影师过来后，为我们在孕育《深圳人》法译本的角落拍了照。采访进行得非常顺利。那是我第一次同意将属于“深圳人”的秘密暴露给魁北克的法语读者。

与记者分手之后，我坚持带她去位于地铁站旁边的法语书店。我希望与她一起看到我们共同的作品。我完全没有想到，又一个奇迹会在这里出现。当我们走近《深圳人》的时候，我注意到一个熟悉的身影刚好从它的跟前走开。那是一位女士的身影。就在我暗自惊叹的时候，那位女士突然回过头来，正好也看见了我和我身边的陌生人。我抢先与她打招呼。她朝我们走过来一步。她指了指我的书。我向她介绍了“我的译者”，我又向我的译者介绍她是“我的朋友”。两位同名的“魁北克女孩”握手之后，“我的朋友”马上就走开了。我和“我的译者”在我们共同的作品面前站了一下，但是我已经没有心情去她分享《深圳人》的显赫了。我急于想与她分享刚才的奇迹。我问她是否还记得我在她的“村舍”里提起过的那一场航海悲剧。她马上就意识到了刚才与她握手的那位女士与那场悲剧的关系。是的，她就是那场悲剧里的女主角。这怎么可能呢？我“亲爱的同事”激动地看着我。她惊呼她也是自己的偶像。她惊奇她居然会出现在自己的面前（也许更应该惊奇是因为《深圳人》而出现在自己的面前）。她惊叹这么多年过去了，她看上去还是那样的优雅和漂亮。

在我们第一次见面之后，我就经常在考虑这篇将来一定会写出的关于“我们”的文章应该如何开头。现在离那一次见面的周年纪念日已经不到六天了，而我也已经为文章想出过上十种开头的方案。我知道，不同的方案虽然会导致不同的叙述路线，却呈现同样的激情，显露同样的奇迹。而我同样知道，不管用哪一种方案开头，我都不可能完全理解接下来所要叙述的一切。所以，我最后采用了最早想到的开头。直觉告诉我，这样的开头能够将我带到《异域的迷宫》的尽头。这一次，关于目的地的想象没有出错。

薛忆沩，作家，现居加拿大蒙特利尔。主要著作有《遗弃》《流动的房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