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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文艺》2018年第5期|塞壬:你是我的朋友吗

来源:《长江文艺》2018年第5期 | 塞壬  2018年06月05日15:31

导读:

生活在大城市的“我”一次偶然的机会随做劳务派遣的何三去了凉山“带人”。在此行程中,“我”见识了为摆脱贫困而作各样挣扎的人和劳务派遣中的阴暗,当然也重新认识了何三。但更重要的是,所有的这些深深地刺激了“我”,照见了作为局外人的“我”的原形。通过这件事,“我”不得不重新审视我自己,审视何三和这整个人世。

东莞的秋天总是来得很晚。阳光和风会在一个清晨突然让你把皮肤收紧。眯眼望天,天蓝得高远,啊,是秋天来了,心情一下子就敞亮了许多。即使是这样的小激灵,于我,似乎也不多见了。不太出门,沉默,不再愿意认识陌生人。也许,并非出于刻意,我感觉自己已跟这现世隔了一重天。任是多么凄惨的重大社会事件,街头的车祸,凶杀现场,抑或身边某个人的悲凉境况,忧伤的电影故事……都很难真正打动我。我知道这很危险。情爱也淡漠了。一个人,推着时光的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人,磨得没有了棱角,心也开始荒芜。隐隐地焦虑,然后自我宽慰,如此反反复复了很多年。

上一次见到何三的时候大概是一年前吧,在东莞长安的一家港式茶餐厅,既是相逢又是告别。何三是我的朋友中一个特别的存在,这个特别倒不是说,于我,他有多么重要。我至今无法清晰流畅地描述这个人,认识他十四年,除了性别年龄籍贯这些基本信息之外,我几乎对他一无所知。我并不太清楚他具体从事什么工作,人在什么地方,有没有结婚以及他家庭方面的状况。我从来没有问过,因为毫无兴趣。即使有微信,我们也极少联系。但他会突然从你身边冒出来,约在一个吃饭的地方见面,吃完,然后又突然消失,有时三五个月,有时一年半载。电话总是会在一个猝不及防的时候打进来,他那边的声音总是充满惊喜:臭屁红,我何三啊,在出租车上呢,马上回长安了,你稍等一会就好啊。声调略略地夸张,仿佛我是他一个什么重要的人,仿佛这个人一直在长安等他回来似的。接到这样的电话,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会假装回应同样的热情,啊,是何三回来了,不着急,你慢慢的。

我在东莞长安定居八年,东莞长安,因为我,何三用了一个“回”字。而实际上,他在长安从未待超过两天。在此之前,我在广东流浪,居无定所,他总是能准确地知道我在哪一个城市,广州、深圳、佛山、珠海,东莞,每一次见面,他都风尘仆仆,应该是一到了我所在的城市,第一件事就是急着来见我,跟我吃饭。都是背井离乡的人,即使只是熟人偶遇,我们也会从那种自身的天涯孤客般的漂泊中,感受到一丝丝彼此相惜的辛酸感。何三有时会在一见面的时候给我一个熊抱,老远就见他张开双臂扑过来,我在不知所措中并未强力挣脱,相反,面对何三这种社会混混,小流氓,我还是给予了合适的热情、让人信服的真诚以及面子上的客套敷衍。这一次见面,依然在我所在的东莞长安,依然是那家港式茶餐厅,他神情疲惫,眼窝深陷,背着脏兮兮的蓝色帆布包,头发蓬乱,步履没精打采,还是一副漂泊者的落魄相。这么多年了,这个人还没有安定,没有固定的职业,他为什么要这么活着?吃饭,狼吞虎咽,单是我买,全程我只听他胡吹,天南地北,他的奇遇、艳遇,还有种种他当时就在现场的某个社会热点新闻。我只倾听,偶尔表态,但从不揭穿他。总的来说,他并未介入我的生活,于他,我甚至连瞧不起都犯不上。如果他开口向我借钱,我会一口回绝。但十几年了,他还真没有开过这种口。而且,他看上去没有一丝由于生活压力带来的不安和困窘。

那到底是因为什么呢,他要执意保留我这样一个朋友?不图我的钱,又从来没有求助过我什么,他真的没有感受到吗?我其实并没有把他当成真正的朋友。甚至,我打心眼里瞧不起他。发展男女关系?不,从一开始我们就知道不是彼此的那杯茶。跟何三相识,那要追溯到2003年,在广州一家广告公司,何三是我业务部的业务员,还是我亲自招的。有一天,他卷走了我从客户那里收到的三万块业务款就销声匿迹了。他用当时的手机给我发了最后一条短消息,说对不起我,钱是他拿的,并向我保证一年之后归还。当时身为业务经理的我,只得自己拿钱填进公司。那个时候,我来广东不足两年,谋生之路非常艰难,工资大抵是三千多,很多时候处于失业状态。三万块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填进去后,我的存折就差不多空了。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只觉得眼前的路是黑的,我的头仿佛被一种无形的力量向下摁住,异常沉重,夜间睡觉,胸口闷,时常起身喝冰水,我觉得我快要垮了。但我没有报警,没有在公司声张。很多年之后,跟朋友提及此事,他们全都责怪我纵容了一个小偷,说是只要报警,抓到此人并不难。可我从来就没有纵容小偷的意思,也不是慈悲或者懦弱,只是他们不懂,一个女人独自在异乡遭此厄运,那种孤独与寂灭感是深入骨髓的。整个人浸没在无望、无助的深水里,黑夜无边无际。复仇需要激情,需要血性,它渴求那如期而至的快感。一个两眼只是黑暗的人,形同行尸走肉,报警,一定要复述很多遍那件事吧,一定还需要说很多话吧。太多的时候,我会选择闭目,不语。也许,我后来从事的写作生涯,是因为这种只对自己倾诉的形式,很大程度上,它能够安抚一个困境中的人。最重要的是,写作能够让我专注。专心致志可以摆脱一切困境。

但是一年之后,何三真的还了那笔钱。2004年秋,我在深圳。他在一个傍晚,在我公司电梯口堵住了我。很意外地,他那天手里拿了一束玫瑰花,穿着干净的T恤,鞋也擦得黑亮,彬彬有礼,一脸笑意。我们在罗湖一家客家馆子坐定,他把一个很大的牛皮纸信封塞给了我,那件事,我们俩皆只字不提。那天,我很仔细地端详着他的脸,仿佛重新认识一般,把他的样子记得很牢。他长着两道耷眉,很黑,笑的时候很难看,正应验“哭笑不得”这个词。澄澈的单眼皮眼睛,目光游移,不让你盯着他看。一张窄脸,白净,有书生气,鼻梁高挺,侧影在那头自然卷发的映衬下,某个角度竟有一股风尘的倦怠气息。说话痞里痞气,嘴角上扬,笑容也贱贱的:红姐,我是铆足劲等着你劈头盖脸地臭骂我一顿呢。这个人啊,肯定不是什么好人,也不足信。但是,看着那张脸,那张极力想掩盖生存之艰难的脸,我深知他同样经历着不可言说的种种人生际遇。那天我极好地掩盖了内心的巨大震惊,做梦都从未想过那笔钱会失而复得。我装出一副小事一桩的样子,原谅了他。我既没有追问他拿走那笔钱的去向,也没有在道德的层面表现出一丝居高临下地批判或者说教的意思,那顿饭,我们彼此感觉还算愉快,只是起先有略微的尴尬,很快,我们相谈甚欢。伟大的友谊开始了,我一路从“红姐”到“臭屁红”再到目前的“作家红”,十几年了,我们不求甚解地把对方保留在各自的电话簿里,我辗转在南方的几个城市,跟他匆匆地见过好几次,吃个饭,然后告别,互道珍重。没有期待,也没有想念。我收到过几次他从遥远的云南或者四川什么县给我寄来的当地特产。回想起来,在广东十几年,历经的人和事,倒是与何三的这种相处反而有趣。不问缘由,不必深刻,不必掏心掏肺,更不必讲那些所谓的大道理。太多的人,我是越发地连面都不想再见的。厌倦,往往缘于彼此看透。

坐在我对面的何三开吃了,他勾着头,把脸深埋进饭碗里,吃得风雨大作,呼哧作响。中秋已过,我问他是否要回湖南邵阳老家过年,他端起盘子,一边把最后那点干炒牛河扒进嘴,一边回我道,不回了,接了个单,下个月要去一趟四川凉山。我这才知道,何三这几年一直在做劳务派遣的工作。在这里,我得把劳务派遣这个事儿简单介绍一下。东莞是世界工厂,工人主要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村。于是,向工厂输送劳力的机构——派遣公司——应运而生。它们与工厂对接,把从农村招到的劳力送进工厂,按人头提取佣金,据说,现在工厂给每个工人开出的价格是每小时14元,但经过派遣公司的手,工人拿到手只有9.5元。派遣公司曾经在东莞风光了很多年,很多人在这个行业暴富。如今,它也没落了,只有几家大公司还在撑着。最近十年,东莞劳力严重缺失,几乎所有的工厂都是常年招人,加班费一路看涨。打工者也进入了第二代,父母亲朋皆有在东莞打工。即使是农村出身,他们多少都受过教育,网络资讯发达,已能够独自走出乡村,可以不通过任何机构直接去工厂应聘。如今的派遣公司都转型了,多是与全国的职业技术学校对接,而那些零散的落后地区的劳力,量太少,它们现在几乎不做了。那这少量零散的业务,就由何三这种社会闲杂人与工厂签下协议。

这个行业没落了,何三居然还在这里头打滚。我摇了摇头,对他的鄙视几乎写在脸上,这么些年,这家伙也真够没出息的。何三说,前几天接到老搭档冯工头的电话,说是有八十多个人可以填进年关的劳务缺,价格好谈。年关,工人都得回家过年,人都走了,一些赶工的工厂可谓欲哭无泪。他两眼放光:作家红,这个单做下来我一个人头抽两块多钱,只要工人不辞工,我就永远受益。末了,他定定地看着我说,这次我去凉山木里带人,那个地方真是美如仙境,人称“上帝的花园”呢,如果你手头没什么事就跟我一起去玩吧。我包机票钱。

十一月下旬,一年将尽,所有的工作都进入收尾阶段了,我能有什么事呢?虚度的每一天,工作乏味无聊而又毫无意义,还有单位那几张面目可憎的脸。我想我快要生锈了,所有的,精神的、肉体的,我都停止了生长与更新,我的世界早已蒙上厚厚的尘埃。我一直不喜欢旅行,仿佛是一滴水掉进了浩瀚的大海,世界突然变得如此陌生和未知,个人变得如此微渺,我陷入了一种不知身在何处的茫然中,巨大的空白和寂寞,梦游般的时空,毫无准备地进入了另一个世界。所有的不适接踵而来,晕车,酒店房间的霉味,太多的人,每天走不完的台阶,疲惫,耳畔是潮涌般的嘈杂声,糟糕的睡眠,还有令人失望的各类景点。单位组织过几次旅游,我居然全程在酒店睡觉,哪儿都不想去。在此之前,我从未听说过木里这个地方,但我对如何把人带到东莞,或者说,都是些什么样的人要在年关来东莞务工表示极大的兴趣。何三说,冯工头会在西昌机场来接我们。

那天,我跟何三从广州飞往凉山西昌机场。我执意没让何三出机票钱。飞行五个半小时,到达西昌机场已是下午四点半了。走出机场大厅,何三开始打电话,不一会,一个面色黧黑的中年男人走到我们跟前,何三说,就是他。冯工头是汉族人,但会说点藏语和彝语。在飞机上,何三跟我说起这个冯工头,说他早年在东莞打工,先后多次从家乡带人来东莞务工,这些年发了财,在木里县城买了大房子,十里八乡的人都知道他,只要想来广东打工就找他。冯工头跟何三先后合作过两次,一般跟何三是五五分成,工厂给何三是每小时15元,何三给工人每小时10元,他与冯工头每个人头抽两块五,何三负责联系对接的工厂。

冯工头对我咧嘴一笑,露出一口黄牙,他可能误会了,以为我是何三的女朋友,但是这种误会没有必要纠正。这个人一看就是那种能混的,开口闭口皆是咱们咱们,特别热络。他主动拎起我的行李,向他的车走去。他经过我身边,一股呛人的烟草味袭过来。我不喜欢他。他身上有一股特别阴狠的气息。

盘山公路,七个小时,我吐得黄疸都出来了,双目紧闭,不想说一句话。何三说,他要和冯工头去看人,时间太紧,他就不能陪我逛木里的美景,但冯工头安排了一个女孩会全程陪我。我告诉他,美景就不看了,我也要去看人。到达木里县城冯工头的家已是晚上十一点,私家别墅,装修豪华,却土里土气,果然是发了横财的。头痛欲裂,没有胃口,冯工头带着何三去外面吃饭,他叫老婆给我准备了一碗苦荞糊糊,淡淡的芥茉绿,味道很怪,微微的苦,却有股清香,喝下去之后,果然身体舒泰了一些。我已疲惫至极,匆匆洗了个澡,重重地摔在床上,沉沉睡去。

第二天一早,我就被何三的电话吵醒。去看人,实际上是先把关,童工、轻智障人,残疾,或者年纪太大都是不要的。实际上,东莞还是有工厂在用童工、轻智障人、残疾人,他们待遇要差很多,但这些人都是当一个正常的劳力在使用的,像电子厂、玩具厂还有鞋厂,很多工序完全没有技术含量,手上的活,比如刷胶,坐在那里,重复同一个动作,老人和小孩都可以干。而且这类人,工资低,相对稳定,不会跳槽,便于管理,很多工厂暗地里其实挺愿意招收他们。而他们只为裹腹活着,进入流水线后,越发目光呆滞,形同机器,或者成为机器的一部分。他们只是活着,但,这也比在家乡好。尽管如此,少数工厂也只敢打打擦边球,一旦有人举报,被劳动部门查处,罚得很重。人,一律遣返。所以,把这类人塞进工厂不能大张旗鼓,要偷偷摸摸找准时机。如果风声紧,工厂不会要。

我看见何三身后有一个瘦小的姑娘,皮肤很黑,而眸子也很黑,她头发蓬乱,有几绺扎在衣服的领子里,冷风吹着,她嘴唇干裂,微张,露出湿润的牙齿。她的眼睛有时掠过一丝恐惧。她看上去应该不足十五岁,穿一件脏脏的红棉袄,腈纶质地,袖口、臂肘处有磨损的光亮黑渍。她的腿细瘦,直直的,像根木棍,手,大而紫红,指甲盖全是黑黑的泥垢。她定定地看着我,面有愠色,大眼睛倒是不怕人,有点狠。这姑娘太野,一看就知道会有猫一样的锋利爪子。只是她为何对我如此不敬?

八十多人在村口等着我们,这些人住在山上,即使汇聚在村口,他们也要走三个多小时,非常辛苦。这些彝族人主要种植荞麦、玉米和核桃。也有其他村子的人,他们赶到这里可能需要半天时间,据说有三十几个汉族人。我们驱车过去也要两个多小时,女孩也跟我们上了车。何三说,要把她送回村庄。这女孩名叫英子,刚满十四岁,书是不读了,她强烈要求去东莞打工,何三没有同意,执意要把她送回村庄。她面露凶光,狠狠地瞪着何三,就差没扑过去撕咬了。

到了村口,眼前的人头黑压压一片。他们已经在那里等候了,走近,我不禁感到惊讶,这样一些人,东莞的工厂会要吗?即使工厂把招工的年龄宽限到了五十岁,那也应该是看上去有活力、身子骨健壮的劳力吧?可是眼前的这些人,恹恹的,整体上给人一种很灰很木的印象。冯工头说,这里面有的人一辈子都没有出过大山,连木里县城都没有去过。我看见有一个老人,他的一只手在不停地发抖。男人,好几个驼背,滴着鼻涕水,双目浑浊。年轻一点的,有一股傻傻的蛮气,梗着脖子,是那种无法跟他说理的蛮气,而且一看就知道食量巨大。妇女,脸膛青灰,后背的竹筐里背着流涎水的孩子。少女,脸上则是粗糙的高原红,惺忪的眼,垂着两只发红、骨节粗大的手。有两个女孩子居然是穿着凉鞋,沾着泥垢的脚趾都露在外面,这可是冬天啊。他们沉默,迟缓,即使此刻处于虎口,大概也不会惊慌吧。之前,我在网络上见过这类照片,对于这样的摄影作品,我一直是反感的,这种以追求视觉、暴露真相为目的的摄影实际上毫无悲悯,他们是以看待怪物的视角去拍的,这样的作品是冷血的,它充满恶意。我也带了相机,可是我发现,无论怎么拍,我似乎都逃脱不了那种恶意,镜头里的这些人晃动着,他们看镜头的眼睛流露出惊惶的神色,只一瞬,然后又暗淡下去,那的确是动物本能的眼神。快门根本按不下去。而且,我觉得自己特别无耻。我收起了相机。

冯工头和何三在点名,何三一个一个地查看,主要看手、脚,一瞬间,只觉得心里有一种不适感,印象中,只在电影里看见人们在市场买牲口时才这样查看。最后,何三定下了65人。冯工头跟他起了争执,他要求再多带几个。但最终还是何三占了上风。我忽然觉得衣袖被人拉了一下,回过头来,是一个凹着宽阔脸骨的黑衣老妇,她塞给我两瓶东西,嘴里说着什么,完全听不懂,何三告诉我说,这是这里的野生蜂蜜,是好东西,让我快收下。我拿出了两百块钱塞给她,她避让着,我执意要给,这时冯工头走过来,跟她说了几句话,她还是不肯收钱。冯工头说,她是希望我们能够带上她的孙子,可孩子才十四岁。我被她当成了厂方派来的人了。

我相信,何三和冯工头都有过带童工的经历,虽然这种事情不可说。法律和情感,太多时候没有平衡点。而此刻,换作我,也愿意带着这些孩子走出这贫瘠的大山,在外头,至少可以吃饱饭。老妇开始哭泣,她不是那种大声的哀号,而是低低的啜泣,我想,她的眼泪也死去了。我的鼻子一阵发酸。据说,她儿子吸毒死了,儿媳妇撇下两个孩子跟男人跑了,那个小的,才十岁,是个女孩。冯工头这边她是求过了的,现在就是要求何三和我。何三看着她,没有明确表态,但他让我收下了蜂蜜。英子突然蹿出来,对着冯工头又撕又打,她凶狠地叱骂着。冯工头扬手一巴掌打在她的脸上,骂了一句小婊子。人群突然噤声,英子站在那里,满脸通红,喘着粗气,她的胸口起伏着,蓬着头发,像一头发怒的狮子那样,满身杀气。

这六十五个人的火车票定在了明天下午三点多。他们先坐火车从西昌到达昆明,然后再从昆明转车到东莞。皆是两列慢车,全程三十六小时,这还不算他们从木里县城到西昌的那七小时车程。差不多两天时间。一到东莞马上安排工厂的人前来面试,合格后住进工厂的宿舍。我是坐过那种绿皮慢车的,车厢地板上都坐满人,无处下脚,肮脏,空气浑浊,酸臭。到了最后,厕所无水冲洗,大便堆在坑里,尿液横流。两天不洗澡,不换衣服,拖着疲累发臭的身体,去一个遥远而陌生的地方谋生,也许,对他们来说是走出了大山,生活总算有了奔头。

中午在村口的小饭馆吃的饭。村口这里有一个小小的集市,简陋的木架搭就的饭馆一家挨着一家。冯工头给这六十五个人每人发了十块钱,让他们吃一顿快餐。有几个年轻人请冯工头去喝酒,何三没跟着去。他替我点了这里的坨坨肉,熏腊肠炒蒜苗,还有笋干炖羊肉。何三告诉我,昨天晚上,冯工头在外面给他订了间房,把那个英子送了进来。他瞟了我一眼说,那小姑娘,太猛了,一进门就脱衣服,往我身上蹭,边蹭边说,叔叔,我已经满了十四岁了,你不要担心。他抬起头,环顾了四周,见没人注意到我们,继续说道,可是,她那个身体像是没有发育,我哪里会有兴趣?那身子骨,太可怜了,就几根扎手的骨头……丑得跟个蝙蝠似的。

我听着这话不对,抬起头,冷笑一声,这么说,换成个身材好的性感姑娘你就上了?那当然。何三理直气壮地回答。他说,以前去别处的农村带人,晚上钻他被窝的漂亮姑娘多着呢。为了进一家不错的工厂,或者是进了工厂后得到一个相对好一点的岗位,如果钻个被窝就能实现,你说她们会不愿意吗?

我没做声,这些所谓的艳遇以前就听他吹过。人之卑微,人生之悲凉,令人叹息,我摇了摇头,何三你这个垃圾!他接着愤愤地说,英子已经被冯工头上了,并许诺她能够进东莞的工厂,这冯工头真他妈不是东西。我横了他一眼,你们一路货色。何三说,英子见我不肯碰她,她就哭了。他又抬起头看看四周,掩口低声跟我说,英子的母亲是被拐卖进山的女人,在她五岁时,逃了,没有音讯。她爸在浙江打工,几年没回来,她跟祖父住在一起,从七岁起就被村子里的两个老头性侵。她说她一定要出来,不然,她会死在山里。

……

他妈的!我一下子站起身,踢开凳子,看了看蹲在路边吃饭的人群,在这沉默的人群里,终于寻到英子那小小的身影。她正背着身子站着吃面,我的手悬在半空,突然间觉得自己无可作为,手,无处安放。太难过了。太难过了。一时间,喉管发硬,泪水涌出眼眶。何三向我摆摆手,示意我不要这么激动。他说,这种命运的女孩在大凉山又不是个别现象,你激动个××啊,你能怎么办,你想怎么办?

怎么办?带到东莞啊!

犯法哦,晓得不,介绍童工是犯法的。我不带!

别装了,这事儿你还干少了?那个老妇的孙儿你打算怎么办?就是你让我收下蜂蜜的那个老女人,你是不是早有安排?

没有。

那你还让我收下人家的蜂蜜?

这蜂蜜很珍贵,野生的,不要白不要啊。

我说不出什么了,闭上眼睛。果然冷血。这一切,何三和冯工头这种人早已习以为常了。何三,我再也没有办法把你当朋友了。你是一个真正的垃圾。

我走到老妇的身边,硬是把两百块钱塞给了她。现在理解了,为什么英子对我满怀恶意,她一定以为我是何三的相好,因为我,何三才没有碰她。哈哈哈,哈哈哈,我真哭不出来。我急切地想离开这里,远离这一切,一个什么都做不了的人,待在这里干什么呢?表演悲情?洒几滴同情的眼泪?真可耻。

我先回的东莞。一连几天,我无法走出那种阴郁、压抑的气氛。仿佛大脑的一根主轴被什么东西控制了一样,盯着一个东西看,直到把它盯到模糊才惊醒。网络、电视、报纸都报道过类似的新闻,早有耳闻啊,我又不是不知道,这会儿矫情个什么呢。至于何三,我丝毫没有失望感,本来就是个社会混混,对,还曾经是个小偷、骗子。可是,我还是无法排遣亲历的那一幕幕留下的坏心情。这几年,我深宅在家里,不太参与外面的世事,喝茶,读书,写一些怡情的小文章,虚度每一天。也许在潜意识里,我回避着什么,对,我回避着痛,回避着那些经不起试探的情感、人和事物,回避着底线,回避着不得不面对的一个脆弱的自己。我小心翼翼地,不去碰。然而,总是会有那样的时刻,再一次面对无助,伤感,还有孤独。

三天后的傍晚,何三打来电话,他告诉我,人都到了东莞某电子厂,晚饭后就开始面试,希望我一定去看看。他说,有一个意外。何三这个人,太奇怪了,他似乎从来都不介意自己是如何触怒了我,从来都用他的痞性去消解事情的严重性,居然还打来电话,还嬉皮笑脸,还卖关子,一个意外?嗯?

我赶到电子厂的时候,人群已在厂内的篮球场聚集着,篮球场的外围,堆放着他们的行李,有不少人居然用了一根竹扁担挑着两个布袋。东莞的冬天很温暖,我看到有人脱下了旧棉衣,垫在地上坐着。这次不同,我居然在他们的脸上看到了笑意,那种疲惫、虚弱的笑意,仿佛劫后余生,总算抵达了生之彼岸。那样的笑容真让人难忘啊,我得用手机拍下来。

何三拿起喇叭喊话,他让人群分成男女各自站好两队,拿出身份证,挨个填表,等候厂方的人事主管来面试。有一些人不识字,厂方派了一个文员摆了张桌子,她坐在那里,准备对录取的工人填表登记,录入资料。何三很兴奋,可能这一次应该能够给他带来可观的收入吧。六十五个人,每个人每小时抽两块五,如果按每天工作十个小时算,一个人一天就是二十五块,一个月下来报酬丰厚。

厂方的人事主管在挨个面试,何三来到我面前,他压低声音,半掩着口说,把那两个小东西带到东莞了。我一愣,然后转身用眼睛四处搜寻。何三说,这种事不能公开,更不能大张旗鼓,得先试厂方口风,然后想办法。我问人呢,何三说,冯工头把他们安排在一个同乡的出租屋里,很安全。

他见我愕然,正色说道,如果是学徒,指定一个师傅带,模糊雇佣关系,就不算是童工,打打擦边球,不犯法哦。他向我强调,不犯法。我笑了起来,我又不会去告发你,你跟我强调个什么劲?他一扬眉,是真不犯法。只是这样的厂子要慢慢找。他努努嘴说,有些黑心的厂子,一般会把孩子当苦力使,每天工作十小时以上,工资还很低,那不能送进去的。

冯工头突然一把拽住何三,完了,有二十个人他们不要。这时,我听到人群骚动起来。何三来到厂方人事主管面前理论,说是先前谈好的,全部入职。人事主管是个精干的年轻女人,她说,电子厂的工作主要是看手是否灵活,年纪大一点确实是没多大关系,但是,手必须要快,因为流水线的流程不等人。她指着淘汰的那些人说,我看过他们的手了,骨节粗大,僵硬,不能灵活弯曲,甚至无法使用精细的小钳子来夹东西,你说,怎么能录取?

庄稼人的手当然是粗糙的,熟练熟练就能应对啊,不是有一个星期的培训吗?培训后就能上岗。何三据理力争。

时间这么紧,我们都要赶工,哪里有一个星期的培训。要不,你把我的意见传达给我们老板,叫他定夺。那女人不肯相让。何三只得拨通了一个电话,隔得有点远,我听不见他说了什么,但看表情,他几乎是在恳求,然而,末了,他只是怏怏地放下电话。

人群的骚动还在继续,场面乱哄哄的,原来,有夫妻一起来的,其中有一个落选,父子、母女、兄弟、姐妹一起来的,也有一个人落选的,原先是以为大家都在一个厂,可是现在,有二十个人落选。那女人拿起喇叭开始吆喝,说是录取的员工填完表可以马上去领物资进入宿舍。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冯工头翻脸了,他质问何三,要他给个说法。那二十个落选的人以为冯工头跟何三一起骗了他们,此时,他们面带不可捉摸的表情围向二人。冯工头在此之前已经收取了所有人的保证金,他也一时间慌了手脚。何三害怕了,他说,老冯,你看现场乱糟糟的,快点想法子安抚。这二十人不愁找不到厂家,只是现在你要跟他们解释清楚啊。

冯工头来到人群中,用他的半生不熟的彝语跟他们解释,果然,人群安静了。看情形,他应该是同意退还保证金。很快,被录取的人一个个扛着行李朝厂里走。留下二十个人在广场。巨大的沉默与空白。何三忙说,鞋厂玩具厂也在招人,明天我去联系,你放心好了,一定不会让他们回家的。这时天开始下起小雨,冯工头带领人群往外走。像一只打了败仗的伤残病弱的老兵队伍,落寞的身影,歪歪倒倒,稀稀落落,那情形,令人徒生伤感。他们对这个城市一无所知,除了冯工头,这里,他们不认识任何人。他们像草芥一样被人抛弃,无从抗拒,只能默默承受。也许,相比在大山里更为苦难的人生,被弃根本不算什么吧。我和何三静静地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何三跟我说,他已经答应冯工头,如果找不到厂家接纳他们,他就每人赔两百块的路费钱。原来是这样安抚下来的。可是……这笔费用难道不是由何三与冯工头平分吗?我有些不平,这句话,我没能说出口。也许,何三他有足够的把握联系到厂家吧。

老冯?你把人往哪里带?何三突然追上去问道。

只能去大桥底下了,那里可以避雨。我还有几顶帆布帐篷,可以撑过去的。

你让他们睡大桥底下?

不然呢?

沉默。我和何三也转身了,准备往回走。何三突然拉住我,我们能这样走出去吗?我们真能这样心安理得地从这里走出去吗?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反正我是不能了。真他妈的!他握紧着一只拳头,重重地砸在另一只手上。然后,他扭头对着冯工头高喊,老冯,你稍等一会儿!

又是一通电话,打了好几个。最终何三找到了一家工厂的闲置仓库,以每天六百元的价格租了下来,预租五天。他说,一会厂里就有车子来接。我一直盯着他看,但他没有抬眼皮。就在刚才,那个在木里县城一气之下拂袖而去的有良心的人,那个一直以为何三只是一个垃圾的人,面对这二十个人只能睡大桥底下这件事竟毫无动容。我从来就不了解何三,我惊讶我竟如此冷漠。

一切妥当了,仓库很大,也很干净,墙角堆着旧机器,和一些纸箱。淡淡的机油味很好闻。人群再一次露出笑颜,一个个的,在忙着解开行李铺床。冯工头也似乎松了一口气。而所有这一切,我做了什么?我什么也没有做。我还从来没有把何三当成真正的朋友。他只是一个混混,一个小偷。劳务派遣,其实就是我们口中俗称的蛇头,何三活在一种自己被坐实了的无良蛇头的标签里,他从来就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多么好的人,不,他的确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人。如果你点破,他会痞着脸矢口否认,他会不好意思。

第二天,东莞报纸的微信公众号推出了一条新闻,这新闻在朋友圈迅速传开,朋友们纷纷点赞、转发。很多人的留言很暖。某模具厂免费提供仓库给来自大凉山的农民工住宿,新闻说这二十个农民工历时两天从凉山抵达东莞务工,因夜幕降临,在陌生的城市无处落脚,幸得某厂伸出帮扶之手。配的一组照片很好看,每一个人都笑得敞亮、纯净。那样的笑容仿佛照亮了整个世界。

何三应该也看到了,他给我留言:免费?哪里免费了?

我回:你只管等着就好。

何三说,已经找到一家工厂了,但是开价是每人每小时十四元,比先前电子厂那一拨要少一元。除了给工人十元,剩下的四元,按道理他跟冯工头每人两元,可是冯工头不肯,执意要按先前商定的两块五拿,坚决不肯退让。这样,何三每个人头每小时只能抽一块五毛钱。

你不是可以从工人那里再扣一点吗?你给工人九块啊,反正,对他们来说,有工厂接收就已经是谢天谢地了。

半天过去。我听到一条语音留言。人气得要爆炸。

冯工头在他手上再一次从每个人头上抽走两块。如果扣到九块,那么工人只能每小时拿七块钱。

你为什么要跟这样的人渣合作?

我也是人渣啊,你个臭屁红,你的世界只有黑与白,你以为谁都能做到啊?我听见他叹了口气。这么些年了,他一直把我当成最珍贵的朋友,原来就是看重我的世界里有那个黑与白,是与非,我能做到分分明明。可是,我做到了吗?面对这个自称人渣的人,我太羞愧了。我终于明白,这些年,他没有发财,却又活得那么自由自在,仿佛拥有一个很轻盈的灵魂。我环顾了一下我的周围,四处皆是用方方阔阔的嘴言说着道德、大义与公理的冷漠的脸,我也身在其中。像何三这样的朋友,仅只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