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庞丁或扁头

其实，庞丁才是我的本名。那时，我还是龙门第二小学的学生。我没觉得自己的名字有什么不好。五年级上半学期，新换了语文老师。他长了嘴龅牙，嘴巴外突，总是合不拢。我叫他鳄鱼，范大同认为更像野猪。龅牙每次喊我的名字，总要停顿两三秒，庞——丁！每次都有爆炸效果，整个教室都要笑翻了。他似乎很喜欢这种爆炸效应，每堂课都叫三五回。我很是不爽，决定给他点颜色。

大街上的车还没现在这样挤，老师的交通工具多数是自行车。龅牙的自行车并不难找，他到校早，喜欢放在角落。座包套是针织的，咖啡色。我和范大同扎过贺梅的车胎。范大同想和她好，她爱理不理的，脑袋翘得老高。轮胎没气，她只好推着走。范大同奔上去，愣是扛到修车铺。自此，她肯和范大同并排走了。龅牙当然没贺梅那么幸运，对他是惩罚式的。放学，我和范大同远远跟着龅牙。轮胎瘪塌，自行车歪歪扭扭，龅牙也歪歪扭扭，跟到明德北路口的修车铺，我和范大同诡笑着离开。

次日，龅牙将我拎到办公室，问我一个人干的还是两人合谋。上来就给出选择题，非A即B，我才不上他的当呢。龅牙一掌盖住我的额头，另一只手挤压着我的后脑，说还真是扁头。对了，我还有个绰号：扁头。龅牙说，你相不相信，我会让你的扁头变成面饼！这吓不倒我，我一言不发。龅牙并未继续挤压，他缓缓松开，突然扯了我的左耳，叫，十个，扎了足足十个窟窿呢。我暗想，不对呀，明明是九个，怎么成了十个？莫非范大同多扎了一下？还是龅牙被修车的坑了？龅牙说，我没冤枉你吧，要不和修车的对对证？我的心扑腾一下，忙抿紧嘴巴。

龅牙没审出结果，很不甘心。他让我先回教室，如果放学前不主动交代，他就报警了。还没等放学，我就看见了小舅。他让我带上书包跟他走。我说还没放学呢。小舅轻轻推我一把，说老师准假了，现在就走。

我一路磨蹭，想着怎么应对。见小舅发火了，才跟上他。我家住在黄土场六号，据说过去是枪毙犯人的场所，山脚下一垛挤着一垛的黄土，我和范大同仔细寻过，但没发现什么。

上坡便看见停在巷口的警车，我头皮阵阵发紧，想龅牙真够狠的。小舅又推我一把，走呀！

竟然来了三个警察，两男一女。杨翠兰坐在餐桌边的椅子上，双眼红肿。年长的警察在她对面坐着，年轻的一男一女分站在两个角落。第一次看到这种阵势，我慌了神。女警察摸摸我的扁头，叫我不要害怕，说着摘下我的书包。她把课本、作业本、铅笔盒掏出来，铺在地上，一一翻检。作业本上对钩不多，更多的是红叉。那一刻我挺羞的。末了女警察依序装回，冲年长的警察摇摇头。

警察离去，杨翠兰一把搂住我，号啕大哭。

警察不是冲我来的。一工厂的财务室被撬，盗走放在保险柜的两万现款。同一个夜晚，值夜班的工人不知去向。那名工人叫庞有亮，是我父亲。警察来了不止一趟，询问杨翠兰，还有我。旮旮旯旯都搜过了，连庞有亮的二胡都没放过。那一阵，杨翠兰的眼睛基本是肿胀的。开始她和舅舅小声嘀咕，后来说话跟放炮一样，“有亮”被“挨刀货”代替。

庞有亮没有踪迹，警察也一无所获。

两年后的某日，我放学回家，杨翠兰正陪李叔喝酒，就如同她陪庞有亮一样。李叔是庞有亮的同事，也是他最好的朋友。李叔每次来喝酒，都会给我带礼物，一盒饼干、一包软糖还有弹弓什么的。庞有亮叫他不要惯我，李叔总会说，孩子嘛。我挺喜欢李叔的。有次他翻我的作业本，我以为他要皱眉头，孰料他只是笑笑，说我比他强，他没一门功课及格。你看，我也当了工人是不？咱照样挣钱！还有一次，他喝多了，外面下着雨，被庞有亮强行留下，他和我睡在外面，第二天，他竟然有些羞，还向我道歉，说他呛着我了。

庞有亮没把李叔当外人，杨翠兰也是。庞有亮携款逃亡，他那些朋友生怕沾惹上麻烦，躲得远远的，杨翠兰就是这么说的。李叔不怕。除了小舅，李叔来的次数最多。有亮不是那种人，你要相信他，李叔每每这样说。或者，以我对有亮的了解，他没那个胆子。那时，杨翠兰便凶神恶煞般地大嚷大叫，他把我和小丁抛弃了，这总是事实吧？李叔叹口气，就算是，谁还不犯个错呢？等他醒悟——李叔的声音被杨翠兰排山倒海的叫骂淹没。我觉得杨翠兰有些过分，李叔本来是安慰她的，她却把人家当出气筒。

重体力活，自然是李叔干，如换煤气啦，买个米面什么的。龙门冬天寒冷，入冬前院子里必须备两吨煤。我们住的是排子房，前后距离很窄，没法进车，煤块只能卸到巷口。我家的煤都是李叔一筐一筐抱进来的。小舅得过肺结核，不能干重活，根本帮不上忙。庞有亮离开后，李叔就只干活不吃饭了。有时杨翠兰菜都炒好了，李叔也不肯。他总说有事，匆匆离去。杨翠兰就塞盒烟给我，让我追上去塞给李叔。李叔总要摸摸我的头，轻轻叹口气。

所以，那天见李叔和杨翠兰喝酒，我很意外。杨翠兰也完全不是先前灰塌塌的样子，穿了件紫色的衬衣。庞有亮离开后，她就没光鲜过。杨翠兰的腿动了一下，一颗光洁的篮球滚过来。我满心欢喜，抬脚踩住。知道谁给你买的吗？杨翠兰笑盈盈地。我已经是初中生，她还以为我是小孩子呢。我说谢谢李叔。李叔摆摆手，快吃饭吧。这时，杨翠兰的笑一点一点收敛起来，她的脸有些严肃，“从今天起，你改叫爸吧”。

我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有些东西突然涌上，说不清那是什么。我没说话，低头进了里屋。背后传来李叔的声音，别为难孩子。

毛 头

黄理朝我走过来时，我的肠子都快饿断了。他像我见到的其他公交车司机一样，拎个特大号水杯。夜色昏暗，我仍能看清杯底的残水上漂了几朵菊花。

四月的龙门，特别是晚上，寒意甚浓。十分钟后，我和黄理走进明德北红焖羊肉店。一天前我就订了房间，酒早已摆好，五星的龙门老窖。黄理说买这么贵的酒干什么，二锅头就行。我说黄哥哪里话，二锅头是我这种人喝的。黄理说，也罢，不过下次可不能把我当外人。我说，我从没把黄哥当外人。黄理呵呵一笑，这就对了，谁跟谁呀。

黄理酒量大，我领教过。每次我都做干杯状，但杯底总要剩那么一点点。其实，我敞开喝，他喝不过我。我不是来和黄理比酒量的。我带了两瓶酒，如果我少喝一点，另一瓶可能就不用开了。还有，我尽量夹火锅里的萝卜豆腐粉条，油水足，也很好吃的。羊肉自然留给黄理。这样的小九九，我心里有一大把。我并非小肚鸡肠，可日子过成这样，不精打细算不行。大鱼大肉的日子谁不想？命里没有呀。

黄理喝到鼻尖冒汗时，往后仰了仰，他的目光穿过一缕缕热气，定在我脸上。我问过了，不大好办。我说肯定不好办，好办还用得着黄哥吗？黄理说，你倒是有啥说啥，只是，我直接挂不上话，也得通过别人。我说，这就麻烦黄哥了。黄理说，单给校长就得一万。我立刻道，没问题。我早打听好了，校长一万，借读费、杂费、书本费另算，也得一万。我妻子在附属医院打扫卫生，她打听的也是这个价。黄理说，中间人那儿……我说，绝不让人家白跑腿。我从上衣内兜掏出两沓钱，昨天就准备好了，一沓一万一沓五千。黄理愣了愣，旋即笑了，我没退路喽？我严肃地说，我没几个朋友，只能给黄哥添麻烦。黄理说，好吧，我试试，办不成可别怪我。我说，黄哥能办成的，到时我……黄理打断我，办成了请我喝酒，办不成也不要骂我。我说黄哥说笑了，我毛头不是那样的人。黄理问，为什么一定要去二小？我听说二小一个班七八十号人，跟煮饺子一样。我本来想说谁不想念个好学校，临时想起那句话，大声说，我不能让女儿输在起跑线上。黄理哈哈一笑，点着我的鼻子说，看不出来呀，毛头，真有你的。

那瓶酒还是开了。心情好，喝得痛快，餐馆快打烊了，我和黄理才离开。我住得远，在大境门外，走回去已是午夜。平时，妻子快睡醒一觉了，她起得早，睡得也早。那天，她直愣愣地坐在沙发上，我一只脚还没迈进门，她便弹起来问我结果。我说快渴死了，不能让我先喝点水吗？妻子接了杯自来水，递过来突又撤回去，你不说，就甭想喝！我说好吧，大姐，听你的。

被闹铃叫醒，天已大亮。我嗅嗅鼻子，顺着香气望去，看到餐桌上的炒鸡蛋和炸馒头片。想起昨夜的折腾，我笑了笑，觉得骨头也被炸过了，酥酥的。我洗过脸，将炸馒头片和炒鸡蛋放在饭盒里，拎上昨日喝剩的半瓶酒。

父母也住在大镜门外，与我隔一条河，直线距离不过几百米，但因为只有一座桥，每次去父母家要绕一大截。从桥这边走到桥那边，再从桥那边走到桥这边。如我的日子，反反复复，没有变化。

进院便听到父亲的咳嗽声，凿石头一样，咔！咔！！咔！！！我的脑壳阵阵发麻。

母亲正伺候小可洗脸，她护在小可身边，左手香皂，右手毛巾。她瞅见我手里的酒瓶，小声责备。我没接茬，说你别这么惯她，让她自己洗。小可说，我自己洗不了。母亲说，听见了吧，我可没惯她。我说，小可，秋天你就要上小学了，自己连脸都不会洗，老师和同学可要笑话你的。小可猛拍几下水，母亲忙说，那时小可就会了。

我没有马上进里间。又被凿了几下，静等片刻，掀起门帘。屋子有些暗，父亲靠在角落，有些模糊。身旁放一个看不出颜色的痰盂，几年前他就离不开了。昨天好点儿了没？我问。明知是废话，但还是要问。每天问。父亲问，酒呢？我不由笑了，你耳朵倒是好使，我妈不让你喝。父亲一阵剧烈的咳嗽，我忙在他后背拍了几下。父亲喘息片刻，催促，拿进来呀，你是来馋我的？我说哪有大清早喝酒的。父亲没好气，大清早怎么啦？谁规定了？我妥协，好吧，那你少喝点。父亲哼了哼，以为你是大夫呢！

虽然母亲反对，但我仍隔三岔五给父亲买酒。父亲好这口，他和母亲因为这个常闹别扭。早些年，父亲在工厂上班，我和母亲在村里侍弄那二十亩薄地。我们村庄管这叫一头沉。工资月月发，一头沉总是让人羡慕的。父亲倒是每月都回，但带不回多少钱，工资多半买酒了。夜晚吵了架，白天母亲仍是满脸笑意。乡亲打趣母亲是不是半夜数票子，数得眼睛都睁不开了。父亲带不回钱，但他说会把母亲弄到龙门，还说我将来可以顶他的班。父亲倒是没有食言，我们家在一九九二年秋天搬到龙门，但我并没能顶父亲的班。据说两瓶茅台就可以搞定，父亲也准备好了，但那天晚上他喝醉了，没找见厂长家。第二天厂长出门了。待厂长回来，已有了新政策。母亲自是经常唠叨，我也有过怨言，但能怎么样呢？活着的路又不只这一条。父亲仍然爱喝，母亲管不住。父亲住了几次院后，母亲的反对更加强烈。父亲照旧，只是不喝那么多了。我口头是赞同母亲的，行动却偏向父亲。他的日子不多了，喝点又能怎样呢？不喝怕也熬不到年底。我无能为力，能做的就是让他离开时少些遗憾。

范大同

死者是女性，裸体，三十岁上下，脖颈处有明显勒痕，嘴角有凝固的血迹，小腿处有两处梨状瘀青。除丢散的衣服鞋袜，没有任何随身物品。宾馆监控显示，昨天中午，该女子登记入住，半小时后，一男子进入其房间，三小时后男子离开，手里多了个女式挎包。男子一米七左右，体形偏瘦，头戴鸭舌帽，看不清面容。

我对小李说，摸清死者的身份及社会关系，逐一排查。除了体貌，要注意是不是左撇子。小李问，为什么是左撇子？我说，重新检查尸体，再看一遍监控。小李点头，我懂了。

九天后，案子告破，我和小李辗转呼和浩特、鄂尔多斯，最后在包头将嫌疑人抓获。又是一起婚外情导致的凶杀。我经办的案子，与婚恋出轨相关的占了半数。五花八门，奇奇怪怪。闹出人命并非深仇大恨，常常是芝麻粒般的事。一个人住宾馆走错房间，屋里三个男人正在聊天，走错的人道歉后欲退出，其中一个男人骂了脏话，被骂者下楼买了把水果刀，捅死两人，另一个重伤。更离谱的一桩是一旅客在车站打了个喷嚏，对面的男人说唾沫星子溅他脸上，两人言语不合，撕扯起来。其中一人摸出酒瓶，对方重伤致死。遍地戾气暴气怨气，是不是很邪性？

案件虽多，我没有抱怨过。我是工作狂。第一次办案，验完腐烂的尸体，呕吐了三次。现在当然不会了，有时半夜突然想起某些疑点或意识到可能忽略的地方，会立刻赶到停尸房重新查验。我喜欢自己的工作，但还没到因嗜成瘾的程度。破获一个案子会休息一两天。

正好是周末，我打算把洋洋接回住一晚，当然，住两个晚上就更好了。我知道这有些困难，但必须试试。我给老头买了一盒虫草，给岳母买了两盒进口的钙片。给洋洋的东西不好买，她不像别的女孩喜欢布娃娃小熊之类，也不馋哪一类食品。我在商场转了两个多小时，选定几盒蔬菜饼干，一套有彩绘的童话书。毫无新意，我自己都有些泄气。但不知道选什么，实在不知道她喜欢什么。洋洋有个专门放玩具的柜子，都快撑爆了，其实叫垃圾箱更贴切，因为那些玩具丢进去后，她再无兴趣。

老头住在三义巷，四周高楼林立，小区显得老旧了。他在高新区还有一套房，带电梯的，空置多年。他舍不得离开三义巷，他对三这个数字情有独钟。他当年的办公室是301，住宅也在三层。我早已离开老头的羽翼，但每次进这个门，都觉得自己矮了一头。

刚刚吃过饭，餐具还在桌上。我叫了声爸妈，同时瞥瞥洋洋的房间。老头点点头，拿起桌上的报纸，这是他多年的习惯。岳母问我吃过没，我说吃过了。岳母说，刚回屋，才上个三年级，就一大堆作业……你来有事？我捕到她眼底的警惕，说，今天休息，过来看看。

岳母走进厨房，老头仍埋在报纸里，我叫声爸，他抬起头。与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一样，雷打不动的表情，只是皱纹多了些。我说，我想带洋洋回去住……一晚，明天就把她送回来。老头看着我，似乎没听懂。我突然有些慌，这令我羞恼。但我毕竟不同于先前了，老头也不是从前的老头。我的目光晃了晃，稳稳地和老头对在一起。若云怎么样？他问。我说，上个月去看过她，她还好，就是瘦了一些。我没撒谎。老头说，你妈想去看看，你带上她。我迟疑一下，下周行么？老头说，看你时间。脑袋重又扎向报纸。我忙说，明天吧，我开车过来。老头说，你和你妈商量。

岳母自然不同意，每次都这样。她能摆出一万种理由。但老头只要点头，她难不住我。她嘱咐一遍又一遍，喝水，写作业，吃药，我没有失去耐心，一遍遍地应答，妈，我记住了。临出门，岳母突然又想起，洋洋昨天说想吃焖大虾，晚上回来吃吧。我说，门口的餐馆虾做得特别好。岳母说，饭馆不卫生，别带洋洋去那种地方。我说，好吧，那我自己做。我抱起洋洋，快步下楼。

洋洋对我和岳母的争夺——姑且这么说吧，无动于衷。有一次岳母让她选择，她看看我又看看岳母，垂下眼皮，任随发落的样子。她的茫然让我内疚，也让我有说不出的寒意。

一路无话。直到上了1路公交车，洋洋的眼睛方绽放出细碎的光泽。坐公交是洋洋唯一的爱好，她的嘴巴只有坐公交才撬得开。能坐到终点吗？洋洋问。我说，当然可以，坐到终点咱再坐回来。作业很多吗？我问。洋洋说，我能写完。她很聪明，能听出我的话外音。

坐了两遭，到明德北，已是中午。在就近的餐馆吃了点东西，我问洋洋下午想干什么，洋洋毫不犹豫地说，坐公交车。我暗暗叹口气，说，改天再坐行吗，咱换个花样，登山怎么样？你还没登过山吧，万一哪天老师让你写登山的作文，你都不知道怎么写。洋洋沉思一会儿，说，听你的。

西太平山就在明德北，一条缓坡，一条石阶，有些陡。我让洋洋选，她竟然选了石阶。倒也没多高，但爬到山顶，洋洋后背有些湿，额头也汗漉漉的。我脱下外衣让她披，她喊热。我说山上风大，一会儿就不热了，感冒就不能上学了。洋洋乖乖披上。

我和洋洋在朝阳亭坐下。从这个位置能望见龙门的全貌。我和庞丁常爬太平山，后来多了贺梅，再后来是我和贺梅。每次都要在朝阳亭坐一坐，说说话。有时什么都不说，就那么坐着。我第一次和贺梅接吻，不是在树下，也不是在墙角，就在朝阳亭。有人上来，我和贺梅分开；人离开，我俩又吻在一起。

本来打算坐一会儿就离开，但思绪飞扬，醒过神，一个小时过去了。洋洋两手托腮，目光如水。我问她想什么，她说什么也不想。我说去别处看看，她不肯，就要坐着。我只好陪她坐着。

从太平山下来，已近黄昏。我和洋洋商量，打个出租车，那么多作业等着。洋洋不说话，径直走向公交站牌。我跟过去，她说，我能写完。等公交的人多，我让洋洋靠后站站，同时拽了拽她。在站牌旁边立定，我便注意到那个瘦瘦的后生，长发细眼，还有他吊在手腕处的外套。他的目光游移不定，显然在寻找目标。干这么多年警察，我虽然没有火眼金睛，但这点儿判断力还是有的。2路公交到了，我拽着洋洋紧随后生。一妇女上车的瞬间，包到了后生手里。我喝了一声，将后生扑倒。我没穿警服，手铐却随身藏着。这时，我听见尖细的哭声，是洋洋。她站在几米远的地方，双肩抖颤。我说，别害怕，爸爸逗他玩呢，过来，咱们坐下一趟。洋洋迟迟疑疑靠近我。我拽着被反铐的后生退到台阶上，掏出手机。挂了电话，发现后生用异样的目光看着洋洋，我突然急了，大吼，你他妈给老子蹲下！

李 丁

如果一个人脾气暴躁，最好不要开出租。柔韧的血管也会变得脆化，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炸裂了。但开出租却又是治愈急躁的良方，一天天下来，藏在身体里的火星一粒粒熄灭，再无燃烧的可能。被车流挟裹，任喇叭轰鸣，也可安之若素，比如我。

我旁侧的哥们儿不停地按喇叭，虽然他清楚按也无济于事，还是频频拍打。他肚里有火，他在发泄。可有的时候，越急越上火，越上火越急。我估计他开出租不超过三年。长青路是龙门最堵的一条，早先市委市政府在这条路上，常有上访告状的，男男女女疙疙瘩瘩，从政府门口一直堵到新华书店。若运气差，被裹在其中，没有两三小时逃不出来。开发商跑路，工厂发不出工资，被坑的被骗的，每个人都是火药桶，你一个出租车司机，敢大嚷大叫吗？后来市委市政府搬到高新区，长青路变成单行道，但照样堵。第一附属医院还在这条路上，不光坝上坝下，内蒙古的病人都往这儿跑。我拉的父女也是到一附院的，他们上车我就告知会堵。我从后视镜窥视，老人倒是安稳，女儿神色焦急，但没有狂躁举动。老人腿脚不便，若现在走着过去，二十分钟也到了。

终于挨到医院门口。比刚才好走多了，但快到三中时，又不动了。我想不对呀，这个时间不该如此。当然，堵就堵了，还能怎么着呢。我摇下车窗，正想抽支烟，脑里突然闪了一下。虽然只是预感，但我没有迟疑。钻出车门，穿梭前行。

还没到明德北，我就看见了在路口指挥的杨翠兰。她周围的车辆如一堆乱蚁，那多半是没听她指令被她逼停的。那时，已有一个交警靠近她，并试图将她拖离，哪里拖得动？杨翠兰化身交警，力气超凡，根本不像六十五岁的女人。我奔过去抓住杨翠兰，与交警形成左右合围之势。杨翠兰叫，干什么？没见我正忙着吗？我冲她耳朵叫，妈，我李爸四处找你，他快急死了。杨翠兰顿时被针刺一般，迅速偏过头，在哪儿，他在哪儿？我忙说就在前面，猛拽一下。杨翠兰步态不稳，身体不时碰到车身。交警尾随我和杨翠兰一直到人行道，我回过头说，实在对不起，给你添麻烦了。交警说，今年已经是第三次了。我说，真是对不起。交警挥挥手，走吧，看好她。

杨翠兰左顾右盼，你李爸在哪儿？我牢牢抓着她，就在前面，拐过弯就到了。杨翠兰说，你可别哄我啊。我说我不会哄妈的，李爸驮个煤气罐，你去帮帮他。杨翠兰脸上泛起喜气，没错，他是换煤气去了。

终于到了，我几乎被水洗了一般。杨翠兰问，你李爸呢？怎么不见他？我拽开车门，你上去，咱们开车找他。杨翠兰说，你又哄我，我不上。我大吼，杨翠兰！杨翠兰直定定地看着我，你叫我？我可是你妈啊。我说，你再磨蹭，就再也见不到李爸了。杨翠兰紧张极了，那快点儿啊。

我仍住在黄土场六号，上坡，杨翠兰认出来了。你怎么回来了？你李爸呢？她不像刚才那么狂躁了。我将车停在路口，他出远门了，没跟你说吗？杨翠兰叫，他没出远门，他换煤气去了。我说，驮回煤气他出的门，他会打电话回来，你必须守在电话跟前。我这么说，杨翠兰乖顺了许多。

我结婚时李爸和杨翠兰将隔壁的房买下，拆掉院墙，改造成一个大院子。杨翠兰仍住原来的屋，数年前装修过一回，现在只是多了两扇护窗。那么粗的钢筋竟然锯断了，显然不是一天两天完成的。杨翠兰仔细地擦拭着那部红色电话机，每天不知要擦多少遍，快擦破皮了。等待李爸的电话，是杨翠兰五十九岁以后人生中最重要的内容，每次看到她一动不动地守在那里，我都心如刀绞。可此刻，我却有难以形容的惊骇和愠怒。我伸出手，声音如铁，拿来！杨翠兰问，什么啊？我指指护窗，钢锯条！杨翠兰甚是紧张，什么钢锯条？我抓起电话举过头顶，你要不交出来，我就把电话砸碎。杨翠兰慌了，别砸别砸啊。她转过身撩起床垫。我暗暗心惊，竟然藏了三根钢锯条。哪来的？我追问。杨翠兰摇着头，眼睛盯着我手里的电话，随时要扑上来的样子。我说，你办不到，电话一砸就碎，告诉我，哪儿来的？杨翠兰指指头顶。角落有个通风口。我看着杨翠兰，她说，我不骗你。我缓缓将电话放下。

通风口处扣着木盖，没有固定，我轻轻移开，沿四边摸了一圈，竟然还有两根钢锯条。此外还有一把扳手，一把改锥。我问杨翠兰什么时候放进去的，杨翠兰摇摇头。她抓过电话搂在怀里。我叹口气，妈，你可不能往外跑了，李爸打来电话，没人接，他该多伤心呢。杨翠兰拼命点头，我哪儿也不去。

下午我便把护窗焊好。我跑出租，妻子与人合开麻将铺，谁也没有大把时间陪杨翠兰。有时我想，这和监牢没什么区别，但有什么办法呢？让杨翠兰跑出去等于害她。

我又把屋子检查一遍，连杨翠兰的被褥枕头都仔细搜过，确认她没有藏匿别的工具，但我并不踏实。电话哑的时间久些，她就变得狂躁。妻子让麻将铺的客人假扮李爸往家里打过几次电话，但立刻被杨翠兰识破。李爸的声音已经渗入她的血肉，哄她可没那么容易。

妈，我出去接应李爸，你好好守着电话。杨翠兰一动不动，没有任何反应。我摸摸她的肩，说困了吧。她仍一声不吭。一绺白发垂在脸侧，我轻轻顺了顺。她就这样，前一个小时还大嚷大叫，后一个小时就突然痴呆无声。我把她扶到床上，试图把电话机拽出来。她搂得紧，只好作罢。

我给贺梅打电话，问她忙不忙，我过去一下。贺梅问，是不是阿姨的病又加重了。我说，有点儿。贺梅说，在民政局听讲座，结束我去家里找你。我忙说，开点药就行，我在诊室等你吧。贺梅停顿一下，说也好。但不到十分钟，贺梅的电话就过来了，说已经往回赶。我说不急的，贺梅说少废话，等我！

开了药，贺梅执意要去家里看看杨翠兰，我说她正睡觉呢。贺梅白我，她是我的病人，我有这个权利。我只好笑笑。

杨翠兰仍是痴呆安静模式，贺梅给她量血压，她极为顺从。但对贺梅的询问，她一言不发。

她今天又跑出去了，从屋里出来，我向贺梅解释，她可能有些累。贺梅问，闯祸了？我说还好，没发生事故。贺梅说，再让阿姨来院里住一段吧，毕竟有人护理，各方面都比家里方便。我迟疑一下，吃完这两瓶药再观察。贺梅说，住院费用你不用操心，这个可以变通的，我们毕竟有福利性质。我立刻道，那可不行！贺梅目光犀利，我知你不缺这个，但如果可以省，为什么不呢？我说，已经够麻烦你了。贺梅说，我是医生，有什么麻烦的？把阿姨送过来吧。我说，今天不行了，明天吧。贺梅突然笑了，我可没规定日子。我说，其实我打算请个陪护的，我老婆的麻将馆现在也挺挣钱，只是……贺梅问，阿姨和你继父生活了多少年？我怔了怔，说，二十一年。贺梅问，和你父亲呢？我说，十五年零三个月。贺梅不语，半晌才说，难怪。我说，这和时间多少没关系。贺梅说，当然，我清楚，但未必一点关系没有。我不知道怎么开口。贺梅偏过头，你现在特烦我吧？我说，那又不是秘密。贺梅说，我想把治疗方案调整一下，不过你得配合。我说，这还用说？贺梅说，我还没说呢，说出来，你就不会这么痛快了。

……

【选读完，全文刊载于2018年《花城》第3期】

胡 学 文 1967年9月生。著有长篇小说《私人档案》《红月亮》等四部，中篇小说集《麦子的盖头》《命案高悬》《我们为她做点什么吧》等十三部。 曾获《小说选刊》全国优秀小说奖，《小说选刊》首届中国小说双年奖，《小说选刊》《小说月报》第十二届、十三届、十四届、十五届、十六届百花奖，《十月》文学奖，《北京文学 中篇小说月报》奖，《中篇小说选刊》奖，《中国作家》首届“鄂尔多斯”奖，青年文学创作奖，河北省文艺振兴奖，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第二届鲁彦周文学奖，《钟山》文学奖等，小说入选中国小说学会2004年、2006年、2011年全国中篇小说排行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