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上个月看完《水泥花园》后的第二个夜晚做了一个很真实的梦。梦中我和我不常来往的弟弟蓄意谋杀了村中一个独居的鳏夫。之所以选择他是因为没什么人和鳏夫来往，发现的周期相对较长，以及我们和鳏夫从没有说过话，真到秋后算账的时候也难以算到我们的头上。之后我们细心地处理了我们可能留下的一切痕迹，但在屋外抽烟的时候，我们颓唐地意识到我们终究逃不过被捕的命运，因为我们所杀的鳏夫与我们的家只隔一条小河。在和弟弟长久地争论是否要自首之后还是选择了逃离，绝望感让我忘记了自己身处梦中。因为巨大的反差感，醒来后觉得能自由地生活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真的是无比美好的事。

其实梦中的绝望感和写作的绝望感于我是相似的，我不知道别人写作时会有什么感受、会不会愉悦，但我在创作时总是带着沉重的压抑，只有放下笔的一刹那才得到少许喘息，但我停不下来。脑子里总有一个一个故事往外蹦，抑制不住的叙述欲望，逼着我这些年不管写得好不好，不断地先写下来再说，仿佛不做完昨天的自己，就再也见不到了。很多人跟我说，年轻作者不用急着去写，让自己多沉淀沉淀可能会不一样，但是绝望感让我没办法停下来，就像溺水的人，游得好坏已经不重要了，你必须得游下去，不然就会淹死。

《告密者》也是一样。大三那年生活繁忙枯燥，我想给自己找个乐子，但想到自己还没写过话剧，又怕自己是三分钟热度一个人没法完成，就找来几个要好的朋友攒了一部叫《非典型关系》的话剧。当时好高骛远，想着要做一部像南大《蒋公的面子》一样能代表学校的恢弘巨作，说不定以后还能写进校史。然后我们去翻大历史，学校是1952年创立的，“文革”期间停办，之后又复校，学校的历史几乎就是新中国的成长史，没办法从历史层面上写，这时有人提出写非典。其实非典也不是我们这代人的记忆，非典那年我上一年级，回忆也仅仅局限于每天去操场上量体温。后来话剧不出意外地扑街了，成了对我们几个来说意义大于一切的作品。事后想想还是心疼，心疼故事也心疼自己，一种若隐若现的绝望感又来了，这时记起来自己原来还是个写小说的，于是便有了这篇《告密者》。

前几年写创作谈，特别怕被问或者特别渴望被问“你为什么选择写作”，那个时候会不断说一些理想主义的东西，仿佛用理想主义的崇高可以证明提问者的低劣。加上那几年“文学已死”的论调特别多，自己又叛逆，偏要与世界去对抗，去证明我钟爱的事业不可能死掉，有时候绝望了还给自己打鸡血说“这是最坏的时代也是最需要我们的时代”，搞得自己特像传教的，说得多了连自己都快不相信了。这些年成熟一点点了，想来也是越不自信才会越去重复，差不多也是另一种向自己的告别，写小说也是一样。至于现在为什么还在写小说，没有那么多复杂的理由，只是做自己喜欢的事而已。  

作者简介│1994年生于江苏南通，江苏省作家协会签约作家，现就读于北大中文系。有小说、散文五十万字见于《儿童文学》《四川文学》《雨花》《西湖》《时代文学》《安徽文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