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导读：

因为下雪封路，于兰和丈夫关鹏的新疆之旅滞留在途中一个叫独山子的地方，他们不得不在不可预知的情况下等待，或选择原路返回。于兰的潜意识本来是想借这次旅行逃离自己生活中的困境的，可现实却是她又一次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只有在最后，于兰才明白，只有那“平安独山子”的电话和那满月，能给人一点在困境中前行的希望，人生也才有了继续的可能。

1

关鹏把两根钎子在桌上交叉，摆成个“十”字。钢钎本是用来串羊肉串的。木制带花纹的把手，常年累月沁了油，有些发亮。钎子的细尖挑着一团用过的餐巾纸，皱成一小朵白花。

关鹏指着这个油腻的“十字架”，跟身边的于兰讲，“你看，这就是我们目前的状况。”他难得这么严肃，他总是不够严肃。

于兰发现，从关鹏的角度看过去，这只不过是一个“叉”——代表错误。而于兰眼中的“十字架”，又该代表什么呢？她对这套宗教的理论了解不多。但如果那真的管用，她倒是很愿意在胸前画几个十字，以便让那个上帝改变一下他们眼下的状况。

他们刚刚在这家新疆餐馆各自吃光了一份拌面和五个羊肉串。这里只有新疆餐馆，各式各样的新疆餐馆。他们没费心思就选了一家，其实是没什么选择。饱腹到底给于兰带来一种平安的幻觉。

于兰就听关鹏比划着说，“这是我们现在在的这条国道，这是另一条国道。两条国道交叉。你看，也就是说，我们有四个方向，但是现在，三个方向都不能通过了，剩下的一个，哦？”

“剩下的一个，就是我们来的方向。”于兰接过关鹏的话。其实不用关鹏解释，于兰突然就明白了他所谓的“状况”。

于兰之前没明白，他们在二十公里外的公路检查站的时候，等待的汽车都在那儿排长队。于兰以为不过是一次例行的道路检查。毕竟一路上，他们总被要求出示身份证件，有时还需要拿出驾驶证和行驶本。虽是广袤的新疆，但并不意味着可以随心所欲，事实是，刚好相反。但是这一次的检查，有些不一样。

“昨晚下大雪，现在封路了。”警察站车边上告诉他们。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穿了过于厚重的大衣，在十月这样的时候，所有警察都显得高大到不可思议。他们还都戴着皮帽。不停地落在帽上的雪粒，好像在提醒着，是真的下雪了。

“封路？”于兰问那个警察。

当时，是于兰开车。车是租来的，停在检查站那座巨型大门一样的建筑下方。巨型“大门”上方，垂下一些晶莹的冰凌。于兰疑心那些冰凌随时都会掉下来，刺破车窗玻璃，再刺中她的眉心。如果以这样的方式死去，是不是能上报纸？该死的检查站是不是还得承担一点儿责任？于兰一点儿也不害怕这样死去，但如果换作她的母亲，那就不一样了，母亲肯定害怕极了。于兰从没见过比母亲更怕死的人，虽然母亲总是隔三五天就闹出一桩“我快死了”的事件来。

那几束长长的冰凌，始终没掉下来。于兰将车停在路边，准备和关鹏商量此后的行程。

“封路了。但是封多久呢？只要不再下雪了，是不是很快就可以通过了？”于兰说，更像在自语。

关鹏摇头，说不知道。这样的事情，他确实不知道。老天是不是还会来一场暴雪，就像昨晚一样，“你问我，我问谁？”

“你估计呢？我估计应该快晴了。”于兰把头探出车窗，又想起还没拉手刹，于是她踩住脚刹的右脚只得努力往前伸，这姿势让她很不舒服。

从天色上，于兰看不出什么迹象，那些薄薄的云似乎离她很近，但她不确定太阳的方向。太阳此刻会在任何一处云层后，但是太阳出现之前，没有人知道。

“你应该问警察，不该问我。”关鹏把双臂在胸前交叉，这是代表防卫的姿势，而他在防卫什么呢？于兰想。昨晚那场意外降临的暴雪，倒是值得防卫的。可惜所有人都没为此做好准备，毕竟只是十月初，北京的秋天一如既往姗姗来迟。然而他们在新疆，为这次长久期待的旅行，才不得不提前遭遇降温和暴雪的气候。

他们昨晚入住一家私人小旅馆。这镇上因为紧邻那拉提草原风景区，便有很多名称古怪的小旅馆，多数都有两三层楼高，可以看出刚装修过的痕迹，彩色瓷砖贴得任性，大体总是以“居”、“驿站”或者“屋”命名。他们住的那家，名为2022。于兰对这个数字好奇过，关鹏说也许因为那是一个年份。“也许老板的租约，会在2022年到期。”他猜测。于兰认为那未免太直白了——离现在还有六年，只有六年。而他们结婚也已经六年了。

2022小旅馆的老板，今天早晨好心提醒他们：“昨晚的雪可不小呢，我们这儿，只要一下雪，旅馆就得关门停业。再开业，得等到明年春天，雪化的时候。”老板解释，“因为道路变得危险了，没多少人会到这里来的。你知道，独库公路——它有多美丽，也就有多危险。”

“可是我们还不知道啊，”于兰回答，“因为我们还没有去过独库公路，大名鼎鼎的独库公路。”从独山子到库车，地图上看，并不远的一段距离，却因为翻越地势险要的天山，公路不得不曲折行进，最美的景致也繁衍于公路沿线。不过他们可能看不到了。

老板安慰他们，说刚下雪，也许还能通过，也许还能见到不一样的雪景——那也是漂亮至极的。所以，他们踟蹰之后，到底还是退了房，接着上路。

2022小旅馆所在的那拉提镇，离独库公路入口只有二十公里。倒是他们连日所见最美的二十公里。一夜大雪落在大地上，便被摊薄了。远处连绵的山脉，只被大雪涂白了山峰的一小块三角形，于是每座山看上去都像切好的披萨饼。积雪之下，黯黑的山体，泛着深浅不一的绿色花纹。近处蜿蜒的蓝色缎带般的河、河边不时现身的马匹与羊群，还有比羊群更近的行道树与红白条纹的路桩……错落有致，像那些裹在保鲜膜内的美餐，有种朦胧却闪亮的光彩。这让于兰感到轻松，毕竟昨天她的母亲打来电话后，她就一直不轻松。

母亲的电话，从来都不是意外，是于兰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一个很大的部分。她还怀疑自己对母亲的电话总会提前有预感。昨天就是。当时他们从伊犁往东行驶，想在天黑前赶到那拉提镇。于兰在途中瞥见窗外天山山脉从上而下的褶皱，觉得很像手风琴在弹奏中拉伸的风箱——风的呼啸，也许真是被山的褶皱奏响的。几乎立刻，某种预感便不期而至——这几天母亲怎么这么安静？

现在想来，于兰明白，缘由在于她想到了手风琴——母亲的手风琴。如今那已是四分五裂的一架烂琴。如果从五层楼上落下来，任何东西都会四分五裂。上一次是手风琴，下一次四分五裂的会是母亲自己么？谁也说不好。

“吓死人了，这几天夜里总有人敲我的门。”母亲昨天在电话里讲，母亲认为那是“死神”在敲门。“死神”可不是第一次敲她的门了。

然而并没有谁在夜里敲母亲的门。母亲住的养老院，是北京最好的一家。这意味着良好的管理和同样良好的价格。养老院里住着几十个和母亲看上去一模一样的老太太，以及和母亲差别也不大的老爷爷——到那个年龄，有时你不太容易分辨他们的性别。于兰很确信，养老院里任何一个老太太，都比母亲可爱。母亲是其中最不讨人喜欢的一个，因为母亲总是念叨着死亡。老人们没人愿意探讨死亡。他们有意对其避而不谈，以为这样就能将死亡关在门外。于兰最初让母亲在养老院多交上几个朋友，那应该很容易。但母亲说，“那不过是让我的葬礼上多来几个人。”母亲究竟是怕死还是想死呢，于兰觉得这很难说。母亲已经试过好几种自杀方式，一心一意结果自己。但每当“死神”来敲门的时候，母亲又表现得非常害怕。她说自己被吓得心跳过速，所以她的心脏会很快衰竭，“它跳得太累了，跳了那么多年，怎么不累？”母亲给于兰看过报纸上关于心脏衰竭的文章。还有几次，母亲认为自己见到了死去多年的丈夫，于是她开始收拾行装，准备跟他离开。还有一度，母亲抱怨养老院总是“有种怪味，死人的怪味”。

于兰总是告诉母亲一个数字——养老院的收费标准，近几年上涨了好几次。于兰说：“这没什么，但是你得相信，这个数字意味着，任何怪味在那里都是不允许的。不可能有怪味，我就闻不到怪味。”

“不，那是死亡的味道。没有谁可以拒绝它的味道，钱也不能。”

“这个数字比我告诉我丈夫的还要高很多，如果我告诉他，我支付了这么大一笔钱的话，下一个死的，肯定是你的女儿。”

“关鹏吗？他跟你不合适，我早跟你说过。你跟谁都不合适。”母亲似乎想都没想，就脱口而出，“你们为什么还在一起？”

总是这样。于兰以为下一秒自己便会耐心耗尽，但没有。她比自己意料中更有耐心。她也比关鹏更有耐心。关鹏曾经是有耐心的，但现在没有了，至少对母亲没有了。有一次，他们在医院，因为母亲在急诊室洗胃——天知道母亲吞了些什么药片。药片都是母亲攒起来的，可能有些还是偷来的。在养老院，每个房间都有无数装药片的小塑料瓶。老人们舍不得扔掉空瓶子，又拿来装别的药片，重复使用。没人清楚那些模糊的商标标识的，是否就是瓶内的药片。在急诊室门外，关鹏突然说他要回家了。因为，“谁家的人会一个月进一次急诊室呢”？他几乎是咆哮着讲出这句话的，“真是受够了！”那次之后他再也没有冲她咆哮过，因为不值得——于兰和她不正常的母亲，不再值得他这么当回事地动怒。关鹏还说，他回家，得洗个澡，再看场球赛，他还会为球赛配上薯片和啤酒——这才是生活。于兰让他走了。她没法不让他走。他转身就回到他的生活里去了。关鹏走后，急诊室上方那个大灯泡，忽然一明一灭，随即又一明一灭。母亲没有危险，一切正常。那只是一个老化的灯泡，总是莫名其妙闪烁。于兰想什么是生活啊？她的生活就是应对这些：老化的灯泡，老化的母亲。

昨天接过母亲的电话后，关鹏揶揄：“好吧，这一次，她又闹出什么来了？”

“还是说夜里有人敲门，哦，有死神敲门，让她失眠，因为失眠，她吃不下东西，她说她三天没吃东西了。”

“三天？”

“是，就从我们到新疆那天开始。”

“哈哈，她还真是有想法，没错，一个很有想法的老太太。”

昨天是关鹏开车。于兰不敢告诉关鹏，母亲的电话意味着他们得被“召回”北京，他们还得放弃只进行了三分之一的旅行，退掉订好的酒店，改掉机票时间。她假装欣赏车窗外的景色，却看不出什么景色。这是什么地方？她不是很清楚。路线是关鹏定的。只看见戈壁滩，就像灰色天空复印出来一般。天地同样辽阔、灰蒙蒙，空无一物。她一度错觉他们会永远这样，行驶在路上，没有终点，也不会中途停车。对，还有这辆租来的车，租车费提前付过，如果提前还车，那些不能退还的租车费，是会让她心疼的。他们还不是那种能随心所欲应付收支的人，虽然他们如果把工资数额告诉任何一个人，人们都会表示，那算是一笔不错的收入：“足够在北京体面生活了，虽然这里到处都是不靠工资吃饭的有钱人。”但如果把于兰工资的几乎全部，都交给养老院呢？那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但她没说过，也没人知道她这些年为养老院贡献了多少。

“如果你不回去，不出现在养老院，我打包票，她不会有任何事。太后奶奶不会有任何事。”关鹏说。他也许不难猜到，这次旅行将被提前终止。关鹏喜欢背地里叫母亲“太后奶奶”。于兰不喜欢关鹏这么称呼母亲，但他认为这个称呼准确又幽默。

“但她不吃东西，七十岁的人，怕熬不住。”于兰说，她想母亲真的三天没有吃东西吗？

于兰小时候也不怎么吃东西，瘦得像纸片，所有挑食的小孩都胃口不好。父母就说，“饿了你总会吃的。”于兰昨天也在电话里这样跟母亲说，“饿了你总会吃的。”但她其实没把握。因为她记得，小时候，饿太久的话，反倒感觉不到饿了。母亲可能也这样，她可能已经是个不会饿的老太太了。

关鹏说，“太后奶奶只不过想你回去，她就要你在她眼前。她闹出的这些，都是为这个。”

于兰当然知道。她说，“别这样，她是我妈妈，她年纪大了，想我在身边。这很正常。”

“哦？是吗？”关鹏表示怀疑，“我怎么觉得她不是你妈妈呢？我觉得她迟早得毁掉我们。”

没什么好怀疑的。于兰的五官，像蘸了太多墨汁画出来的眉毛、眼睛和大嘴，这种浓墨重彩的面相只能继承自太后奶奶。

每当母亲要死要活的时候，那浓烈的五官挤在一起的时候，于兰都感到那是种可怕的提醒——于兰不知道自己七十岁时会不会成天想着去死然而又并没真的死掉。但她可以确定，她不会有个自己这般对母亲不离不弃的女儿。她不会让自己这些年经受的一切，也依样遗传下去。

于兰没有女儿，也没有儿子。一开始，他们并不是这样决定的，只是事情慢慢就变成了眼下的样子。于兰和关鹏结婚没多久，母亲就说过：“如果你打算生孩子，要先告诉我。”“我会的。”“你应付奶瓶和尿布的时候，我得想想我怎么办？”“妈妈，你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就是我得做点准备。”“我不明白。”“你都明白，新的来了，老的就得死了。”“妈妈，你这样说，是要我怎么办？”“你什么也不用办。”

于兰什么也不用办，也把什么都办了，她没有兄弟姐妹，只能自己来办：因为他们都得上班，而母亲片刻都离不开人，她思前想后，然后把母亲送到最好的养老院，挑了间向阳的、温暖的房间。她每周三次坐公交车去养老院看望，有时一周还要多去一两趟，因为母亲总会遭遇“危机”。“我们说的危机，就是说，你们亲属必须要有人在场的状况。”——养老院当初对于兰提出这个之后想来十分含混的要求。他们没说明白什么是“必须”，然后所有的状况他们都可以判断为“必须”。亲属“必须”到场，不然后果自负。

有一次，母亲把自己锁在房间浴室。每天早上负责叫醒母亲并打扫房间的护士，在打开母亲房门后，没能打开浴室的门。浴室的门从来都无法锁上——养老院当然要拆除浴室的门锁。母亲用什么方法锁住了那扇门？护士不得而知，也不想知道。护士的工作就是给老人的女儿拨电话，护士甚至都不用去打开那个记录亲属联系方式的excel表格，而是从手机通话记录里直接找到了于兰的电话——昨天刚刚通过话，通话记录还在列表中靠前的位置。“您好，我是养老院小杨。您母亲，她把自己锁在浴室，我们很担心。我们认为，您得赶紧过来一趟。”护士的声音听上去温柔又亲切，语气强硬，不容分说。

“她在浴室做什么？”于兰问。她想到浴缸里满是母亲的血。这次是要割腕自杀吗？但母亲没有刀片，不过也说不好她能弄来刀片。

“不清楚，我们会撬门，但是请您立刻过来。”

“撬门？”

“对，您母亲的状况本来就不好。不知道她是怎么锁上浴室的？我们早就把锁拆掉了。”

于兰猜想护士小心翼翼省略掉的词，可能是“精神”。

一个小时后，于兰把母亲从马桶上抱起来的时候，她的胳臂搀进母亲的腋下，母亲松弛的乳房就和她尚待松弛的乳房紧紧积压在一起了。这让于兰感到苦恼。她怀疑自己感觉不出两种乳房之间的差别。就这样老了么？念头突然闪过，令人沮丧。而且她还似乎看见了自己年迈之日，白发苍苍，四肢肿胀，乳房萎缩或下垂，在养老院四壁白墙的房间里不敢呼出一口大气，生怕因此惹恼也许正在热恋期的小护士。

母亲没在浴缸里割腕。她整晚都坐在马桶上，因为便秘。她自己给浴室装了插销，螺丝拧得不到位，门一撞就开了。

“好了，你想死就死吧。”那是于兰第一次对母亲说这样的话（也不是如她以为的那样难以出口，后来说多了，就更容易了）。

母亲坐在床边，衣衫不整地仰头看于兰，没一点愧疚的意思。是啊，母亲为什么应该愧疚呢？她只不过是便秘，只不过想锁上浴室的门来对付便秘。

母亲身上单薄的睡衣仍是多年前那件。于兰想问她买给母亲的那些丝绸和法兰绒的新睡衣去了哪里。母亲为什么总是穿这种稀薄又褪色的纯棉长袖汗衫当睡衣？真是太薄了，母亲的乳头像两只牛眼，虎视眈眈着于兰。

“我为什么要死？”母亲意气风发，倒不像刚刚死里逃生的老人了。她的便秘问题还没解决。母亲说本来都快解决了，“如果不是因为你”。

因为于兰出现，母亲一夜的努力作废，但于兰不会因为母亲的埋怨而真的生气，她所有的窝心火都在来日方长中消磨掉了。现在，于兰和母亲其实只不过是在比赛，比谁更有耐心和耐力。

“昨天我来，你说楼上有拐棍敲地板。”于兰说，她不想听母亲一直说便秘。

“是的，咚咚咚咚。楼上老头睡不好，晚上就用拐棍敲地板。他还想敲穿地板，逃出去呢。我知道，他跟我说过。”母亲瞪着眼睛，那双眼看上去还很有神采，母亲家族一脉相传的双眼皮大眼，总给人一种精神抖擞的错觉。

“我现在就上楼去，告诉他，如果他再在半夜动一下拐棍，我就拿拐棍当柴火烧了，好不好？”她蹲下身，像最体贴的女儿一样轻拍母亲的膝盖，又顺便把母亲肩头那条养老院公用的已经泛黄的白色毛毯，往前扯了扯，让毛毯两角盖住乳房，这样她就不必盯着母亲牛眼般的乳头了。

“楼上老头，他还能逃到哪里去呢？这是全北京最好的地方了，有吃有喝，有人给你叠被穿衣。”如果可能，她真想同母亲换一下，她住进养老院，享受精心的照顾，任性时随便发泄，让母亲去挤公交车，去挣钱。

“哦，如果这是最好的地方，那就再没有不好的地方了。”母亲说着，同时用干瘦的手指摸索着碾压于兰的头皮，似乎在回应于兰轻拍她膝盖的动作。于兰感到头皮发麻。她想起那对乳头曾经被自己的嘴咬过，嘴也一阵发麻。她再不要想、不要看母亲的乳头了，但蓬松的两团肉，仍在纱布般的汗衫里自顾自晃动。

她站起身，告诉母亲，“如果你没事，我就回去了，再不走会堵车，我赶不及做晚饭。”她已经开始穿外套。母亲双脚蹬掉拖鞋，没穿袜子的两只脚，像风干的老鼠在地板上左右腾挪。

她再没去看那两只“老鼠”，而是迅速走出房间。反正用不了多久，她还会出现在这里，同一个房间。她会被同一名护士用同样的口吻召唤，再带着疲惫的责任感，坐一个多小时的公交车。幸好有公交车，幸好养老院位于公交车的终点站。

2

但新疆可没有直达北京的公交车。在天山腹地的小镇那拉提，于兰没看见任何形似公交车的大型交通工具。无法继续行程的越野车都停在国道边。道路封闭后，任何车辆都显得无辜又多余——它们纵横捭阖的光荣经历此时都成为无用的过往。

关鹏和于兰仍坐在餐厅大堂。没人来撤走那些用过的盘盏。冷油在棕色木桌面上凝结成发亮的白色固态。相邻的几张桌子已陆续坐满游人。那些人五颜六色的冲锋衣，完美融入餐厅同样色彩缤纷的墙纸。他们用洪亮的声音抱怨老天，责怪老天蓄意破坏了这里所有的长假旅行计划。那些人的四川方言，混在来回奔走的那个少年高声喊出的维语里。少年肤色发红，小小的发卷儿盖满脑袋，一边赤手用烤馕裹住几根肉串来回搓揉，一边几乎是奔跑着把烤馕和肉串准确送到某张餐桌上。

透过窗玻璃上凝滞的水雾或油渍，于兰可以瞧见窗外忙碌的维族男人们。烤肉串的木炭烧得通红。男人们一个个热气腾腾。他们似乎正在取笑其中一个坐着的人。被取笑那人，只低头笑着，不言语，他忙于给手里的钢钎穿上切好的肉丁。

于兰刚刚问过检查站好几个警察，但“什么时候通车”的问题就像过于深奥的论文，所有警察都避之不及。“不知道”“不清楚”“不好说”，他们只管封路，而通车？那可是老天决定的。

“可是我必须赶回乌鲁木齐，才能坐上今天最晚的航班。”她说。她没说她有个母亲正在北京的养老院寻死觅活、绝食抗议。

关鹏还是抱着两只胳臂，说，“是不是赶不回乌鲁木齐了？老天舍不得我们离开这儿呢。”关鹏当然不想回北京，难道就为了于兰母亲有惊无险的状况大费周章地回去吗？他肯定清楚于兰是想回去的，她的身份先是一个随叫随到的女儿，然后才是妻子。他也没准正在感谢老天这次总算向着自己。

警察似乎根本没听见他们的话，或者只是太忙顾不上。警察一边挥着含义不明的手势，一边走向后面那车辆。

后来，有个没穿制服的当地人，敲他们的车窗。当地人是想让于兰记一下检查站的电话，“你们先回那拉提镇上等着，随时打电话给检查站，如果通车的话，他们会告诉你的。”于兰就在手机上记下了一串号码，尾数是一串6，很好记。号码也是那人说的，但于兰忘记找他要来区号。

“还有别的办法能今天赶回乌鲁木齐吗？”她问那个当地人。

那人一脸困惑，只说自己从来没去过乌鲁木齐，后来又重复叮嘱让她记下检查站的电话。

关鹏有一阵子一直用上扬的语调念叨，“那拉提、那拉提”，他假装自己在说维吾尔语，听起来像磁带被卡住。他们倒真是卡在那拉提了。这个位于国道两侧的小镇，总长不足两百米。他们发现所有车辆都从检查站折返到那拉提镇上来了。所有新疆餐馆都在店门外烤肉串。青烟被风鼓吹，四处漫开，好像舞台四周喷出大量干冰气体。小超市把有线广播放在店外，杂音很大。广播里正说着昨晚的大雪，或者在预报今晚的降雪，“局部地……能见度……历年平均水平……行车安全……零下2度……夜间”，没人知道什么含义，但所有人都知道这其实意义重大。

“我们要在这儿等多久呢？”“不会一等好几天吧？”“好像预报今晚还有雪啊！”“是啊，镇上也住不下这么多人呢？”于兰去那家小超市买水，因为听见这些议论，她就又多买了一些。

小超市货架间距离太近，她只能侧身走，走到货架通道尽头，也没有任何发现。五颜六色的小食品，包装袋都蒙上一层厚灰。世界本是彩色的，但现在蒙了灰。一个男人，看上去比那些包装袋鲜亮一些，问她，“你在找什么？”

她抬头，几乎抬到不可思议的角度，才找到他的脸，他比货架还高。身上菱格形图案的毛衣像一堆塔罗牌。每张牌中心都有神秘的肖像或图案。每一个肖像都预示着未来的不同道路。“塔罗牌”男人挡住了她的方向。

于兰说，“花生？有没有花生？”

她刚好看见左边货架上的“天府花生”，她不需要花生。但她只想迅速说点什么，说什么都无所谓。她从来没想到男人的脸可以长成这样？他们在城市里，大多显得同样疲惫同样虚荣，同样自以为是。但眼前这张脸可以算成另类——可能因为胡子，不算浓密的胡子，刚好把嘴遮住。男人们如果挡住自己油腻的嘴，便总能避免暴露出雷同的浅薄。

“花生？这都是花生。”他一手握着一瓶水，另一只手是一瓶酒——可能是酒。她不敢仔细看。她发现，他和自己都没有避让的打算。

“我想要新疆产的花生。”于兰甚至又往前走了一步，在货架上假装寻找。

他抱歉地说新疆不产花生，“新疆产瓜子，但不产花生。”

“哦，你是本地人？”她打算接着问他新疆还出产什么。但他说不是。她以为他会接着说点什么，有关他从哪里来，准备到哪里去，以及封路如何影响了行程——整个小镇现在都在谈论这个话题。

“我来了三个月，可能刚好比你知道得多一点。”他笑起来，胡须里露出嘴和牙齿，像丛林里钻出的小东西，一闪而过。

她以为他是小超市的老板。现在她恍然大悟，收款台前那个发呆的男人才是老板。“那，我……谢谢！”她没再往前走，而是后退着，挪出那条昏暗的通道。通道不算长，所以她不必转身。他也没转身，而是径直跟她走出通道，两人一进一退，像某种舞步。

一个小插曲——走出小超市，看见关鹏正在研究那个聒噪的收音机的时候——她想。

“怎么这么久？”关鹏没有停止摆弄那个收音机——那是坏消息出发的地方。断续的播音让人焦虑，因为无从得到完整的信息。

“没事，就是多买了一些水。”她提着一袋瓶装水——沉甸甸地把她整个人往一侧坠去。她回头看了一眼，想看见些什么。但那男人不在。

“收音机没问题，信号有问题。”关鹏说。他对无关紧要的东西倾注了太多好奇，这让他有时候也像一个接收不到信号的收音机。

于兰和关鹏直接去了小超市旁那家新疆餐馆。上午十一点，新疆刚刚进入明亮的白天。这一天还会很漫长，似乎除了吃饭也没别的事可做。

关鹏说，他们不应该退掉旅馆的，因为旅馆现在正好坐地起价，怕都没有空房了。

于兰说不，“难道我们还要住一晚吗？”

“就当最坏的打算了。”关鹏说。

“不会的，雪已经停了，路面也快干了，我们肯定能今天走的。”于兰说，好像故意给关鹏暗示：他们得回去了，不能停留，因为她的母亲正在养老院消耗最后一点卡路里。

“但愿吧。”关鹏胃口很好，他刚刚吃掉多少碳水化合物，他怎么能理解绝食者的感受呢？

“我们得想想办法。”于兰说，她知道其实想不出什么办法。

于是关鹏才摆上两根钎子，开始给于兰讲他们“目前的状况”。

“办法就是，要么等检查站放行，通车。那我们就按原计划，往东回乌鲁木齐。要么，我们走回头路，往西，从伊犁方向，绕回乌鲁木齐。”他简短地给出两个选择。事实也确实就这么简单。

“天啊，我不要走回头路。”她认为这是太过妥协的方式了。回头路意味着昨天还有前天走过的路，都是无用的白费力气的，而消耗更多时间也只会带来更多沮丧。她不想要更多沮丧。

“那就等着喽。”关鹏说，手里还玩弄着那两根钎子。他一本正经地像个击剑手那样，让尖锐的钎子从各种角度穿刺空气，仿佛某处真的有让他仇恨的什么东西。“我不怕等，就是，可能有点无聊。”他耸了耸肩。

于兰想到该给养老院打个电话，又不知道如何解释，说自己被困住了，回不去了，这消息只怕会刺激母亲做出更过火的事来。母亲会怀疑她根本就是故意的，故意置之不理，还借口“天降大雪、道路封闭”。

万一立刻就通车呢？于兰想，可以给检查站打电话。于是她拨了几次，但无法接通。也许打电话的人太多，检查站应付不来。她过了会儿意识到，她得在号码前加上区号。真是愚蠢，她想，然后加上区号，再拨出。

“你好，平安独山子。”对方的声音出乎意料地平和，对比此刻于兰心急火燎的询问有些不近人情、小题大作。

“你好，”于兰调整呼吸，“我想问，独库公路通车了么？”这样应该可以了，这是她此时能表现出的最理性的声音。

“还没有。”

“什么时候可以通车呢？”

“我们也不清楚。”

没有奇迹发生，她想。但是，“那怎么办？”她很奇怪自己为什么要这样问电话那边的陌生男人，怎么办？谁能告诉她该怎么办？

对方告诉她，“你可以过一个小时再打电话，也许那时会有好消息。”

于兰道谢，挂了电话，告诉关鹏，“他说会有好消息（尽管是也许）。”关鹏说，“会有好消息？”但他的神情在说，“你真的相信他说的，会有好消息？你别傻了。”

关鹏又说他们得做好其他选择的准备，“有好消息当然好，要没有，我们退而求其次，也得准备着。”

于兰不想“退而求其次”，“我们还没有等太久，还可以再等等。”

关鹏喜欢“退而求其次”，有时候他们在北京那些人多的餐厅等位，关鹏总是说：“算了，不如换一家。”他可能是对的，换一家也没什么不好。但于兰不喜欢“换一家”这种事带来的不甘。如果她坚持不换，他们会争吵。多数时候争吵的结果，都是他由着她。但现在关鹏不跟于兰吵架，他越来越懒得跟她吵架，他认为她固执得不可思议，这一点上，她跟太后奶奶一样。关鹏想远离太后奶奶，所以，他也计划着远离于兰。他们已经说过离婚的事，在来新疆旅行前。关鹏的理由是，他的生活被毁了，除了离婚，他没有别的办法改变这种生活了。但这理由不充分。他就没能坚持。关鹏也许还能“退而求其次”，比如离开北京，离开太后奶奶，这样于兰会是一个不错的妻子。他对妻子的要求不高，正常一点就行，但于兰把自己跟母亲合体了，他差不多同时娶了于兰和她母亲。于兰的理由是，关鹏不愿负起责任。他甚至都懒得做些表面上的事情了。这该多让她寒心。比如母亲酒精中毒那次，母亲被抢救，刚醒过来，关鹏就说：“我们可以走了么？”仿佛他终于等到漫长的默剧打出剧终字幕，还是一部沉闷的默剧。但于兰的理由也不够充分，她希望关鹏没准儿能理解自己，毕竟从前他还是一个知书达理的丈夫，他其实知道得体的话都该怎么说。

关鹏第一次去于兰家的时候，两人都三十多岁了。不用说，于兰是关鹏“退而求其次”的选择；于兰呢，她是从来就没得选。那次关鹏的表现真是绝佳。厚实的双唇让他能始终保持最温和的那种微笑，很让人信赖的样子。关鹏甚至还握着母亲的手，好几个小时听母亲讲她的便秘问题。这世界上从此将不只有于兰一个人叫她妈妈了，于兰愉快地想。关鹏带来的苹果和梨，让餐桌显得很热闹；他送给母亲的红围巾当天就挂在了母亲的脖子上。一切都波澜不惊顺理成章地发生。当晚，关鹏躺上了于兰的床。床太旧，摇摇晃晃，有催眠效果。

半夜，一只蝙蝠飞进了隔壁母亲的卧室。关鹏冲锋陷阵，煞有介事抓蝙蝠。不过，于兰始终没看见蝙蝠的半点影子，她觉得这是母亲故弄玄虚的把戏。关鹏只穿纯白的秋衣裤上蹿下跳，倒像一只白色蝙蝠。这个家里突然有了男性的味道。那天晚上于兰甚至特意去闻了闻关鹏身上的秋衣。如果能每天闻见这味道，她可以任何事都不在乎的。

关鹏说，“都是汗，别闻了。”

于兰说，“那有什么？谁还不出汗？”他解释说刚刚在母亲房间抓蝙蝠，跳得太卖力，出了太多汗。

她抱歉地告诉他，“根本就没有蝙蝠，你看见蝙蝠了吗？”

关鹏犹豫着，“灯太暗，我没看清楚。其实也没看见，可能是影子，灯影。”

于兰笑起来，“那你还那么卖力，跟真的似的。”笑过之后，又感到不安。关鹏这样的人，做着买卖，长着无害的脸，在关键时刻当然是长袖善舞、懂得如何表演的。她觉得对他更多了一重了解，只是她暂时还不知道这种了解是好事是坏事。都怪他的味道，让她既无法思考，又无法入睡。

关鹏不好意思地陪她笑，她不再笑的时候，他还在笑。有一刹那，只有他的笑声，低沉的，却极突兀的那么一声。他们都意识到那刹那的尴尬。之后她觉得那声笑，其实是很孤单的。他吞吞吐吐解释着自己为什么要驱赶并不存在的蝙蝠：“我觉得很好玩啊。不过，当然也是，为了讨好你母亲。”

于兰很感动，但仍说：“她总是这样，以后你就习惯了。”

“怎样？每天抓蝙蝠？”

“不，蝙蝠倒是第一次，但她，她跟我们不一样。”

“不正常？”

“如果你非要这么说的话，算是一种不正常吧，但我觉得她是怕我们都走了，剩下她一个人。”

天一亮，关鹏就离开了。卫生间的马桶盖没被放下来。在三个人都辗转难眠的这晚之后，母亲看于兰的眼神开始有了变化。母亲说，于兰，我一夜没睡，我觉得我可以死了。

母亲年轻时倒是温柔，那些年母亲为她受了不少苦，都因为于兰那个从未出生的弟弟或妹妹——如果那个打掉的婴儿是她的妹妹，也许对于兰来说，一切都会容易一些，但如果那是个弟弟呢？母亲认为那一定是个男婴，所以不能生下来。“早知道我就留下那个祸胎。”

“又不是我让你打掉的。”于兰说的是事实，一切与她无关，她那时七岁，上小学一年级。

“但如果不是你，我为什么要打掉他？”越到后来，母亲越发相信这都是真的：那个弟弟之所以不能出生，真的是因为母亲已经有了于兰这个七岁的女儿——留童花头，在班里当小队长，喜欢唱歌和剪纸。“你又不是不知道，你奶奶多喜欢男孩，你爸爸多喜欢男孩，如果那是个男孩，你就什么也得不到。”

“说得好像我从他们身上真的得到过什么一样。” 事实上，是母亲失去了一个，就得看紧这一个——于兰这么理解。

于兰七岁时陪母亲去医院做手术，父亲和奶奶对此全然不知。其实于兰也同样不明白那天在医院发生了什么。她只是在放学后被母亲带到医院，坐在走廊的长椅上背诵乘法口诀。母亲进了一个房间，没多久，又出来了。她们两人坐三轮自行车回家。于兰得到一块有果酱夹心的蛋糕作为晚餐。母亲到家就去睡觉了，直到晚上也没起床。于兰不认为这些事有什么不寻常，不过那块蛋糕里的果酱夹心，倒是非比寻常地甜。几天后，于兰被父亲打肿了手心，因为“不诚实的小孩就该挨打”，然而她还是不知道自己如何成为了“不诚实”的孩子。

“你爸爸再没提过这件事，但是他从没停止过对我的惩罚。”母亲说。“不然还能怎么样？他会丢掉工作，你会没人照顾，我们还要交上大笔钱，就这么简单。我为你们考虑，到头来你们全来惩罚我。”

“我怎么能用好吃好喝的来惩罚你呢？我真是太缺德了，这一点我肯定是遗传你的。”于兰说。

于兰很多年后才知道，去医院那天母亲身上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事情是母亲自己原原本本告诉于兰的，在母亲认为于兰可以理解这种手术的时候。还不如不说，于兰想。

于兰对那天的医院记忆模糊——走廊两侧的墙面，下半部漆有绿色油漆，油漆上刻着模糊零乱的字。黄昏时的走廊，光线暗沉，尽头处似乎有两扇黄色大门，门上镶着几块玻璃，于是光线在走廊尽头处就格外明亮，从长椅往那头望去，让人睁不开眼。

母亲那时在新华书店工作，负责收款台，袖套上总有洗不掉的红色印泥。于兰开始害怕那些红色印迹，那毕竟太像血迹了。母亲是个黏带着血迹生活的人，所以母亲的日子不可能太舒心。

也确实是。母亲后来这样形容于兰的爸爸，“他从来不知道自己有个女儿，他花了五分钟生了个女儿，然后就忘了这事。”

于兰并不这样认为，父亲虽不常在家，但他在家的时候，偶尔也会让于兰帮他做点小事，把遥控器递到他手上，然后在他想看着电视打盹儿的时候，给他拿条毯子。但母亲后来又说，“他把你当小猫小狗支使，你还乐得当他的小猫小狗。你肯定不记得了，那年他把你忘在公交车上了。他喝了点酒，但肯定没醉，他只管自己到站下车，他回家我问他于兰在哪里，他说在公交车上，然后，你知道他做了什么吗？他躺床上开始睡觉，他说你自己能回来，他一点儿也不着急。”

“我不记得有这事。”于兰说。

“你当然不记得，你能记得什么？”母亲说，“我担心他是想把你丢掉，像丢小猫小狗一样丢掉，他故意这么干，但他没成功，他肯定跟你奶奶合计过很多次，要把你丢掉，没准根本就是你奶奶的主意。他没想到你那么小还能自己回来，你走了一站路。所以，我得时刻盯着你，不然，你就被他丢掉了。”

“你跟我说这个有什么用？”于兰认为父亲没那么不喜欢自己——毕竟父亲已经死了，死无对证。

“是没用，跟他比，最后还是我赢了。”母亲说，“他用尽各种办法，最后还是我赢了。他好几年都没碰过我，这都没什么，他还以为我怕这个呢？他去碰别的女人，公开碰，我也不怕，我无所谓，我知道我肯定会赢的。”

听母亲说自己和父亲多少年没有性生活的时候，于兰还没遇见关鹏。父亲一死，母亲就变得多话。只是母亲说的从前的事，很多都和于兰的记忆不太一样。母亲从前很沉默，一生都在收款台工作，一开始是新华书店，后来是音像店，最后是电器商场。这些工作都不需要滔滔不绝的口才。父亲不在了，母亲有勇气说话了，宣称自己如何战胜了他。

母亲说，“一开始他就跟我冷战，夫妻都会冷战，但没有像我们这么久的，他以为不理我，我就会崩溃。他真是天真，不，真是愚蠢，我有你，我有女儿。有女儿的女人怎么会崩溃？要是哪天我没有你了，我才会真崩溃。”

“有几年，他疯狂地要，早上要，晚上也要，你问要什么？当然是要我，他以为我不知道他怎么打算的，他想让我再怀孕，怎么可能？他不知道我已经不可能怀孕了，都是国家帮了忙，一劳永逸。”

“后来，他就不要了，几年不碰我。你应该记得吧？那时我每天都在你的小床上，和你一块儿睡觉。你睡觉不老实。你上中学了，半夜偷偷起来，跑去厕所看言情小说。你以为瞒过我了，你不知道我只是懒得揭穿你。而且你去厕所看小说，我可以把胳臂伸开，睡得舒服些。”

于兰有时说：“哦，当年你真该生下那个孩子，那我现在就可以解脱了。”

母亲说：“解脱？你说什么？”

“没什么，妈妈，你不用那么紧张。”于兰想这可能是不该提的事情。

“你解脱吧，你随时可以解脱。我也好把自己解脱了。”母亲转过头去，像小孩很认真地在生气。于兰也转过头去——她确实用错了词，但她也真的找不到比解脱更合适的词了。

后来于兰发现母亲又摆出了父亲的遗像，那曾经被放在衣柜最底层，被弃之不顾。遗像上的父亲太年轻，曝光过度的照片让脸上的皱纹完全消失。三十寸大小的黑白遗像，在不大的房间里最明亮的地方挂着，地位尊贵。有时于兰会以为那是一个陌生人闯进了母亲的房间。

“你怕什么，他是你爸爸，你还不认识么？”母亲对着大遗像说。

母亲还说，“我怎么办？她现在认为那个花言巧语的男的才是亲人。她被那个男的骗走了。我当初为什么没有听你的？你说养儿防老，我想女儿也一样。但现在不一样了，她现在眼睛都没离开过那个男的。她还不知道这是多可怕的事。你是不是早就知道有一天会变成这样，真可怕……”

于兰向母亲做出保证，保证自己不会扔下母亲不管。她还写过好几张保证书，为的是让母亲在父亲遗像前把保证书烧掉。母亲现在和死去的父亲是一伙了，于兰是母亲的敌人。她试图为自己澄清：“我三十多岁了，你不认为我应该结婚吗？你三十多岁的时候不已经结婚了吗？”

母亲说：“如果我不结婚，就没有你，我就该少受多少罪。你奶奶那个老顽固，看见你生下来是个女儿，就再没进过我们家门。”

母亲又说：“你别以为结婚是好事，男的会让你怀孕，然后生下一个忘恩负义的东西。这都是我的教训。”

于兰不得不提到那个过早消失的胚胎，“还不都是因为你瞒着爸爸去打胎，不然他会对你不错的，不是吗？”

于兰耿耿于怀的，其实是母亲居然带着自己就去了医院。她开始怀疑一切都是因为那天她陪母亲去了医院，以至如今她在母亲眼里就成为一个证据。她的存在就证明母亲做过那件也许正确也许错误的事。这些事情让母亲在几十年的婚姻里处于不利地位，尽管母亲宣称自己最终赢了父亲。

“怎么样的母亲才会带着七岁的女儿去做这种事啊？”于兰说。

“不是你想的那样，我不能请假，我还得接送你上下学，你爸爸和你奶奶什么时候接送过你？这都是我的事。我只能带你去医院，我只有那么一点时间。”母亲说，“我又没让你进手术室。”

“你以为真那么简单吗？”于兰说。

（中篇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