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王占黑，1991年生于浙江嘉兴，作品见《小说月报》《思南文学选刊》等，已出版小说集《空响炮》。

1

我攒了很多火车票。散在抽屉里的时候看不出，叠起来竟有四五副扑克牌那么厚。这就对了，上大学起，我坐过很多趟绿皮火车，从上海南站出发，开往广州的，深圳的，海口的，昆明的，每一个方向我都坐过，每一条线路上售卖什么商品，牙膏、毛巾还是火车模型，乘务员的普通话带着哪种口音，我都知道，可我从来没到过这些地方。我总是第一站就下车了。

十二块五，是上海到我家的距离。如果人们坐火车也像坐飞机一样计算里程的话，那么我的就不值一提了。一个钟头，去远方的人一碗泡面还没排队煮上，我就到了。我总想着，哪次能忍住不下车，一路坐到终点站，补完票出来，先给小花旦打个电话，喂，猜猜看，我在哪里了。

小花旦肯定会笑上一阵，细姑娘本事大啊，寻只茅坑，蹲下来摸摸看，屁股上是不是生满坐板疮了，讲完又笑一阵。

这是我和小花旦的约定。那时他一边往头上擦摩丝，一边讲，你要是敢坐到底么，我就出钱给你买三九皮炎平涂坐板疮，车钱也算我。

口说无凭，我讲。

小花旦从挺括的夹克衫里掏出车票，每趟去上海，他必定挑一件派头大的穿，配一双擦亮的尖头皮鞋。又问我讨一支笔，在右上角写了999，一笔连到底下的名字。画完，继续打理自己的发型。他的刘海卷卷的，垂落几丝，余下则统统往后梳，左边的朝左后拢，右边的朝右后拢，撇出一个爱心型额头，金光锃亮。轰隆一声，火车到站了，小花旦朝前冲了冲，手上的摩丝擦了个花边球，四六开的头路也撞坏了，变成乡下的虫马路，一歪一扭的。

赤逼，火车开得来好比拖拉机，卵蛋都要震碎了。我们出了站，便去坐地铁，一路上他继续收作他的头。

并没有人说过，地铁站不只是等地铁的地方，它还有长长的过道，四通八达的出口。各式各样的店面围在其中，人们进进出出，随时都能停下来买点什么，吃点什么。这明明是个很有花头的商场呀。平时要进大厦才能买到的高级运动鞋，那时只与我们隔着一堵玻璃墙，它穿在模特的脚上，就像穿在路人的脚上一样寻常。我和小花旦走得很慢，与一个个模特或路人擦身而过，还是来不及看。

我问，这么多店，生意都做得出吗？

小花旦讲，怎么会做不出，有人开店么，总归会有人去。

那你讲，到底是先有人开店还是先有人要买呢。

小花旦顿住了，我们停在一家美珍香门口对望着。这个问题我老早就问过了。那时我还小，他还没下岗。老王在打麻将，叫小花旦带我去吃中饭。我们走在小区外面的马路上，我说，路上开了这么多小店，怎么不倒闭呢，每一爿都有人去吃吗。

小花旦说，肯定呀，有人开么，总归有人会去的。世界上有交交关关人，人家在做啥，喜欢吃啥，你一个人是想不通的。

我没听懂。

他讲，好比你养一只鸡，就会得一窝蛋，你有蛋了，就能孵出小鸡来。

那你讲，到底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呢。

小花旦卡住了，在一爿面馆门口愣了很久。他朝里望了望，转而问我，想不想吃鳝丝面。于是我们叫了三碗，多一碗带回去给老王。

这次小花旦还是没答上来。他同美珍香的促销店员并排站着，听到人家喊试吃，上前戳了几片猪肉脯，又戳了两片给我。

还有吗？我觉得味道很好，不好意思自己去要。

怕个屁，免费的呀。小花旦握着用过的牙签，又去戳了好几片。店员却翻了个白眼，端着盘子走进去了。我们只好平分手上的，边走边吃。

小花旦突然讲，细姑娘，你看这个地铁站，像我们小区吗？

我吓了一跳。地下广场多高档啊，我们小区算什么。

小花旦指着麦当劳，这个么，就是毛头的臭豆腐摊。又指着便利店，这是闵珠杂货店。再过去是怪脚刀的棋牌室，阿宝的修鞋摊。他指着远处的游戏机，旁边坐着卖玩具的人，蛇皮袋铺了满地。还有贴膜的人摇着屁股底下的小板凳。被他这么一说，我倒真觉得像起来了。我们小区的房子，二楼才住人，底下都是车棚。如此一来，发大水了，也不至于叫家具浸烂在水里。十来平方米的地方，面朝马路，做做小生意正好，许多人家便把车棚租出去了。于是早饭铺啊，租书屋啊，剃头店啊，一爿爿老鼠打地洞似的开起来。整个小区像个吊脚楼，地面上到处是小店，单元楼前后畅通，走来走去，闭着眼睛也能到。这些店有的白天开，有的在夜里，办了执照还是三无，搞不清。可什么店里有什么人，倒是固定的，绝没有哪一处冷冷清清。我问的问题，小花旦答不清楚的道理，兴许就在这里。

我们边走边看，给每一家店找到小区里对应的位置，车棚找完了，就去外面马路上的店找。馄饨对馄饨，小炒对小炒，服装店对缝纫摊。快到出口了，小花旦忽然大步朝前，跑到一家美发沙龙门口，三色灯管在身旁转个不停，映亮了他的夹克衫。

小花旦伸开双手向我介绍，你看，此地就是我的店面了，派头大不大。他身后响着吹风机和流行歌曲的混杂声音。

小花旦叫我帮他在店门口拍个照，我说这样不好。他讲，有啥不好的，快点拍一个。

迎宾小伙子用怪异的眼神盯着我们。我赶紧接过小花旦新买的诺基亚按了一记，人影很小，店面很大。他眯着眼看了一歇才讲，嗯，大归大，生意还不如我那好呀。这话说得梆梆响。

小花旦点开相册，往前翻几张给我看。照片里一个大大的油头，顶着“巧星美发屋”的红字招牌，上面露出一截楼上人家晾下来的短裤和胸罩。

我比了比两张照片，朝他望了一眼。不像，不像。

小花旦讲，没办法，人嘛，到了洋气的地方，肯定就要变来洋气一点。细姑娘，你慢慢也要洋气起来了。他提手抄了抄我的短头发。及耳，及额，及头颈，大人称之为游泳头，下水了也不会变形。背后看过去，男生女生是一样的。

我的游泳头从小就是小花旦剃的。小花旦是我们小区的剃头师傅之一。

2

我们小区虽小，理发店从来不会少。我读小学的时候，地面上竟同时开出了三家，哪一家都不缺生意做。东边便民理发店的阿姨戴一副酒瓶底子厚的眼镜，人们就叫她眼镜。眼镜的车棚因是自家的，价钿便宜，老年人去得多。西边惠民理发店的阿姨年纪稍轻一点，但块头大，人们叫她阿胖。阿胖开店的头两年，整个人像发糕似的发开来了。可她替人刮胡子刮出了名气，去过的都说适意，吸引了一帮男客。还有一爿开在小区门口的香樟树底下，不叫理发店，叫作美发屋，就是小花旦的地盘了。巧星美发屋店面不大，客不多，谈山海经的人倒是常来常往。路过不细看，只当是老年茶室。

眼镜和阿胖作为竞争对手，时常隔空传话，相互抹黑几句，眼红几句，小花旦却从没人同他吵过。一来，小花旦讲，好男不跟女斗，二来，小花旦讲，我同人家做的不是同一趟生意呀。

我说，那你同外头的美容店是一桩生意咯。我指的是对面马路是一些粉红色的铁皮屋。日光灯管拿彩纸包起来，叫人看着昏沉，几个皮松肉散的外地女人躺在沙发上，或坐在店门口，大冬天也要露胸脯，露大腿，三伏天还要擦厚厚的白粉。她们也叫美容美发。小区里哪个男人路过多瞄几眼，就要被老婆骂了。我放学走过也偷偷看，总想着这店里冷冷清清，如何开得下去呢。后来想明白，也许做的是夜生意，我看不到罢了。

小花旦瞪大眼睛，朝水泥地板狠跺一记脚，细姑娘不要瞎讲哦！人家卖人肉包子的，同我有啥关系！下趟走路不要东看西看，当心自家[1]绊一跤。他拿起给客人喷头发的香水，先朝我脸上胡乱喷了几下，气味发冲。

小花旦的生意，同谁都不一样。他讲，五块十块的剃头生意，我不稀奇的。碰到老王这样的老相邻，旧同事，隔月去剃个头，不算数的。小花旦手脚快，三下五除二搞定，从没收过一分钱。巧星美发屋，专门做的是阿姨们的生意。小花旦讲，别说小区里，就是老远八只脚的老太太要烫头，要焗油，都情愿穿过大半个城来找我。

小花旦走的是一条龙服务。

老太太们要出客，要上台，想甩甩浪头了，早几个礼拜就要来巧星美发屋报到。小花旦先问好，穿什么，再定头型。人家若想不好怎么穿，索性全托给小花旦，一手包装。永红丝厂里跑了几十年销售，小花旦对穿着打扮颇有研究，真丝棉麻，料作款式，怎么显身形，怎么衬肤色，脑子里清楚得一塌糊涂。衣服还没做，小花旦上上下下一比画，一形容，老太太仿佛仙袍上身，头颈伸长，腰板笔挺，旁边的小姐妹齐齐叫好。然后小花旦再同人家细细讲，去哪里选料作，寻裁缝，不合身了找谁改合算。做这种事体，小花旦本身就很来劲。老太太自然一百个放心，过几天，衣服乖乖拿来，排队等做头发，店里闹猛[2]得不得了。

小花旦讲，人家给老人烫头，好比工厂流水线一样，烫一个，走一个，走出来都是一式一样的，有啥意思，人老了就不要寻开心了吗。小花旦就舍得花时间，给老人研究头型，好好烫，细细弄，走出去有样子，扎台型。久而久之，妇女队伍里传来传去，小花旦就做出了名堂。三五结伴而来的，从头到脚问一遍，一个烫，几个在边上看，蜜饯咬咬，闲话讲讲，也问几句自家等会要怎么弄。小花旦确确有这样真本事，一边干活，一边服侍看客，聊得人家开开心心，服服帖帖。

要论保养么，阿姐比我有经验呀，讲穿了，皮肤同钞票一样，多拿出来摸摸，就不会皱。

大家有缘做几十年小姐妹，为一桩事体吵相骂有啥好处呢。老来不比美，要比大方。

阿姨覅气，媳妇么，讲究一个以静制动。你不骂，人家也不会主动吵上来。一样的道理，你不下指标，人家反倒不好意思，屋里生活就做起来了。

老太太纷纷点头。她们讲，哎唷，巧星这只换糖嘴巴，真真是甜的来。跑一趟巧星这搭，比寻个老娘舅还灵光呢。

巧星美发屋和保健品是一种道理，老年人里有口皆碑，正经人则视之为脓疮毒瘤。社区干部讲，人家东西两爿店虽说是小本生意，到底规规矩矩，有营业执照，有卫生许可的。你看看你这个地方，胡来。

进去检查，小花旦店里处处都是危险动作。电是从楼上接下来的，热水是煤球炉现烧的，烫头罩子万年不洗，各式药膏也没明确的来路，更不必说保质期。今朝用过了放进抽屉，下次再拿出来挤一点。小区每搞一次文明建设，巧星美容屋就面临一次严打。停停办办，实在撑不住了，有一天小花旦也搞了张营业执照，裱起来，挂在店门口叫大家来看，法人代表阮巧星，交关神气。谁晓得这个阮巧星仍是假的，是打给电线杆上的办证电话打来的。小花旦一边烧水，一边说给老太太听，两百大洋，给社区里买个放心。

小花旦讲，我做生意是做给客人的，又不是做给工商局的，要伊拉 [3]满意做啥。

老太太们听得有理，巧星美发屋便照开不误。她们不是不晓得安全问题，只怪小花旦的推销实在做得太好。人家店里贴了明星照，发型图，他这里专程有阮家阿婆做活体模特。

小花旦绝非每天都肯开店的，钓鱼要去，舞厅也要去的。他店门口贴着告示，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时间：下午12:30-5:30（星期四休息）。但实际操作从不按纸上来办。但凡营业的时候，起来做的第一个头就是阮家阿婆的。吹好弄好了，叫阿婆往店门口的树底下一坐，蒲扇一摇，人们就走过来看了。

哟，阮家阿婆，今朝漂亮来！

3

巧星美发屋门前有一株老樟树，是小区还没造的时候就长起的。

每到夏天，树上的知了蜕过壳，一下就活络起来了。知了的脚明明抓在树上，耳朵却生在小花旦的店里。小花旦同客人们呱啦呱啦讲话的时候，知了只听，不响。小花旦的吹风机一开，知了就跟着叫起来了。它们越叫越响，盖过吹风机的动静，盖过店里的讲话声，还带动起远处的知了。整个小区上空好像有一个巨大无形的吹风机在运转，到处荡着回响。等到小花旦的吹风机一关，知了晓得了，便识相地跟着停了下来。

有时若不识相，影响了小花旦谈生意，阮家阿婆就拿起手里的拐杖敲一敲香樟树，敲一敲，知了就不敢再叫了。

我讲，阿婆，知了是你养的啊。

阿婆胡乱点点头。她讲，虫么，侪是空叫叫，胡叫叫，吓一吓就好了。阿婆的耳朵不好，坐在树下从不觉得吵，可她仿佛也另有一副耳朵，时时刻刻按在墙上，听牢店里的客人是不是叫树上的客人抢去了风头。

她总是比小花旦更关心小花旦的生意。

阮家阿婆活着的时候，只要不下雨，常常搬一只骨牌凳坐在树底下，有时起身扫扫地，张望张望马路。阿婆若走来走去，就是走给人家看的。人家看到阿婆的头发挺括，心里便有数了，噢噢，小花旦今朝出来做生意喽。三个两个围上去摸一摸，感觉好，再进店里去问问。

阿婆一看到来生意，就高兴了，朝楼上大喊，阿星啊，客来喽。

阮家阿婆生得瘦小，皱皮躬背，一头白发却长而浓密。小花旦隔一阵学来了新发型，就先给姆妈做一个。网兜子罩住的，油光光贴着头皮的，盘起来的，蓬开来的，各有各美。有时也回归老法的麻花结，马尾辫。人家都讲，阿婆这张面孔，一看就晓得，年轻辰光不要太漂亮。

阿婆不自夸，她只夸小花旦，吾[4]阿星手巧吗，一只死老太婆，做出来也好看呀。

或是一并夸赞丈夫和儿子，阿星爸爸当年样子神气，吾阿星也神气的。阿星爸爸做事体细摸细想，全传给吾阿星了呀。

阮家阿婆平时话不多，一旦张了口，就是吾阿星，吾阿星。好像小花旦是个太阳，阿婆每天绕着他转似的。可实际上，丝厂的人都晓得，小花旦从小到大，无不是他围着阮家阿婆转的。

小花旦是阿婆的末子。

小花旦的大名，正是不识字的阮家阿婆取的。她讲当年自己预备同丈夫养十个小囡，当上光荣母亲，就能去天安门见毛主席了。丈夫进步，国家造卫星，他也想了个“造星计划”，要按太阳系十大行星（他以为）来取名，搞得有文化一点。水金地火木土，养到第七个，丈夫在睡梦中暴毙。阮家阿婆讲，我又不懂天文地理，只晓得光荣妈妈当不成了，日脚也度不下去了，管伊第七颗叫啥，索性就叫个星。于是阮巧星成了阮家七大行星之末，同六个兄姊围着姆妈转。

阮巧星虽是离得最远的一颗星，却跟得最紧，转得最快。

阮家阿婆当了一辈子的湖丝阿姐。她讲，好茧子泡在滚水里，要伸手进去，一边洗，一边剥。机器比不得人手，手抽的蚕丝不会断，出来的才算好货。我懂，这和做肉饼子，滚刀切的总比摇肉机摇出来的鲜，道理是一式一样的。

可是城里稍微有点关系的，谁会跑去做这种生活[5]。两只手伸下去，再缩不回，木掉了呀。半天浸下来，十根指头肿得像胖大海一样。阿婆摊开手，缫丝工的手掌，到老来仍比平常人的厚很多。她讲，冬天蛮好，热烘烘的。倷[6]就看，谁从来不生冻疮的，十有八九就是老阿姐了。到夏天公，真真下不去手。皮泡软，烫开，一抽就是一条口子，嘶一记，痛到心肝里。下了班，两只手通通红，好比木头砧板，上面全是印子呀。

我听了，吓得不敢回话。阿婆却讲，哎唷，出好物什嘛，肯定要吃苦的。

湖丝阿姐苦，阮家阿婆又是其中顶苦的。一人拉扯七子，三个上班，三个读书，还有一个背在身上，每天带到厂里来养。阿婆抽丝，小花旦在背上看抽丝。阿婆吃饭，先往背上的嘴巴塞几口。我插嘴，阿婆，你的背脊是背小囡背弯的吗。阿婆不回，只管讲，人家看不下去，就省一点给我们吃，空下来帮我领小囡。

阿婆又笑了，吾阿星真乖呀，不哭不闹，车间里人人待伊好。老话讲，遗腹子隔着肚皮听到姆妈哭，还没养出来就决心要待姆妈好了。吾阿星不单晓得肚皮里的苦，还晓得车间里的苦。三四岁已经端着搪瓷杯走来走去了。读了书，放学先到车间来。早班送饭，夜班来接，从来不肯同我分开的。人家讲，我好比养了个管家公呀。

一直跟到阮家阿婆退休，小花旦书不读了，顶职上岗，成了厂里唯一的男缫丝工。小花旦一上来，已经熟练得像一个老工人了。

男人做湖丝阿姐，到底上不了台面，下趟老婆也讨不好。后来我托关系，叫吾阿星转到销售科去了。

阮家阿婆讲丝厂旧事，每每讲到小花旦转科室，就打住了。她说，一个人嘛，早前苦够了，老来就有的甜了。阿星爸爸生眼睛，晓得我命苦，派阿星来待我好。阿婆顶着时髦的头发，坐在店门口笑。

不讲了，不去想了。她摇起自己那双厚大的白手，上面泛起密密的黑斑，像摇一串熟透了的香蕉。

细姑娘，倷大起来，要同阿星叔一样，待姆妈好，晓得吗。我点点头。只是阿婆口中的阿星叔，让人产生一种怪异的陌生感。我实在难以把孝子阿星和店里边剃头边陪客聊天的小花旦联系起来。照平常来看，阮家阿婆和小花旦并不多话。开店的时候，一个做头，一个看店。一个谈天，一个听听不响。关了店，一个出去白相，一个就待在楼上。小花旦钓了鱼回来，阿婆就烧鱼吃。小花旦跳完舞，空了两只手回来，阿婆出去买点挂面和熟食。怎么看都是阿婆在照顾小花旦。可是听大人讲，阮家阿婆自从守寡，到死没离开过小花旦。这些年她只跟着小花旦住，小花旦结婚，也是带上姆妈一道进的新房子。

我想来想去，还是名字的问题。阿星是阮家阿婆的阿星，小花旦是大家的小花旦。这是两个人。尤其在阿婆这里，她容不下第二种叫法。人家若讲小花旦怎么样，阿婆就要动气了。这个名字，阮家阿婆不喜欢听的。谁不识相，再讲，阿婆就要翻面孔，下逐客令了。

可是除了烫头的老太太称呼他巧星师傅，我们小孩子叫他剃头阿叔，小区里的大人都喊他小花旦，丝厂的人也是。这从来都不是一位耳朵不好的老太太能阻挡的事。

小花旦自己倒是不介意的。

4

小花旦这个绰号，早在缫丝车间就有了。并非喜欢唱戏，只怪生了一副太监喉咙。照理说，高大的人声音浑厚，小花旦却不是。他的声音细细尖尖，却不如小姑娘的软糯，反有一种中年妇女的锐利和响亮。激动的时候，语调一升高，像铜炉里烧开了水，涩涩的刺耳极了。动起气来，又变成木锯子拉在生锈的铁皮上，磨人心肝，好在这种时刻是少有的。小花旦更多的是放声说笑。他一开口，脏话不断，倷个赤逼，伊个赤逼的，同他的细喉咙很不般配。小时候我质问他，你怎么老是骂人。他却说，这怎么叫骂人呢，这叫口头语，懂吗。小花旦把所有不文明的词汇都称之为“口头语”。他聊起天来，一个句子里的口头语比主谓宾还多。

后来我知道了，厂里面人人都讲口头语，开心不开心都要讲的。上班了，口头语在车间里飞来飞去，下班了，口头语在小区里飞来飞去。上下班的马路上，口头语要更生脆些，才能互相听到。

小花旦，去寻死啊！

赤逼，迟到了要！

更可怕的是，小花旦在小学附近也离不开口头语。老王上夜班的时候，常常叫工友送我去读书。轮到小花旦，他送我到校门口，突然大声喊，细姑娘，进去先撒泡丝[7]噢！值班的高年级同学和老师都笑了。这份旧账我长大后跟他翻过不下一百遍。从此我同小花旦约好，送到校门口不准讲话。他仍坚持要对口型，两只细脚杆扒开，同校门外的栅栏重合在一起，栅栏尖上戳出小小的头，两片薄嘴唇放慢了速度扭来扭去，像一个滑稽演员，故意要逗笑值班的同学。

小花旦长长的腿，长长的身体，连到长长的脖子，不知怎么生出一个短小扁平的头来，头上的眉眼是细窄的，嘴巴狭长，像粘了几条被甩软的挂面。说起话来，眼皮上面，眉毛底下，都是微妙的小动作。好在他皮肤黑黄，鼻梁高挺，现在回想，小花旦四十岁以前，侧面还有一点模特的英气。

可他走起路来全无模特的利索生风，做贼似的半吊着手，两只脚软绵绵的。小区里的人讲，说难听点，女人堆待久了，跷根兰花指剥茧子，总归有点阴阳怪气。

阮家阿婆必定深谙这个道理，才大费气力帮小花旦换了工种。然而人们早已叫惯了，小花旦去了新科室，或出厂跑外勤，还是小花旦。他自己并不反驳。

只有阮家阿婆从不满意，她讲，瘦长条子么，叫秀才不是蛮好，做啥要取个娘娘腔名字，吾阿星气力不要太大，身体不要太好噢。又说，巧星年轻的辰光，往蚕种库门底一走过，多多少少小姑娘盯牢伊看。伊是眼界高，一个看不上。

但她并不提起小花旦后面的一桩婚事。

小区里的人都晓得小花旦结过婚，却不知全。只见小花旦带姆妈去新房住了三年，又带姆妈悄悄搬回来了。人们估计，是婆媳之间出了问题。而后阮家阿婆要把房子专留给小花旦，六颗行星跑过来吵过多少次，总算拗断，留下两人清静度日。人们便一口咬定，若不是当初逼得小花旦离婚，阿婆何苦千方百计保他。至于小花旦的老婆是谁，在哪里，没人问过。

直到暑假的一天，做头发的队伍里来了一个新面孔。这位客人听说城东有个蛮好的烫头师傅，就跟过来看看。到了才发现，是老熟人了。小花旦特意找出茶叶罐头，拍拍围裙上的灰尘，客客气气喊了一声，姆妈。这不大不小的一声，把树底下的阮家阿婆引过来了，两个姆妈在巧星美发屋的招牌底下碰面了。

丈母娘讲，阿星啊，还没讨好老婆啊，光杆司令准备当过去看了噢。

小花旦笑笑不响，招呼客人们一一坐下，自己上楼去泡茶了。丈母娘在店里走来走去，冷箭频发。

天天蹲在这种地方，搞这种娘娘家生活，哪个女人看得上么，也是笑死人了。

阮家阿婆的耳朵不好，可是她想听什么，总是能听到的。

她讲，有种人在外头胡来来瞎搞搞么，覅讲二婚头，三婚头四婚头也是省力的呀。吾阿星家教好，做不出这种事体。

丈母娘跳起来了，倷宝贝阿星稍微争气点，玲玲会得逼出去吗。阮家门不要后代，我屋里厢还是要的好吗。

哟——要后代不要面孔喽。

好嘞，覅讲了。老客人想劝一句。

要面孔，哈哈哈哈，大家听听看，娘娘腔不来事，还讲得出要面孔。

丈母娘比阮家阿婆年纪轻，块头大，喉咙响，这么一笑，店里鸦雀无声，我看呆了。只剩小花旦踢踢踏踏冲下楼来，轻轻说了一句，好嘞好嘞，覅吵了。老底子没吵够，过掉十多年还要来寻气吗。

他扶阮家阿婆上楼休息，叫丈母娘在店里等一歇，马上就来。又关照我把茶分给客人。

丈母娘却讲，哼，等啥等，要晓得是伊开的店么，我绝对不会来的。转而对着客人，大家晓得吗，当初看伊一表人才，好说好话，心想有点娘娘腔也不搭界。想不着是只软脚蟹，真真苦了玲玲，不好讲出去。丈母娘推开我的茶杯，像一只憋足气的青蛙，冲着楼上提高音量，我么，这辈子见都不想见到伊，还要叫伊来帮我做头发，真笑死人。

楼上传来一阵骂，老赤逼棺材，死远点，一只嘴巴吃糠不清不爽，乌龟外孙还不晓得啥地方落的种！

我从来不知道阮家阿婆的耳朵这么好，喉咙这么响。我也从来没听过，小花旦天天讲的口头语会从阿婆的嘴巴里一个一个跳出来。小花旦却像被抢了台词一样，并不开口。

一个在楼上骂，一个边走边骂，于是那天下午的生意全都跑光了。小花旦倒不动气，他下楼收拾，把没人喝的茶都喝了，还提前给我剃了头。剃完头他提议去游泳，我们就去了旧厂边上的水池。他看起来心情不坏，游了几圈，买了棒冰，语气也比平日里温柔了一些。甚至让我觉得，结了婚又离的人是两个姆妈，而不是小花旦和什么玲玲。

晚上回到饭桌，我问，软脚蟹是啥东西。

妈妈说，小囡问这种怪搭搭的问题做啥，吃饭。老王说，哎呀，不大巧，现在不是吃蟹的季节。

我就不问了。

5

印象中，阮家阿婆到死只吵过这么一次架，可是那次之后，小区里有些人看小花旦就不一样了。阿婆恢复到往日的温和，常常坐在树底下自说自话，哎呀，人生得好看么，就会叫人家讲闲话，阿星爸爸老早也被人家欺，后来同我结婚，不是照样很好嘛。我知道，阿婆是专程讲给那些走来走去的耳朵听的，寄希望于他们的嘴巴能在菜场里，麻将室，或回到自家的饭桌上，把这些话慢慢说开去。

小花旦仍旧不响。就像从不介意自己的绰号一样，他也不介意这桩被曝光的旧婚事。小花旦的口头语骂天骂地骂工厂，偏偏在这件事上从不使用。这也愈发让一些人坐实，问题出在小花旦身上。大家都相信，理亏的人才会沉默。

小花旦的客人渐渐少下来了。并非外头的风言风语影响了妇女队伍里的口碑，她们受过巧星师傅的恩惠，绝不说半句坏话。而是阿婆病了，严格地说，是阿婆老了。她生了七颗行星，末一颗都转了四十多圈，阿婆自己就转不动了，她的轨道上沾满了往事的灰尘，它们缠住她的手脚，要把她也变成灰烬。

直到小花旦每日驮着眼神呆滞的阮家阿婆进进出出，我才懂得那位反复出现在阿婆口中的阿星的存在。他把阿婆背下楼晒太阳，又背回楼上睡觉，在大树和美发屋之间的晾衣绳上撑开了尿湿的床单和绒裤，我想起阿婆说过的那个在充满水蒸气的地方，由大人背来背去的小婴孩，车间雾蒙蒙的，蚕丝白乎乎的，他的小眼睛看到什么了吗。

后来，阿婆转不动了。和徐爷爷一样，在这个小区里，任何老人的离去都是惊不起水花的小事。人老了，人死了，不是再正常不过了吗。走来走去的耳朵们，更愿意去关心谁家新降临了小生命，这关乎着一族的延续。至于将要垂落入土的家庭的枯枝，就由它去吧，谁没有那么一天呢。

然而没有延续的小花旦却很少开店了。楼上的灯也不常在夜里亮着。他睡觉了，他去钓鱼，还是去跳舞，阿婆走了，没人知道他的动向。我读寄宿学校，我也不知道了。只是一个月剃一次头的惯例还没变。我发了短消息，上楼从他家空置的奶箱里拿了钥匙，下来开店，然后回家喊老王过来，我们家的头，在我离开家之前，从来都是一起变长，一起变短的。

小花旦收到短消息，过一会儿就回来了。

赤逼，又一个月头过去了！他的细脚杆像两根高跷，从不知何处踩回来了。

这些事是近来才想起的。我在上海住了八年，地铁站走了无数回，早已不觉得地下广场像小区。香樟树，阮家阿婆，巧星美发屋，连同整个小区，都成了昨日的世界。

火车票里，年份久远的，字迹都褪去了，只剩下一片片浅蓝色，或者更早些，粉红色的纸。写着我名字的，叠起来有四五副扑克牌那么高，还有薄薄的一沓，是别人留下的。这时我才发现，头几年来上海找我最多的，不是家人，也不是中学好友，也许是这个叫阮巧星的人。他的身份证号码还模模糊糊地印在上面，1967，他和我一样，属羊。

阮巧星，小花旦，小花旦，阮巧星。小花旦是老山羊，我是小山羊。可是这只老山羊从不喜欢蓄胡子，他的下巴总是亮光光的，和他的头发一样，精心打理过，如同公园里那些跳交谊舞的人。

老山羊同我去本地的人民公园玩，总是我先陪他看小树林里的人跳舞，然后他才答应请我去淘气堡玩。我又问那个奇怪的问题了，你说，人民公园里下棋也有，遛鸟也有，吃茶也有，为啥每个地方都不会缺人呢。

小花旦还是那个经典的回答，各人各欢喜，有人来白相么，就有人过去看呀。

那你为啥不去看下棋。

细姑娘，你看看下棋的人，啥样子。

我看了一眼坐在树墩上的老头子。

你看看跳舞的朋友，哪一个不是头面清爽，衣裳挺括。你再看看我。

我点点头。那你为啥不去跳舞，要同我一起白相。

你看我是啥。小花旦假装捋胡子。你是啥。

我们是老山羊和小山羊。小花旦教会了我这个道理，我却在很久以后才懂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个成语。那个时候，他已经在上海的人民公园跳舞了。

此为节选部分，全文刊登在《山西文学》201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