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居京二十年，对很多地带仍然不问西东。三里屯就是其中之一。按说这里使馆、酒吧、商厦云集，怎么也不应该太生，但是不知为什么，我一去就晕。即使这样，某天站在那里，我也还得担起责任，给两位刚结识的外来人士介绍三里屯。而其中一位，是我一直喜欢的日本电影史学者四方田犬彦先生。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让我稍稍往前回溯。

对于四方田先生，作为影迷，尤其是日本电影的影迷，我已经读过他几本著作，内心对他钦佩不已。饶是如此，获悉他为新版的 《日本电影110年》来北京做活动，我并没有积极要求做专访。和我一向对电影的态度有关。电影是我纯粹的业余爱好，人生的乐趣之一，我并不想把有关电影的一切做成工作，除了亲炙银幕上的影像，电影界的人与事，我就只愿意远远看着就好。

到MOMA影城听他的讲座，我也是悄悄去的。到时场内已经坐得满满。我做好了靠墙站听两小时的准备，但活动开始后，我又发现前面尚有空位。鬼使神差，就又坐到了第一排。视线前方是投影布，右前方是四方田先生，旁边是译者王众一先生，担当活动主持与现场翻译。四方田先生开场白，就忆起小时看电影的拥挤，正像今天这样，一下子让讲座氛围亲切了起来。他接下来讲的，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颇受日本民众喜欢的日活动作片、东映黑帮片。整个讲座信息量、趣味性都充盈饱满，完全可以让我满意地打道回府，但看到有听众在外面台子边排队等签书，我就也生起同样的念头。当然我也要和众一老师打打招呼。认识多年，虽然不常见面，但互加着微信，知道他一直在为中日文化交流尽心尽力。我向他感慨，四方田先生今天所讲的这些，对于中国观众来说，几乎是在补课。尤其对中国观众眼中的高仓健形象，做了一次刷新。可惜这些老电影，中国观众少能在银屏上看到，想要了解，就只能看碟。而说到碟片，我又忍不住吐槽常去的碟店不久前关张，我已经有阵子没补充新品了。他听了爽快地说，这附近就有一家，不如待会儿一起去。正好四方田先生也说过要买碟，等他签完后。

这个倡议不错，我倒有些微微的不安。留下来的话，我要请他签书，当然就从容多了。但是，接下来是四方田先生的私人时间，他做了一下午活动，接不接受我这半是记者半是朋友的朋友的家伙，贸然挤进这私人空间呢？说来到目前为止，我对他的了解，除了书本，就是这次讲座。书给我的印象是：作为评论家，他视野开阔，见解精辟老到。百年日本电影史，他评点得收放自如。而讲座给我的感觉是，他说话很平易，但也有咄咄逼人之处。尤其到了提问环节，有观众问起当代日本的作者电影，他的目光迅速抬起，锐利的一瞥从薄薄的镜片中投向观众， “严格来说，电影不存在作者。但是有两个人算得上例外。一个是卓别林，一个是北野武。”后面当然有他的解释。而我却从这一句领悟到，他来中国做讲座，为什么不选大师电影而要讲这些类型片。精英的电影是电影，普罗大众喜欢的电影，也是电影。无名者心中所想，其实更多是从后面那种电影里面浮出来。但是，这到底能不能说服台下的听众呢？我不知道。因为，眼看着北京国际电影节又要开票，以我的经验，到底还是黑泽明的电影，票抢得紧呐。

当然，评论家有评论家的立场。我有作为影迷的小纠结。这些，都只能走着看。终于，他结束了最后一家媒体的采访，穿起了毛衣外套。说是离开，仍然在一楼角落的电影书店中浏览了一会，最后，目光定格于一本中文书，作者黄爱玲，一位香港影评人。看我在旁边，他用英文对我说：她是我的好朋友。过世了。那一刻，我看到他的眼神黯下去几秒。最后，这本书被他购下，收进囊中。

我们打出租，向目标地行进。一路也商量晚餐问题。他随口说些稀奇菜品，都是他所到之地见过听过的。北京老司机听了都皱眉，可想菜品多么奇谲。众一先生则兴致勃勃地讲起陪他到西安吃biangbiang面、吃羊肉泡的事情， “他吃得可高兴了”。我刚刚开始学日语，却因此记住了作为例句背诵的萧伯纳的名言： “世上没有什么爱，比对食物的爱来得更诚实。”如果由此解读四方田先生，他的确是众一先生所说的世界主义者。只是晚餐的方向被他带得一转再转，临下车时，已经向中东口味倾斜了。

三里屯一带车不好停，司机把我们放到邻近的马路边。下车照旧要穿街过楼，而众一老师常去的碟店竟然挪了地方。他忙着在周边打听。这时就有了我们三人，在街边驻足等待的一刻。

三个人中，另一位是陪他一起来中国的太太。我的日文刚刚起步，四方田先生也不谙中文，还好她两边都会。但是这样的情况下说什么呢？既然众一老师不在旁边，而我到底又住在北京，不尽点地主之谊不太像话。所以就向他太太说起三里屯来。其实任何人打眼一看，也都能明白这是个什么地方。但话匣子一打开，就还能扯几句闲篇。她于是也把四方田先生的话翻译过来。原来他已经给街上走来走去的人做了总结：留长头发的比较多。而他年轻时也是留长发的。这倒激起我的好奇，想知道他年轻时是怎样的，推算四方田先生年轻时所处的时代氛围，他是否也属于嬉皮一代？这个意思他听懂了，但他说那时在工厂做事，一天要挤四千个鸡蛋（说是为做蛋糕用）。可能，只能内心叛逆吧。这个话题我没有往下追，因为场合不对，但他太太看出了我想进一步交流的想法，她小心地问：四方田先生也会英文的，你用英文交流，可以吗？我当然……不可以。扔了几十年的英语，每到张嘴要说，我都能闻到一把老锁上锈的味道。

好在众一老师那边这时有了结果，新店就在对面，要穿过一个十字路口。一行人又走在了拥挤的人流当中。换一般日本人在这里，我都会想，他可能会不适应呢。因为我所到过的日本城市，都超安静。但因为是四方田先生，不知为什么，我觉得他的安之若素不像是伪装。仅短短一程，已经让我对他全方位的接纳方式有所认识，记得他还对我说过一个看法：日本什么都小，小而精致。而中国既有小的，也有大的。而大的小的，都好有意思。真是这样吗？我在心里回旋着这个提法，都忘了是否做过附和了。

各自买碟的过程很顺利，出于礼貌，我没有刻意关注他买的碟名。但从众一老师向他的介绍，我能猜想，他的目标应该是中国的老电影。

虽然此次前来，他做的是 《日本电影110年》相关活动，但因为读过他的 《日本电影与战后的神话》，我知道他的评论视野，并不囿于一个国家。他对中日韩电影都有研究，并从中勾连起很多错综复杂的历史、政治、经济与社会思潮等方面的思考。他的著述让我窥到了电影冰山下的很多层面，那种文化、意识形态以及民族心理的投射。而他在其中做分析，又不给人一味从概念出发的印象。“国际理解只有通过充满紧张的主题才能实现。”从书中读到这句话时，我已经多少能窥到四方田先生影史的一个研究方式。他会把同一部电影放给不同国家的观众来看。观察他们的反应，与他们交流，然后慢慢做出自己的诠释。

他还写过韩流的分析文章，从席卷日本的 “勇大人” （即裴勇俊）《冬日恋歌》入手，对比的是金基德电影。二者呈现的韩国是如此不同，那么到底怎样的韩国影视剧，能代表韩国人自己的认知？而哪些，更符合（或者说迎合）他者的想象？

这个追问，同样暗含在他对日本电影属性的认知上。我一直觉得，包括很多日本人也这么认为，他们是最爱自我追问何谓日本、何谓日本文化的民族，但是我总觉得四方田先生的追问，走的是另一路。日本在他这里，不是提纯又提纯之后趋向的那种“粹”的构造，而像有无数历史叠加、有着丰富歧义的值得一思再思的对象。而并不想从事电影工作的我，何以那么爱读四方田先生的电影文章呢，也许是想从知日这个层面丰富我的认知。

当然，这些，都无法向他表达，我也不打算和盘托出。落座于餐厅，我只是听他和众一先生聊什么。有些渐渐也清晰起来，原来这么多年他一直没有中止游历。去过以色列，在韩国教过课，后面还要去土耳其。我们最终就餐的果然是家中东餐厅，他对此也不陌生。还用阿拉伯语，对着餐厅服务员打了声招呼。

“他的心中，到底住着怎样大的世界呢？”我总是暗暗猜想。当然也越来越能体会，他从那种世界性的多元中生出的平等的眼光。每每翻开《日本电影110年》，我的脑子里就像在快进一部电影史，那么多信息扑面而来，且不全是大师风景。到底什么是日本电影，从他展现出的百年风貌来看，它们是由无数个生产环节、时代思潮,以及不同类型的片子所共同造就，像是要打破外人非要在里面寻求一个纯粹的日本电影的执念。当然，相对这本书，我更能从那本 《日本电影与战后的神话》中，窥到他的批评态度，涉及某位日本大师级导演又不便明说之处，他的笔触，有时会闪出文人式的狡慧，这让我无比会心，也无端想象，这样的四方田，要是写起随笔来，会很好看。

餐桌的最后一个环节，当然是签书。众一老师也是有备而来。他从背包里一本一本往外掏，全是四方田先生送给他的著述。日版的，台版的，餐桌上一堆老高。正如我所料，还有随笔散文。可惜还没引进过来。

那一刻，我还是意识到，多掌握一门语言，何其重要。虽然我已经在学日语。但是，我不是也学了那么多年英语吗？要是英语没有丢的话，站在三里屯街边的时候，也许会有更进一步的交流。

但这究竟算不算真正的错失机会呢？不知道为什么，和众一老师、四方田先生一行告别后，我会很奇怪地不断想起中间那一小段停留。三里屯予我每至必有的隔膜感，和四方田他们初踏此地的陌生之间，是怎样一种微妙差别。我现在用母语下笔都尚觉困难，到了英文，可不就是当时徒劳的那一句 I’m sorry吗？

但四方田先生迅捷的回应现在还回旋于耳际。记得他用的是刚学的汉语：你不用说sorry，因为我也不会说普——通——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