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女儿早起上学，我为她烹制早餐，热牛奶，烤馍片，拌青菜，蒸鸡蛋，整个过程繁忙而有趣——牛奶在燃气灶上唱歌，馍片在微波炉里舞蹈，青菜在盆子里被我搅得上下翻飞。只有鸡蛋最乖巧，它静静地卧在蒸蛋器的篦子上，隔着透明的盖子，好奇地望着厨房里的世界。

女儿将青菜夹到馍片里，就着奶，吃一口，喝一口。等到吃饱喝足，她便站起身，揪一片餐巾纸，一边擦嘴一边跟我告别：“我走啦！”

我一把拉住她，顺手将桌子上的热鸡蛋塞到她的手里：“拿着，路上暖手，到学校再吃。”我们家离学校很近，到了学校，鸡蛋的温度刚刚好。

“妈——”女儿把声音拖得长长的，“我不想吃鸡蛋！”

“你这孩子，鸡蛋多香呀，我们小时候------”

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女儿就不耐烦地打断了我：“妈——我知道您小时候想吃鸡蛋吃不上，可是，您喜欢吃鸡蛋不代表我们也喜欢吃鸡蛋呀！”

“鸡蛋营养呀！傻闺女，你不是爱看皮皮鲁吗？你知不知道郑渊洁老师每天写那么多东西都靠什么来补充营养吗？鸡蛋和香蕉。郑老师说，他每天都要吃一个鸡蛋和一根香蕉。你怎么能不吃鸡蛋呢？”

“妈，郑老师是什么时候的人，您又是什么时候的人？你们这些老前辈喜欢吃鸡蛋是正常的，因为你们小时候吃不上，因为你们没有更好的东西来补充营养。我们现在不一样了。比如说今天吧，我喝了一杯牛奶，营养就够了，不需要再吃鸡蛋了。重复地摄入营养，对身体没有好处，您知道吗？”

女儿的反驳，有理有据，我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女儿见了，趁机将鸡蛋塞回到我的手里，缩缩脖子溜走了。

我手里攥着那个热鸡蛋，呆呆地坐在椅子上，想起自己小时候吃鸡蛋的不易。

小时候，在我家堂屋的西北角，有一个柜子。那个柜子很旧了，是亲戚家不要了送给我们的，父亲在它身上楔进了一大把钉子，才勉强能够让它立起身子来。柜子顶上，放着一只灰色的瓦罐，没有盖子，没有耳朵，身上也没有任何漂亮的纹饰，就像一位穿着灰布长袍的老奶奶，挺着发福的肚子常年蹲守在那里。这是农村家庭里最普通的瓦罐。然而在我的眼里，它却是无比珍贵的，因为它的肚子里装着我最渴望吃到的——鸡蛋。

是的，鸡蛋，那是那个年月里我能想到能见到却难以吃到的最最美味的食物。

我是七零后。七十年代的农村很穷，除了粮食，人们没有任何其他收入，为了补贴家用，村子里几乎家家都养鸡，靠卖鸡蛋换得的零钱补贴一家人的吃穿用度。逢着年节若是没钱割肉了，公鸡就是节日的美食。所以有时候我就想，我们是不是应该把对鸡的称呼反过来，叫它们“鸡公鸡母”更合适？

我家里养有十几只鸡。鸡窝在东屋的南窗户底下，窝旁种着一棵枣树。那棵枣树很老了，虬曲的树干上密布着裂纹，枝繁叶茂的，树冠都快扫着房顶了。树跟人是一样的，越老越勤快，这棵枣树每年都会结出满身的果子来，让我们这些馋极了的孩子在收获的日子里可以打一打牙祭。

鸡窝就像一个孩子，静静地躲在枣树的荫庇下。

每天早上，我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放鸡。鸡们在窝里挤了一夜，憋疯了，一开窝，它们就拼了命地往外挤，有些鸡因为用力过猛，挤出来的时候收不住脚，像一架失控了的飞机一样，直直地撞到我的腿上来。撞上了，这才刹得住车，抬起头，不好意思地看看我，重又低下头假装矜持地朝院外踱去。

等到吃饱喝足撒过了欢儿，下蛋的母鸡就开始陆陆续续地回到院子里，跳到鸡窝上，在父亲专门为它们搭建的两个小窝里卧下来，专心致志地下它们的蛋。这两个小窝是用碎砖块垒起来的，有房顶，有墙壁，窝底还铺了金黄色的麦秸秆儿，软乎乎的，正好可以容一只母鸡舒舒服服地卧在上面。受到主人如此厚待，母鸡们自然格外卖力，我家的鸡，工作起来是很自觉的，它们排好了班，每天留一只轮休，其他的谁也不偷懒，一鸡一蛋，绝不会有错。

下完了蛋，母鸡们都会“咯咯哒咯咯哒”地叫唤一阵，提醒主人前来收蛋。这时候，不用母亲支使，我便会抢先跑到鸡窝跟前，看白色的鸡蛋静静地卧在麦秸秆儿上，像是一个倒头而睡的婴儿，白中透粉，肥硕可爱。我伸出手，轻轻地触一触鸡蛋，鸡蛋带着母鸡的体温，热热的，我的心便也跟着暖暖的。我小心翼翼地捧起鸡蛋，小心翼翼地走回屋，再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到瓦罐里。

一枚，两枚，瓦罐里的鸡蛋渐渐多起来，我的憧憬也开始变得执着而具体——我想吃一个鸡蛋！可是我不好意思说。母亲似乎也不明白我的想法，她一天几次地要我到外面街上去看收鸡蛋的人来了没有，说家里急着等钱用。收鸡蛋的人不知道是哪里的，他们都骑一辆自行车，在后座的两边各绑一个竹筐，一边大街小巷到处转悠一边嘴里吆喝着：“收——鸡——蛋喽！”我听到了，就把他们叫到家里去，母亲搞好价钱便开始过数。那时候收鸡蛋不论斤，论数。母亲数鸡蛋很有意思，她不是一个个地数，而是叉开五指，一把手正好抓五个，“一五，”母亲数道；再叉开五指，再抓五个，“一十。”我在一旁看母亲专注的样子，觉得那不像是交易而更像是一种神圣的仪式。后来我该上一年级了，学前班的老师说我没上过学前班必须考试过关了才能上一年级，否则便得留在学前班。母亲说那你就考一考吧。老师当时考的便是数数。她伸出一只手，问：“多少？”“五。”班里有两三个人回答。老师把手掌反过来，再问：“多少？”没人出声，只有我接着往下数：“十！”老师继续翻手，我便跟着一路数下去，“十五------二十------二十五------”后来，老师就让我上了一年级。那样数数，便是我看母亲数鸡蛋学来的。

瓦罐一次次装满，又一次次被掏空；我的心也一次次装满，又一次次被掏空。

我能吃到鸡蛋的机会少而又少。

农历五六月间，麦收秋种工作都结束之后，人们会有一段相对闲暇的时间。农民厚道，趁着这一年当中难得的闲暇，亲戚之间要互相走动走动，农村谓之“瞧麦罢”。亲戚来了，客饭一律是捞面条炒鸡蛋。鸡蛋要单独炒，炒好之后盛起来放到火边，用一个空碗扣住，等到饭做好了再把这鸡蛋给客人抄到碗里。主人给客人捞第一碗饭的时候，是不敢把鸡蛋全抄上去的，因为害怕客人吃第二碗，如果客人要吃第二碗而主人家没有了炒鸡蛋，那就太失礼了；客人呢，吃饭也有讲究，主人家的饭菜再好吃，客人也不能吃第二碗，否则也是要遭人笑话的。如此一来，这炒好的鸡蛋无论多少都总是会剩下一些的，我摸准了这个规律，只要家里有客人来，我都断然不会出去玩耍，我要在家里等着吃那剩下来的鸡蛋。

我们那时候想吃一口鸡蛋，就是这么难，因为鸡蛋太金贵了。

鸡蛋的金贵，还表现在它可以充当流通的货币使用。骑着自行车走街串巷卖冰糕的小贩们，自行车的横梁上都挂着一个布褡裢，谁要是想吃冰糕而手头里又没钱，就可以拿鸡蛋来换，一个鸡蛋两个冰糕。有时候父母不在家，三姐就会跟我商量：“咱大（爸）咱妈不在家，我拿个鸡蛋换俩冰糕吃，给你一个，我吃一个，你别告状行吗？”三姐故意把“我”放在前头，目的是就想用糖衣炮弹引我上钩。我明白！但是我胆子小，怕受牵连，就故意思忖着，犹豫着说：“不告状也行——要是咱大咱妈万一发现了，你得说是你非要拿的，跟我可没有任何关系。中不？”

成交！

于是我们姐妹两个就干起了“监守自盗”的勾当，嘴里吮着甘甜的冰糕，心里乐开了花。那一刻，估计就是被父亲发现了责打一顿，我的心里也是甜滋滋的。

后来我中师毕业走上讲台，有了工资，吃鸡蛋就没那么难了，可是我心底里对于鸡蛋的钟爱，并没有因之而减轻分毫。我一如既往地喜欢吃鸡蛋，也一如既往地觉得鸡蛋比什么都好吃，隔段日子馋了，就要炒两个鸡蛋喂喂馋虫。我不明白，我们这一代人梦寐以求却求之不得的美味，到了女儿这里怎么就变得如此地不受待见了呢？

女儿塞给我的热鸡蛋，这时候已经渐渐冷却。我无奈地摇摇头，只好剥了皮，自己享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