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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置信》:导演的艺术匠心随处可见
来源:文艺报 | 杨淋竣  2018年05月23日08:02

《难以置信》是“第四代”导演的代表人物之一陆小雅的最新力作,与上一部同样是她自编自导的电影《热恋》(1989)已相隔近30年了。而陆小雅最为人熟知的电影是1985年获得金鸡奖和百花奖最佳故事片的《红衣少女》。同样是青春题材的电影,通过将《红衣少女》和《难以置信》进行横向对比,不难发现其视听文本和内容文本上的关联。影片以高中生小东的校园生活为背景,不仅仅展现了小东与同窗好友杜小曼从分别到重逢、从不理解到释怀的心路历程,同时也平实而缓慢地刻画了小东对继父耿叔从排斥到和解、从反感到尊敬的转变。

随着国产青春片陷入内容同质化的境地,其呈现给观众的不过是无病呻吟或物欲崇拜的“伪青春”、“伪现实”,观众很难从中找到现实依托,从而无法引起情感共鸣。作为一部文艺片,为了能与观众更好的交流,《难以置信》在呈现和表意上便加入了市场化尝试,比如小东与小曼在高考后矛盾激化而各奔东西,多年后因为小曼的签书会而重逢,双方流下释怀的眼泪;又如小东一直心心念念怀揣着亡父的密码箱,它作为代表父权崩塌、情感矛盾的最高点,似一颗“定时炸弹”一直贯穿影片始终,调起了观众的观影趣味和好奇心,最终完成了情节翻转。虽然导演无意一味追求电影的散文结构,看似“生活流”的叙事形态,实则却有着很完整的情节链。但是该片在剧作上并没有刻意强调这种完整性,而是仍然继承了那一代导演立足现实生活,并通过镜头娓娓道来的叙事手法,通过展现人们日常生活中习以为常的细节来把握人物的内心。特别是在情节设计上,小东与几个主要人物之间的价值观冲突与情感变化,何尝不是我们现实生活的写照。

不论身处哪个年代,陆小雅的电影中贯穿始终的便是“社会文化反思”这一母题,导演饱含文化忧患意识和人文关怀,从改革开放初期到现今改革开放40年,她的电影就像时代的一面镜子。该片以文艺性和个体叙事为本,以个体来反观世界。一方面,影片平实质朴地表现了真挚的人性,通过一个个具体的事件来观照苦难中的个体;另一方面,通过对小人物命运的描写,以小见大的反映了时代的问题。影片中小曼的父亲嗜赌如命,毫无家庭责任感,他与小东的父亲官商勾结建造的豆腐渣工程,一夜之间让原本幸福的家庭支离破碎。小曼父亲和小东父亲所代表的是现代化工业时代下,金钱至上、道德缺失的现象。如果说小曼父亲作为影片显性的父权跌落,那么原本在小东心中“至高无上”的父亲最后被撕下伪善的面具时,才是影片的终极所指,即象征着金钱、权力的父亲形象的全面坍塌。

而与之相对应的是代表中国传统父亲形象,拥有责任担当和情感道德坚守的耿叔,在影片中作为小东的继父,他有着重建父权和重建秩序的符号功能。小东通过想象性建构自己父亲的形象,他是镇长、是西装革履的高学历人才,从他那句“他(耿叔)能跟我爸比吗?”可知耿叔是他最看不上的父亲——没钱、没地位、身体残疾。小东的堂伯也看不起耿叔,就连高中生李胜利也经常拿他打趣,他们仅凭个人的外在来衡量人的一切,从小的到老的,这种“毛病”显然已经根深蒂固。随着剧情的推进,父子两人逐渐解开心结,善良单纯的小东开始从心底里接纳这个善良、正直、有担当的男人,在其“想象”被彻底撕裂之后,他最终在耿叔这儿找到了真正的精神归宿,完成了价值观的重建和精神自我的回归。

《难以置信》在非整一性情节、娓娓道来的叙事形态下,无声无息地展现了时代的特征,同时借助细节意象形成了象征性指涉。影片在服装、化妆、道具等的设置处处用心。这些象征性物品和道具作为符号化的语言,在内容层面起着呼应主题的作用,同时也是刻画人物形象的表意策略。耿叔手中那把二胡的象征意义不言而喻,作为中国传统乐器,它既是传统父亲形象的象征,也通过它拉出的曲子代替不善言语的耿叔倾诉内心情感。每当二胡的旋律一奏响,耿叔的情感也在潜移默化影响着小东的情感,每一次都是剧情的一次内在推进。老宅的天井见证了小东的家庭变化和情感爆发,当他抬头仰望时,如同渴望被人理解,体现了他对于更广阔天空的追求。同样的,诗集之于小曼,它是纯洁、理想的化身;密码箱之于小东,它是秘密、亡父的化身;老宅之于全片,它是传统、清廉、回归本源的象征……这种象征性道具的使用和空间的叙事作用别具质感,是现实主义之外导演传递出来的意味,内容上也获得了可延续性。

陆小雅秉持着艺术责任感,已经70多岁的她仍然富有创作活力,在当前浮躁的市场环境下,《难以置信》似一汪清泉,它没有大牌明星,没有华丽噱头,而是潜心创作以内容为王,它带着那个时代的创作印记,真挚而朴实地体现了导演的艺术匠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