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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文学:守恒求变 血脉永续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 李震  2018年05月23日08:43

作为东方文明腹地、中华文明主要发源地和周秦汉唐等十三朝古都所在地的陕西,在中国当代文艺的发生、发展中,依然延续着绵延数千年的文脉和延安文艺精魂,并已经形成了作为中国当代文艺主流传统实践基础的陕西经验。

当代文艺主流传统从陕西出发

中国当代文艺的主流传统是从陕西出发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延安文艺拉开了共和国文艺的序幕。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标志的文艺思想,以及新秧歌运动和《白毛女》《黄河大合唱》《王贵与李香香》《荷花淀》等一大批文艺作品对这种文艺思想的践行,还有成立于延安的鲁艺、民众剧团、延安电影团、新华通讯社等大量新兴的文艺机构和文化组织,奠定了共和国文艺的出发点。1949年7月在北平召开的第一次文代会,正式确立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即将开始的新中国文艺中的指导意义,而且在文艺思想、文艺队伍、文艺体制等各个方面的建构中,都延续了延安文艺中形成的传统。

延安文艺传统在陕西发生绝非偶然,也不仅仅是由于特殊的历史际遇,而是与陕西的历史文化和区域文化有着内在的联系。毛泽东《讲话》中的许多思想来自文人创作与陕西民间艺术、地方戏曲紧密相连的实践,也来自这块土地上曾经发生的文化传统。如果人们比较一下毛泽东的文艺观与《诗经》、与《史记》、与杜甫诗歌、与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所说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等在这块土地上曾经发生的文艺传统,就会明白它们是一脉相承的。

新中国成立后,一大批延安文艺家和文艺机构留在了陕西,如柯仲平、马健翎、胡采、柳青、杜鹏程、石鲁等等,他们就像种子,在这块土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将延安文艺的思想和实践一代一代在陕西传播下去,孕育出了以柳青、杜鹏程、王汶石、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红柯等几代文学陕军;以石鲁、赵望云等为代表的长安画派;以马健翎、陈彦等为代表的秦腔现代戏;以吴天明、张艺谋为代表的,将中国电影推向世界的西部电影;以刘炽、赵季平等为代表的民族音乐,以及以王愚、肖云儒、畅广元、李星、孙豹隐为代表的陕派文艺批评等等。半个多世纪以来,这几代文艺陕军成为延安文艺传统最坚定的践行者,走出了当代文艺的中国道路,形成了极具中国特色的“陕西经验”,成为中国当代文艺主流传统开创与延续的重要实践基础。

陕西经验在守“恒”中求“变”

“陕西经验”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概括。

一是“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制度化和习惯化,并以此形成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创作传统。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是延安文艺开创的重要传统,当时在延安的文艺家深入陕北各地采风,学习民间文艺,了解群众情感,表现群众心声蔚然成风,形成了以追求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为目的的人民文艺。新中国成立后,这种惯例在各地都有延续,如张志民落户包钢、艾芜落户鞍钢、李季落户玉门油田、赵树理长期居住在晋南老家、巴金深入朝鲜战场等等。但这一惯例被极致化、制度化、习惯化,并长期不断,延续到今,且取得一系列重大创作成就的,当属陕西文艺界。柳青以农民的方式在长安县黄埔村劳作13年而有了标志17年文学高度的《创业史》;杜鹏程长期深入西北野战军战场一线而有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战争题材的长篇小说《保卫延安》;本身就是在饥饿和苦难中长大的路遥,深入陈家山煤矿和陕北穷山恶水而有了《平凡的世界》;陈忠实在白鹿原老家深居半个多世纪而有了《白鹿原》;贾平凹用自己的双脚踏遍了秦巴山区而有了他独有的个人意象“商州”;陈彦几十年的剧院生涯和城市农民工生活的实地体验,而有了秦腔现代戏《西京三部曲》和长篇小说《装台》《主角》等等。及至目前,陕西作家艺术家到农村、矿区、企业、街道、高校挂职体验生活,仍在以一种制度和习惯的方式一批又一批,一年又一年地延续着。

二是坚持走现实主义道路。

陕军的创作始终没有离开“为时”“为事”的传统,对时代的关注和对现实的忧患,一直是陕军自觉的主体意识。文坛对陕军的评说,无论正面还是负面都与其坚持现实主义道路有关。事实上,从《创业史》到《平凡的世界》,从《白鹿原》到《秦腔》,中国最重要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大多出自陕军;从《血泪仇》《梁秋燕》到《西京三部曲》,中国戏曲现代戏最重要的现实主义作品大多出自陕军;从长安画派到黄土画派,画坛上最有代表性的现实主义美术大多出自陕军;即使是得到西方现代艺术界高度褒扬的西部电影,也都是以现实主义为基调的,从《人生》《老井》到《图雅的婚事》《百鸟朝凤》莫不如此。一个时代,或者一个区域出现一两部具有代表性的现实主义作品,在中国不少地方都有可能。但在同一个区域的半个多世纪中,集中出现这么多足可代表中国当代文艺高度的现实主义力作,实属罕见。

三是保持与民族传统文化的血脉联系。

陕西本来就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要发祥地和传承地。就文艺而言,无论是风,是雅,还是颂,中国传统文艺的根脉都集中在陕西的土地上延伸着。因此,当代陕军所凝聚的“陕西经验”中,自然流淌着民族传统文化的血脉。在这一点上陕军在中国无出其右者。无论是长安画派的“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还是陕西作曲家们在民族民间音乐基础上的创作,也还是像《白鹿原》《主角》这样明确进行文化反思的长篇小说,都集中而明确地呈现着陕军与民族传统文化的血脉联系。

四是推动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实践。

在当代文坛,人们对陕军的评价一直存在较大分歧。贬者认为其土气、保守,缺乏现代精神;褒者认为其有根性、接地气,具有中国特色。但人们没有深入反思陕军在土气和保守中完成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高度关切和真实记录。被贬称为“农民作家群”的文学陕军,从《创业史》到《平凡的世界》,再到《白鹿原》《秦腔》《主角》,不正是一部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国走向现代化的鲜活历史吗?其实文学陕军绝大部分作品的背后正是作家们对这个巨大的农业国如何走向现代化的深切忧患。而长安画派的最大贡献就在于他们把行将没落,只剩下画花鸟草虫山水鱼虾技法的中国画推向了现代;传统戏曲的现代戏事实上也是把戏曲这一最经典的传统文化现代化了。

本文讨论的陕西经验,应该不完全是一个地方性的话题。因为陕西经验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当代主流文艺传统相契合。76年前,毛泽东《讲话》中的许多文艺思想就是在延安文艺实践基础上形成的。近年来,陕西经验再一次成为习近平总书记有关文艺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重要实践来源。2014年在北京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强调了柳青的示范意义。2016年在全国文联十大、全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习近平又用路遥的墓志铭“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去激励全国的作家艺术家。最有意味的是在全国文联十大、全国作协九大闭幕晚会上,新当选的中国作协副主席,陕西作协主席贾平凹用陕西方言朗读另一位陕西作家柳青《创业史》中的“买稻种”,成为整个晚会最大的彩点,也受到了习近平的称赞。这个场景对陕西经验在当代主流文艺传统中的意义和价值而言,或许是具有象征意味的。

在新时代的文化生态中,陕军要迈向新的高峰,就必须在坚持已经形成的陕西经验的同时,面对新时代的新生活、新气象、新问题,以及来自国内外的新的艺术经验,在守“恒”中求“变”。事实上,陕西经验的形成原本就是在守“恒”中求“变”的结果,就是在坚持现实主义、人民立场、民族传统、本土语境的基础上,对不同时代因素的广泛吸纳、深切体察和深情书写。或许,这是“陕西经验”中最重要的经验,是陕军能够走向任何一座时代高峰的根本原因。

(作者为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