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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散文奖获奖作品展

授奖词

高亚平的文字不事雕琢，朴实、真切、富有乡土气息，这与他长期以来关注故土人情、草木风貌密不可分。《两位先生》描写了两位各有特点的乡村民办教师。他们既学究，也生活，将文学理想和插秧种地无缝连接，脱去浮华的表象，留下的是生活本质和生命本真。

高亚平获奖词

三十多年前，当我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我第一次接触到了汪曾祺先生的作品《大淖纪事》《受戒》《岁寒三友》等，作品中所描写出的奇异的风光、淳朴的风俗，以及优美的人事，一下子吸引住了我。在此后的数十年岁月里，我断断续续地阅读了我所能搜求、购买到的汪先生的所有作品，他的很多小说、散文、戏剧、诗歌、文论，我都是一读再读。从先生的作品中，我认识了高邮，认识了昆明，认识了坝上，认识了蒲黄榆……但认识最多最深的，还是高邮。高邮的过去现在，高邮的人事物事，高邮的景物风物，让我难忘。而先生对故土的一腔痴情，一片挚爱，也让我感动。但还不仅止于此，汪先生的作品还影响了我的写作，影响了我的人生。我从先生的作品中，学会了如何读书，如何观察，如何做文；学会了平和处世，温暖待人，艺术生活，做一个宽厚、善良的人。我也时刻牢记着先生关于生活态度和创作态度所说过的两副联语，“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顿觉眼前生意满，须知世上苦人多”虽然我没有见过汪先生，但我想，我今生注定是离不开先生，离不开他的作品了。

早就想写一下我的两位初中老师，因素材平淡，且又稀少，故而一直未曾动笔。但多年来，我对他们却又割舍不下，想想，还是写写吧。他们是高忍厚、高稳绪两位先生。其中，高忍厚先生已于七八年前作古，现今墓木怕已成荫了。而高稳绪先生虽健在，也已七十多岁了。

说起来，他们和我还是同宗，都姓高。我们村在秦岭脚下，也就是长安樊川一个极普通的村庄。村庄南揖终南山，西临神禾原，北倚少陵原，东为高地，村北村南有大、小峪河流过，村庄周围是大片的水田，春日，“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夏日，“家家栖碧峰，流水自雨田”，可以说是不似江南，胜似江南。村庄很大，有十四个生产小队，约三四千人。如按旧时划分，最少能分成四个社。事实上，村中现在还保有过去的遗风，每年耍社火时，就是分作东南西北四个社的。每个社有社旗，有锣鼓家伙，但已无社公和社祭，因为解放后破四旧，这些东西早就不时兴了。两位先生都是第九生产队人，属于西社。我家在七队，属于南社。我们离的不远，中间隔着一个八队，也就一里半路的样子。而两位先生家，离的就更近了，是比邻而居。高忍厚先生家在东面，高稳绪先生家在西面，两家之间，就隔着一堵一人高的土坯墙，墙的顶上苫着稻草。而两家所种柿树，就枝桠交错着，越过土墙，互相伸进对方的院中。鸡声狗声的，也就互闻了。两位先生关系很好，尽管来往不密，却保持着彼此间的客气和敬重，见了面，点点头，打个招呼，然后就各自忙各自的事去了。他们都有一点矜持。他们都是民办老师。不过，多年后，俩人都转成了公办老师，吃上了公家饭。这是后话。而那时，我已考上大学，离开家乡多年了。

我们村的小学是一所戴帽小学，所谓戴帽小学就是小学和初中在一起。这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不多见的，只有大村才有这样的资格。学校在村南，建在一座清代修建的关帝庙里，校名叫稻地江村小学。我上学时是在1973年，正值文革期间，尽管如此，但关帝庙并没有被拆除，而是搬走了神像，做了四位老师的宿舍。出得关帝庙是一个小院，东西两侧各有六七间瓦房，也是教职员工的宿舍，高忍厚、高稳绪两位先生就住在西侧一排的瓦房里。而院中除了青砖铺就的甬道，余地则为花园。花园中种植着月季、牡丹，还有四季常绿的冬青。甬道边则植满了柏树，柏树黑森森的，有两三丈高，都是一些有了年月的老树。这些柏树，到了冬天，就成了麻雀的窝巢，一到日暮时分，满树冠里都是叽叽喳喳的声音，仿佛树枝上长的不是叶子，而是一树的鸟雀。院中还有一棵巨大的合欢树和两棵大榆树。合欢花我们都叫绒线花，一到六七月，就开满了粉红色的花，远望如霞，近看如画，美得让人想闭上眼睛。小时候，我很害怕到教师院里去，尤其是下雨天和黄昏时分，我惧怕进关帝庙，也惧怕那些黑森森的柏树，我总疑心那里面藏有怪物。只有到绒线花开放的时候，我才觉得这个院子一下子变得鲜亮起来，才不再那么可怕。出得教师院，则是一个四五亩地大小的操场，操场的南面，是一个古老的戏楼。广场和戏楼的东西两侧，全是教室，还有五六张乒乓球台，戏楼的南面，已成为一片片水田。夏日课间，我们在操场做广播体操或者疯跑，操场的上空，则是满天的蜻蜓，红色的，蓝色的，麻色的，翅翼在阳光下闪着亮光，倏忽而东，倏忽而西，惹出我们无限的畅想。

我上小学时，高忍厚、高稳绪两位先生并没有教过我，他们都是初中的老师。直到我1978年读初中时，他们才开始给我带语文课。其中，高忍厚先生还给我当过三年的班主任。他们带学生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一茬一茬地带，一直从初一教到初三，直到初中毕业。然后，又返回身，再从初一带起。这样的教学法，那时在农村极为普遍，有些像种庄稼，一季一季的。优点是师生间彼此熟悉，容易教。缺点呢？如碰上一个吃干饭混日子的老师，这一个班的学生就算是毁了。好在那时的校方好像还没有昏头到这种地步，一般这样带学生的老师，都是经过挑选的，不惟德行好，业务也很强，否则，也不敢随便把一个班的学生，轻易交出去。若真是那样，家长中也有明白事理的，还不炸了锅？俩先生教课各有特点，忍厚先生说话语速快，且声音宏亮，讲课时声情并茂，激动处，还往往辅之以肢体语言，学生很爱听。譬如，他讲猴子掰包谷时，模仿猴子掰一穗丢一穗的情景，惟妙惟肖，至今就刻在我的脑里。照理，忍厚先生是我的班主任，我是无缘听到稳绪先生课的，但我上初二那一年，忍厚先生因为身体有病，请了一学期的病假，我们班的语文课只好请稳绪先生兼代，这样，我才有幸得到他的教诲。

和高忍厚先生一样，高稳绪先生长得也很排场，高高的个儿，浓重的眉毛，红润的脸庞，看上去既健康，又干净利落。稳绪先生讲课时慢条斯理，有板有眼，有些老学究的味道。他的课，学生也爱听，尤其是课文分析课，可以说是条分缕析，让学生听的明明白白。和忍厚先生不一样的是，他给我们上课，竟然用的是普通话。这在我们那个年代的乡村小学中，是不多见的。他的普通话中，夹杂着一点点淡淡的鼻音，听惯了，还觉得很好听。他就用这种带点淡淡鼻音的普通话，给我们讲《卖油翁》，讲《卖炭翁》、讲《捕蛇者说》，还讲《百合花》，学生们听得津津有味。但他似乎不苟言笑，无论课堂课下，都是一副严肃的样子，学生都有点怕他。我那时因为喜欢写作文，而且作文比班里别的同学写的好，而深受两位先生的喜爱。两位先生常把我的作文当作范文，在班里作文课上讲评、朗读。我当时写的一篇童话《猴子和小白兔》，经过高忍厚先生的修改，多年后，还在西安的一家儿童文学杂志《宝葫芦》上发表。包括我后来走上写作之路，这全和当年两位先生的培养有关。

因是民办教师，课余和农忙季节，两位先生也侍弄庄稼。在家乡读书的那段年月里，每逢夏收秋忙季节，我常见他们拉着架子车，往返于田间和村庄。车上有庄稼，也有粪土。而他们的孩子，也时常跟随车子左右，做他们的帮手。遇到村里人时，他们有时会停下车，用袖子擦一把头上的汗，和乡亲们打声招呼，顺便自己也歇一歇；有时则点点头，问候一声：“忙着？”，继续赶自己的路。他们仿佛就是村人中的一员，坦然，没有一点难为情的意思。夏日插秧时节，他们也偶尔高挽了裤腿，赤脚下到水田里，耙田插秧。俩先生的农活干的都不赖，完全称得上是庄稼把式。队上人和村里人都很敬重他们，没有谁敢讥笑他们。因为，村中的大人小孩，多是他们的学生。

忍厚先生好读书，还好吟诗。暑假期间，我们到学校去玩，如果适逢其值班，便会常常看见他搬一把椅子，坐在绒线花树下，神情专注地读书。读到会心处，脸上便不由自主地露出一丝微微的笑容。此时，偌大的校园是寂静的，唯有蝉儿在树上高一声低一声的叫。而恰有清风吹过，风吹树动，开败的绒线花便会轻轻落下，有那么一朵两朵的，就落到先生的正看着的书页上。他就会抬起头，怅然地望一眼绒线花树，一望就是半天，也不知先生在想什么。我知道先生好吟诗，纯属一个偶然。也是暑假中的一天吧，我因家里距学校近，去戏楼上乘凉。这座建于清代的坐南朝北的戏楼，原是为酬神用的，神么就是对面庙里的关帝，关帝君保佑村人平安一年，又五谷丰登，故村人便于一年的夏秋两季庄稼收割完后，连演三五天大戏，酬谢神灵的护佑。但那都是旧年月的事情，新社会不兴这个，戏楼大多是用来放映电影，或者召开全村社员大会，除此，大部分时间是空闲的。戏楼的台边是用厚厚的青石条砌就的，盛夏，躺在青石条上，小风一吹，要多凉快有多凉快。我那日就是冲着青石条去的。我刚上得戏楼，就听见有人在靠南的阁楼上吟诗，再仔细一听，竟然是高忍厚先生。他吟咏的是王维的《望终南山》，“太乙近天都，连山到海隅。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但那时我并不知道先生所咏是何人的诗，直到多年后方知晓，那是唐代大诗人王维的诗，而且知道了王维所歌咏的山，就是我们村对面的太乙山，距我们村也就五六里远。因隔着一道木板墙，加之先生又在楼上，故那天先生并没有发现我。我后来也是怕打扰先生，而悄然离开了。在其后的几日里，我见忍厚先生又去过戏楼几次，便在心中暗暗地说：先生又去阁楼吟诗了。而稳绪先生则好写点小文章，有时还给西安的报刊投投。有一次，听别的老师讲，文章发表了，我们好奇地找来报纸看，发现署名并非先生的名字，而是高望云。不明白，一问他人，原来是笔名。起初不知此笔名的含义，多年后方悟出，先生那时父亲刚去世，取的是“望云思亲”之意。稳绪先生还能拉二胡，春秋黄昏时节，我去校园中玩耍，曾多次见其搬一把椅子，坐在办公室门前，咿咿呀呀地拉二胡。此时，他的神情是专注的，也是淡远的。二胡声音如水，氤氲了整个黄昏。

1982年秋，我离开故乡，到西安读书，从此。和两位先生见面的机会，一下子变得稀少起来。仅有的几次见面，也是我回故乡期间，在路上碰到的。遇到了，有时打声招呼，有时则会站在路边，很亲热地说说话。

稳绪先生在我离开故乡后，从稻地江村小学调到了长安县樊川中学。说起来，樊川中学也是我的母校，我初中毕业后，就是在这所中学上的高中。樊川中学在我们村的村东，距我们村大约两公里的样子，两者间由一条砂石公路连接。樊川中学所在地过去是一片坟地，解放后移风易俗，坟冢被悉数平去，恰好县里要在王莽公社修建四中（樊川中学），为了节省土地，便挑选此地作为校址。选校址于此，也算是选对了，因为它恰好位于几个村庄（稻地江村，上、下红庙村，东、西王莽村，刘秀村，三官堂村）的中心地带，家境贫寒的学生，可以不必住校，食宿完全可以在家里解决。我在樊川中学读书时，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学校环境已经变得很好，校园中有高大的白杨，有翠竹，还有枇杷树、石榴树。教师生活区的附近，还有一个大花园，里面长满了美人蕉。每年夏季，美人蕉盛开时节，花园里红彤彤一片，很是壮观。这个花园里有小径，很幽静。说是为教职员工修建的，其实学生也可以进去游玩。很多时日的清晨，我就曾在此背诵过课文。我至今还记得，汉乐府中的《孔雀东南飞》，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我就是在这个花园中背诵会的。那时是少年心性，和所有的少年一样，我也在心中暗暗地喜欢着班里的一个姑娘。那姑娘也时常爱在花园中背书，我来此，很多时候，也是为了能遇到她，多看她一眼。中学毕业后，回忆往事，我还曾为此写过一首诗，以记其事。好像是1990年的夏天吧，一日，我从西安回家看望父母亲，不知咋的，忽然很想去樊川中学瞧瞧，是一段割舍不下的情愫呢？还是别的什么原因？说不清楚，总之，我鬼使神差地去了。其时，适逢学校放暑假，校园中空寂无人，唯有蝉儿在歇斯底里地叫。七八年不见，校园中的翠竹更见茂盛，树木更见高大，而花园中的美人蕉也愈加的秾丽了，简直有长疯了的感觉。我独自一人在校园中走，心中不免生出良多感慨。就在我行走至操场边时，蓦然发现一个人在瞄我，定眼一瞧，可不是稳绪先生么。原来，这天恰逢他在校园值班。见有陌生人入校，不免出来要看一看。我喜出望外，急忙趋步向前。他见是我，亦很高兴。没有去他的办公室，我们就在操场边的树荫下，边走边聊。从闲聊中得知，他现在教高中语文，课不重，每周六节课。他的儿子已考上陕西师范大学，女儿也已上高中。稳绪先生在我记事的时候，他的老伴已过世，这么多年，他一直一个人拉扯着两个孩子过。也许，先生对妻子感情太深了吧？也许是怕委屈了两个孩子吧？总之，他没有再续弦。我在为先生高兴的同时，心里总觉酸酸的，有点戚戚然。

忍厚先生后来调到了我们县教育局，有一次在西安工作的同乡聚会，也邀请了他，我有机会又见过一面。先生那天很高兴，喝了不少酒，他依旧健谈，但已有老相。不意，这次见面，竟成了永诀。当年的秋天，就在我去四川出差期间，一位同学打来电话，告知我先生去世。我当时呆了呆，心中顿然间就长满了荒草。好在，他的一双儿女已长大成人。先生的女儿高小珍大学毕业后考上了公务员，现在我们家乡政协工作。是去年春天吧，我们单位的一位记者去长安区政协采访，无意间碰到了她。她向同事打听我的近况，知道我闲暇时喜欢写点小文章，还特意托同事给我带回来了区政协编辑的一套丛书《老长安》和《长安百村》，让我做资料用。我将这套书放在我的办公室案头，闲暇时，时时翻看。每次翻看，就有一股暖流涌遍全身，就会感受到家乡四季的气息，也就会想起忍厚先生。

忍厚先生在世时，曾在他家院东辟有一块菜园，里面广植各种蔬菜，有葱蒜韭，有芫荽、菠菜、杨花萝卜，还有黄瓜、豆角、西红柿等，都是一些常见的菜蔬。而菜园的东墙边，则种了几窝牵牛花，每年春夏，牵牛花发疯似的生长，很快爬满整个院墙，葳葳蕤蕤的一大片，看上去很是壮观。夏秋花开时节，红的紫的牵牛花开满整堵墙，微风起时，花摇叶动，煞是好看。先生去后，不知那个菜园还在否？土墙边还种牵牛花吗？有机会见到他的女儿，我一定要问问。

作者简介:高亚平，陕西长安人。现任西安晚报文化部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西安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已在国内报刊发表散文、小说、诗歌、评论200余万字。曾获首届中国报人散文奖等多种奖项。已出版散文集《爱的四季》《静对落花》《岁月深处》《谁识无弦琴》《时光背影》《草木之间》《长安物语》和长篇纪实《鹰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