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言为心声，古有明训。然而“心声”是谁的心声，按照传统的汉语解读，多半理解为作者自己的。季剑青的《“声”之探求：鲁迅白话写作的起源》不仅解答了“心声”在现代汉语中的训诂问题，也再现了现代文学史上一个观念的历史性转变：鲁迅从文言写作转向白话写作，实际上是从对个体“心声”的传达转向对他人“心声”的探索和召唤。这篇文章用的“声”这一隐喻，也成为我们这一期刊物一个总体的隐喻。

鲁迅对文体的苦苦探求，实则是对文体“传声”功能的着意，是寻找“‘声’所唤起的与人的生命自然相连的感觉，以及其中所包含的某种内在的能动性。”正如季剑青所描述的：“在这种与语言搏斗的过程中，鲁迅写出了最为卓绝的白话文，发出了现代中国人苦楚、挣扎和奋斗的‘心声’。”

现代文学迄今有了近百年的发展，可以说，文体实践是越来越丰富，也越来越成熟了。与此同时，不得不检视的是，文学的“传声功能”是不是反而日益模糊了呢？泓峻的文章正是体现了这一思考。党的十九大宣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中国文学的使命是什么呢？泓峻的文章直指时弊：“无论在文学创作实践中，还是在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建构中，对文学满足人民的精神文化需要这一功能与使命强调得不够，贯彻得不彻底。相当一部分代表着中国当代文学水平与走向的主流作家的作品，只适合一个很小圈子的审美趣味，不能被广大的人民群众所接受，所欣赏。”这一期我们郑重推出“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大精神”专栏，就是要传达我们的理念：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要是新时代文学的重要使命。

为人民传声，要义就在传现实之声。一个时代的文学成就，首先体现在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方面。正是通过现实主义文学，我们可以了解作家在处理文学与生活及读者的关系方面，在把握时代情绪及表现道德诗意方面，所达到的高度和成熟度。如果一个时代的现实主义文学衰颓不振，它的文学成就，就存在整体性的缺陷，也不可能达到令人满意的高度。路遥的小说写作，朴素而又深沉，庄严而又热情，表现出一种充满诗意的崇高基调，属于我们时代现实主义文学成就的重要构成部分。路遥的文学经验有助于我们反思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的问题，也有助于我们认识种种“消极写作”之弊害。这就是我们组织和发表“路遥研究专辑”的原因。

如果说路遥的现实主义文学是对柳青等现实主义前辈最好的致敬和发展的话，那么，路遥之后，60后、70后们的现实主义文学道路可能有什么样的走向？张冀和陈国和的文章从不同角度给出了中国文学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实证。

纵观历史，有文字就有“传声”的问题，小至个人化的文学写作，大至官方撰定的史志。陈君的文章把《汉书》文本的形成过程放到“知识与权力”关系演化史的宏观视野中观察，透过其中几个关键性历史节点，以期说明《汉书》文本形成的外部条件与内在因素。文章回顾了先秦史家之独立立场，西汉司马迁的批判意识，乃至两汉之际史学开始成为一种权力话语，终至“历史编纂从此不再是简单的知识生产，而是一种政治知识的生产，文本则成为权力话语的固化形态。”这奠定了《汉书》作为一部史书传声取向的总基调。与此同时，作者还细致探讨了以《汉书》“纪传先竣，表志后成”为代表的撰述次序所透露出“古人重视纪传，强调以人物事迹探求其心志”的“传声”方式，也可以看作对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的另一种价值解读。

从历史视角转到世界视角，蒋承勇的文章确信，“世界文学”的传声方式应该是多民族文学相对独立基础上的多元共存，是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