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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绍俊:论杨帆的无逻辑叙述

来源:《创作评谭》 | 贺绍俊  2018年05月17日09:24

杨帆是一个很特别的作家,特别在于她的感觉非常丰富和敏锐。她的特别也在她的作品中得到了充分表现,但是没有得到更多人的重视,这可能有整个批评界跟着时尚跑的原因。杨帆的感性思维特别强,这就带来她叙述的色彩特别丰富,也善于进行情感性表达,可以说她有时将感性思维发挥到极致,以至于你都找不到她的叙述逻辑。比如她的长篇小说开头就有这么一句,“她大概是有些想家,以至夜里发起烧来。”想家为什么会成为发烧的原因呢?是不是不讲逻辑?这样的句子很有意思,有一种特别的色彩。我想将杨帆的这一特点称之为“无逻辑性的叙述逻辑”,这是她小说的特点,也是杨帆的优势。

杨帆在叙述上也有自己的特点,她很讲究非口语写作。非口语写作,或者叫书面语写作,她的叙述并不是直接照搬生活中的口语表达,而是经过自己的处理以后才表达出来的。这是一种值得肯定的叙述,它让我们看到杨帆在文学语言上是很用心的。文学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净化语言、提升语言,使语言变成一个优美的东西,作家应该把创造优雅精美的文学语言作为自己的职责。比如古代汉语就是经过上千年无数文人墨客的延续不断地精心磨炼,逐渐形成了特别精致优雅的书面语—文言文,文言文凝聚了华夏文明的精华,也为中国人创造精美的文明提供了最有效的工具。

杨帆关注那些非正常的人物和情感,这是她写作的另一特点。比如说她的《后情书》,写一个植物人的妻子,当丈夫因车祸成为植物人后,她的心理情感会有什么微妙的变化呢?这是杨帆所关注的。又如《瞿紫的阳台》,写的是一个失去妈妈的男孩。还有如《妈妈的男人》,写的是失去初恋的妈妈,这个妈妈的初恋回上海了,但初恋在她的内心扎下了根,使她的家庭以及和自己爱人、孩子的关系都变得不正常。杨帆以非正常的思路写非正常的心理,不动声色地揭露时代与城市变迁下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关系。

她的中篇小说《第七夜》写得诡异,你很难琢磨到小说以后的发展。后来我还专门找来一篇《第七夜》的评论文章,看人家是怎么解读这篇小说的,文章认为杨帆是为了造就一回被称作“大爱无疆”的行动。《第七夜》写了一个奇怪的男人,他被医院查出得了绝症,决定在死前帮人做事情,就登出广告。他做事时候发生很多蹊跷、奇怪的事情,比如这个男人去整理草地的时候,杨帆似乎是不想让读者将故事简单地理解为在写做好事,所以她要写冒出另外一个男人来挑剔这个男人,又由此揭开另外一个男人背后蹊跷的事。杨帆也许一边写一边会冒出很多念头,给读者的阅读习惯不断带来挑战。

杨帆今年出版的长篇《锦绣的城》在体察人心、挖掘人性上有很大突破,呈现出宽阔复杂的社会空间和世道人心。我读《锦绣的城》就想到了托尔斯泰的《复活》,二者都有救赎主题和悲悯情怀。托尔斯泰写聂赫留朵夫这样一个贵族和他的女仆玛丝洛娃的关系。玛丝洛娃遭奸污后被赶出去,沦落为妓女,从此她自甘堕落。所以在庭审中聂赫留朵夫再次看见玛丝洛娃的时候,他有了忏悔之意。表面上看是聂赫留朵夫在帮玛丝洛娃,实际上是玛丝洛娃在拯救聂赫留朵夫,她让聂赫留朵夫死去的灵魂复活了。杨帆在《锦绣的城》里也写到了精神的拯救问题。锦绣因为年幼被性侵,一直有心理障碍,但是锦绣内心很美好,很纯净。春上是一个音乐老师,他在性上很随便,实际上锦绣成为了春上的一个救赎。这是这部小说的基本思路。通过锦绣这个人物,杨帆在呼唤一种清洁的精神。这是一个宏大的主题,我们的社会和人心在不断地被污染,肮脏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作家有责任为社会和人心寻找清洁的途径。锦绣应该是小说中的核心人物,代表了作家的某种理想,人物形象典型而且打动人。小说的不足之处是牛丽和老根、春上,油条和锦绣之间的关系,没有围绕锦绣来写,使得小说缺乏中心感。最后一章写春上到西藏去寻找锦绣,当晚春上和锦绣结合了。这个结尾与小说前面的铺垫相冲突,使得前面的努力相当于白努力了。

杨帆的优势非常突出,她有强大的感性思维,主观性很强,不满足于客观讲述一个故事。这样的小说才真正能够成为小说。她这种特点为什么被忽略?也有她个人的原因。一名作家既要保护好感性思维,又要防止主观替代客观,处理好主观和客观、理性和感性的关系。假如杨帆能从这方面对自己的创作进行一些调整,能够在一个考虑更加周全的文学结构里面让自己的感性得以充分发挥,杨帆应该有更大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