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那扇曾经高大的木门，

正紧紧地闭着，

好像关上了某条时间的通道。

大街

石塘村很小，也就百来户人家，却有一条近千米长的“大街”。说是大街，却是不大的，三四米宽的样子。但在石塘人的眼里，这却是村内最大的路了，大得像是城里的一条街。

我欢喜大街上的大舅家，大约是因为这条街路。街的中间铺着长条形的石板，余出的位置，就用了鹅卵石填充。街道两旁是清一色的木板门，这些历经多年雨淋日晒的原木门板，被冲刷出一条条粗壮的沟壑，花白花白的，像是洗尽铅华、堆满沧桑的老人。街路的人家一天的生活，大多是从一块一块地卸下门板开始的。白日里，这些卸下的门板有许多用途，可以晒被子、晾杂物，还可以搭成地铺。我和弟弟最欢喜这门板铺成的临时地铺。一块块门板像拼积木般齐整地摆在堂屋的地面上，就成了孩子可以摸爬打滚的所在了。玩着玩着，一个个就趴在门板上睡着了。这个时候，总有徐徐的风吹进来，燕子从堂屋里一会儿飞进，一会儿飞出。

大街上，每户人家的门口都会摆着各式各样的石凳，或是条形石板，或是大小不一的石敦。这些石凳在各自的屋檐底下，早就被日子磨得溜光黑亮。夏天的傍晚坐在石凳上，外婆是不允许的，说是石头太烫，那些暑气会经过孩子的屁股，灼伤孩子的脾胃。所以，夏季的每个傍晚，外婆都会拎出几桶水，用老蒲瓜做成的瓢子往石凳上一瓢一瓢地淋，淋够了，就顺势往大街上一泼。于是，那些傍晚的门口就会有一股子清清凉的阳光味了。

傍晚，大街上的人就会陆续多起来。老人摇着扇子一边纳凉，一边唠着家常；小媳妇取出永远打不完的毛衣漫不经心地打着，互相扯着家长里短的；姑娘和小伙子换上清爽的衣服，开始打情骂俏；男人多是打着赤膊天南海北地吹，或是三五成堆地下棋；小孩子却是坐不住的，沿着大街往疯里跑，从东首到西首，没有一处是不能钻进去的……

小的时候，对亲戚没多少概念，以为整条大街都是我的亲戚。每年正月到外婆家，总要从大街的东头吃到大街的西头。这些街坊我不是叫舅，就是叫姨，再年长的就是叔公叔婆什么的。我总是以为，每一个称谓必定代表一种关系，这种关系，总该是带了点血缘什么的。因此，我的眼里，这整条的大街就都是我的亲戚了。大街上有一个我叫叔婆的老人，她满头的银发铮亮，脖子、肩膀、额头上总是吸满又圆又黑的乌痧。每次我过来，她总要模仿着我的口音说：又来了，到“婆”这里来了！我的口音与石塘人有点不同，叔婆总要纠着我的口音说笑，每次我都得愤恨许久。那个时候，我的心底多么愿意自己从来只是石塘村的人啊，能和石塘村的孩子一起上学，能说一口纯正的石塘话。

埠头

大舅家的大门面向大街，后门正对着大溪。后门外是一小块空地，空地的下面是高高的防洪坎，小心绕过几级十分陡峭的石阶，就可以直接走到大溪的埠头了。

大舅不喜欢热闹的大门口，独独喜欢这寂静的后门口。晚饭后，大舅冲了凉，总得泡上一壶浓浓的绿茶，取出他心爱的凤凰琴，摆在后门口的凳子上。端坐在埠头上的大舅，或冥想、或抚琴、或品茗，完全不似农田里挥汗如雨的大舅……我注意到，这个时候的大舅，眼睛是迷离的，他的目光似乎停在近处的埠头，又仿佛已经越过埠头，越过大溪，甚至越过了大溪那边重重叠叠的大山。大舅于我是神秘的，更是高深的。母亲常说大舅是个学识渊博之人，说他读过《七侠五义》、《薛刚反唐》、《封神演义》这些听起来十分深奥的古书，说他是个懂历史、通音律的人。尽管大人们都说大舅这样那样的好，但我眼中的大舅却是孤独的。他没有大街上其他男人爽朗的笑，每天除了下地干活，就是抚弄那把破旧不堪的凤凰琴。在我幼小的心里，大舅是和那把凤凰琴一样神秘的。当我终于长大，可以网上搜索凤凰琴是一种什么乐器的时候，大舅却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匆匆地去了。送大舅上山的那天，母亲哭得死去活来，我的眼里却只出现那架古琴。我很想知道，离开大舅的那架琴，是不是被永远地遗忘在阁楼了，是不是会慢慢生锈、腐烂，直到一个音也按不出来。

大舅家和另一户人家中间，有一条通往大溪埠头的小弄。每个夏天，小弄里的风总是特别大、特别凉，我们孩子总爱坐在石阶上，让风经过脸庞，穿过耳畔。小弄的一头连着陈旧古老的大街，另一头连着鲜活生动的埠头。这串石子铺成的台阶，斜斜地挂在在大街的侧面，在高高的防火墙中间，显得又细又长。从大街往小弄里头看，就像拿了一副望远镜，在窄窄地镜头前方，慢慢呈现出深远的辽阔。那时的大溪，是宽广和清亮的，一条条渔船穿梭其间，漾起的波纹在太阳底下摇曳生光。埠头上苍翠的古樟，浣洗的妇女，以及垂钓之人、游泳之人，还有偶尔掠过的白鹭，无不构成江南水乡最浓郁的情愫。

母亲是欢喜埠头的，每每说起这里，她的眼睛会特别的亮。母亲常说她是一个钓鱼高手，说她小时候在这个埠头钓过很多鱼。母亲还能说上许多鱼的名字，什么石斑鱼、青鱼、白鲢鱼的。我是不懂鱼的，更不会钓鱼，外婆说埠头太危险，总是连靠近都不许。我所看见的母亲，她的日子之间，是一丁点儿的缝隙都没有的，更不用说带我去钓鱼。事实上直到现在，我还没见她拿过钓鱼竿。我的心底，总觉得母亲说她会钓鱼只是在吹牛。

供销社

供销社在大街的西头。从大舅家出发，经过一扇又一扇的木板门，再绕过一排猪舍，远远地便能看见立于村头、显得特别高大的青砖砌成的墙体，这便是供销社的侧墙了。供销社的墙脚和别的房子是不同的，它的墙根处浇铸了突出墙面几公分宽的防水台。大人们是沿着防水台边上的大路走向供销社的，我们小孩子却是侧着身子沿着防水台走到供销社的。二三十米的防水台，我们这些孩子可以反反复复地走上很久，不知道留下多少快乐的脚印。

供销社在村子的所有建筑里无疑是最气派的。它特别高，正中是两扇厚厚的木头门，很重的样子，关上时大概连小偷也会望而生畏。开着时，拉向两面的墙，大门也会宽阔了许多。大门中央的青砖砌成的门楣上方，有一颗硕大的五角星。大概是因为这颗星星吧，我和弟弟总觉得这里比其他地方要庄严得多。

供销社自然也是我童年最爱去的地方。每次外婆说，谁去打酱油啊，我和弟弟就得争先恐后地去抢了。但外婆通常都会让我们姐弟一起去的，还特地交待，打完酱油，可以用剩下的钱买些爱吃的。弟弟爱吃薄荷糠，我却爱薄荷糕。姐弟俩每次都要为买什么争个半天。

对供销社印象最深刻的，是两条长长的铁丝和挂在铁丝上的夹子。铁丝连着柜台最左边到最右边。用得最多的好像是卖布的，扯下一块布后，售货员会写下一张纸条，夹在铁丝上的夹子上，再轻轻一甩，那纸条就随着夹子箭一般滑向另一个售货员。那时，我觉得这就是天底下最潇洒漂亮的动作了，每次总要驻足许久，在心里模仿无数遍。那时的售货员也不叫售货员，而是叫“同志”。同志这个称呼，是神圣的，是代表着吃公家饭的、有文化的。母亲每次带我们去供销社时，总会一遍又一遍地教我们的礼貌用语就是：同志，我要买××。

供销社门口有一片很大的空地。空地上经常有拖拉机开进开出，一麻袋一麻袋的物资被运到这里，再由装着小轮子的小推车送进供销社的仓库。我喜欢看这种忙碌的场景，不仅仅是因为看热闹，更多的是因为这里有很浓郁的工厂味道。那个时候，对和工厂有关的东西总是特别崇拜。我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工厂应该代表着先进的科学技术。而母亲的眼里，工厂却是一种身份，一种极其荣耀的身份。这种观念一直很大程度地影响着我，以至于后来的念书，竟也选择了工业类的学校。

再去石塘时，特意去了趟供销社。在石塘村一排排林立的小洋楼里，供销社几乎完全被淹没了，显得格外矮小、破旧。那扇曾经高大的木门，正紧紧地闭着，好像关上了某条时间的通道。经过时，我仿佛听见大门用力扣上的声音，重重地落在我的胸口。透过无数的喧嚣，我又一次看到大门之上那颗褪了颜色的五角星，以及那些早就旧了的人和事。

本文刊发于2018年第2期《浙江散文》。

作者原名吴勇霞，笔名丙方，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于《青年文学》《诗探索》等刊物，有作品获奖和入选各种选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