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017年，有一本在初版当月就连印5次的书，截至2017年10月即发行400万册，这就是约31万字的纪实文学作品《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该书是中央党校组织从2016年1月至2017年2月若干次专题系列采访的实录。2016年11月底到2017年3月中旬的《学习时报》予以连载，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共鸣，反响甚好。顺应广大读者的热切期盼，遂重新编排内容，选插76幅老照片，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在2017年8月出版。阅读该书丰厚、扎实的内容，体悟其蕴含的思想价值和传播意义，可出于不同维度、不同侧重面；从传记写作与研究的视角出发，也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研读维度。

该书首先给予我们的一个重要启迪，就是选择采访相当了解那个时期的习近平的知青同伴、村民、时任领导干部和其他知情人，并且很忠实地实录整理、构筑文本。全书的结构也由此决定，分为“知青说”“村民说”“各界说”三个互文互补、相得益彰的板块。采访对象具有显著的亲历性、代表性及对于访谈内容的实录性，使得该书内容真实性、丰富性和生动性有了充分保证。

该书的创作，特别注重在策划选题、设问追问、重点亲访细谈等“笨功夫”上做文章，在探问与追寻中，尤其关注七年艰苦的知青生活对后来习近平人生道路的影响作用，同他担任总书记后一系列治国理政思想观点、谋划构想的内在关联，几乎每位受访者都根据自己的认识和理会，回答和解释了这方面问题。这样的生平事迹述录就具有了原初史传材料价值，为以后习近平传记的创作铺了一块坚固基石，提供了珍贵的原初材料。从这一点来看，该书虽然主要是对于知青阶段的“叙事”，但其对于传记的价值超越“陕北七年”时空，而延伸至远。若是把习近平思想业绩比作一条长川的话，那么，这部书则是揭示和展现了滔滔河水之“源”。对于传记写作与研究、出版与传播来说，这是该书价值比较特别、突出的一点。可以预想，以后关于习近平的传记，是很难绕过这本书的，都会依据和采用其“实录”资料，参考借鉴其说法、写法。从此种意义上可以肯定地说，该书留存了非常宝贵的有关传记写作、研究的“元”资料，乃至当代国史研究的原始素材。

传记固然需要真实记录大量的“事”和“言”，但也不可或缺对于人物的评价。评价就是一种理念、观点，是“三观”的基本立场和思想倾向，就是“叙事”者（包括记录编纂者）传记意识中的主导思想及核心价值取向。人物评价是传记观和作传指导思想的重要内容。该书实录中就充分渗透了丰富而中肯的评说、评价。评价是高的，但有根有据、扎实可靠、真切感人。值得我们咀嚼的是，这些评价体现出其内质上的历史主义意味。这一点对于传记活动来说，很有借鉴意义。一是放在当时社会历史背景之下，准确反映“现实”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但同时，又以实事求是态度正确评价主人公在当时的行为业绩、言谈心声。二是紧贴历史实际，肯定和依据当时当地干群潜藏于胸、固化于心的那杆衡人之“秤”——他们自有自己的评价知青的标准，自己“知人论世”的立场和角度；而且这样的“民间”标准、草根尺度，在经过岁月淘沥之后，倒显得更切合人物评价的本真标准，更贴近为人处世的真实内核和精髓，更符合人物本质、品性的实际。这种来自群众、发乎本心的“知人论世”，也被这些年的历史事实证明是在社会发展进程中默默地贡献了正能量、起到正向的巨大历史作用的。

该书关于人物的采访实录，跟“口述史”写作类似。“口述史”并非是传主怎么说就怎么录，完全有述必写。“口述史”是要求实录所“述”内容，但更要遵循“历史真实”的原则，不可与历史之实相悖离。对口述内容中记忆有误、表述不确、内容缺漏、矛盾抵牾的地方，采访记录者乃至编纂编辑者必须查证核实、补充完善，纠正错谬误解、叙事不实、述说不清之处。一般不包括对口述者观点、见解和主张的改动，只限于记事记言、交代历史背景和人事关系交集和处理方面。即不扰动和增损口述者思想观点和精神状态的“筋骨”。“误会”“误解”“误判”历史材料、现实过程和实际情形，对于“口述”者的思想见解来说，可能就是产生的原因，记录编纂者对此完全可以分析指出，做出真假的事实判断，正误的价值判断和批评；但是，它本身不是史实过程的内容，不是叙事上的失真和不靠谱，故不宜将其当作史实内容而作真伪判断，加以改篡。概言之，在历史口述者的记忆与叙述之外，还有一个“隐身”的传记者、史录者和编辑传播者的“他者”之述、之析、之评。《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正是这样的。比如关于去四川学习办沼气的补充调查材料，还有对某件事的概括说明等。根据本书体例，实录者一般采取页下加注释的做法。这种著述方式，与唐德刚的《张学良口述历史》中都由主人公说出的行文表达方式虽不相同，但是有“他者”参与、融入这个特点是一样的。这一点给予传记写作、研究人员的启迪是：即使是权威的知情者、当事人，对其所述材料也要认真仔细地述录写和编纂，要经过审视、查核的理性“过滤”，有疑问有矛盾的地方，就要补正和说明确切的真相实貌；哪怕只是事情的细枝末节、涓波微澜，也不要含混、粗率地放过。

这本书不仅是讲故事，叙事，还对跟人物传写有重要关联的问题有所提炼归纳，对事物内在的必然性、逻辑性有所揭示，所以也就具有了总结性。举其要者，就是在采访者的引导之下，受访者根据自己的了解和体悟，就知青岁月对于习近平人生道路和成长经历的影响作用，尤其是同他思想、观点和立场，特别是当了总书记后一整套治国理政思想、主张（“十九大”命名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内在关联性、发展性，予以独到的分析、阐释和揭示，做了一定的概括和总结。这就使得这部实录不仅是说经历、讲故事，有丰富真切的叙事，同时还有理性的思考、回顾和总结。这种蕴含历史感、生活质感和画面感的事与道兼参、情与理交融、“述”与“作”一体、采与编互动的思想精神型传记，处处闪烁理性曜辉，能够传神留韵，对于各方面读者尤其是青年人具有很大的启迪教育意义，对于传记写作、研究和编辑传播也有突出的示范作用。

该书还在如何写作当代人物的“阶段史传”这一点上树立了样板，给我们以可贵的启示。对于写健在的、在位的、不具备全面反映其一生的传记条件的杰出人物，写作面、反映的内容受到种种阶段性限制（主要是鉴于主人公身份、地位和工作位置等政治严谨性、敏感性和政治组织纪律、规矩约束等因素，党政有关部门做出一些必要的限制和规范）。该书在这个问题处理上启发我们：在给人物写全面传记的时机还不成熟，广泛搜集材料、构建全传并出版传播的条件还不能满足的情况下，在容许或鼓励的范围内，先扎扎实实写好、出版好、传播好杰出人物在某一历史时期、某一重要人生阶段、某一重要成长史环节的阶段性史传或曰片段史传记，也是十分重要的，具有很高的价值。其价值是多重的，既可从政治宣传、社会教益、精神文化引导方面认识其价值，也可从为有关传记做了资料的奠基、铺垫和积累方面来肯定其价值。尤其是在传主的显著成长时期、转折节点和精神跃升时段，正确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基本成形、优良思想文化素质大体养成阶段的传记，更显重要，更具价值，也更为值得珍视。这样的阶段之于传记主人公，是为其整个人生打底奠基的时期，故而重要而宝贵。对于传记写作和研究来说，此“片段史传记”可不是一般的“片段”，不是随机抽取的一段日子，它所反映的实际上就好比恩格斯所说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只不过在这里，它是历史性书写而非纯文学性艺术虚构，完全是传真、实录的。此“典型环境”中的、具有非常突出的特殊性历史背景、非常个性化的独特社会环境下的人物实录，无疑是其整个人生的基本调式所源，基本底色所在，是把握其全部人生的精神情操、思想理念、情感性格的密钥和路引，是其整个生命传写的源头活水。

人生的每个阶段都是需要总结的；而总结又是和置评紧紧相扣的。该书“实录”中有很多对于主人公的小结与评价。特别注重依据群众评价来作结是一个显著特点。固然，该书用选择知情人访谈的方式，决定了这些受访人的评语本身就在很高程度上代表了群众；但还不止于此，这些受访代表所谈所叙，也非常注重反映当时背景条件下当地群众对于知青的看法、对于习近平的评价。因此，这种总结评价是实在、中肯和准确的，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正所谓“金杯银杯不如百姓的口碑”。这样的“阶段性”总结，既是对传主那一段人生作为、活动事迹的结论和备注，也是对其后来的人生轨迹的因缘铺垫和根源揭示。人物全传的创作，贵在对人物做出“盖棺论定”式的总体科学评价和历史定位；“阶段性传记”的创作，则贵在对该阶段传主生活在其人生历程中的位置、对于其整个人生的作用和意义，做出恰如其分的科学评价和小结。

该书还注重将一个特定时期的历史背景、社会环境交代清楚，但并不繁琐铺陈。往往是抓住典型的、标志性的标签路标式的当时“时尚”“流行”的提法、口号、流行语或顺口溜，简练、概括地点出来。例如谈到习近平不想在1974年申请上大学时，用“大干快上”提示了当时贫困落后的延安面临的繁重任务；讲习近平引领社员们打井取用地下水，说那个时候有句口号是“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当时真实背景是啥样就说成啥样，而不受之后发生的历史争议、是非讨论的影响。这一点对于传记也很有镜鉴价值。人物所处的时代背景，不是他个人能够选择的，但人物如何处世做事，很大程度上是可以自己做主的；而人物在自己不能选择、不能左右的环境条件下所选择的为人处世方式、所做事情和个人修为，确是可以彰显人物思想性情、品行操守和志向抱负的。人生历程中的个人主动抉择，一般就是其思想水准和精神境界的标尺。

正如老知青陶海粟所说，“习近平行事低调，从不愿意过多宣传自己”。他在福建工作时就已经拒绝过上百次采访。截至目前我们能搜寻到的一共也仅有几次他接受媒体采访谈及自己。关于习近平的传记著述还很少，所以目前还难以对其传记创作、出版进行比较分析意义上的研讨。但无论怎么说，这部《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能于现在面世，弥足珍贵。它为习近平传记的写作和研究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资料文本，且提供了人物传记写作方式方法上的宝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