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曾在延川插队的北京知青黑荫贵说，十八大闭幕那天他正好在延川，好些老百姓都坐在电视机前翘首以待。当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集体会见中外记者，习近平出来讲话时，大家都非常专注，甚至有点紧张，有人竟一边看一边低声对着屏幕给习近平“提醒”说：“慢慢地，可不敢把话说错了。”那神情完全不像面对领袖，而像面对自己的亲人。

这件事留给我的印象极深，每想起来就感到温暖和激动。是啊，老百姓是最讲实际的，他们对习近平的这种亲人般的感情不是凭空得来的，是从实际体验中一点点积累起来的。

习近平在梁家河插队七年，当大队支部书记时间虽然不是很长，却办了不少大事，其中给我影响最深的是：打淤地坝，办沼气，用上级奖励给他的三轮摩托车换回手扶拖拉机、磨面机和粉碎机和办铁业社、打水井。这些事，件件针对着村里的实际困难，事事从群众的切身利益出发，处处践行着“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他现在要求的“不忘初心”的宗旨意识和“问题导向”工作方法一脉相承，从中能清楚地看到他执政为民的起点和成长的轨迹。但由于地域有别，时代不同，人们特别是现在的年轻人对当时的时代背景不甚了解，对当地农村的情况知之更少，因而对这些举措在当时特定环境下的意义认识不足，影响理解的深入。据此，我想介绍一些背景情况，同时也谈一些体会和认识。

我是延川当地人，当时也是农村一线的基层干部。习近平在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任党支部书记时，我在马家河公社李家河大队任主要领导。虽然两个村子相距四十华里，但自然条件差不多，他们遇到的困难，我们也都遇到过；他们解决了的问题都是我们想解决而无力解决的。这是我写作此文的基础。

打淤地坝

打坝淤地直接针对的是当地农民吃饭困难问题。民以食为天，这是当时最大的问题。这件事大家都知道，但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说法却不一样。有人说是国家高征购造成的，别处我不知道，我们那里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那些年不但不存在高征购，国家还给了许多返销粮，且数字很大。一到春三四月，国家年年向农村下拨返销粮和救济款，开初是针对个别困难户，后来则是普遍发放，每人每月十几斤粮和一些干红薯片，同时配发救济款。救济款的钱数刚好够买回返销粮，这是我的亲身经历，错不了。当时农民吃饭困难的最主要原因有二：一是靠天吃饭，二是人口和耕地的矛盾到了极限。靠天吃饭当时是陕北农村的普遍情况，人所共知，就不说了，只说人口和耕地的矛盾。

全国解放前，延川县的耕地还算是宽裕，党中央在延安时这里能接纳许多移民就是最好的例证。但全国解放之后，特别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耕地已经非常紧张了，用当地老百姓的话说耕地已经“驮”不住人了。不是耕地减少了，而是人口增加得太快。1949年延川县只有4万多人，到1975年已经接近12万人了，差不多是1949年的3倍。由此可见，这是进步带来的矛盾，是好事带来的坏事。

这虽然是个普遍的存在，但村子之间区别还是很大，主要表现在耕地质量上。北面川道上的村子有川地，通过修渠引自流水或机械提灌能改造成水浇地，亩产四五百斤、五六百斤不等。南面有塬地，虽然无法浇水，但地平、保墒好，如果不是天特别旱，只要能“捉了苗”，亩产三二百斤也不是大问题。还有一些村子靠近县河支流的源头，耕地的坡度小，抗旱能力相对强，产量当然也就稳定得多，每亩一二百斤也是有保证的。而梁家河和我们李家河一样，都在小山沟里，一无塬地，二无川地，所有的耕地都在陡峭的山坡上，不要说浇水了，连粪都很难送上去，平常年景，一亩地只能收几十斤粮食，遇到特别旱的年头，连种子都收不回来，只能靠扩大耕地面积，以“广种”对付“薄收”。由于人口持续性增加，土地利用已经到了极限，不但把所有的成片荒地都开垦出来种了庄稼，还把所有的拐角旮旯也都种上庄稼，山头上不要说成片的树了，连成片的草都不多见。这样做的结果是水土流失更加严重，地越种越薄，收获越来越少，吃不上饭的问题就越来越突出。大多数人家夏粮上来吃夏粮，秋田收了吃秋粮，一过正月，几乎家家户户没粮吃，“肥正月，瘦二月，半饥半饱三四月”，亲戚朋友在集头会场相遇，问的第一句话就是“够不够吃？”。那个年代的小孩子，几乎不知白面馍馍为何物，一饿只喊着要吃“团子”。

针对这个问题，当时上面不是没有考虑。那是“农业学大寨”时期，尤其是1973年周总理回延安提出“三年变面貌，五年粮食翻一番”号召之后，农田基本建设是当时最重要的工作。但上面抓得紧是一回事，下面落实却是另一回事。当时农田基本建设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川原地上的大平大整，二是山坡地上修梯田，三是打淤地坝。具体到梁家河和我们李家河这样的山沟村子没有川原地，只有两种选择：修梯田和打淤地坝。

所谓梯田，就是把坡地沿等高线整理成条状平地，目的是防止水土流失。这种形式实际效果并不是很好，尤其是在坡度大的田块，不但不起好作用，还起坏作用。因为在整理时把熟土全打在田埂上了，三分之一的地面挖到生土层，庄稼根本长不起来，三五年内，不但谈不上增产，还会大幅度减产。但梯田也有好处，一是修起来快，只要上了劳力，马上就有成果；二是刚修成时特别醒目，远处看一层一层的，很容易营造“大干快上”的气氛。

所谓打淤地坝，就是在合适的沟里筑一拦沟土坝，旁边开一导流渠，暴雨时把从山上下来的洪水拦住，让泥浆沉淀下来，最后获得一片坝地。坝地里都是积下来的肥土，加上平展，湿度大，墒情好，产量不但比一般山坡地高得多，有时川原地也比不上。以种玉米为例，一亩坝地的产量可达800至1000斤，可抵上十几亩甚至二十几亩山地。

但修淤地坝也有其不好处，一是工程量大，时间性强。要淤出地来，坝址必须选在山沟的沟口处，也就是山沟最宽的地方，土方量极大，且工程必须在夏季洪水期到来前全部完成，不然将前功尽弃。二是风险很大，见效时间不确定。土坝打成不等于事情就成了，洪水太小淤不出地来，洪水太大可能冲毁坝体，最后的结果得看老天的眼色，有时一年就能淤成，有时三年五年淤不成，远不像修梯田那样“刀下见菜”，立竿见影。

像梁家河和我们李家河这样立地条件很差的村子，搞农田基本建设究竟首先选择修梯田还是打坝，直接考验着主要领导人的政绩观、群众观；是着眼于长远，还是只管当前，是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是想做表面文章，在这里一下子就区别开了。大部分农村干部特别新上来的年轻干部，急于出成绩、出声势，都首选修梯田，且尽量把地块选在大路边，集中连片，以便让上级领导看见。公社和县上领导也希望甚至要求他们这样做，因为他们比农村干部更希望得到上面的重视，更希望把雪花膏抹在脸蛋上，而不是别的地方。只有真正从老百姓的利益出发，想从根子上解决问题，而不顾自己政绩，甚至不顾上级“眼色”的农村基层干部，才会首先选择打淤地坝。习近平就是这样的人，这一点非常令人佩服。

办沼气

办沼气，一能解决烧柴问题，二能解决点灯问题，三能增加优质肥的来源。我估计习近平下决心办这件事最初出发点，可能是解决烧柴问题，以此减轻当时农村妇女身上的重压。

那时农村妇女的辛苦程度是现在的年轻人无法想象的，甚至梦也梦不成的。当时有一句流行的话叫做“妇女能顶半边天”，现在人以为是夸大之词，事实上这话不但没有夸大，还远远没说到位，当时农村妇女至少顶起了“三分之二片天”，甚至可能更多。

要说清这一点，必须了解那时农村劳力的使用情况，尤其要说清的是，当时农村的庄稼汉们不仅仅只种地，还有许多别的必须完成的任务。

首先是出民工。当时上面向农村抽调民工的名目繁多，国家的、省上的、地区的、县上的、公社的都有，如事关国防的延安“飞机洞”民工，省上抽调的富县牛武民工，延安地区抽调的建设延安红旗化肥厂和东风化肥厂民工、修筑延安至延川县经甘谷驿公路民工，公社抽调的农田基本建设大会战、修筑社内公路和小型水库的民工。

其次是各种公益事业方面的脱产人员，主要包括民办教师、赤脚医生和公社“八大员”三种。民办教师一个生产队至少负担一个，包括村里自办初级小学的教师，片办完全小学（后来一度为戴帽七年制学校）和公社办九年制完全中学的教师分摊下来的份额。赤脚医生一个大队至少有一人驻队的接生员不等。公社的农技员、水利水保员、电影放映员、电话接线员、进驻公社中学的贫宣队人员、社办林场、社办养路队等。

再次是参加各种会议的人员。那时候会多，支部书记、革委会主任就不说了，还有妇女的、共青团的、民兵的、科研的、治安的、宣传的、赛诗的五花八门，不知有多少。（当然，这些负担中绝大部分是有益的，有的直接参与国家工业化建设，有的和巩固国防相关，更多的是社会公益事业投入。当时农村相对没有看病难、看病贵和上学难、上学贵，几乎全部适龄儿童和少年都能上学，都能接受至少初中教育的基础就在这里。）

这些人中除过民办教师、八大员、赤脚医生和外出开会的人有少部分女性外，其余都得派男劳力去完成，再加上队里的饲养员、放羊的，至少有一半男劳力不在种地主业上，妇女反而成了种庄稼的主力，得干除过耕地之外的绝大部分农活。她们在山上和男人一样地干活，一收工又得做饭、喂猪、照顾孩子和做针线，事实比男人更辛苦。

那时候农村人吃一顿饭多不容易啊，要推磨，要挑水，然后才是烧火做饭，真是“九妖十八洞，洞洞有妖精”，不知要过多少关口。别的不说，单说烧柴。那时候农村人的烧柴问题太大了，现在想起来都令人心酸。前面说过，由于广种薄收，山上稍微能站住人的地方都种了庄稼，人们要砍柴只能到半崖上、地畔上和沟渠边。冬天倒还罢了，人们还有点时间去砍柴。入春一开犁，男女老少都在地里忙，根本没工夫去砍，只能胡将就。这时村人“来柴”的渠道主要有两条，一是集体收工后，在地畔上现砍活柴，二是发了洪水捞河柴。前者是常态，后者只是偶然。

没柴烧最遭罪的是妇女，尤其是大热天的中午，天又晒，人又累，柴又不好，烟囱又时不时倒烟，孩子哭，鸡猪叫，做一顿饭不知要流多少泪，急多少肚子。两口子为此吵闹的事不能说是普遍现象，但绝对不会是个别的和偶然的。能有丈夫吵架还是好的，那些丈夫外出当民工或开会不在家的妇女，要吵也没个吵处，只能一个人顶着。为了烧柴造成的混乱很多，会逼出许多怪事来。秋天下连阴雨时，村人会偷场院里积的麦秸、豆蔓和玉米秆。这些都是牲口饲料，当领导的不管不行，要管又没法管——来偷的人都是放不着火的人家，谁忍心眼看着让他们饿着？这些情况我这样的当地人想起来都心酸，何况习近平这些来自大都市以前从来没见这样情形的人。因此，我估计他就是首先冲着这一点来的。

三轮摩托换拖拉机、磨面机和粉碎机

三轮摩托车是上级奖给习近平个人的，他将此换成手扶拖拉机、磨面机和粉碎机交给集体，这种精神的高尚自不必说，单说他换这三样东西本身。这三样东西无一不是村里急需的，无一不是着眼于解决群众最迫切的困难的。这一点同样令人叹服。

换手扶拖拉机主要是针对村里运输问题。那时延川农村的运输条件差到令现在的人无法想象的程度。春天往山上送粪，秋天从地里往回收庄稼，都靠人挑驴驮。夏秋往出运公购粮，平时往回运化肥，村人赶集出卖一点红薯、洋芋，年头不好时往回运一点国家提供的返销粮，就不知道要费去多少人力、畜力，要受多少“洋罪”。以一台拖拉机拉两千斤计，一次出动就相当于二十个男劳力，或四十个女劳力，或十几头毛驴。特别是夏天运送公购粮，当时一要夏收扫尾，二要碾打，三要翻麦地，四要锄秋田，有一台拖拉机不知能省多少人力、畜力。在当时劳力紧张的情况下，不知能解决多少问题。

当然，像梁家河那样的小山沟，用拖拉机耕地、往山里送粪和从地里往回运庄稼是不现实的，但外出拉东西也是经常事，拖拉机上的柴油机用处更多啊，它能带动面粉机和铡草机，这两样东西用处太大了。

再说磨面机。那时候农村的粮食加工全靠石磨石碾，都得靠牲口拉。农闲时还好点，一到农忙时，牲口又要送粪，又要耕地，忙得团团转，能留给群众推磨拉碾子的时间只有下午耕地回来之后，且能做两样活的只有毛驴。总要用的人家多，可用的毛驴少，无法满足供给，只能限量分配，不够用了自己想办法。能想的办法不多，只能用人代替牲口推磨。可怜那时的人，整整在山上劳作一天，吃不好，喝不好，晚上回来还得点着油灯推磨。

即便毛驴够用，具体分配也是个问题。毛驴和毛驴不一样，有年老的，有口轻的，有好用的，有难缠的，有性急腿快的，有性淡懒怠的，甚至还有偷吃的、咬人的、乏得倒在磨道里抬也抬不起来的。人人都想用好的，不想用差的。这些问题饲养员解决不了，还得靠队干部来协调，一不注意就会闹出是非来。有了磨面机，把手扶拖拉机上柴油机往上一接，派一个人去，问题就全解决了。

最后再说粉碎机。粉碎机主要是解决铡草问题。那时牲口饲料的粉碎加工主要靠铡刀。夏天还好说，一是牲畜可以抽时间赶出去放牧，铡青草容易，饲养员可以完成。但青草期一过就不一样了，得喂干草，只能由队里派人集中时间来铡。铡干草是个费工费时且技术含量很高的活，所谓“寸草铡三刀，牲口才长膘”，必须由村里最好的劳力来完成。牲口初吃苜蓿在小满前后，大量吃要到夏至左右。从前一年深秋到此时差不多有8个月时间，用量特别大，得安排好多人用大块时间来完成。以15头牲口的小饲养室为例，以开两口铡刀、每天上八到十个劳力计，差不多得一个月时间才能完成。有了粉碎机，就省人省力省事多了。

这就是我所知道的情况，结合这些，让我更加理解习近平的思想和理论，更加理解人民对他罕见的热爱和依赖。人民领袖爱人民，人民领袖人民爱。上下同心，其利断金。有这样的领袖，有这样的人民，有如此紧密的上下关系，我们将无坚不摧，无往不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