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胭脂用尽，指尖泛出好看的颜色

日本女诗人与谢野晶子，与丈夫生育了十二个孩子——这令人吃惊的数字，足以表明两人的爱何等持久、炙热。

其爱情诗集《乱发》很炙热，可想而知。书名来自平安时代女诗人和泉式部的诗句：“独卧，我的黑发散乱/ 我渴望那最初/ 梳理它的人”。好情人的基本功，就是会梳理女子的头发吧。

当代，一个中年女子寂寞了，就会去美发厅，在少年发型师的梳理和手势中有些恍惚。

与谢野晶子的诗中，必然出现关于头发的句子：“长夜不宁/ 我的乱发拂琴”“京都的早晨/ 我把乱发梳成岛田髻/摇醒还卧着的你”“黑发流过梳子/ 何其傲慢，何其/美啊，她的春天!”“今晨行过田野/ 春风一路/梳理我发”……情人的头发状况，要么由爱人关怀，要么委托春风去代理，否则，就会有情敌偷窥并伸出不安的手指。

与谢野晶子喜欢桃花，反复写到桃花，如：“桃花的颜色/ 不会问我的罪。”她的抒情对象也应该是懂得桃花的人：“你说/我们就山居于此吧/胭脂用尽时/ 桃花就开了。”与谢野晶子似乎没有写到玫瑰、口红、香水。这是对的。把玫瑰、口红、香水，留给后来的或者巴黎的女诗人吧，否则她们还有什么可写？

“你从不碰这/ 热血汹涌的柔软肌肤。/你不觉得闷吗，/讲道讲道？”这个疑问句，让多少疲软、淡漠的男人羞愧啊。比如我，常常觉得自己很闷，对女子的知识很缺乏，不宜于走在灼热的桃花春风里。偶尔路过街边成人情趣用品商店，斜觑，或许有松尾芭蕉的俳句作广告：“牡丹花深处，一只蜜蜂，歪歪倒倒爬出来哉。”我怀疑自己……也很闷。

川端康成闷不闷？《雪国》中的驹子，反复对“我”说：“你是一年来一次的人。”也好像有点闷啊。一个一年穿越隧道一次的人，被深情者思念的人，在白雪上、纸上，看到了自己的惶惑和迷茫。“穿过县界长长的隧道，便是雪国，夜空下一片白茫茫。”川端康成小说《雪国》和《伊豆的舞女》中，都出现过长长的隧道。通往爱和美，需要一条隧道来结束现实、未知——像一扇深远的窗子，打开在群山这堵巨大的墙上。

“你连指尖都泛出好看的颜色。”川端康成笔下的这个句子，像与谢野晶子写的诗，像在赞美一棵树：“你连枝条都泛出好看的花。”能写出这样句子的人，应该被女子们喜欢，不会闷吧？当代美甲店，为指尖已经无法泛出好看颜色的女子而设，在胭脂用尽也没有桃花盛开的市井里。

诗人谷川俊太郎《春的临终》，似乎也写于桃花开放时节：“我把活着喜欢过了 / 先睡觉吧，小鸟们 / 我把活着喜欢过了 / 因为远处有呼唤我的东西 / 我把悲伤喜欢过了/ 可以睡觉了哟孩子们 / 我把悲伤喜欢过了”这句子需要一只箫呜呜咽咽地伴奏，或者用风声来伴奏——暮春的风，呜呜咽咽。

谷川俊太郎对诗歌写作的价值，有疑虑。他认为，音乐比诗歌更能动人心弦。他更喜欢诗歌朗诵时伴奏者的琴声。我喜欢他的疑虑。面对语言的疑虑，大约像面对美人时产生的疑虑——对“自己的喜欢”是否有能力打动美人，有疑虑。

川端康成就是这样疑虑：“美，就像失去性功能的老人望着女人而无所作为一样虚幻。”不知道他的死与性功能之间有无关系。那些好看的指尖和桃花，加重了一个人的哀伤。一九七二年，他开煤气自杀了。诺贝尔文学奖也没能消除他的虚幻感。一九六八年，在瑞典，他发表了《我在美丽的日本》的获奖演讲，细致叙述了一个孤岛上的雪、月、花、陶瓷花瓶、插花、枯山水、禅、茶道、诗……

演讲中还提到作家芥川龙之介一九二七年自杀时的遗书，其中，有“临终的眼”之说：“既然热爱自然的美而又想要自杀，这样自相矛盾。然而，所谓自然的美，是在‘临终的眼’里映现出来的。” 需要临终才能看清美的存在，那是一双多么挑剔而又孤绝的眼睛。

芥川龙之介来过上海，在四马路附近的“小有天”酒楼里喝酒。朋友余先生在红洋纸上写下一张邀约妓女陪酒的局票送去，不久就有爱春、时鸿、天竺等等女子来陪坐、斟酒、唱沪剧。余先生问芥川龙之介的感受，他说这些女子比日本女子美。美在何处？他说：在耳朵，“日本人从古至今一直把耳朵藏在油光可鉴的鬓发之下，中国女人的耳朵却享受着春风的吹拂，还被郑重其事地垂上了镶嵌宝石的耳环。”

春风吹拂着耳朵之美，真好。日本没有这样的美，芥川龙之介临终的眼也看不到。

自杀传统，在日本作家中延续着——那是一种“急切地睁开临终的眼”来审美的传统？一九七〇年，英俊的三岛由纪夫嘟囔着：“我心里的孤独在飞快膨胀，简直像一只肥猪似的。”把自己也杀了，像杀掉一头穿着他身体这件皮外套的孤独之猪。体内太闷了，让刀子吹吹凉风？终年四十五岁。

近来读一个日本女诗人金子美玲。她不写情诗，因为没有了爱情，离婚，且丧失了对幼女的抚养权，就写儿童诗。“谁都不要告诉好吗？/ 清晨庭院角落里，/ 花儿悄悄掉眼泪的事。/ 万一这事说出去了，/ 传到蜜蜂耳朵里，/ 它会像做了亏心事一样，/ 飞回去还蜂蜜的。”不知这首诗传到前夫耳朵里没有。反正他也没有“飞”回来还女儿。金子美玲就自杀了，一九三〇年，二十七岁。

与谢野晶子死于一九四二年，六十二岁，总算是有了一个晚年。尽管这晚年展开得还不够充分。大概她不认识金子美玲。她有那么多孩子和爱，真好，但也很辛苦。

谷川俊太郎生于一九三一年，其晚年，目前依旧在延展。祝他长寿。祝愿那种种的喜欢，可以推迟临终时分的春风吹、桃花开。

 

2、在旷野， 隐士鸫为歌而唱

“我是坐在一堵铁墙前的办工桌旁写作的。我是一个金库保管员，其中存放着数以百万计的钞票。我的头脑面对这堵铁墙而产生反应，从回忆飞鸟、夏日的田野和树丛中得到慰藉。”美国作家约翰•布罗斯这样写到。

从农家少年，到财政部通货司职员、农场主，最终成为果农、猎人、渔夫、步行者、爱默生的学生、惠特曼的朋友、博物学家、作家、诗人等等身份集于一身的自然主义者，布罗斯的人生轨迹自然而然、符合逻辑——从野外出发，最终回到野外，在纸上重建野外，让远远近近的人们在字里行间聚会、野餐。

忍不住摘抄布罗斯的好句子并记下感想：

“你误以为大地走错了路，夏天不在那个方向上。”大地有无数正确的方向，而我只剩下从晚秋、到寒冬这不可逆转的一途。

“了不起的事——父亲头一回来我家做客。他像孩子，精力充沛，胃口很好，看他吃饭对我有益。”我已经无法看到父亲吃饭的样子了。无益。当然，我可以好好在自己儿子面前吃饭，让他受益，但他目前似乎对此还没有兴趣。

“如果父母去世了，只要看到他们生活过的青山的面貌，就会有悲喜交集的心情。”当我去世了，上海市区中我生活过的灰蒙蒙的楼群也可能拆毁、消失，又如何能够给一个儿子带来安慰和忧伤？

“继续在田间劳动，身体不错，心情舒畅。人不能不劳动而保持他对土地的爱。”我对土地的爱，通过咀嚼蔬菜和水果得以延续，显然没有一个田间劳动者的情感那样强烈了。街头巷尾的蔬菜店、水果店，像继母。

“一只好的猎狗会日夜追逐猎物而一点不想到自己。”我在追求一个女子时，常常想到自己的衰弱和丑陋。

“上帝爱那些对他满不在乎的人。”像一个女子，往往爱上那些忽视甚至轻视她的浮浪男子。

“一只隐士鸫今晨在林中苜蓿地里歌唱，显然是为了陶冶自己。他是一位真正的诗人。隐士鸫为歌而唱。”我写诗，总想着发表、得稿费、获奖、登台演讲，于是丧失隐士鸫、林中苜蓿地和清晨那样的动人心魄。

“如果一个人向大自然求爱，会带着谁一同去呢？没有一个人能达到我要求的标准，所以我独自出发。”让我陪着布罗斯去吧，尝试与他竞争大自然的爱。

“一群牛犊聚拢在我周围好像要问外面世界的消息——大概是牲畜市场的行情吧。它们热烈地舔我的手、衣服和枪。”我向谁询问晚年的消息？我像牛犊一样热烈地舔着眼前的纸、笔……

布罗斯写下的句子，“像一个完善的蜂房，每个蜂窝里都充满蜂蜜”——这仍是他的比喻。我惭愧。

在天空下天真，在大自然中自然而然，抛弃尘世里的积怨愤懑，让久别了的爱、宽容、欢欣，返回内心定居，对天意和神迹，充满初相见的惊喜和颤栗。“若是大师使你们却步，不妨请教大自然。”荷尔德林《致青年诗人》中的这句话，我喜欢，布罗斯也应该喜欢？

与布罗斯很相像的《沙乡年鉴》作者利奥波德，《瓦尔登湖》作者梭罗，同样是爱默生的精神传人，也都是我喜欢的美国作家。利奥波德说：“人们在不拥有一个农场的情况下，会有两种精神上的危险。一是以为早饭来自杂货铺，二是以为热量来自火炉。”梭罗说：“当找不到人谈话了，我就用桨敲打我的船舷，寻求回声，使周围的森林被激起了一圈圈扩展着的声浪，像动物园中管理群兽的人激动了兽群那样。”

我有过十年左右的乡村生活经历，所以我知道早饭和热量的源头来自大地。但我目前已经“找不到人谈话了”，也只能用铅笔敲敲书桌边缘——没有回声。

在上海，我的周围没有沙乡（有沙县小吃），没有瓦尔登湖（有一个浴缸），也没有森林（有木质的护墙板）。周围像动物园，但我不是一个管理群兽的人，反而像被管理的、丧失了野性与活力的兽。“诗人或则就是自然，或则寻求自然。在前一种情况下，他是一个素朴的诗人；在后一种情况下，他是一个感伤的诗人。”席勒如是说，像在谈论我和梭罗的区别。我感伤，梭罗素朴？

继续在动物园一样的书房里，读读布罗斯、利奥波德，也读读梭罗的《瓦尔登湖》，就好像回到简单明亮的、自然主义的野外。

梭罗曾经与兄长向同一女子寻求爱。兄长英年早逝，女子选择一个牧师结婚。梭罗带着双重的悲哀来到瓦尔登湖。湖水代替女子的眼波，失恋的人获得了大自然，也算是一种补偿吧。瓦尔登湖与梭罗之间，渐渐形成一种双向的爱意和暖意——

“我们常听到把冬天描绘成粗莽狂烈的暴君，其实它正用情人似的轻巧手指在给夏天装饰着卷发呢。”梭罗大概给情人卷过头发？

“松鼠和野鼠为了我储藏的坚果而争吵开了。”我的坚果藏在冰箱里。我的影子和我争吵。

“我不花什么钱去买窗帘，因为除了日月没有别的偷窥者需要关在外面，我也需要它们来看看我。”我看看自己的窗帘：一层薄纱，一层遮光布，一层绸缎。我担忧被对面公寓里的某一个人用望远镜偷窥、觊觎。

“我们认识的人很少，认识的衣服却很多。给稻草人穿上你最后一件衣服，自己不穿衣服站在旁边，哪一个经过的人不马上向稻草人致敬呢？”是的。在巴黎，在上海，时装们在春夏发布会上迈着猫步走来走去。美术馆里，一个女子搂着穿男装的衣服架，在哭泣——这是一个行为艺术作品《重逢》……

许多人被称为大地之子，但只有少数人受之无愧，比如梭罗、利奥波德、布罗斯。这三位我热爱的美国作家、爱默生思想的传承者，在旷野里行动、沉思、言说。让我想起兰波的一首诗《感觉》：“我什么也不再说，什么也不再想 / 无限的爱使我融入自己的灵魂 / 我要走得远远的，像波希米亚人一样 / 走进自然，幸福得如有一位女子同行”。

不自然的我，提着一个旧公文包，在上海外滩附近的一条弄堂里寂然独行。

在上海，我是人流、物流、信息流、现金流里的小职员，写不出河流上鱼鳞的闪烁和云朵的倒影。在一间公寓里生活，每月盘算着如何还贷、还信用卡、还掉欠了他人的被声索的种种情分。周围市民，基本上也都遗忘了大地的存在，那奉献出五谷杂粮和森林的大地的存在。节假日出行也是在景区里照相、发微信朋友圈，证明自己也有远方和野外，以便心安理得地继续回到市井里沉浮、挣扎、衰竭。

“物色相召，人谁获安？”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不安。一个人不安了，写写字吧——不能雕龙就雕虫，也许就能微微安抚一个黄昏了，开始听见虫子没有功利地隐隐鸣叫，就很好了。

所幸的是，我有乡村童年生活可供回忆、慰藉。我还能常常想起大地边缘的村庄、祖先——在那一瞬间，谁也不能否认我是一个诗人。

所幸的是，我认识后工业化时代美国旷野里的三个知识者和隐士鸫。

 

3、成熟得恰到好处的人

美国诗人弗罗斯特晚年的一项工作，就是到各地高校里去讲解诗歌，自言自语，并回答听众对诗歌的质疑。

比如，有人认为世界已经破败不堪，语言千疮百孔，已经没有诗歌，弗罗斯特回答：“诗歌是语言的更新。”更新语言，就是修复世界。

比如，一个记者问他：“当可以直接用散文表达的时候，你为什么写诗？”弗罗斯特回答：“为什么你要唱歌？为什么你要跳舞？这就是一个古老的习惯，如果历史上没有任何人写过诗歌，我认为我根本不会写诗。”这一回答充满感染力、说服力。写诗是一份古老的遗产，像唱歌、跳舞。但只有部分人能成为这遗产的继承者。大部分人只会读着或写着社论、广告、本报讯。

一九五六年，在哈佛大学的一次讲座中，弗罗斯特读了自己的两行诗：“需要各种室内及野外的知识 / 才能适应我的那种诙谐。”也就是说，需要室内灯光与野外阳光的合作，才能看清弗罗斯特在农场里晒黑了的皮肤、在讲坛上明确了的观点。显然，他是一个室内与野外双重生活都很丰富的人。当然，他又说：“教育得最好的，是成熟得恰到好处的人。自然风干而非人为烘干。”似乎更倾心于野外阵风的教育，而对室内电风扇、鼓风机的一阵阵呼吁抱有微词。

波兰诗人米沃什不太喜欢弗罗斯特，认为“他改变了服装，戴上面具，进一步把自己弄成个乡下人。事实上，他完全是另一种人。他童年在旧金山而不是波士顿郊外的农村度过”，“他徒劳地寻求爱，而他所认为的回应仅仅是其希望的回声”。

弗罗斯特没有在米沃什这里得到爱的回应。遗憾。我爱弗罗斯特，也爱米沃什——所谓爱，就是不讲原则。所谓不爱，也并非有什么原则可讲。即便弗罗斯特“改变了服装”，摆脱电风扇、鼓风机，到乡下去风干自己的头脑和诗歌，只要“成熟得恰到好处”，就值得品味。米沃什认为弗罗斯特对爱的寻求是“徒劳”的，这，似乎也含着一种怜惜。但哪一个写作者不是徒劳的、爱的寻求者？正因为徒劳，写作才成为必须和必然。

米沃什知道布罗茨基、奥登都喜欢弗罗斯特。布罗茨基的好朋友希尼也喜欢弗罗斯特，“因为他有农民的准确和狡黠”——一个农民，他开掘一条泉眼来浇地的位置必须是准确的，追击一只野兔的路线必须是准确的，为麻雀们立起稻草人、为野兽挖掘陷阱一类的狡黠，也是必须的。史蒂文森说过，“好诗人身上有一种农民气”，大概也是基于同样的理由。

或许，人间的种种喜欢与不喜欢，大抵上都是一种偏见和误解，只要这误解和偏见不肤浅、有深意，就是好的吧。

在《悲伤与理智》一文中，布罗茨基为弗罗斯特辩护，“乡村绅士的做派并不仅仅是一种做派”。弗罗斯特去世前不久还在购买农场，一生共拥有四座农场，可见其对农事生活的热爱，对“风干”一词的热爱。

布罗茨基转述了奥登关于欧洲人、美国人与大自然之间关系的差异：欧洲人走出门去散步，如果遇到一棵树，这会是一棵因为历史而著名的树，“树叶发出沙沙声，像是在引经据典”，欧洲人若有所思，但并没有因为与树的相遇而有所改变。一个美国人走出门去散步遇到一棵树，“这就是一场势均力敌的相遇”、“人的表皮与树皮的相遇”，胜负难料——布罗茨基认为，这就是弗罗斯特自然题材诗歌的实质。

我想，一个中国人如果走出门去，遇到一棵树，其态度与欧洲人、美国人都很不同——他会觉得遇到了一个自己或知己。比如，李商隐，“高松出众木，伴我向天涯”。

见过照片上的弗罗斯特：衣服质地很粗粝、很耐磨，拒绝电熨斗；头发简短，应该是被野外的风而不是电吹风吹乱了；脸上、手上皱纹重重，似乎带着泥垢，让树皮们喜悦而又不安？

弗罗斯特大部分诗集的扉页，都引用了他《牧场》中的一个句子：“我不会去太久的——你也来吧。”四个农场也安慰不了这一个孤单的人。

大风吹着孤单的人，像吹着一枚逐渐成熟得恰到好处的野果。

 

4、晨曦由我们体内流向天空

按照高尔基“到人间去”这一指点，文学青年巴别尔离开莫斯科狭窄的文学圈子，进入哥萨克骑兵团与波兰军队交锋厮杀的战场，出生入死。七年后，一九二四年，满身伤痕、三十岁的巴别尔回到书房，写出《红色骑兵军》这一部震动世界的短篇小说。

其实，这部书也可以视为散文集、非虚构。书中人物、事件，与巴别尔的战场日记、随军记者报道都可以对应起来：第一骑兵军军长布琼尼，马赫诺匪帮，私盐贩子，骑兵巴尔马绍夫，泅渡兹勃鲁契河……

一个非虚构的人，也是由大量的虚构生活组成的：对他人的赞美与诋毁，对未来的预感和对旧日情人的怀念，对整容术和美容师的迷恋，对电影院内夜晚的热爱，对遗体告别仪式上悼词、遗容、观众表情的不满……虚构与非虚构纠缠在一起，不存在完全彻底的客观、写实、零度叙述。

我更愿意把《红色骑兵军》看作“一个戴眼镜的书生如何剧变为战士”的个人史。

“我们这儿拿戴眼镜的开涮，劝阻不了。您呀，去搞一个女太太，档次越高越好，那样就能取得战士的好感了。”这是书中带领“我”去骑兵连的一个小战士的建议。于是，就有了以下情节：“看到不远处撂着一把别人的马刀。有只端庄的鹅正在院场里踱着方步。我一个箭步窜上去，把鹅踩到在地，鹅头在靴子下咔嚓一声碎了，血汩汩地直往外流。‘他妈的！’我一边说，一边用马刀拨弄着鹅，‘女掌柜的，把这鹅给我烤一烤。’”以这样野蛮的姿态亮相后，哥萨克骑兵们对这个喝墨水的臭知识分子，开始刮目相看：“这小子跟咱们还合得来。”

不美化自我和战友，用血与火作为颜料，巴别尔描绘出一幅幅关于生死、欲望、苦难大地的惨烈画卷——

“黄色的太阳浮游天际，活像一颗被砍下的头颅，云缝中闪耀着柔和的夕晖，落霞好似一面面军旗，在我们头顶猎猎飘拂。”

“庄严的朗月横卧于波涛之上，马匹下到河里，水一直没至胸口，哗哗的水流从数以百计的马腿间奔腾而过。”

“我走到了集市，呈现在我面前的是集市的死亡。”

“他站起身后，紫红色的马裤、歪戴着的小帽和胸前的一大堆勋章，把农家小屋隔成了两半，就像军旗把天空隔成了两半一样。”

“我为蜜蜂伤心欲泪，它们毁于敌我双方的军队。在沃伦地区，蜜蜂绝迹了。我们玷污了蜜蜂。我们没有口粮可吃，用马刀取蜂蜜而食。沃伦地区再也没有蜜蜂了。”

“哥萨克女人朝师长走过来，穿着高跟鞋，把胸脯挺得高高的，两只奶子一颠一颠，活像是装在袋子里的两只小兽。”

“在树林里用熏黑了的军用饭盒煮茶，并排躺在田野里睡觉，把饥饿的马匹拴牢在我们腿上。”

“辎重队的大车奔跑着，叫喊着，陷入泥泞。晨曦由我们体内流向天空，一如氯仿流向医院的手术台。”

“星星被吸饱墨汁的乌云压熄了。筋疲力尽的马匹在黑暗中叹着气，抖着身子。没有马料可以喂它们。”

“同样的情欲激荡着我们。在我们两人眼里，世界是五月的牧场，是有女人和马匹走动的牧场。”

……

我喜欢这部小说，因为关于马匹和星星的句子、段落、篇章特别多，而且生动、精准——像马那样生动、快，像星星那样精准。巴别尔不允许任何一个低能、冗余的词句连累全篇。他喜欢句号、短句，一句一重天——他有气喘病，心跳和呼吸，不允许他写拖沓无效、副词连绵的长句。

我也是一个热爱马和星星的人。

童年，中原，在马厩里听盲艺人演唱《岳飞传》《杨家将》。几匹马用大嘴嚼着干草发出悉悉索索的声音，像细雨滴落。它们彻夜站着，眼睛在黑暗中半睁半闭，像火焰半熄半燃。目睹过一匹马驹从出生到站起来、走出马厩寻找青草的整个过程，前后大约半小时，浓缩了一个少年大约十五年左右的光阴——走出家乡，进入越来越大的城市和世界。

现在，我，一个中年人的日常生活，与马、星星的关系日益淡薄，与姓马的人们交往不深。他们也不知道自己为何姓马。通过阅读和写作，我试图维系甚至加固那样一种与生命力和高处闪烁的灵魂之间的关系。

在骑手眼里，马就是我、世界、道路、命运，有了马，就有了如下名词：马鞍——马鞍匠，马蹄铁——铁匠、铁矿、大地深处的神秘，马鞭——皮匠，马槽——石匠或者木匠，马爱吃的燕麦——田野、雨水、镰刀、农夫，马头——被马头所撞的胸脯、果树、夜色，簪在马头上的宝石、红缨穗——藏满宝石的山川和铺子，马镫——皮靴、皮靴店，马裤——裁缝，马尾巴——梳马尾巴辫子的女人、爱、子孙，马刀——一条生路、一方死穴……

在巴别尔笔下，丧失了马，一个骑兵的生命和尊严，不复存在。

第一骑兵连连长赫列勃尼科夫的小白马，被前任师长萨维茨基剥夺。他往返两百俄里找首长评理，未果，竟然向政委递交了一份退党声明：“党的建立是为了欢乐，为了在一切事情上坚定真理，党同样也应该关注小事情。现在我来谈一下那匹小公马。那匹马是我从一个极端反动的农民那里没收的，原来是一匹瘦马，许多同志放肆嘲笑那匹马的样子，可我顶住了恶毒的嘲笑，为了共同的事业咬紧牙关，使公马发生了我所渴望的变化。小公马懂得我手势的意图，我也懂得马需要什么，尽管马不会说话。可是党却没法把这匹马还给我，尽管做了批示。我已无路可走，只好流着眼泪写这份声明……”

数月以后，已经退党、退伍的赫列勃尼科夫，在一个小镇给战场上的萨维茨基写了封信：“希望那匹白马年复一年地在你胯下踏着松软的小径造福于所有热爱自由的人和兄弟共和国的民众。” 萨维茨基回信：“我此生怕看不到我们的事业开花结果了，因为战斗一直残酷，每两周我都得更换一次指挥员的组成。我胯下的白马也战死沙场，你此生怕也见不到亲爱的萨维茨基师长了。赫列勃尼科夫同志，我们就此永别吧。”

庄谑并置，悲喜交加，多声部的狂欢体叙述，贯穿于《红色骑兵军》。马蹄杂沓。马嘶半夜西风起。马刀上的朝霞体贴着干枯的血迹。马立如山岳，马死如山崩地裂……像一个人、一个民族。

巴别尔忠实于记忆和良知的写作态度，引发了布琼尼这位已经功成名就的红军将领的愤怒：“《红色骑兵军》是讽刺和诽谤。”高尔基则为巴别尔辩护：“他的书激起我对骑兵军战士的热爱。他美化了布琼尼战士的内心。人在很多方面还是野兽，但人——在文化上——还是少年。” 在野兽与少年之间，巴别尔以自己壮丽而又节制如同悬崖勒马一般的叙事艺术，进入伟大作家的序列，影响了海明威、卡佛等等作家。

对苏维埃革命和列宁抱以坚定信念的巴别尔，面对以恶制恶的暴力和杀戮，感到痛苦、惶惑。知识分子的独立与反思，使他的眼神充满了嘲谑的光辉，连眼镜也阻拦、掩饰不掉。言谈也冒犯了斯大林。《红色骑兵军》被禁。一九三九年五月，巴别尔以“托洛茨基分子、间谍、恐怖分子”三项罪名被捕，一九四〇年被杀，埋葬地不明。

高尔基、巴别尔最终或许能够认识到：莫斯科也是人间，只不过不允许辨认与追诘。

当一粒子弹飞向一个杰出的大脑，它感到羞耻：没有作为一颗流星焕发夜空，也没有作为草籽在一具肉体里生发出牧场——那有女人和马匹走动的五月牧场。

 

5、野草生长，灯火下楼台

“有一伟大的男子站在我面前，美丽，慈祥，遍身有大光辉，然而我知道他是魔鬼。”

“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

“我打一个呵欠，点起一支纸烟，喷出烟来，对着灯默默地敬奠这些苍翠精致的英雄们。”

以上是鲁迅散文诗集《野草》中的句子。

尽管比一九一七年发表于《新青年》的胡适诗歌《两只蝴蝶》晚了四年，假如用一九二一年问世的《野草》作为中国新诗的起点，未尝不可——那是面对世界和自我的新态度、新精神，或者说现代性——独立、不羁、内省，触及当下与自我，跨越思想、格律、语言等等栅栏的束缚和界限，自在复自治。

鲁迅之前，清代，一个叫“华广生”的人用二十多年时间编了部诗歌集《白雪遗音》，书成于一八〇四年，其实就是当时的民歌选集。其中一首，尤其好：“我今去了，你存心耐。/ 我今去了，不用挂怀。/ 我今去，千般出在无奈；/ 我去了，千万莫把相思害。/ 我去了，我就回来！/ 我回来，疼你的心肠仍然在。/ 若不来，定在外把相思害。”林语堂先生赞赏这首诗：诗情之美，可入三百篇。除个别字眼和节奏显得古旧外，这首民歌完全可以看成一首新诗。

新诗的萌芽期，完全可以向前推移——用这首民歌作为新诗的开端，也很好，比胡适的“两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只忽飞还。剩下那一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上天太孤单”，美好。

一首清代民歌克服时间，成为经典。我能写出、诵唱出一首简单、沉痛的诗篇吗？难。因为我已丧失相思、心疼的能力。

当下许多流行歌曲、摇滚乐队的歌词，比某些所谓的“诗作”优异得多，是真正的诗，比如鲍勃•迪伦的摇滚歌曲。在古代，诗词的传播途径就是吟唱。当下读诗、懂诗、赏诗、品诗的人依旧很多——一个唱歌的人，会在某首歌曲里遇到平日自己隐蔽得很好的疼痛、忧伤或暗喜，趁同伴不注意时擦擦泪水。

在唐朝，李白就已经是一个试图冲破古典性的诗人，他长短参差、忘乎所以的诗行，像现代诗。反之，一个怀着臣子心态的现代人，即使笔下出现“航天飞机”“游艇”一类高速度的名词，也不具备现代性。

“目断楚天遥，不见春归路。春若有情春更苦，暗里韶光度。夕阳山外山，春水渡旁渡，不知那答儿是春住处？”薛昂夫的最后一句话，暴露出他元代人的身份，写的自然也是元曲——在端庄中忽然活泼，显现出古老汉语突破既有范式的冲动，很强烈。

从《诗经》开始，汉语一次又一次蝉蜕蝶化，终于有了当代诗歌自由不羁的身体和灵魂——现代性，隐居于先辈一次又一次对于汉语叙述范式的突破冲动之中。现代性，源于经典性、历史性，过程漫长——现代人的基因，必须缓缓穿越唐宋时期先人的血液。

已经有了百年历史的中国新诗，因救亡、革命等等时代主题，存在多年断裂，但经过新时期年以来数代诗人的努力，已经面目一新。流派之争、主义之争、山头之争、“功夫在诗外”的纷乱阶段，渐渐过去，优秀诗人源于内心经验的独特表达，不断刷新、提升着当下中国诗歌的天际线。依靠宣言和行为艺术维系存在感的“诗人”，将被时间证明是无意义的过客。

当然，人人都是过客，大可不必为是否能进入文学史，而钻营。保持对于汉语的敬重与温情，就是保持人性的庄严与秀美。汉语的命运，就是我们的命运。上世纪六十年代，红卫兵大字报上出现过被领袖肯定的、令人惊悚的句子“去他妈的蛋”，举国上下到处回响着“去他妈的蛋”。

好在，我们和汉语都终于回到一个常态化的世俗年代了。

与唐诗宋词这两大古典诗歌的高峰相比，现代诗仍处于传承、变化之中，远远没有穷尽它的可能性，因为生活的可能性、未知数，无穷已。与西方现代诗歌相比，中国现代诗的影响力在不断提升，一部分优秀诗作，毫不逊色于当代西方诗人的作品，但具有国际性影响的伟大诗人尚未浮现。这需要伟大的人格来支撑笔墨，需要对一个多灾多难多变幻的古老国度的命运予以认领，像鲁迅那样峻阔——所以，他被称为“大先生”，如群山起伏，多侧面、丰富、一言难尽。

一个鲁迅，无数种表达，像哈姆雷特。

在诗人鲁迅、小说家鲁迅、装帧设计艺术家鲁迅、出版家鲁迅、杂文家鲁迅、革命家鲁迅等等称谓之外，还有一个非虚构作家鲁迅——日记中的鲁迅，琐碎、芜杂、平淡，有趣可爱，或许更接近那个最本真的绍兴人、周树人？

他几乎每天晚上都做简短日记，用日常行踪，慢慢描绘出一幅民国知识阶层的生活长卷，像张择端工笔画就的《清明上河图》。其中，有当日天气的阴晴变化，似可作为民国时代气象研究资料；有“夜濯足”“夜为害马剪去鬃毛”一类夜生活记录，“害马”许广平应该知道其中含义，后人只能猜谜；有友人、学生来访者的名字或代称，可见感情之浓淡远近，尤其对萧红频频来访且一同做饭、出游、看电影，隐隐欢欣；有各类饭局、应酬、授课、座谈活动，可窥当时文场生态、世态；有购书清单及款项详细记录，年终更对全年购书情况算总账，除以十二，得出月均购书消费数，像会计、书店经理；有雅俗兼备的各类杂事，如领取薪水稿费、缴纳诉讼费用、收信寄信、写作、校稿、翻译、买彩票、吃刨冰、喝咖啡——对“创造社开了咖啡店，宣传‘在那里，可以遇见鲁迅郁达夫’”很不高兴。等等。

《鲁迅日记》文字节制，句号多，没有了杂文中的激烈、小说中的悲凉、诗中的尖锐。似乎想回到周树人、社戏、百草园、三味书屋，而不再化为鲁迅、且介亭、热风、南腔北调。但他只能是鲁迅。回不去了。只能内心悲哀——民国二三年七月十四日之后，鲁迅日记就不再有“二弟”即周作人出现。

鲁迅说，“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或“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之类句子，“往往为人所称道。因为眼前不见，而远处却在，如果不在，就悲哀了”。表面上在谈前人诗句，其实，他是在谈惆怅难言的人事聚散。

《纪念刘可珍君》《为了忘却的纪念》……一个人总在纪念，就悲凉了。总在丧失，就只能成为诗人，别无选择。

刘可珍、柔石等人相继在鲁迅的日记内中途消失，如灯火下楼台，黑暗弥漫——“怒向刀丛觅小诗”。

好在，我们和汉语都回到一个常态化的世俗年代里了——喜向美人觅情诗？终究比在愤怒和刀丛里觅诗，要好一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