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广袤葱茏的大地，哺养了世间所有的生灵。我在大地上行走，在大地上成长，在大地上留下生命的脚印。一个在大地上行走探索的跋涉者，怎能不铭记大地的恩情！

写出这样一段抒情的话，心里想着的是《人民日报》的“大地”副刊。在我心里，“大地”副刊是我的母刊，如果没有“大地”，没有“大地”对我的关爱和培养，也许就没有我的今天。记忆中，有很多和“大地”有关的难忘记忆，虽然过去很多年，依然历历在目。

四十多年前，我还是崇明岛上的一个下乡知青，因为热爱文学，向往“大地”，多次给《人民日报》副刊投稿，引起袁鹰先生关注。他发表我的习作，经常写信鼓励我。袁鹰先生是散文大家，我少年时代就喜欢读他的文章。那时，做梦也不敢想，我这样一个生活在最底层的下乡知青，会有机会认识袁鹰，我那些在油灯的微光下，在粗糙的稿纸上写成的稚嫩文字，会引起他的关注。

第一次收到袁鹰先生的信时，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在信中告诫我：“要多读书，多体验生活，不要急着写。要多看多想，然后慢慢写。”这样的鼓励和指点，犹如温暖的灯光，在灰暗中照亮了我眼前的路。记得1975年春天，袁鹰先生来上海组稿，他专程来崇明岛看我。那年，我才二十三岁，还是个未出茅庐的文学青年。面对我敬仰的文学前辈，既紧张，又忐忑。袁鹰先生拉着我的手，笑着说：“哦，你就是丽宏，这么年轻啊！”他的真诚随和，消除了我的紧张不安。袁鹰先生离开崇明岛时，我陪他一起乘渡轮去上海，在船上，我们站在甲板的船舷边，面对着浩瀚的长江入海口，说了很多话。他询问我在乡下“插队落户”的生活，问我读过一些什么书，也谈到了年轻时追求文学、参加革命的往事。他说话时亲切的态度，就像是面对一个老朋友，没有一点架子。那时，我觉得自己前途黯淡，情绪有点低落。袁鹰先生大概发现了，微笑着安慰我说：“你的人生还刚刚开始呢，要看得远一点。”我们说话时，江面上有海鸥盘旋，可以听见它们欢悦的呼叫，还有翅膀拍击波涛的声音。袁鹰先生看着在水天间翔舞的海鸥，意味深长地对我说：“你看，天高水阔，可以自由地飞。”

和袁鹰先生在长江口倾心交谈的情景，仿佛就在昨天，但时光已经过去近半个世纪。这四十多年来，袁鹰先生一直关心着我，他主编的“大地”副刊，曾发过我的多少散文和诗歌，已经难以计数，每篇作品的发表，都有让我难忘的故事。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时间，袁鹰先生约我和刘征泰写报告文学，采访上海各界人士当时激奋欣喜的心情，写成报告文学《旌旗十万斩阎罗》，在《人民日报》副刊以近整版篇幅发表。

1977年恢复高考，我考入华东师大中文系，袁鹰先生来信祝贺我，并希望我上了大学不要放弃文学创作。在校期间，《人民日报》“大地”副刊的编辑解波来学校向我约稿，她带来了袁鹰先生的问候，她告诉我，“大地”副刊要新设一个短散文栏目，反映社会新风尚。我在大学的教室里写了一篇题为《雨中》的散文，写生活中的一件小事，表现人性的善美。解波把这篇散文带回北京后，作为“大地”副刊新设栏目“晨光短笛”的开篇，发表之后，被广为转载，还获得《人民日报》优秀作品奖。《雨中》后来被收入语文教材，三十多年来，曾收入国内十多种中小学语文课本中，这也体现了“大地”副刊巨大的影响力。

我不知怎样才能表达我对“大地”副刊的感恩之情，这种感情蕴藏于内心深处，是我人生的珍贵财富。我敬仰的前辈袁鹰先生，从四十多年前相识起，成为我终身的师友。

很多年来，已经有了这样的习惯，写出新作时，总是会自问：能不能先给“大地”副刊看看？近几年，我又开始写诗，我想用一本不同于年轻时代风格的诗集，反思我的人生，也反思我所经历的时代。我陆续把新写的诗作寄给“大地”副刊，心里有点担心，这些带有实验性的诗作，会不会被“大地”接受？“大地”副刊又一次以宽广仁厚的怀抱接纳了我，在一年时间内，以很大的篇幅三次发表了我的组诗《光和预感》《大地上的脚印》《记忆的潜游》，引起很多读者的关注。这些诗，成为我2016年底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诗集《疼痛》的骨干。

《疼痛》出版一年多，已经有七种外文译本在国外出版，这在从前是难以想象的事情，而这样的文学传播，也是源于“大地”。改革开放使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也使中国的文学真正地走向了世界。最近，上海静安图书馆为诗集《疼痛》举办了一场多语种诗歌朗诵会，请了很多在中国生活的外国青年，用英文、法文、西班牙文、保加利亚文和塞尔维亚文朗诵。

此刻，心里对“大地”满怀着由衷的感恩，这种感恩，是一条绵延不断的温暖清流。袁鹰先生那种真诚负责和勇于担当的品格，在大地副刊一代代相传，一直到今天。作为大地副刊的作者，四十多年来，我和副刊的几代编辑交往，我会永远铭记着那些美好亲切的名字。

（作者为上海市作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