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道原，三个女人，撑起了微观历史人本主义的面影。正处于历史交接点上的这道原，对于有着生命意识觉醒的女人而言，无疑是悲情与酷烈的。她们知道自己需要的生命，她们为自己的这种意识觉醒亦付出了惨烈的代价。

她们短暂即逝的生命，亦是旧中国风云汹涌的半个世纪里浓烈亮丽的风景，更是乡土中国的死水微澜。她们会同革命的风暴，在历史的滚滚轮声里碾碎了白嘉轩所坚守的传承了数十代甚至成百上千年的伦理道德体系。即便是外在坚硬如铁，遵从圣人之训，心系白鹿原千秋万代的白嘉轩也难以守住老古的精神堡垒，只能生生地看着白鹿原在人心离散的没落中成为精神荒芜的废墟。

鹿兆鹏以革命的潮流穿透了这三个女人短暂的生命，并最终毁掉了她们现世生活的原本走向。田小娥，白灵，兆鹏媳妇，三个女人的悲情荡漾着人性的所有状态，而这所有状态又都统驭于中国传统文化意义的天命观，外在原因则是源于鹿兆鹏带给白鹿原的新文化思想与革命运动的冲击。

陈忠实无疑是时代的伟大精神探索者，前瞻性超常的严肃作家，在厚厚的《白鹿原》这部大书中重书了对人的历史性关注，还原了人物的历史面貌，塑铸了传统文化在历史交接点上没落的动影，以“一家之言”在历史激荡中完成了对中国文化的严肃反思，完成了对时代的整体性映照与概括。

田小娥：人性本能的毁灭性绚烂

白鹿原注定是田小娥生命的终结点，自从她踏上白鹿原，便踏上了不归之路。

田小娥是撬动白鹿原的强力杠杆，陈忠实依托田小娥将读者导引至这道原深厚复杂的内在交织的脉象剖面。对于文本架构和陈忠实而言，她的第一意义无疑是工具性的存在。但是陈忠实依旧对她倾注了生命的活力、张力和尊严，她的工具性表层意义更多的在于人之本能欲望的承载与释放。

遇见年轻的黑娃，田小娥青春的激情毫无前兆地自燃。尽管她跟着黑娃来白鹿原是奔着一种新的生活而来，奔着原本平凡而幸福的日子而来。尽管不为白嘉轩所持守的伦理道德体系所容，尽管进不了祖祠，但依旧有小日子的幸福可以期盼。

白鹿原的革命领导者鹿兆鹏以对黑娃自由自主婚姻的赞赏，拉开了对田小娥黑娃原本现实生活理想的颠覆之旅。革命何其艰难，在历史的洪流浩荡中，首先受到伤害的是女人。田小娥最终以被公公鹿三残杀身亡，留给白鹿原只有两个字：淫荡。以陈忠实贯穿《白鹿原》这部大书之中的“民本主义”情怀而言，他赋予这个女人的生命意义似乎绝不是“淫荡”两个字能够简单概括，亦是一种人本主义的彰显。在生命完结的一刹那，她幽怨地叫了一声“大”……是看到鹿三，人之羞耻之心的回归？还是对公公发自内心的尊重崇敬？这一切终结了，在长工鹿三的第二次人生壮举完成的那一刻结束了，然而对这个女人的诅咒并不因为她的逝去而终结。

黑娃因积极参与早期农运在反革命大潮制造的恐怖中投奔习旅，再战再败，落草为匪。失去黑娃庇护的田小娥为了生存，不得不委身白鹿原实际的权势人物鹿子霖。在白嘉轩老古伦理道德体系所统驭的白鹿原上，田小娥是一个千夫所指的存在，甚至连狗蛋这样的落魄之人也不放弃对她的不断骚扰。没有了黑娃的庇护，她要生存就得找一个切实的依靠，事实上遇见黑娃也是她寻找新的依靠的开始。公公鹿三不可能成为庇护她的依靠，他的言行甚至灵魂从来都是以白嘉轩为导向的。田小娥与鹿子霖的苟合，实际上是一种天然的选择。鹿子霖好色而拥有权势，田小娥除了漂亮的容貌一无所有，他们的苟合亦是各取所需的使然。鹿子霖不仅仅贪恋着田小娥的美色，更使其成为反击白嘉轩的利器。因着鹿子霖的庇护，田小娥按其恶毒的设计，抹下了白孝文的裤子。尽管白孝文并未进入她不再金贵的身体，依然受到了白嘉轩的在祖祠在众人面前的严惩。这一严惩刺激了田小娥良心的回归，她以一泡尿羞辱并坚决地驱逐了鹿子霖而与白孝文走到一起。即便是饥馑之年，他们依旧沉浸在人世堕落的欢愉之中。她既提速了白孝文的堕落，亦升华了他对俗世的本质性认知。当少东家白孝文沦为乞丐奄奄一息地在土壕中爬行时，强烈地刺激了白嘉轩伦理道德体系熏陶下的长工鹿三。在他眼中田小娥无疑是白鹿原的人伦“祸根”，她是十恶不赦的，因此田小娥也迎来了堕落人生的终结。

一个女人以身体重书了她短暂易逝的一生，一个卑微生命被动生存的绚丽动影，一个并不因被动而丧失生命活力与张力的人生。田小娥生命的活力和张力，如此着实地撼动了白嘉轩所坚守的白鹿原精神堡垒。虽然未能促使醒白鹿原人心自我意识的觉醒，但毕竟启蒙并刺激了黑娃、白孝文走向更广阔的生命空间。一个女人，以生命之热烈浓烈正面挑战了白鹿原的伦理道德，完美地撕下了白鹿原有头有脸者虚伪的面具，直接刺入他们本能性真实的一面。对于这个生命而言，其实亦是一种不得已，这样的生命甚至比白嘉轩的冷酷更为本质真切，比鹿子霖更为虚伪贪色更为本能坦荡。在田小娥生命酷烈感的绽放中，陈忠实以大象无形完成了对传统文化糟粕性遗存及革命不可避免的破坏性的深刻批判。

田小娥短暂的生命，是人性本能的追逐，卑微的被动生存的写照，这一切深埋在她所谓“淫荡”的背后。田小娥是以被动生存为主体特征的生命，当然她也有过生命的正当主动，那就是对年轻的黑娃的诱惑，仅这一次生命的主动，却将她引上了一条不归路。她与黑娃偷情，是人之大欲本欲本能的自我觉醒；黑娃逃走，委身于鹿子霖是生存不得已的依附，这种依附的基础依旧是本欲本能；而与白孝文的苟合，则是白鹿原伦理道德遗存反叛同盟者在众人白眼下的相互舔血，依旧是本欲本能的释放。尽管这种本能依旧是人欲，为求取生存权力的不得已。

这个“淫荡”的女人，陈忠实却赋予生命的尊严以及毁灭性的绚烂。而且是从县志中成百上千的贞妇烈女留给世人几行简短冰冷的文字淬炼出的弱势者强势形象，以易逝生命的绚丽酷烈，替隐没历史尘埃中的成千上万的被传统礼教所扼杀的女性作了最响亮真切的呐喊与反击。

白 灵：人性理想的刚烈性殉道

革命注定是白灵生命不可回避的漩涡、暗流深洞，自她叛离了白嘉轩式理想伦理家庭的那一刻，就再也回不来了。

在家庭与革命之间，她选择了革命，人生的价值意义远远超越了白嘉轩所倚重的本分人生与公义大义。如果说白孝文对家庭及白嘉轩的背叛源于外来因素的话，白灵这个背叛者完全可以说是白嘉轩一手培养的。白灵的背叛源于白嘉轩对最后到来的这个女儿过于怜惜的宠惯，这种惯纵使得白灵很小的时候就成为一个背离传统伦理道德体系的叛逆者。白灵天赋异禀，她是有着完全不同于白嘉轩家教的“异类”，她的生命似乎生来就是为颠覆白鹿原伦理道德体系而来。很小时既以聪慧才气征服学堂先生，又以恶作剧折磨他，甚至去看骡子的生殖器，但是她并没有因此受到惩罚。

与白孝文相比，她是白嘉轩更彻底意义上背叛，背叛得彻头彻尾。白嘉轩的溺爱和宠惯使得她更为任性，而任性使她赢得了生命更大的主动。正是白嘉轩出于对独女的无比怜爱进而给予其无比宽容，他能够几句话打消孝文、孝武读新学堂的念头，却拿自己的独女无可奈何。而白灵对待白嘉轩无疑是一次次刚烈决然的冒犯：白嘉轩将白灵关在屋内令其断绝去城里读书的念头，白灵却掘墙而出决然赴城里读书；白嘉轩追到省城原本打算带女儿回来，白灵却以死将他逼回白鹿原；白嘉轩给白灵找了婆家，白灵决然悔婚行为让白嘉轩在白鹿原上颜面尽失；作为革命者的爱国学生，白灵将半截砖头准确无误地砸向了国民政府教育部陶部长的鼻梁，让白嘉轩及家人二半夜受到袭扰，惊魂未定……

接受了新文化的白灵在与生俱来的“背叛”意识，和鹿兆海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在国共第一次合作时分别选择国民党、共产党，很快他们各自“背叛”自己最初的选择。白灵更是背叛了自己的情感，最终投入到共产党和革命领导者鹿兆鹏的怀抱。作为一个“背叛”者，她从小有着自己的主见，直奔自己的理想而去，毫不犹豫地与自己的家庭决裂。事实上在背叛白嘉轩的伦理体系的同时，她也继承了白嘉轩的宁折不弯的刚毅。因着白嘉轩怜爱式的宽容与纵容，白灵虽身为女子不让须眉。

甚至她的死，多半与其性格的刚烈不屈息息相关。作为白嘉轩的独女，白灵衣食无忧，她的人生问题是生命如何绚烂多彩，如何把握住与时代契合的机会。她短暂的生命，是人性理状态的奔放。对于爱情，她在与鹿兆鹏共同革命的历程中获得了理想短暂的过程及结果；对于追求，她将年轻的生命献给了伟大的革命事业，尽管惨死于党内斗争，对人性的状态而言，是理想的满足与殉道。她与白嘉轩的生命对峙，是新旧文化的激荡，是对白嘉轩所持守公义大义的一种强力挑战与时代性的超越。

即便是决裂于家庭的白灵，陈忠实依旧以莫大的人文情怀，赋予了白灵魂归故乡，革命理想与寓意华夏苍生生活理想的白鹿合二为一的梦境奇幻。

兆鹏媳妇：本能理想纠结的矛盾体

兆鹏媳妇，亦是《白鹿原》中不可忽视的一位女性。

在女性反叛体系中，如果说田小娥从伦理道德秩序正面撼动了白嘉轩所坚守的白鹿原精神堡垒，白灵从白嘉轩家庭内部实施了反叛，那么兆鹏媳妇则是从白嘉轩所坚守伦理秩序内部作了实质性、结果性的反叛。而这种反叛亦体现了陈忠实对个体生命对人性的悲悯性关注，亦承载了传统糟粕性观念对鲜活生命的戕害，既是深度批判性的构建，亦构成革命之必要性。

兆鹏媳妇是冷先生的大女儿，与鹿家联姻门当户对，原本是冷先生巩固在白鹿原社会地位，同时缓和白鹿两家关系的一种策略。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因着鹿兆鹏投身革命却成为鹿、冷两家的悲剧及白鹿原的巨大笑话。

对于兆鹏媳妇自身而言，她绝不是冷先生既定意识中的工具性存在，对于陈忠实先生而言更不是。她是一个有着本能欲望和家庭理想的人，她也期望得到人性的欢愉和遵从白嘉轩伦理秩序的和美家庭。然而不幸的是，丈夫鹿兆鹏是一个革命者，是传统伦理秩序的颠覆者，这个男人注定不能给予她满足人之本欲和踏踏实实的理想日子。兆鹏被逼迫和她仅有一次并未留下什么美好感知的同房经历，在田小娥本欲满足的刺激下，她的意识开始从正统的伦理道德体系中渐渐叛离，甚至羡慕起“淫荡”女人田小娥，继而又追悔莫及。她的意识就是出于叛离和坚守正统的纠结之中活活守寡。不论是本能还是理想，都是遥不可及的，对丈夫鹿兆鹏的等待是永无绝期的。守寡熬急了又遭受了公公鹿子霖的戏弄、羞辱后迷失心疯，在公开场合风言乱语抖露意识迷离、奔袭的丑事，冷先生无法治愈不得已使以重药使其失声如同木偶，最终惨死。陈忠实以她对理想态家庭的无限渴望以及最终的对传统伦理的背叛和惨死，完成了生命最强烈的呐喊，构建了最强烈的伦理批判。

她似乎是一个没有性的“欲女”，然而这仅仅是人之本能的一种强烈渴望。她原本以为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就会有正常的理想的家庭幸福，然而以年轻的生命在固守和渴望中与时代错失，最终成为白鹿原的笑话，成为冷先生一种永远的耻辱印记。

人性与天命哲辩之归结

三人之中田小娥最令白嘉轩蔑视，白灵最令其心痛伤感以致于多年后追悔不已，而对兆鹏媳妇因着鹿家最为冷漠而忘记了自己是这桩悲剧婚姻的制造者之一。田小娥，白灵，兆鹏媳妇这三个女性的悲情生命，构筑了民国时空生与死之酷烈张力，她们分别从不同层面和角度而共同形成众多对峙对抗白嘉轩精神堡垒的一股震撼性力量，乃至最终凝结为对白嘉轩所代表的传统文化中糟粕性遗存的最为猛烈的抨击。而田小娥和兆鹏媳妇，她们的悲情构成了革命力量之外的一股隐性无形的穿透性力量。

这三个女人生命意识是十分清醒的，她们清楚的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作为自我意识的觉醒者，她们为自己的清醒亦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她们生命的早逝，并不是毫无意义的，毕竟在一潭死水的中国乡土社会，荡起了一丝微澜。除了白灵较为理想的短暂拥有外，田小娥与兆鹏媳妇更多是无限的渴望，而最悲哀的莫过于兆鹏媳妇。她们的悲情是注定的，她们不会去抱怨社会及他人，甚至她们不知道该去归罪于谁。她们的不抱怨，正是女性精神伟大的绽放。

所不同的是，陈忠实没有将人物的悲情归罪于社会背景，而是以传统文化意义的天命观，阐述了人生的一个基本道理，这就是人只能自己为行为负责，命运的最终结果都是个人言行的最终累积。命运是冥冥之中一种定数，所谓自古穷通皆有定。就整个《白鹿原》的核心人物，无一不是悲情的，他们生命里既有主观能动意义的变化，亦有整体性结局的不变。在白在鹿原上，人们总是难以走出命运某种注定。

人生的孽债是要偿还的，这三个女人都为自己的清醒的意识意念付出了代价。田小娥为了卑微之生存，为她本能性的淫乱付出了生命，乃至骨朽人间骂未消；因着白嘉轩的惯纵，白灵生命中与生俱来的快意刚烈，躲过了敌人的明枪暗箭，却无法躲过身边的黑洞，无法逃离革命队伍内部的暗流深渊，刚烈快意最终完结了她的生命；对于兆鹏媳妇来说，门当户对的姻缘却是无法释怀的孽缘，陷入深渊的孽缘。旧伦理与新文化夹杂着人之本欲对撞产生的畸形、怪胎，这三个女人，成为白鹿原无法抹去的痛心记忆。

对于田小娥，白嘉轩一眼看出她不能和黑娃长久；对于白灵，睿智的化外之人朱先生早已看出她的生命归属；而对于在本能与家庭理想的用无绝期的渴望中发疯难做贞妇的兆鹏媳妇，自然是不为白嘉轩所齿，然而这一悲剧是白嘉轩做媒酿成的。如同生物学上结构决定功能一样，是一种天命归属。三个女人虽然人性的状态各异，她们人生的天命归属，她们留给世人身后的声誉虚名也是不一样的，但都是生命意识的觉醒与清晰。

人在做，天在看。无论为公为私，生命不可过于快意张烈，追求平和中道或许是最合适最合适的选择。

新旧并进深隐现实映照

陈忠实借助田小娥和兆鹏媳妇，通过一反一正酷烈鲜明的比照，替中国千千万万形同空壳的贞妇做了生命活力的畅快淋漓的短暂性挥洒，完成了对中国乡土社会影响数千年的精神文化的大起底。他从生命本体、家庭伦理、新旧文化、乡土秩序等多重激荡中接续鲁迅对传统文化的深刻批判，同时亦坚守了民族的文化根性；借助白灵对革命之酷烈之复杂性进行了简洁的提炼，构建了明确严肃的历史反思。

《白鹿原》最为评论界所定论的就是人物的成功刻画。这道原上的主体人物鲜活而极富生命的质感、张力，如同《水浒传》中各位英雄豪杰声色姿态之灵动真切，这源于陈忠实心中所持守的“民本、人本主义”情怀。基于此，人物便有了一种“自我”的精神性历史在场之存在，皆有自身的精、气、神、魂，皆有内在之张力厚积与外在之勃发的生命尊严感。人物刻画固然成功，笔者却更看好人物体系的巧设：人性状态的全然及天命无形无迹的统摄。对于经典作品，鲜活的人物不过是一种精神风貌的昭示，即便是穷尽千言万语，对于文本探究而言，依旧处在浅层。要获得文本纵深的透析，人物体系和人性的状态则是沉潜《白鹿原》的绝佳幽径。

陈忠实在《白鹿原》中对应天地阴阳构建了两种人物体系：以“人—贤—圣”为层级区别的逐层递进的强调传统文化的男性人物体系；以革命新文化为基础的传统文化对抗女性反叛体系。两线并进，互为关联，相互比对，使得白鹿原在历史洪流中外在内在斗争犬牙交错，宏阔壮丽，文本构架严谨而深邃。尤其是兆鹏媳妇作为白嘉轩伦理道德正统体系内的实质性背离者，即便是白嘉轩冷酷地无视其生命的存在，亦是我们尤为不可忽略的。因为她和鹿三一样，以同样来自于白嘉轩体系内部的叛离，以更甚于白孝文、白灵的穿透力，和鹿三一起达到了一种极致，直指并拷问着白嘉轩的灵魂，炙烤着其精神堡垒。陈忠实所塑造的这三个女人，同时又构成了人性状态的：人性本能状态的田小娥；人性理想状态的白灵；人性本能与理想状态的矛盾体兆鹏媳妇。这三种人性之状态，是对人世间人性的全然提炼和涵盖。陈忠实透过县志中寥寥数行冰冷的贞妇、巾帼英烈记载，翻手为云，使她们穿破同样冰冷的精神堡垒，爆发出撼动数千年礼教糟粕的遗存，腾升为民国时空里的一道云彩。

《白鹿原》人物体系，又一统于天命观因果报应之下。因此单独论一个人物，无疑是抓小放大，其必然结果是明足以察秋毫而不见舆薪，失之大也。在这个意义上，将田小娥，白灵，兆鹏媳妇三人置于一篇而论，方能深察陈忠实创作设计思路之严谨高妙，人物层次、人性状态之精密全然。同时也能够体味文本之深得《水浒传》“同一事体之不同笔法”之妙。同样是反叛，在三个悲情女性身上却体现了不同层次、不同初衷、不同种因以及相同的寿夭结局。三人的悲情人生，整体上不同程度地构成对白嘉轩所坚守的传统文化糟粕（礼教观念）超越人之本分的强烈批判。

更重要的是，在一定程度上，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是现实的映照。司马迁有“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著史之初衷，陈忠实亦接续了这种对历史现实的深察与反思。他以文学之历史笔法，在历史性溯源的过程中，深隐了历史对现实的比照。在这道原上将白嘉轩置身于不同层次、阵营所构结的直接间接的反叛天网中，以其孤身只影的茕茕孑立，凝固了传统文化在历史洪流潮头的微弱动影。

在历史洪流的乡土生态之溯源性秩序寻觅中，于潜在的民族传统文化深度剖析与反思中，我们随着陈忠实那尽情挥洒的如椽巨笔，走进了那逝去的半个多世纪的乡土中国，深深体味了1949年以前的乡土生活，走近了我们民族的精神群像。从《白鹿原》中我们能够触摸并建立一段乃至华夏民族的，整体性真实而清晰的精神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