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年悄悄的过了，除了放假休息，其他没有什么感觉。记得小时候，过了腊八节，喝了腊八粥，就开始准备了。做豆腐，灌粉肠，蒸年糕......乡村的集市也极为热闹，置办年货也以食品为主。中国的过节是吃着过的，每个节日有自己独特的食品，春节的饺子，元霄节的元霄，端午节的粽子，中秋节的月饼等，一桌丰盛的饭菜把一个家庭聚集在一起。饮食文化只是年文化或者节日文化的一部分。祭祀、团圆、吉祥祝福和交流构筑了中国的节日文化。欢乐、喜气、吉祥的春联、窗花、门神、福字、芝麻秸与灯......装点了家庭的里里外外，寄托着人们的希望，展示美好的向往和积极的生活态度。回家是每个游子的愿望，团圆是家庭的期盼。最高兴的是孩子们，屈着手指算计着又长大了一岁，兜里藏好了长辈给的压岁钱。给长辈拜年，以及年前年后走亲戚、见朋友，让平常忙碌的人们在交流中得到心灵的滋润。

中国的节日离不开祭祀。每到大年三十的傍晚，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由于我是家里的长孙，从小就跟着叔叔到祖坟上，烧几张纸，放几声炮，磕几个头，把“老祖宗”也请回家过年了。在家里的正屋里挂上“家簿”（家谱），摆上贡品，再在前面放一个麻袋片，供祭祀者跪拜磕头用。那时候文革结束不久，许多仪式已经并不严谨。我家的“家簿”原先记载着二十几代，文革中被烧了，后来记起的也就是五代。父亲有个同事，家传的老中医，当时家里还保存着很多“老礼”，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其他的节日，像端午节纪念屈原，清明祭祖，腊月二十三小年祭灶等等，都和祭祀有关。

随着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好，“年味儿”感觉越来越淡了。食品已经不突出，也不需要那么长时间的准备，随时可以买到，而且越来越丰富。祭祀的仪式也越来越简单。只是，一年一度的春运大潮，还证明团圆依旧是人们愿景。

不知从什么时候，一些年轻人开始过洋节。如果说最早知道的洋节是圣诞节，那么，最早感受到的是情人节。大概是九七年吧，春节后我与妻去京里西单玩儿，在西单商场和西单的书店前，有很多卖玫瑰花的，才知道那天是情人节。这个节日的来由、含义和习俗都是什么，不是很清楚，当时还闹些笑话。不仅是这个节日，后来感觉到的愚人节、圣诞节也是这样，都是一知半解。前几年，圣诞节开始流行起来，主要是学生们开始平安夜送苹果，一个学生在送我苹果时，看我不懂，给我解释说，苹果和平安谐音。开始没在意，忽然感觉不对，圣诞节是西方人的节日，他们也认为是谐音吗？

我简单的查了查，西方人过圣诞节也有特殊的食品和团圆的含义，平安夜给孩子小礼物也和中国人过年时给孩子的压岁钱差不多。我觉得无论是东方人，西方人，或是其他种族和信仰的人来说，对生活，对过节都有着同样的情怀，只不过习俗不同。

有人喜欢过洋节，就有人不喜欢。也许前几年过洋节的人很少，并没有引起重视。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圣诞节，忽然有篇《我是中国人，我不过洋节》的文章在微信里流传。每个人都可以表达自己的观点，本无可厚非。但是，对那些过洋节就是“汉奸”、“蠢货”的评论，我感觉过了。

众所周知，我们几十年的发展来自于改革开放。既然开放了，我们就要禁受得住开发的冲击。要有文化上的自信，在建设好经济的同时，也建设好自己的文化。

谩骂是不自信的表现，这与中国近代的启蒙中遇到的复杂情况有关。

从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被德国哲学家雅思贝尔斯称为“轴心时代”。古希腊、以色列、中国和印度的古代文化中都发生的“终极关怀的觉醒”。在希腊，涌现出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众多的思想家，中国有老子、孔子、墨子、孟子、庄子等，印度有释迦摩尼等，以色列也有大批的希伯来先知。在文化中都出现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黄金定律，同时也产生了宗教。这些文化和宗教构建和稳定着社会，推动着社会的发展。在中国以儒家文化为主，通过“修齐治平”达到个人、社会、国家的和谐统一。这是人类的第一次启蒙。这次启蒙中国有着相当的自信，两千年来，不管受到了什么样的侵略，中国都站在了文化的高度同化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

然而，不管是中国还是欧洲的中世纪或者中东，在这之后的一千多年里都确立的是不平等的社会。从十三四世纪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十七世纪英国的洛克的思想，十八世纪法国的启蒙运动，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十九世纪的德国哲学。在欧洲各国不同时期，以不同的形式进行了反思，不论是思想上、社会制度上还是科学技术上都产生了飞跃式的发展。这可以说是人类的第二次启蒙。

社会的发展并不是如此的简单，新兴的国家就像一个迅速成长的鲨鱼，它对外开始殖民，对内开始盘剥，完成原始的积累。世界各地无不受到影响，后启蒙的国家不再只是内部的要求，还有对外部的反抗。社会的不公平，致使在欧洲产生了两个与启蒙思想传统相反的思想，一个是社会主义，一个是法西斯主义，一个追求极致公平，一个给人类分了等级。思想激烈碰撞、糅杂，各国的经济、制度不断的变化，直至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各强国深刻反思，启蒙传统由精英深入平民，开始对外放弃殖民主义，对内建立福利制度。

中国的启蒙是从鸦片战争后，对外的反抗过程中开启的，一直存在着弱国的观念。由于从抵御外辱开始，始终贯穿“国家富强”这一概念，以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为代表。由于发展与形势不同，以1919年的“五四运动”为分界线，可以分两个阶段，每个阶段又分为三个小阶段。

鸦片战争之后，以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为代表，这是对技术的反思。以“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为代表，这是对制度的反思。以“新文化运动”为代表，这是对文化的反思，这个阶段是中华民族的整体觉醒，也是最不自信的时候，它是从摒弃儒家文化开始的。这是第一阶段，是对西方的学习，学习的是西方近代启蒙后的传统意识。

然而，民国建立之后的军阀混战、巴黎和会的失败以及苏联的建立，让中国进入了西方传统意识的反意识。之后是两个苏式政党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争夺。两党的主要区别是国民党认为中国的问题是在于太贫穷，是民族问题；而共产党更强调社会的不公平，是阶级斗争。两党在面对共同的敌人——北洋军阀和日本侵略面前两度合作，又在失去敌人后两度分裂。在1949年共产党在大陆战胜国民党，取得政权，国民党退守台湾，这是第二阶段的第一个小阶段。两党在各自的管辖区建立了比较集权的政府，而后，国民党在台湾走向了民主，共产党在大陆开始了改革开放。这是后两个小阶段。

我们既看到了各国的启蒙和发展，又看到了我国的螺旋式发展，从集权到开放，再回到集权，又再次开放。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和意识都在不同的变化，可始终都在强调个人服从国家和社会。现在中国需要再次的启蒙，需要个人、社会、国家和谐统一的个人观念，这种个人观念是构成社会的基础，这就是——博爱。博爱其实就是对人的尊重，这已经不是什么新观念，从轴心时代到现在已经两千多年，从西方再次提出也经过了几百年，但西方用了几百年，经过了很多教训，才渐渐深入人心。而中国这百年间远离了这种思想，为了祖国可以浴血牺牲，为了理念可以战死沙场。但是，当整体观念和个人观念不能协调平衡，不论哪种观念走了极端，社会都是不正常的。

现代社会每个人都不再像农业社会似的局限于家族，局限于狭小的地域，中国那种分层次的爱已经不适应。科技的发展以及商品的流通，人的广泛流动，需要博爱。

中国人历来有用战争解决问题的习惯，中国的历史证明，战争解决问题，只是王朝一次次的重复。共产党建立了一个没有外族侵略和压迫的国家，可是也经历了三十年的曲折。我们现在的生活，是改革开放的结果，和平方式进行的社会革命。民主是构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家层面的目标之一。民主是和平解决问题的方法，需要博爱的支撑，中国不再需要自己内部的战争。

中国的发展也是这样，当我们失去了博爱，社会被撕裂了，在战争年代，互相妖魔化，相互屠杀、消灭。在和平年代，也在妖魔化，如右派，牛鬼蛇神等。在这些屠杀后面、运动后面，我们没有发现法律的身影，没有博爱，法律被漠视，被忽视了。

中国的改革也进入深水区，改革也需要博爱来保驾护航，只有博爱深入每个人的人心，社会才会和平发展，可持续发展，改革才会成功。如今，极端的的思想，对陌生人的冷漠还隐藏在我们的生活中，在过节这样的细节里，在西安发生的烧车事件，北航教授打老人事件的现实中。这些，一旦进入政治运动，有了契机，后果是怎样的呢？

如今，我们要把我们民族中的不自信挖出来，抛弃掉，要建立自信，有大国情怀。对世界好的东西，可以拿过来，融进自己的文化。对我们传统文化的精华，要建设好。就像一个人站立，要有重力，站得住，但不要背的包袱过重，压垮了自己。也不能失去自我，漂浮于空中。

“博爱”并不是西方所独有，是人类共同的情怀。不论什么类型的社会，只要是稳定的发展，都需要博爱。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是孔子的“大道”，是“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论语》中对“仁”最简单的解释：“樊迟问仁，子曰:‘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