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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打破“诺贝尔魔咒”,新作强势归来

来源:中国作家网 | 李唐  2018年05月15日08:25

文学界素来有“诺贝尔魔咒”之说,指的是一些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会有很长一段时间不再发表和出版作品,或是出现作品质量下滑的趋势。不可否认,诺贝尔文学奖是巨大的荣誉,获奖的作家往往成为媒体追逐的焦点,众多社会活动接踵而至,占用了作家大量时间,令他们无法静心写作。

作为中国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莫言也很久没有推出新作。但是,从2017年开始,他陆续在《收获》《人民文学》《十月》《花城》等重要文学刊物发表了多篇小说、诗歌和戏曲剧本,终于打破了“魔咒”,回归公众视野。

5月13日下午,由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主办的“高密东北乡的归去来辞:莫言新作研讨会”在京举行,与会的众多学者、作家围绕莫言近期发表的新作展开热烈讨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李敬泽出席会议。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作家苏童、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张清华主持研讨。

归来:莫言的“变”与“不变”

“看了莫言老师这批新作,我的一个强烈的感觉是,我们所熟悉的那个莫言又回来了。”李敬泽以《左镰》《天下太平》等莫言新作为例,认为莫言的写作状态在获奖之后依然饱满。不仅葆有强劲的力量,而且依然葆有对这个时代复杂经验直接和敏锐的把握。他提到,许多读者都特别欣喜地看到了莫言的归来,而且是带着如此饱满的力量的归来。同时,在这个归来的过程中,也为当今的评论家、理论家们对于莫言的研究和阐释开出了一些重要的空间和新的方向。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张志忠以“眼前一亮”形容莫言的“归来”。他认为,莫言通过还乡的故事,像《故乡人事》《天下太平》和《等待摩西》这样一组作品,重新让读者又看到了高密东北乡讲故事的人。这个讲故事的“孩子”又在给读者讲故事了。而且从作品的内在脉络上看,莫言在此前劳动和写作的两大主题之上,又有了新的扩展,出现了和解、宽容这样的新主题。

作家余华则生动地回顾了“我所了解的莫言”。“莫言大概从1985年出名走上文坛,快40年了,在我看来,他的文学之路就是一条反精英文学之路。”余华说,莫言有三个争议最大的时期。第一个是《欢乐》时期,第二个是《丰乳肥臀》,第三个就是现在。“但是我觉得特别好的一点是,他依然在反精英文学,尤其他的诗歌,他的戏曲。而他的短篇小说,跟他鼎盛时期的短篇小说相比,风格有变化。”余华表示,莫言短篇小说的题材写得更大了,虽然篇幅可能跟过去相比不是那么大,但是内容更广阔了,写得也更从容了。

戏曲:乡土语言的文学滋养

在莫言的众多新作中,戏曲剧本的创作尤为引人注目。李敬泽表示,莫言虽然没有转型为戏曲家的野心,但是当这样一个小说家怀着如此大的兴趣致力于写戏曲的时候,他是看到了戏曲所蕴含的民族美学的精神。他认为莫言的写作让我们重新认识和思考什么是戏曲,认识“声音”在我们的文化、艺术、民间传统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体会戏曲里那些大家非常熟悉、却很难进入我们美学视野中的某些根本特质。“我觉得这是特别有意思的,而且也特别有助于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上去理解莫言的小说和莫言的整个创作。”李敬泽说。

“我读莫言的所有作品里面,让我觉得最震撼的是他的《锦衣》这个剧本,写得太好了。”作家格非在发言中谈到,现在的很多剧本对白都是半生不熟的,很难有一个新编的剧让人觉得非常信服。但是莫言的《锦衣》里面人物的旁白也好,对白也好,唱词也好,设计都非常精彩,语言也非常简洁。毫无疑问,中国传统的戏曲对中国章回体小说的影响极大,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通过人物的对白、独白、话语来塑造人物性格和人物心理,这是中国章回体小说和中国民间戏曲里面非常相通的部分。格非认为,在莫言的作品里,人物心理的微妙变化反映得特别突出。

《人民文学》是第一个发表莫言近期新作的刊物,主编施战军对此表示,“莫言一直都在”。他着重提到了莫言小说和剧本里反复出现的“猫腔”。“莫言小说里面写到很多茂腔,是当地老百姓非常喜欢、非常着迷的一种戏曲。那种调子一般用于叙事。茂腔里面用于抒情的调子,细听起来会流泪,尤其是苦情戏,非常感染人,非常动人。该痛快的地方非常痛快。所以茂腔戏的民间基础非常深厚。”

莫言也坦言家乡戏曲对于自己创作的巨大影响。“我写民间戏曲,有一种感恩、报恩的心理动机。”莫言说,自己从这种戏曲里面得益太多,没有茂腔也就没有《檀香刑》,没有《透明的红萝卜》里面那种押韵的句子。莫言分析说,京剧里面唱词要讲究调性,讲究平仄,但是地方戏曲不太讲究,尤其山东的地方戏。山东人讲不好普通话主要原因是“二声”和“三声”分不开,所以很多地方戏里面没有二声、三声。“这样一种写法也是对作家语言的训练。作家语言风格的形成是非常值得分析的大题目,为什么我会用这样的语言写作,而不用那样的语言写?尽管江苏、浙江的作家也是用普通话写作,但是他们的普通话跟我小说里的普通话肯定不一样,里面有乡土语言的影响。乡土语言是需要驯化的,好的文学语言里面必定包含了很多被作家驯化了的乡土语言。”

语境:现代中国文学的归去来辞

作为当代中国文学在世界上的代表作家,莫言的小说在当下社会复杂的语境中究竟有着何种意义?对于这个问题,与会的许多专家、学者都进行了各自的阐述。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梁鸿提到,她当初在读《拇指铐》的时候,主要想体会莫言的语言。《拇指铐》还是现代性的语言,是陌生的、独白式的,虽然这个独白交织着民间或者中国生活内部的某些意象,但还是独白的语言,是现代小说最突出的一种形态。但是当她读《等待摩西》和《诗人金希普》的时候,这种独白语言已经非常少了,甚至是作者有意在拒斥这些语言。梁鸿说,在这三篇小说里面,“说书人”的腔调特别响亮,这个“说书人”有一点像传统意义上的“说书人”在给大家讲一个故事,但是又有点不太相通,因为这个说书人并非是一个完全绝对的命运掌控者,他本身只是一个编辑者,把这些信息拿过来编辑成一个故事。

“一个作家试图回到所谓的传统里面找东西,他在找什么?”梁鸿认为,莫言在这三部小说里面,运用说书人的方式跟生活之间保持了某种距离,多了一重空间,没有现代小说跟生活之间的紧张感,是一种松驰的关系,一种值得品味的关系,这恰恰是当代小说里面比较少见的存在。

作家徐则臣结合自身的创作经验,阐发了对莫言作品的理解。“这么多年,包括莫言老师这一代,我们都被认为是喝狼奶长大的,我们对西方的小说技巧非常熟悉,而且这么多年我们在寻求文学的最大的公约数,公约数达到最大,我们就能真正和国际接轨,变成国际文学,变成世界文学的一部分。”但是,这些年他的想法发生了变化,中国当代文学正在逐渐呈现出独特的面貌。

徐则臣认为,上世纪80年代,中国虽然有“寻根文学”,但那并不是自主的,是在拉美文学爆炸的前提下,通过外界的刺激和启发,去寻找自己的根。而现在,随着中国文学边缘地位的逐渐改变,我们在力争呈现出自己的文学。“莫言老师写《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阶段的小说,在从我们文学传统的遗产里面汲取营养的时候,我们可能觉得他在踏步往后退。但换一个语境,一转身,这个世界变了,没准你正走在队伍的最前列。就像这个世界流行西装的时候,穿西装是最时髦的,穿唐装的是最落伍的,排在队尾。但如果哪一天方向变了,穿唐装、长袍马褂的,一转身走在队伍最前头,只要你有充分的自信,也有充分的理由。”徐则臣以此比喻文学的思潮,认为当下中国文学正慢慢地出现真正的、新的寻根文学,而这个寻根文学是在自主的前提下。“今天这个研讨会题目是‘高密东北乡的归去来辞’,如果再往大说,这正是现代中国文学的归去来辞。”徐则臣最后总结道。

参加研讨会的作家、学者还有欧阳江河、李洱、王干、宁肯、程光炜、季进、王侃、韩春燕、张晓琴、刘艳、曹霞、饶翔、王小王、张同道、张莉、熊修雨、刘江凯、孙海燕、姜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