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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话怎样变成了土话

来源:文艺报 | 韩振远  2018年05月11日07:38

天气渐暖,每逢周末,公园游人渐多,最常见的情形是:小两口领着上幼儿园的儿女,或者爷爷奶奶带着学话不久的孙子孙女,一边走,一边说话。听他们对话,怪怪的,令人发笑,年迈的爷爷奶奶说家乡话,不时冒出一两句笨拙蹩脚的普通话;年轻的爸爸妈妈说带家乡味的普通话,不时冒出一两句纯正的家乡话;年幼的孙子孙女说标准普通话,稚嫩的童声里已听不出乡音。一家三代人生活在同一片土地,血脉相通,语言不同,交流困难,喜耶,悲耶?

乡下也是这样。前几天,回到村里,60多岁的妻兄,领着上幼儿园的小孙子,同样费劲地用蹩脚的普通话与孩子对话。

在我们这小地方,家乡话已然沦为不折不扣的土话,孩子说普通话似乎已成趋势。所有家长,不管是干部、商人、白领、工人,包括身处乡间的农民,都努力迎合孩子的学校教育,乡音乡韵渐渐沦为落后愚昧的象征。

家乡地处山西南部,濒临黄河,古称河东,跨过黄河,南为中原,距洛阳不到200公里,西为关中,距西安240公里,虽在山西,却不说晋语,按语言学地图划分,隔一条黄河,方言和陕西关中接近,与河南灵包、陕县方言几乎相同,属中原官话汾河片。至少从唐朝起,这里的乡音属雅言,像如今的普通话一样,是官方标准语言。出自这里的唐代诗人若星汉灿烂,著名诗人有:王绩、王勃、王维、王之涣、张说、卢纶、柳宗元、聂夷中、司空图等。吟咏唐诗,若用河东乡音,比普通话更朗朗上口。唐诗中没有河东雅言,不知会缺多少韵味。至宋代,中原官话仍是官方标准语言,从这里走出去的司马光,用一部《资治通鉴》,又将河东雅言流传后世。元代,有了关汉卿的《窦娥冤》,河东雅言又以元代杂剧形式走向全国,由河东方言演变的“蒲白”,甚至影响了京剧。有地方学者甚至能从《红楼梦》里读出乡音。至今,家乡话里仍有许多古语。如舒服,叫好惬;婆婆,叫阿家;事情做得利索,叫彻也;冷叫冽;算了,叫罢了;收割碾打完麦子,叫麦罢。

抗日名将傅作义将军是我们这里人,从军40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回到家乡,一张嘴,满口的乡音,让乡亲们顿感亲切。后来,从影视作品中看到的大人物,几乎无不以乡音说话。前几年,见过陕西作家陈忠实、贾平凹,也是满嘴的陕西腔。

以前,若在家乡说普通话,会被乡亲们视为“撇洋腔”,受到鄙视。我舅家村里,有个著名的段子:某人出身农家,在省城工作一年回来,趾高气扬,逢人便撇洋腔。第二天旧友来看,问:啥时回来?以洋腔答:昨儿个。又问:怎么回来?再以洋腔答:骑郎子。老父一旁气不过,大耳光飞上去,呵斥:好好说话!其人顿时耷下脑袋,改用乡语:夜个回来,骑匹骡子。上世纪80年代,我上大学两学期,说普通话已成习惯,暑假回到村里,还没进家门,在巷内遇见邻居婶子,说话改不过口,话一出口,立刻遭到邻居婶子讥讽:哟,才离开一年,就撇开洋腔了。

家乡话的沦落,始于上世纪80年代以后。传播载体增多,看完一部电视连续剧,仿照剧中人物撇几句洋腔,已属平常事。近10多年,高校招生范围扩大,乡村青年上大学比例大增,几年大学上下来,不一定能找到多好的工作,普通话一定学得很好。毕业后,这些年轻人流落外地,逢年过节回来,不时会冒出普通话。还是家乡的山水,还是那一片蓝天,话音一变,顿时感到怪怪的,有种隔膜感,好听,却不自然,更不亲切。这几年,学校推广普通话,三四岁的孩童,家乡话还说不清楚,一进幼儿园,就开始说起普通话,当了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庄稼人,说了半辈子家话,面对孙辈,不得不捋直了舌头随孩子“撇洋腔”。

我们这里是个果乡,每年深秋,苹果成熟,各家苹果园里,红彤彤的果实挂满枝头。外地果客来了,地头会出现奇妙一景,平时灵牙利齿的果农好像突然不会说话,张口结舌,憋得面红耳赤,用夹杂着方言的普通话,与果客交谈。

说到底,家乡话的沦落,与人口流动有关。死守一方土地,家乡话永远原生态,却代表着贫穷落后。普通话的使用,是年轻一代对文明的向往,对下一代的希望,如同出现在乡村的小楼、水泥路一样,根本不需要谁去鼓励,时事使然。

乡音,是一种语言表达方式,还是一种思维方式。我至今还说家乡话,去外地,在笔会上发言、与朋友交流,觉得还是说家乡话清晰流畅,得心应手。说起普通话,思路受阻,舌头发硬,能表达清楚就不错,根本谈不上形象生动。我想,如同游览风景名胜要求奇寻异一样,乡音地方特性最鲜明,各地建筑已经整齐划一了,若连乡音也听不到,家乡会顿失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