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去桂林”
一
某次，见一位画家展示他的山水近作，一眼便知画的是桂林。这像是一种经典的图式：水墨淋漓，笔饶情致，岸畔洒染的丛竹中点缀着屋舍；波平如镜，映现山的倒影；还有滩涂、牧牛、小船、鱼鹰，唯美的画境，呈现出地域景观的鲜明印记。
后来得知，这位画家从未去过桂林。倒也不奇怪，古人有“卧游”一说，虽足不出户，山川尽入胸臆，丘壑烟云满纸。近人张大千不就没去过庐山吗？却在生命最后的岁月，以忘我的投入，绘制了一生的巅峰之作“庐山图”（惜未完成）。纵观中国画史，又有几幅传世之作是实地写生而来？师造化者，乘物以游心也，与西画讲究实证、以写实造型观为指导的创作方法不同，中国画是写意造型观，更注重精神境界和人文意蕴的传达，画山必此山，定知非大家。况且当今资讯发达，诸多山水胜境的一般特征，即便未曾亲历，却早已渗入画家的感知系统。高超的画家，自可跳脱形缚，超越实境，甚而无中生有，有中出奇。
话虽如此，却也不能以偏概全。把师古人所掌握的种种技法，在对景写生的实践中加以运用，仍不失为画道正统。徐悲鸿就曾多次来桂林，甚至购屋居住阳朔达一年半，自号“阳朔天民”。与自然山水朝夕相伴的亲近，深刻地影响了他的艺术创作。我们今天看到的“烟雨漓江图”，也是他为数不多的山水画中难得的精品；另一位近现代画坛大师李可染，一生酷爱写生。在他担任中央美院教职期间，曾多次带学生到桂林写生，他个人甚而发展到对景创作，不仅留下了一批美不胜收的漓江画作，且有《桂林写生教学笔录》传世。
有一首名叫“我想去桂林”的流行歌曲，把自然美景的桂林和现实生活的羁绊置于背离的两极，折射出人们在时代的变迁中，割舍了很多本真的愿望和追求。歌中，“桂林”构成了一种情境，充当起家园式召唤的象征。去一次“桂林”仿佛变得十分奢侈，变得如此令人向往。曲调虽然采用民间音乐特有的轻松诙谐的形式，却勾勒出当代人某种困顿的表情。是的！“我想去桂林”，我们都想去桂林，但在充满物欲的世界中追逐得越久，离这个“桃花源”般的桂林就越远。
而迟来的我，毕竟还是来了。按原先的行程安排，中午航班到达后，紧接着要游览的是市内的靖江王府和两江四湖。“紧接”二字，又道出了当代旅行者匆匆赶路的无奈。
前者是朱元璋的侄孙朱守谦当年被封此地所兴建的王府旧址，依托独秀峰为屏障，还有诸如龙脉的解释，无非以此显示其皇家正统。古代的藩王制度，曾在政治舞台上演绎过多起血腥的皇权争夺战，如著名的七国之乱、靖难之役、宸濠之乱等等。可见当个藩王虽表面光鲜，世袭罔替，但并非高枕无忧，有时还倍感冷清，甚至十分危险（尤其是外姓藩王）。当家掌门人（皇帝）既要封你，好为他看家护院；又要防你，怕你造反夺位。血缘关系稍远的旁支往往被封至边地，远离政治中心和繁华的都城，其实和遣送、流放也差不多。比如靖江王这一族，从朱元璋大哥的孙子那辈算起，属于稍远的旁支。皇帝自己的儿孙还摆不平呢，封你个边地藩王已属皇恩浩荡了。其王权代代相传数百年，亦不曾有什么犯上作乱之举，但在广西这个当年的蛮荒之地，断难有什么大的政治作为，充其量只能算个“逍遥王爷”。在史册上，靖江王这一族也鲜见浓墨重彩的记载。只是到了王朝风雨飘摇之际，王族的命运以一场灭门的悲剧而骤然改变，又伴随下文将提及的一位幸存者的跌宕人生载入史册……
这座当年十分气派的王府，在历经280年的风雨更迭后，于顺治九年，被一位农民起义首领李定国付之一炬，而它当年的主人，已换作明朝降将、外姓藩王孔有德。他只在清朝册封的王座上坐了两年，就落得个兵败自焚的结局了。
二
第二天接近中午，丝丝细雨裹着初春特有的寒意向我袭来。登上电动竹筏游漓江之前，为了腾出执伞的手好作写生，向推销的商贩买了一件一次性的雨衣。
伴着一阵阵马达声，我贪婪地把目光投向了烟雨中两岸苍润的山峦。山不算高，但层层叠叠，逶迤起伏。或如泼墨直下石壁，间杂着褐色和白色；或如淡彩渲染山头，滴淌着青色和蓝色。船行江心，群山环峙，宛如扇形。极目高处，轻纱般的雾霭缭绕在山头，使我想起山水画中惯用的渲染技法。
漓江的倒影是标志性的审美符号，投射出天堂般的映像。白雪石的画境悠悠地浮现在眼前，如此梦幻，又如此逼真。再看滩涂上的排排竹林，如同巨型的花树盛放，不似江南的翠竹那般细密柔顺，而是一种昂然向上的蓬勃。它们团团簇簇，造型生动，像是山峦和江水间一首首正在吟诵的抒情诗。此等景致在很多漓江山水画中是不可或缺的，没有了它们，山水之间便缺乏了过渡和装饰，画面层次感便立显单薄。但画法上十分讲究，若照实画出繁密的丛竹，则必然与整体不谐调。漓江是写意的，而非工笔的。好的漓江山水画，一定是突出整体、重在神韵、省略局部。干湿笔并用，加以晕染，就是丛丛竹林；大笔泼洒，略施皴法，就是重重山峦；一叶轻舟，几只鱼鹰，又仿佛林曦明的画笔所传递。简约和概括，实比工细描摹更难以把握，不仅要在笔法上见功夫，而且要深谙墨法、水法，否则出不了灵动的气韵。
窃以为漓江山水既容易入画，又十分难画好，太放则失之荒率无法，太细则魂魄尽失，流于匠气。此刻，我在这天然的水墨画廊中穿行，早已按捺不住地掏出速写本勾画了起来，为了有更好的取景，情不自禁地站到了船头上。江面吹来的雨模糊了我的眼镜，又打湿了我的速写本，刚刚画出的线条就被雨点扯断了，继而成了一摊墨水，但只能全然不顾了。我快速地画着，像是一名试图盗掘宝藏的后来者，在前人无数次获得酬劳的福地，继续探寻着心灵的所需。跟随神思与情思的翅膀，我仿佛看见了江畔沉吟的徐悲鸿，当时他正经受着与蒋碧薇的情感危机，索性跑到了桂林，或也想从自然山水中寻得一份解脱；我也仿佛看见了李可染，他正坐在一块临江的大石头上一丝不苟地写生，感悟着山水的美育和真谛。这位开创了“李家山水”面目的大家，一生“为祖国山河立传”，曾言“漓江为我做稿本，我为漓江传千古”，在桂林山水画的创作上，形成了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
就这么画着，遐想着，忘记了料峭的春寒、周身的潮湿。那五峰并驾的“九马画山”，以石壁上斑驳错杂的色彩图形，腾跃如抽象的马匹画，啸傲在江色群峰之间。难怪当年徐霞客一路风尘来到这里，对此美景赞叹不已。还有明朝嘉靖年间的摩崖石刻，“画山”二字，笔力沉雄，隐约可辨，历经400余年风雨剥蚀，又因树木遮挡，曾长达数百年未被发现。再往前，江面顿开，波光澄碧，一面黄褐色的山壁连同倒影，好似染过的黄布一般，故称“黄布风光”。在滩边停靠，下船赏游，群山交叠环抱，有如墨笔积染，又隐隐泛着蓝，又分明透着绿，间杂着青红黄橙，实天然之好画也！
三
桂林之于我，一半是眼中看到的，一半是留在人文历史中的。在和桂林有渊源的古代画家中，最著名的要数石涛，而说到石涛，就不得不再一次提到靖江王府，那个血腥的杀戮之夜。
石涛，原名朱若极，他的父亲就是最后一任靖江王朱亨嘉。
崇祯皇帝上吊自杀后，皇朝名存实亡，福王朱由菘、唐王朱聿键相继称帝，鲁王朱以海在浙江绍兴称“监国”；还有一位亲王，就是远在广西的靖江王朱亨嘉，也自称“监国”，他们都宣布对王朝遗产拥有监护权。在这乱世之中，有些事情显得实在匪夷所思，其中的曲折就不谈了，总之最后是自家人唐王出兵攻打广西，靖江王府遭到灭门之灾，朱亨嘉本人被活捉并被幽禁而死。作为朱亨嘉的唯一儿子，朱若极在一位小太监的舍命保护下得以脱逃，成为杀戮之夜整个家族中唯一的幸存者。以后他隐姓埋名，亡命天涯，为保全性命，10岁即出家，法名初为超济，后改为原济。从此寄情丹青诗文，成为一代画僧。
至于历代来过桂林或写过桂林的文人可谓数不胜数，他们或作为朝廷的贬官来此就任，或遭朝廷的流放途经桂林，也包括纯为旅行的目的而来的为数不多的文人。其中，有一些人是中国文学史上耀眼的巨星，比如王昌龄、李商隐、柳宗元、李渤、褚遂良、张九龄、宋之问、黄庭坚、范成大、袁枚等人。
单从人文历史的丰富性和辐射力而言，广西显然不处于中国文化的核心区域，上述一些著名文人其实也只是匆匆的过客。当他们结束流放，重被启用，准备打点行装重返京城或家乡之时，一定会心生眷恋。我们可以想象，在辞别的那一天，他们在马背上、船头上可能不住地回首。此别已是永诀，唯一割舍不下的，还是那片如诗如画的山水：“况乃佳山川，怡然傲潭石”（王昌龄）；“惟有隐山溪上月，年年相望两依依”（李渤）；“城窄山将压，江宽地共浮”（李商隐）；“峰攒入云树，深篁隐洞仙”（宋之问）；“李成不在郭熙死，奈此百嶂千峰何”（黄庭坚）。
黄庭坚的这两句，又和画画有关了。李成、郭熙分别是五代和宋朝的山水大家。他们不在了，又有何人能为宛若仙境的桂林山水写真传神呢？表面上看，黄庭坚似乎对同时代以及后世画家能否画好桂林山水不无担忧，但实际上，仍然是通过迂回的方式高度赞美桂林山水。而从未去过桂林的杜甫和韩愈，也写出了心目中的桂林：“五岭皆炎热，宜人独桂林”（杜甫）；“江作青罗带，心如碧玉簪”（韩愈）。
至少说明，在1000多年前的唐朝，桂林山水的魅力，已经天下皆知、无人不晓了，以至于两位大诗人，可以调动自己的想象而凭空吟咏。
四
虽然广西历史上出过很多名人，包括一批赫赫有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但从文化建树这个特定角度看，近代学者、教育家、翻译家和诗人马君武，以及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大儒”的梁漱溟先生堪称杰出代表。他们都是桂林人。
马君武先生，留德工学博士，精通英、日、德、法多国语言。是同盟会章程8位起草人之一，也是第一个翻译、出版达尔文《物种起源》的中国人。他还翻译了拜伦、雨果、歌德等人的文学作品。辛亥革命后，曾担任广西省长、北洋政府司法总长、教育总长等职，与蔡元培同享盛名，有“北蔡南马”之誉。他也是大夏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和广西大学的创办人。其性格刚烈，疾恶如仇，很文人性情，招致个人命运起起落落，于1940年在故乡桂林去世。
梁漱溟先生一生铮铮硬骨，致力于人生问题、社会问题（主要是乡村问题）的研究，学问思想、人格精神都堪称20世纪中国文化思想史的一座高峰。他祖籍桂林，生于北京，其中缘故，要追溯到道光年间，其曾祖父梁宝书考中进士迁居京城。虽然梁漱溟先生一生主要生活在北京，总共只回过四次桂林，但他对故乡是极有感情的。比如，他一生不喜欢为人题字，但对来自故乡的题字请求却从不拒绝。特别是晚年，题字落款后总要钤一方“桂林梁氏”的印章。他曾对人说：“其实我是一个听得懂桂林话、但又不会说桂林话的桂林人”。他曾立下遗嘱，死后把骨灰葬于桂林。因其第三次来桂林时在漓江边的穿山一带住过较长时间，故最后落葬于穿山公园。我乘着游览两江四湖的间隙，去穿山公园拜谒了梁先生墓园及塑像。塑像中的梁漱溟先生，微微侧着头，紧抿的下嘴唇有力地前凸，双目侧视，整个面部棱角分明，传递出一股凛然刚直之气，实为一尊十分传神的雕塑。
大凡一地之山水，总和一地之人文相连。所谓风光名胜，也不纯然体现在山水之间，这毕竟属于自然层面的东西；而是它所蕴含的人文历史、文化传统和精神遗存，这才是山水的灵魂。
当我离开桂林的时候，我感到我心灵的一部分，必将永久地留在这里。我的文字，也会长出翅膀，一遍遍拂掠这片美丽的土地。这是一种归来的方式，延续了我作为一名城市寄居者的精神瞩望。
此时此刻，我不禁又轻轻哼唱起了“我想去桂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