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董宏猷与我是师兄弟，我们都是从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我毕业后当了《长江文艺》的编辑，他毕业后先是在一个中学教书，后来当作家，写儿童文学，有《一百个中国孩子的梦》和《中国孩子的一百个梦》， 这两本书得过许多的奖。

董宏猷曾担任过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武汉作家协会主席，武汉市文联文学院院长。

董宏猷的爱好很多，除了文学外，他自己介绍，还喜欢淘书，收藏旧书。

董宏猷喜欢淘书，从他的少年时代就开始了，他无比热爱书籍。成人后，读书、逛书店、淘书、藏书已经成为他的一种生存方式，一种精神生活的习惯与享受。他在一篇文章中说 ：星期天，节假日，是必逛书店的。就连大年初一，也带着孩子，到新华书店去给书拜年。长期只进不出的后果，就是书籍泛滥成灾。

家中顶天立地的几排大书柜装满了，就开始堆在墙边、地上、板凳上。好好的一个家，就成了书库。每每参观朋友的豪宅，高档大气，富丽堂皇，自然欣赏。“但我最惬意的时光，仍然是坐拥自己的书库或者书城。夜深人静，一灯如月，泡一壶红茶或者普洱，听一曲古琴或者长调，静静地读书，静静地写作，有四壁万卷古今图书与我做伴，真的是不亦快哉。”

董宏猷的淘书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淘书主要是旧书，讲究随缘，没有刻意。武汉的旧书店，他一一光顾，到外地出差，闲下来就逛当地的旧书店。北京的琉璃厂、中国书店、潘家园旧书地摊，杭州的沈记旧书店，浙江省图书馆大院内的旧书地摊，苏州的人民路，南京的鼓楼……都留下了他淘书的足迹。

近年来，孔夫子旧书网异军突起，有一段时间，他也曾泡在网上，每天晚上惦记的，就是在拍卖的最后一刻，与诸多未曾谋面的书友竞价。董宏猷说，他更喜欢的，还是淘书，还是那种“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的境界。而且他还相信人与书是有缘分的。许多的书，曾经是其他爱书人收藏过，而他收藏的书，终有一天也会散去，亦会有新的收藏者去惜之爱之珍藏之。人生苦短，书命犹长，人与书相识一场，缘也。

这才是收藏大家的气派与胸襟。

董宏猷与书结缘和收藏的第一本书是在九岁那年。据他回忆，那时候汉口交通路上的古籍书店，旧书是开架的，可以随便翻阅。九岁的董宏猷在这里看到一本书，没有封面，上面有个瘦削的苏联红军骑兵，高举着马刀，正策马冲锋。董宏猷一看就入迷了，保尔的故事使他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他决心把这本书买下来。

为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九岁的董宏猷走向码头去拉板车，他要自己赚钱来买下这本书，因为家里实在拿不出钱来给他买书。

第一次拉板车的经历对于一个九岁的孩子来说是刻骨铭心的，董宏猷成名后，曾在多个文学活动场合讲过这个故事。

酷热的夏天，被称为中国火炉的武汉，最高温度可达摄氏四十多度，临江的柏油马路被晒成了发烫的面团。董宏猷背着一根带铁钩的麻绳，拉着装得像小山一样货物的板车，走在火一般的炎热之中。九岁的男孩，瘦骨伶仃，车老板是个老头，一老一小拼命使劲，板车就是走不动。拉车的麻绳在肩头一拉一扯，肩头马上就磨破了皮，汗水一浸，火辣辣地疼。

老头见董宏猷拉不动，就要他把鞋脱下来，打着赤脚拉车。这真是一个绝招。柏油马路被晒得像铁板一样滚烫，赤脚一踩，就烫起了泡；脚底又烫又疼，就拼命拉车赶快走，恨不得一步就到了目的地。从汉口十三码头到江汉关，乘车只有两站路，但董宏猷那时候好像经历了一次最最漫长的长征。肩头磨破了，脚上烫起泡了，浑身上下汗水淋淋，但他赚到了五分钱。

董宏猷就这样凭着自己的汗水，一次次地拉着板车，用自己赚的钱，买下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董宏猷说他第一次用汗水赚钱，激励他的，不仅仅是因为要买一本书，还因为他受了书中保尔的影响，那就是苦行僧似的磨炼自己，要像一个真正的男子汉那样活着。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每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 ， 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当他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 ： 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保尔的这段影响过许多人的话，董宏猷从小就记在脑子里了。

董宏猷九岁用自己拉板车挣的钱买的第一本书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现在那本书早已丢失了。但董宏猷后来收藏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不同版本，和有关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各类书籍，有好多种。品相最好的，当属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12月北京的初版本，梅益先生的译本。梅益不懂俄文，依据的是亚力克·布朗1937年的英译本《英雄是如何诞生的》而转译的。

梅益先生晚年回忆，当年在战火纷飞的环境中，在洪泽湖新四军指挥部的简陋房子里，他看见彭雪枫师长桌上那盏油灯下的《英雄是如何诞生的》，想起了为新中国浴血奋战而倒在战场上的将士们，便产生了将其转译成中文的强烈愿望。《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梅益译本1942年由新知书店出版，新中国成立后，又由三联书店出版，后来才交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董宏猷从少年时候开始收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书，也收藏了书中的人生目的和人生价值。

董宏猷开始是写成人文学的，现在虽说也写成人文学，甚至写影视剧，但主要还是写儿童文学。究其原因，恐怕是与他的爱心童心有关，也与他大学毕业后当中学老师有关。

说起他的淘书藏书，他说了有一次用很低的价，却买到了一批儿童文学书籍的故事。

几年前，董宏猷去浙江讲课，中午路过绍兴，就去了咸亨酒店，品了绍兴的黄酒，问候了站在酒店门口曾出现在鲁迅笔下的蜡像孔乙己先生。酒足饭饱之后，董宏猷就到绍兴老街上闲逛。当经过一家烧饼店，他无意中朝店里瞥了一眼，只见烧饼店的柜台上有一摞旧书，老板正撕着一本书，用来包烧饼。撕书的声音哧地一响，虽然低微，但董宏猷的心却像针尖刺了一下似的，有疼痛的感觉。他赶忙几步跨了过去，看那些旧书，便呆住了。

烧饼店老板撕着用来包烧饼的书，是上海著名儿童文学作家任大霖、任大星先生的书。任大霖、任大星两位先生是亲兄弟，都写儿童文学，都是董宏猷的老师，任大霖先生生前曾担任过上海少儿出版社社长。老板撕着的书，都是上海少儿出版社上世纪50年代的版本，是很珍贵的。这些书被撕了包烧饼，实在是太可惜了。

董宏猷便喊了声老板。

老板以为他要买烧饼，便问他要几只。

董宏猷说他不要烧饼，他要这些书。

老板愣住了，半天没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这个人没病吧？“你买这些废纸有什么用？你买走了我用什么包烧饼？”

“包烧饼的纸多得很，这不是纸，这是书啊！卖给我吧！”董宏猷很虔敬地对老板说，他是虔敬这摞书啊！

老板终于弄明白了这个人要买这些旧书，便问：“你给多少钱？”

“你要多少钱？”董宏猷反问。

老板伸出五根手指。

董宏猷以为是五十元，便掏钱出来。老板却笑着说：“不要那么多，只要五元！”

董宏猷马上给了老板十元钱。

老板看了看票子，指了指店堂的一处墙根说：“那里还有一些，你要的话，就都拿走。”

董宏猷立马冲进店堂，在墙根蹲了下来，把那一摞旧书翻了一遍，有民国年间的儿童读物，还有上世纪50年代的一些儿童文学书籍，其中不乏珍本。天哪，这些书老板都是准备用来包烧饼的呀！

董宏猷问老板：“怎么卖？多少钱？”

老板说：“你要是有用，就都拿走，你这十块钱，我也不找你钱了。”

董宏猷拎着一摞旧书，快乐地在绍兴的街头走着，甚至吹起了口哨。在鲁迅的故乡，用十元钱，买了一摞准备用来包烧饼的儿童文学书，这事虽说偶然，但绝对是缘分。

董宏猷第一次产生买书的愿望是从武汉古籍书店开始的，从童年时代就经常泡在这个书店里。

“武汉古籍书店，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文化乐园，从小到大，古籍书店成为我的图书馆和阅览室。”董宏猷在文章中这样写道。

但是，这样一家武汉唯一的特色书店，连同它所在的交通路文化街，都被轰轰烈烈毫不手软地拆毁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这里遍布书店、报馆、出版社、印刷厂，短短的一条青石板路，两边的书店就有十八家。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文化名人，许多都到过交通路，有的还在那里工作生活过。交通路及古籍书店拆毁时，董宏猷曾专程去拍摄了照片，留下一个永远的念想。

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董宏猷已经从一个乡村中学的老师，到武汉市总工会的一家杂志社工作。这个时候董宏猷开始大量收藏旧书。

武汉古籍书店卖古旧书，主要是线装书，因为价钱不菲，董宏猷只能买一点清版书，单册的，或者残本。那天书店的老职工张师傅问董宏猷：“有一堆民国的旧书，你要不要？”

这堆民国的旧书，堆放在柜台的墙角里，像是要随时候准备处理的。董宏猷蹲下翻了翻，心就怦怦地跳了起来，除了刘半农等现代名家的民国版本著作外，其余都是鲁迅先生的著作，而且，有的还是初版本。

董宏猷按捺住激动，装着漫不经心的样子，站起来问张师傅：“几多钱一本哪？”

张师傅说：“你要是喜欢，就都拿去，两块钱一本吧！”

董宏猷在那堆旧书中，看到鲁迅先生的著作有三十几本，如果都买下来，需要七十多元钱，可他当时身上只有十几元钱。那时候像董宏猷这样在杂志社当编辑的人，每月只有四十多元钱的工资，买下鲁迅先生的这些著作，需要他两个月的工资。但董宏猷当时下了决心，一定要把鲁迅先生的三十几本著作全部买下来。

张师傅见董宏猷在犹豫，就说：“你要就今天拿走，如果不要，明天就不敢说留给你了，这些书堆在这里不是个事，我们早就想处理掉的。”

董宏猷说：“您等等我，我马上去拿钱。”

那是个星期天，汉口的江汉路、交通路、中山大道，车水马龙，人流如潮。董宏猷不敢走远，就在书店附近站着，希望能遇上一位朋友或熟人，能借他一百元钱，去买下那些随心的旧书。

董宏猷就这么望眼欲穿地站在繁华的大街上，四处逡巡张望，大约等了一个多小时，终于看到了一个朋友的身影。这个人是经常给董宏猷编的杂志写稿的作者，见了董宏猷，两人热情地打了招呼。

董宏猷说：“快，借我一百块钱，我有急事？”

那朋友也没问什么急事，回答说身上正好有百十块钱，说完全部掏出来给了董宏猷。

董宏猷拿了钱，谢了朋友，转身就朝古籍书店跑去，搞得那位朋友莫名其妙，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借到的钱和身上的钱，董宏猷全部买了旧书。除了书堆里鲁迅先生的全部著作外，他还买了几本当年在解放区出版的《毛泽东选集》，还有其他几个作家的旧版本书。

第二天，董宏猷带足了钱，再次赶到武汉古籍书店，却看到昨天堆在柜台墙角的书，已经摆放进玻璃柜台里了，而且每一本的标价一下子涨到二十五元。

董宏猷惊呆了，问张师傅怎么回事？

张师傅说：“你昨天那样玩命地买，一下买了那么多，就把我买醒了。原来民国年代的书，也值钱的。”

董宏猷说：“你就按照昨天的价，让我再挑几本吧！”

张师傅说：“对不起，昨天已经让你得了大便宜了。”

一本书要他当时半个月的工资，董宏猷犹豫了。在随后的个把星期中，董宏猷脑海中总有那些书在晃荡，弄得觉也睡不好。终于，他咬咬牙，借了一笔钱，跑到古籍书店，但那些书已经没有了。张师傅说，对不起，那些书已经被别人全部买走了。

董宏猷呆呆地站在书店里，怅然若失。

好在这一批淘到的鲁迅先生著作里，大部分是初版本，其中的《彷徨》《野草》《呐喊》尤显珍贵。《彷徨》是鲁迅先生的第二本小说集，1926年由北新书局出版，收入先生的小说十一篇，其中《祝福》《伤逝》等，均是脍炙人口的名篇。比起先生的第一本小说集《呐喊》来，更显沉郁悲怆，也更凸显先生当年真实的心境。

《彷徨》还显珍贵处，是这本书的封面设计，为陶元庆先生的创作，以橙红为底色，用黑色设计了三个装饰性人物，彷徨地坐在椅上，似坐非坐，似行未行。在他们的面前，是一个大大的扁扁的傍晚的太阳。画面简练，情绪紧张而饱满，将“彷徨”之意表现得恰到好处。鲁迅先生看后称赞说：“《彷徨》的书面实在非常有力，看了使人感动。”

董宏猷在淘旧书的过程中，有时候还能搂草打兔子，在收获了心爱的旧书时候，还顺带着其他的收获。

一次是他在武昌的一家旧书店里，淘到一百五十多本民国及新中国成立初期著名作家的著作，他说是一次奇遇。也是在这家旧书店里一只最下面的书架上，他无意中发现一卷写在“汉阳县文艺宣传队”原稿纸上的诗集，诗集名是《治山歌咏会》。

诗稿没有署名，但董宏猷一看便认识是徐金海的笔迹。徐金海是湖北汉阳县人，上世纪70年代的回乡知青，董宏猷是武汉知青，插队到汉阳县，他们都喜欢写诗，关系密切。

后来董宏猷上了大学，离开了汉阳县，大学毕业后董宏猷没再回到汉阳县，他们的联系基本中断了。董宏猷回忆那青春的岁月，那纯真的友谊，久久难忘，眼中常含泪水。

徐金海英年早逝，其妻后来将他生前的诗作整理出版了《故土 乡音》，董宏猷还为之写了序言。

董宏猷淘书，竟然淘出了徐金海的手稿，他带回去与已出版的《故土 乡音》对比了一下，除个别诗篇是重叠之外，他所淘徐金海手稿中的诗，大部分都没有收进诗集。

故人的诗稿是怎么样流失到旧书店里来的？这是个谜。在一个小旧书店里，在书架遮蔽的墙角里，在潮湿的地板上，已故诗人徐金海的诗稿在静静地等待着，在等待着他的好友与兄弟来发现它来挽救它。如果董宏猷不来此淘书，徐金海的这一卷子诗稿，很可能从此就散失了，被人当成废纸处理掉。董宏猷突然想到，下个月初，是徐金海去世七周年纪念日，这是徐金海在冥冥之中引导着他，要他帮忙找回这卷遗失的诗稿啊！

2012年的秋天，董宏猷到武汉徐东古玩市场淘书，发现此市场经过装修后，多为珠宝店，仅有的几家旧书店都迁走了。失望之时，别人告诉他附近还有一家，他便找了过去。老板是熟人，仍在坚持开书店，店小，书多，堆积在地，只能挤进去翻寻，真正地淘了。他凭多年淘书练就的一双慧眼，如同鹭鸶快速从水中叼鱼，很快就从中间淘到一些有用的“宝贝”。

董宏猷除了在这里淘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出版的“文学小丛书”的二十五种外，还淘到了前苏联作家A·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面包》，言行出版社民国三十八年5月的版本。

除此外，他还淘到了一位老先生的手抄诗集《西林诗稿》，竟有厚厚的七大册，均是自己手工装订的，里面用毛笔一丝不苟地手抄了自己创作的大量旧体诗词，从新中国成立前一直到改革开放的年代。作者不知是谁，诗稿的前言中，亦未留名，只注明了写于汉口工农兵路59号四栋。看来作者是一位老先生或老干部。从诗稿的印章上看，似乎是湖南人，叫潘珠和（？）。在其中的一本诗稿中，有一位叫曹毓嵩的老友为其题诗，称其潘郎，看来作者姓潘无疑。网上搜一下“曹毓嵩”，却钩沉了一段值得记述的历史往事。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军统头子戴笠相中了湖南一王家大院，将其作为监狱，名曰“南京军人监狱”。据相关资料介绍，囚禁于此的共产党人和爱国进步人士有上百名，其中包括共产国际派来帮助中国革命的二十多位国际友人，如捷克青年米洛斯、德国人马斯科。著名爱国将领杨虎城将军夫妇及幼子，东北高级将领黄显声，以及黄、杨两将军的副官阎继明、张醒民也囚禁在此。

其中还有韩子栋和曹毓嵩，曹毓嵩是在前往延安途中被捕入狱的，韩子栋就是小说《红岩》中华子良的原型。杨虎城一家三口、黄显声均遭杀害。米洛斯死里逃生，后来回国。曹毓嵩幸免于难，后在湖南益阳二中任教，新中国成立后分配到贵州省政协工作，后任顾问。1983年11月，韩子栋到湖南益阳访问，与曹毓嵩会过一面。旧地重游，触景生情，韩子栋与曹毓嵩一起抱头痛哭。

这位曾经死里逃生的曹毓嵩，就是为《西林诗稿》的主人潘郎题诗的曹毓嵩吗？据董宏猷考证，答案是同一个人。

只是他没有就此事再去寻找曹毓嵩及其后人了，他是可以沿着这条线索寻找开来，以求得《西林诗稿》主人是谁以及他的经历的。根据曹毓嵩给其题诗来推测，《西林诗稿》的主人潘郎，肯定也是有来历的人了。

董宏猷除了写作，还在淘书不止，不断有新“宝贝”发现。

写作不止，淘书不止，这是他人生的追求与乐趣。

刘益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发表小说、散文、诗歌作品五百余万字，出版诗歌、小说、散文、报告文学作品三十余部。组诗《我忆念的山村》获《诗刊》1981—1982优秀作品奖，组诗《闻一多颂》获《诗选刊》年度诗人奖，纪实文学《窰工虎将》获全国青年读物奖，中篇小说《向阳湖》获湖北文学奖与汉语女评委奖。有诗文译介海外并选入中小学课本。

《黄河文学》2018年第2/3期“散文专刊”刊出